译本序

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1804—1864）的时代，是世界文坛现实主义小说大收获的季节，英国的狄更斯、特罗洛普、萨克雷和乔治·爱略特；法国的巴尔扎克、福楼拜；俄国的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等，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最高成就。各路文学批评家对他们的创作进行批评和总结，认为这个时期的文学主题是爱情、婚姻和战争。今天看来，这样的评定还是中肯的，不过战争题材，恐怕是批评家因人而定，几乎专为托尔斯泰而设的，难免偏颇。人类伴随着战争成长，但是战争在人类生活中所占的时间，毕竟比例太少；所发生的区域，也毕竟有限；所以，它带来的后果，无需正面描写战争，一样可以深入表达。爱情和婚姻呢，则算得上人类永恒的文学主题，是写实小说中的浪漫要素，至少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还可以这样说。

霍桑的《红字》是浪漫主义作品，写爱情和婚姻，理所当然，却又不大容易用一般的道理来评述，因为正面的爱情和婚姻描写，整部作品里几乎不存在，这是所有读过《红字》的读者都难免有的疑问。我认为，尽管《红字》一般被认为是写爱情和自尊的，但如若具体起来，却是从男女之间的那点事儿切入，又不铺开正面描写，而只写那点事儿发生过的结果。这个切入点，是作者的智慧所在，深刻所在，引起读者的看点所在。只要是人，但凡正常，没有谁对那点事儿不感兴趣的。那点事儿发生之前感兴趣，发生之后同样感兴趣，或许更感兴趣。所以，说说那点事儿，不难；可怎样说那点事儿，却大有讲究。自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西方经历性解放运动，文学作品对那点事儿解禁，如今不把那点事儿写得赤裸裸，都算不上到位了。霍桑的时代与此正好相反，别说那点事儿，连爱情都需写得高雅，严肃，深沉。不过，《红字》的背景比霍桑的时代还要远去二百年，那时候的美国还是英国的殖民地，清教徒营造的宗教气氛令人窒息，爱情无异于诲淫诲盗。霍桑也正是站在他的更具人性化的时代，审视二百年以前发生的事件，这不仅给了他相当空旷的想象空间，也给了他相当的时代对比度。

霍桑出生在美国的新英格兰。新英格兰自然是相对老英格兰而言的。不仅如此，美国在很长时间里，在英国人来说，都是新发现的大陆，是新世界。可是在“新世界”里，人们对待那点事儿的态度非常守旧，非常严厉，甚至令旧世界的保守态度望尘莫及。这样的保守态度，在霍桑的家族史上表现得格外明显。比如说，霍桑的两位祖先，都是殖民地政教合一的权力机关中的要人，据记载，都以清教徒的狂热迫害过异端；又比如，幼年的霍桑随寡母住在外公家的塞勒姆镇，这里正是美国历史上发生过著名“驱巫”案的地方。霍桑受过良好的教育，在宗教上深受德国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的影响，主张人在上帝面前仍是人，不在于遵守教会的清规戒律，而在于个人的信仰。在思想上，他是美国思想家和作家爱默生的追随者，认为美国人在“新的土地上”，是“新的人”，应该有“新的思想”，“每一种自然界都是某种精神的象征物”。从他上学期间就把自己家族的姓氏Hathorne,加了一个字母w，改为Hawthorne,看得出他早已在反思祖先的行为，并由此反思美国的历史了。

这点，在《红字》一书中，作为背景，一再提及，一再交待，甚至不惜用三万字的篇幅，写了一个代前言，取名《海关》，附在前边。说到这篇文字，霍桑说：“这本书有一个前言，把我在海关的生活写在一篇速写里，这里那里有一两处发挥想象力的笔触，也许比正本叙述都更有吸引力。后者显然缺乏阳光。”正是在这个“代前言”里，他说他发现了一块红布片儿，“仔细查看，认得出是一个字母的样子。它是那个大写的A字母”。围绕着A字母的出现，前前后后两千多字，迷惑了许多读者和研究者，让他们以为这是真的，而非虚构。实际上，恰恰相反。后来的研究者们断定，霍桑从来没有发现过什么红布片儿上的A字母。他创作这部小说的唯一根据是当初殖民地的法律里明确规定，凡是犯有通奸罪的女人，胸前都要戴上代表通奸罪的A字母，即英文adultery（通奸）第一个字母的大写体。把男女之间的那点事儿，具体为一个象征物，明明白白地挂在胸口上，这种惩罚看似文明，可设身处地为承受者想一想，是真够人受的。霍桑用《海关》这样一出搭戏（京剧里叫帽戏），吊起了读者的胃口，接下来的正本戏显然更有看头了。

A字母的事儿一旦发生得不正常，不合法，其结果最能考验人的态度。一般说《红字》这部小说是写爱情和自尊的，主要表现在小说的女主人公赫斯特·普林身上。她从牢狱出来，胸前戴着刺绣精美的红字，怀里抱着刚刚出生的私生女，这一形象在牢狱门口一亮相，就奠定了她在美国文学、也可以说世界文学中不朽的地位。“赫斯特·普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贵妇人的样子”，原因就是她偏偏做出了A字母的事儿！这是作者的态度。但是，在她所处的社会生活中，尽管是一个孤单的事件，一生中只发生了一次，她却不得不戴着羞辱的沉重的红字，用一生的修行和善举进行忏悔。值得注意的是，她的失身怀孕，首先不是她的道德堕落，而是宗教狂热的献身。在《迷惑中的牧师》一章中，牧师遇见了最年轻的少女会员，有这样一段描写

他教会中的那些处女在他周围变得脸色苍白，成了与宗教感情密不可分的激情的牺牲品，她们竟然把这种激情想象为全部宗教，公开把这种激情带进她们雪白的胸脯，当作她们在祭台前义不容辞的献祭。

世界上的许多邪教都有处女献身，这是普遍现象。任何一种信仰，不论是宗教的，或是什么主义的，一旦发展到邪教的地步，这样的现象在所难免。在某种教义的煽动下，多数人的行为都是盲从的，盲目的。思考是在盲从和盲目产生不良的结果之后。赫斯特·普林戴上了A字母，被排斥在社会之外，每天的考验都不尽相同，人身失去了自由，但她沿袭了思考的自由。从旁观察芸芸众生，她明白如果真相遍地可见的话，除了她自己胸前的红字，许多人胸前都会有一个红字。这种思考很深刻，一下子触到了男女性关系的要害男女私情古来有之，区别仅仅在于公开和隐秘，有结果和没有结果（所以，避孕套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发明之一）。因此她经过多年的磨难、观察和思考，和迪梅斯戴尔牧师说：“那是一种情欲难耐的罪过，算不上原则性的，甚至不是有目的而为。”又说：“我们俩所做的事情，有它自身的神圣性。”这是赫斯特·普林这个女性形象逐渐丰满的重大要素。作者对她的这种转变这样评价：“值得注意的是，思考最放得开的人，往往对社会外部的条例默然接受，不越雷池半步。思想足以让他们满足，不会把思想本身在行动的血肉之躯上浪掷。”由此，赫斯特能够认识到，尽管在上帝面前，她的灵魂丧失了，可她仍然要尽她所能，为别的灵魂服务。

赫斯特·普林从行为上的“贵妇人”转化为思想上的自由人，也是迪梅斯戴尔牧师从狂热的宗教活动家成为有血有肉的人的过程。他是一个毕业于牛津大学的高材生，献身宗教是他从小确立的志向。从老英格兰来到新英格兰，他一路激情，一路名声，成了当地教会宣讲教义的明星，拥有各阶层各个年龄段的崇拜者（“粉丝”）。他的事业貌似神圣、伟大，实际上只是一种虚妄社会的需要；他以为是响应社会，实际上被社会所利用。这是信仰走向极端的必然现象。好像什么都不重要，就剩他那点信仰至高无上。精神是一切，肉体是拖累。因为无法协调精神和肉体，肉体上发生的A字母事儿，使他的灵魂不再安生。他就是A字母罪过的另一半，却一直没有勇气公开承认。他在从事神圣、伟大的事业，即宣讲经文，拯救众生灵魂，可他本人的灵魂无法自救。一个职业宗教活动家，却被不安的灵魂折腾得睡不好觉，只得夜游，像一个没有着落的幽灵。直到小说的尾声部分，他的形象才逐渐清晰起来，却又是赫斯特·普林拯救他的灵魂的结果。《红字》的小说时间的跨度是七年，他饱受了七年内心的折磨。他才三十来岁，却总把一只手按在胸口上，面无血色，走路需要拄了拐杖。为了把他从折磨中拯救出来，赫斯特向他说明，和他一起生活的老人罗杰·奇林沃思是她的前夫。这下，迪梅斯戴尔牧师受不了了，这意味着他在众人面前的神圣形象，在他的情敌监视下完全破碎了。这是一个男人不堪忍受的。他先向赫斯特发脾气

“…… ，赫斯特·普林，你根本、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是多么可怕啊！多么可耻！——多么丢人！——一颗有病的、有罪的心暴露给那只幸灾乐祸地窥视的眼睛，那是多么丑陋不堪啊！女人，女人哪，你对这件事情应负责任！我不能宽恕你！”

随后向赫斯特求救

“你给我撑撑腰吧！教教我干些什么！”

赫斯特回答说

“把你这种虚假的生活换成一种真实的生活。”

然而，一个人转换生活并不容易。有时候，生活的转换比生死转换都困难。人活在世，自身的生存只是一种自然现象，生存的价值却取决于社会，取决于周围人。常言道，活出个样子给人看。这是生活的魔圈儿，多数人都逃脱不了。迪梅斯戴尔牧师最后选择了公开身份，袒露内心里的红字，承认罪过，其意义也在这里。站在赫斯特·普林第一次公开受辱的绞刑架上，他向众人忏悔道

“赐予我这个燃烧的折磨，让我在胸膛上承受！把那个黑暗可怕的老人派遣来，让这种折磨总是如同红火炙烤一样！把我带到这里，在众人面前，以这种胜利的耻辱的死亡形式而死！倘若这些痛苦一直没有，那我倒是永远没救了！赞扬上帝的美名吧！他的意愿会完成的！别了！”

迪梅斯戴尔牧师说完这最后一句话，就咽气死了，但他勇于承担社会角色的责任的男人形象，却从此站立起来。

除了男女主人公，《红字》还有两个次要的角色。一个是赫斯特·普林的前夫罗杰·奇林沃思，他本来是一个纯粹而正直的人，具备一个学者和医生的眼光，看得出人肉体的疾病往往与精神息息相关，却因为仇恨心理变成了一个魔鬼。另一个是小波儿，精灵一样的孩子，是一种罪恶激情的沃土栽种出的花朵，是另一种形式的红字，赋予生命的红字。这两个人物的塑造虽不乏一些亮点，但看得出，作者仍是为了完善男女主人公的形象，证明他们所犯罪孽的正当性。

作者在《英文笔记》里说：“……把《红字》的最后一章刚刚写完，我便把它念给我的妻子听——确切地讲是尽力把它念出来，因为我的声音起伏不定，忽高忽低，仿佛我被抛在暴风雨过后渐渐平息的大海上，随波逐浪。”《红字》一书的重大成就之一，是书中无处不在的象征手法。以A字母为象征的主旋律，监狱、教堂、绞刑架、总督的过厅、森林、天空、流星、溪水、青苔老树、阳光、游行队伍、选举讲演、坟墓……等等，都发挥了各自本身意义之外的象征意义。为了取得象征手法在表达上的力量，霍桑在汉字十五六万字的篇幅中，统共使用了六百七十五个感叹号；为了把意义表达得更深一层，统共使用了四百九十七个破折号；为了把多层含义表达得更细一些，统共使用了四百九十三个分号。这在别的小说家的作品里，不论霍桑的同时代作家还是或前或后的作家，是从来没有过的。这虽然与霍桑的写作风格有关系，与当时英国流行的文风有一点关系，但是作者显然在标点的运用上花费了心血，尤其感叹号。无论是我翻译过的作品，还是我所接触到的作品，从莎士比亚到意识流作品，没有一部作品像《红字》一样，在标点符号上花费这样的心血。就是被作者称之为前言的《海关》一文，三万多汉字，同在一本书里，仅仅二十七个感叹号，而正文中同样的篇幅，少说也会用到一百挂零个感叹号。作者试图把小说写出多么深厚的力量，以此可见一斑。

美国学者亚历山大·埃里奥特这样说：“这本书的结构像一出戏，开场、中心和尾声，都在殖民地波士顿公共广场上的颈手枷台上演出。” 美国的经典小说，自然是美国人评论更到位。全书共二十四章，从时间上看，前六章为一个单位，以后的十八章，都发生在七年之后。从内容上看，前六章仍然是一个单位，主要引出剧中的人物，尤以女主人公赫斯特·普林的出场最著名。七章到十二章是一个单位，剧中主要人物的相互关系和冲突逐渐展开，罗杰·奇林沃思身体畸形，学识高深，以复杂的复仇心理和行为窥探迪梅斯戴尔牧师的内心世界，堪称美国文学史上的一种典型。十三章到十九章，剧中人物的性格描写深入而细化，情节因此颇具戏剧性，普林的坚强和坚韧、迪梅斯戴尔牧师的激情和怯懦、小波儿的怪异和开朗，都写出很高水平。二十章到二十四章，以迪梅斯戴尔牧师在公众面前承担责任并死去，写出了悲剧性高潮，又用最后短短一章，给了一个阴郁的诗意的传奇般的结尾。基本上六章为单位算一幕戏，每一章为一场次，四幕悲剧的结构很平衡，很匀称。作为一部长篇小说，《红字》具备这样的结构，不同凡响。

亚历山大·埃里奥特又说：“普林（Prynne）、迪梅（Dimme）、奇尔（Chill）、波儿（Pearl），请注意这些名字的音节发音怎样加强了书中无处不在的气氛，霍桑营造的那种独特的效果。” 毫无疑问，《红字》是霍桑酝酿的一场海洋风暴，故事中主要人物的名字，都要为这场风暴推波助澜的。Prynne（普林）,Dimme（dale迪梅斯戴尔）,Chill（ingworth奇林沃思）,Pearl（波儿）,这四个人姓名简称的音节的发音，都在强调书中压抑而悲愤的调子prin，主要、原则（在“赫斯特·普林”这个名字里，“普林”应是姓。按合法夫妻的名分，“普林”应是罗杰·奇林沃思的，而非赫斯特的。由此看得出，作者选用名字，是同样用心的）；dim,朦胧的，模糊的；chill,冷的，寒的；pearl,珍珠，精华，精粹。这样的刻意追求，英语读者一定能够感受到的。即便翻译成汉语，这些名字传达出来的含义，在一篇小说中也是很有分量的。这里正好要顺带说一下的是，因为是翻译文字，这些英语上的发音是不可能在译文中一一体现的，因此本书的译名遵循了现今流行的译法，基本上采用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语姓名译名手册》（第四版）的通译，自然主要是为了照顾发音上的特点。本来是遵循目前翻译的通例，却和美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不谋而合，可算幸事。

苏福忠

二〇〇七年三月于二人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