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序

1927年10月，弗吉尼亚·伍尔夫开始动笔写她的第一部传记作品《奥兰多》。当时她的创作生涯正处于巅峰期，刚刚完成了小说《到灯塔去》，想转换一下心绪，尝试以一种轻松诙谐的笔调来写一部“风趣”的传记。《奥兰多》的写作非常顺畅，1928年3月即已完稿，历时半年都不到。在这部传记中，传主奥兰多是英国一位年轻贵族，其生命的前三十年为男性，三十岁以后变为女性。他/她跨越了四个世纪，且双性同体，长生不老，一生经历了从伊丽莎白一世直至维多利亚女王时期近四百年的历程。少年时在伊丽莎白一世女王身边承欢蒙宠，后来作为外交官，远赴土耳其。性别转变以后，又嫁为人妻，生儿育女。他/她崇尚大自然，酷爱诗歌，耗尽一生心血写成了诗作《大橡树》，成为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著名的女诗人。然而，当《大橡树》一举获奖，她却几乎黯然地将书葬在她心爱的那棵大橡树下。《奥兰多》出版后，六个月内销量即达八千册，是《到灯塔去》同期销量的两倍多，成为伍尔夫最为畅销的一部作品。

作为意识流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成就一般认为主要体现在她的几部意识流小说上。但伍尔夫在传记新形式的探索方面，也同样惊世骇俗。伍尔夫的父亲莱斯利·斯蒂芬（Leslie Stephen）是英国十九世纪著名传记作家，伍尔夫在父亲的熏陶下，自幼阅读了大量传记作品，在熟谙传统传记形式和笔法的基础上，形成了她自己独特的新传记观。伍尔夫一生中有大量关于传记批评、理论与实践的成果，她对新传记形式的探索，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19世纪浪漫主义作家传记观的影响。当时英国文坛曾经围绕鲍斯威尔(James Boswell)的《约翰生传》(Life of Johnson， 1791）展开过一场关于传记文学理论的讨论。以卢卡特(John G. Lockhart)和柯勒律治(Samuel T. Coleridge)为代表的浪漫派作家对鲍斯威尔式的注重事实依据的传记提出了批评，认为传记作家不是历史学家，传记作为一种文学艺术，不应只关注传主的外在行为和客观事实，更应该表现人物的内心情感世界。伍尔夫曾在《传记的艺术》一文中说，应该让传记家在事实的基础上，“像写小说那样去写。”她认为新传记不应再被传主的所谓事实所累，而应大胆融入虚构成分，甚至融入传记作者的想象和情感，这样才能更有效地表现出传主的个性，这样的传记才更真实。《奥兰多》正是伍尔夫基于自己的新传记观而进行的写作实验。

《奥兰多》是伍尔夫第一部冠以“传记”的作品，同时也是一部标新立异的反传统传记实验之作。她在给好友的信中曾谈到欲以一种“革命”的方法来写《奥兰多》，她写道：“我突然想到一种方法，可以在一夜之间使传记写作发生革命。”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0页。那么，这种“方法”是什么呢?对《奥兰多》的叙事策略进行剖析，可以发现伍尔夫采取的“革命”性的反传统传记书写策略是，外在形式上认同传统传记，却对支撑传统传记的核心要素进行巧妙的偷梁换柱，正如她在《奥兰多》中所写：有一个旅人，在自己的箱子角落里藏着一大捆违禁品，被粗心大意的海关官员草草放行了。“假如时代精神仔细检查她头脑里的思想，或许会发现其中隐藏着严重违禁的东西，并因此对她实施重罚。她无非是靠一些小伎俩……以此表现出对时代精神的顺从，才得以侥幸逃脱检查，”见本书第211页。这就是作家与时代精神之间奥妙无穷的交易。伍尔夫与英国传记传统之间的交易，正是通过这种貌似妥协实则抗争的策略完成的。

首先被偷梁换柱的是传主的身份。英国传统传记的传主大多为男性的君王、大臣、英雄或显贵，而女性大多难以获得树碑立传的资格。奥兰多得以入传，在某种程度上是符合传统传记对传主的资格要求的，因为在《奥兰多》开篇时，他“毫无疑问”是男性，且身为贵族，家世显赫，算得上是皇亲国戚。但这位传主在获得了入传的资格以后，摇身一变，成了一位女性，且家道中落，充其量是一位诗人。如果纵观其一生的话，这是一位男女同体的双性人，是为社会正统所不容的异类。而奥兰多以社会异类身份作为传主，彻底颠覆了传统传记在传主身份取向上的陈规旧俗。

其次是叙事形式。在叙事形式上，《奥兰多》似乎严格按照传统传记所谓的线性叙述模式，从传主的少年开始，按照年代顺序叙述传主的一生。但伍尔夫却通过“心理时间”与现实时间的不同，将传主的一生延续至将近四百年，完全有悖于现实生活中人类生理时间的真实状况。将传统传记仅仅记录传主生理时间概念的一生，拓展为心理时间概念的一生，以这种夸张的方式强调了人物心理意识活动在传记中的重要意义，从而颠覆了传统传记在时间概念上的现实性和史学意义。

第三，叙事内容。传统传记一般着重于记录真实的事件，以貌似客观公正的叙述方法将所谓的客观现实呈现给读者。是否详尽客观地记录了传主一生的“事实”，往往是衡量一部传记是否成功的标准。《奥兰多》虽然以带有自嘲的口吻声明所依据的材料，“无论是私人文件还是历史记载，都能满足传记作者的基本需求，使传记作者可以循着事实不可磨灭的足迹，心无旁骛地缓步前行。”见本书第44页。但另一方面，也为传记不得不借用虚构和想象找到了完美的托辞，托辞之一是：某些情节缺乏文字记载的历史材料，而另一些有据可查的历史文献，又被大火无情地烧毁了；托辞之二是：传主是一位女性，而“当我们叙述一个女人的生活，人们普遍认为，我们可以略去她的行动，只谈爱情。有位诗人曾经说过，爱情是女人的全部生存方式”。见本书第213页。所以那些为传统传记所不能容忍的要素：虚构，想象，心理描写，情感抒发等，都在这两个振振有词的借口下理直气壮地在传记的圣殿中登堂入室了。

用荒诞诙谐的笔法颠覆传统传记的实验性尝试，《奥兰多》并不是伍尔夫笔下的第一部。她1907年创作的《友谊长廊》，也许可以视为她对新传记叙事模式的最早尝试。《奥兰多》荒诞诙谐的文风，以及现实与想象、事实与虚构交融的笔法，在《友谊长廊》中已初见端倪，而在《奥兰多》中则表现得更为娴熟而自信。《奥兰多》因其对传统传记模式的颠覆和戏拟，因而也被称为“仿传”，但“仿传”的说法，其实恰恰是站在传统传记陈规旧俗的立场上，贬低或抹杀了伍尔夫尝试新传记的开创性意义。在《奥兰多》荒诞幽默、轻松诙谐的叙事表象下，是伍尔夫对现实与想象、真实与虚构、小说与传记的形式和本质的严肃思考，这正是《奥兰多》亦庄亦谐之所在。

《奥兰多》传主的原型，一般认为是伍尔夫的好友薇塔·萨克维尔韦斯特（Vita Sackville-West），因为《奥兰多》与薇塔之间有太多关联。首先，伍尔夫在1927年10月初的日记中写道，她准备为薇塔写一部传记，题为“奥兰多”，只是在性别上要作一下转换。John Lehmann, Virginia Woolf, Thames and Hudson， 1975, p.62.其次，《奥兰多》出版时，其所题献的人，正是薇塔；第三，《奥兰多》中选用的传主照片，大多是薇塔的照片；第四，奥兰多居住的乡间庄园，也是以薇塔自幼居住的诺尔庄园（Knole House）为参照进行描写的；第五，薇塔的儿子也曾说过，《奥兰多》是伍尔夫写给母亲的情书。当然，更重要的关联是，薇塔本人的身世、身份、气质和性格喜好等，与传主奥兰多颇具相似之处。薇塔是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小说家和诗人，和奥兰多一样，她虽然出身于英国古老贵族家庭，其父亲是勋爵，但其家族血脉中混有非贵族的血统。薇塔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女诗人，和奥兰多一样，喜欢易装，并具有双性倾向，虽然身为女性，却在心理和行为上表现出明显的男性特征，刚柔相济，且颇具古典贵族气质和骑士风度。

那么，为什么以薇塔为原型的人物要被称作奥兰多呢?在欧洲文学史中，“奥兰多”这个文学人物最初见于意大利作家M.M.博亚尔多（Matteo Maria Boiardo）的史诗《恋爱的奥兰多》（1495年）中，随后在意大利作家L.阿里奥斯托（Ludovico Ariosto）的《疯狂的奥兰多》（1516年）中再次出现。《疯狂的奥兰多》被看成是《恋爱的奥兰多》的续篇，这个奥兰多是查理大帝时期的著名英雄圣骑士，很像是《罗兰之歌》中“罗兰”的翻版。在《疯狂的奥兰多》中，除了描写他作为圣骑士所经历的浪漫传奇历险以外，有一条很重要的叙事线索，就是奥兰多对异域公主安吉丽娜一往情深但却一厢情愿的爱情。安吉丽娜最后移情别恋，弃奥兰多而去，跟随他人远走高飞了，奥兰多为此陷入了疯狂。这与《奥兰多》传主对俄罗斯公主萨莎的爱情经历颇为相似。当然，更为相似的是两者所具有的那种刚柔相济、铁骨柔肠、纯情浪漫的气质和魅力。《疯狂的奥兰多》是一部在欧洲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作品，1591年即被翻译成英文在英国出版，该书的另外两个英译本也分别于1757年和1784年在英国出版。在之后的十九和二十世纪，仍不断有新的英译本问世，对英国作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奥兰多刚柔相济、纯真率性的圣骑士形象在欧洲文学和艺术中反复出现，被写成歌剧、谱成乐曲。在伍尔夫所处的维多利亚时代及其后的英国，虽然查理大帝和圣骑士的传说已被亚瑟王及其骑士英雄的传说所取代，但奥兰多式的英武、诗性、浪漫柔情的骑士形象却仍然是英国诗人、作家和艺术家的挚爱。所以，将薇塔称作奥兰多，也许一则因为奥兰多在历史传说中的高贵地位赋予了传主身份的合法性，二则史诗中奥兰多的骑士风度与薇塔的气质和性情十分吻合。

当然，伍尔夫认为，世界上每一个人的本体之中都蕴含着许多自我，正如她在《奥兰多》中所写，一个人可能拥有上千个自我。那么，奥兰多的原型也可能由多个组成，除了薇塔，也可能是史诗中的贵族骑士奥兰多，或是伍尔夫诸多朋友合成的形象。而从伍尔夫的新传记观来看，传主的原型还可以是传记作者本人——伍尔夫。伍尔夫曾经说过，在她所尝试的新传记中，表现得最完整、最细腻的那个人物，就是作者本人的形象。她认为传记作家在写作过程中可以设想自己就是传主。在《奥兰多》中，伍尔夫时而以传记作者的身份走到前台，直陈自己对传记、传主，对时间、生命、爱情和文学的观点，时而将自己隐身于文字之中，与传主生命的脉动融为一体。因此，奥兰多这一形象在很多方面都折射出伍尔夫自己的内心世界，或者说，伍尔夫作为传记作家，在将自己与传主合而为一时，自己的身影通过传主的心灵世界依稀可见。《奥兰多》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成是伍尔夫为自己心灵世界谱写的咏叹调。通过这部传记的书写，伍尔夫表达了自己对大自然的崇尚，以及对心理时间与现实时间、文学与爱情、生与死、易装癖与社会性别的独特见解。在塑造奥兰多这位由男而女、时男时女的人物形象的过程中，表达了她对双性同体的赞美。通过奥兰多，读者也许还能听到伍尔夫以冷嘲热讽的口吻对时代精神、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文坛以及对帝国和现代性等提出的尖锐刻薄的批评。读者进入奥兰多的心灵世界，经历的却是伍尔夫的心路历程。

作为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奥兰多的形象也时时与伍尔夫的形象交织在一起，尤其是进入奥兰多的内心世界时，感觉那颗跳动着的高贵、敏感、纯真而诗性的心，就是属于伍尔夫的。翻译《奥兰多》，是一次愉快的心灵之旅，仿佛随着主人公一起离群索居在山谷幽处的庄园里，在静谧的夜晚，秉烛漫步在长廊上，奥兰多不同的自我逐一呈现在我眼前，其内心折射出的世界和历史在我面前缓缓展开。伍尔夫的书是写给懂她的人看的，我希望自己是懂她的人之一。

任一鸣

2013年6月

于美国圣路易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