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每个人从未出生的胎儿期直到死亡，都必定要和危险的化学药品接触，这个现象在世界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合成杀虫剂使用才不到二十年，就已经传遍生物界与非生物界，到处皆是。我们从大部分重要水系甚至肉眼难见的地下潜流中都已测到了这些药物。早在十数年前施用过化学药物的土壤里仍有余毒残存。它们普遍地侵入鱼类、鸟类、爬行类以及家畜和野生动物的躯体内，并潜存下来。科学家进行动物实验，也觉得要找个未受污染的实验物，是不大可能的。在荒僻的山地湖泊的鱼类体内，在泥土中蠕行钻洞的蚯蚓体内，在鸟蛋里面——在人体中都发现了这些药物；现在这些药物贮存于绝大多数人体内，无论其年龄之长幼。它们还出现在母亲的奶水里，而且可能出现在未出世的婴儿的细胞组织里。

这些现象之所以会产生，是由于生产具有杀虫性能的人造合成化学药物的工业突然兴起，并飞速发展。这种工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儿。在化学战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了一些实验室造出的药物消灭昆虫很有效。这一发现并非偶然：昆虫，作为人类死亡的“替罪羊”，一向是被广泛地用来试验化学药物的。

这种结果已汇成了一股看来仿佛源源不断的合成杀虫剂的溪流。作为人造产物——在实验室里巧妙地操作分子群，代换原子，改变它们的排列而产生——它们大大不同于战前的比较简单的无机物杀虫剂。以前的药物源于天然生成的矿物质和植物生成物——即砷、铜、铝、锰、锌及其他元素的化合物；除虫菊来自干菊花，尼古丁硫酸盐来自烟草的某些属性，鱼藤酮来自东印度群岛的豆科植物。

新的合成杀虫剂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具有巨大的生物效能。它们具有巨大的药力：不仅能毒害，而且能进入体内最要害的生理过程，并常常使这些生理过程产生致命的恶变。这样一来，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情况一样，它们毁坏的正好是保护身体免于受害的酶：它们阻碍了人体借以获得能量的氧化过程；它们阻滞了各个器官发挥正常作用；还会在一定的细胞内产生缓慢且不可逆转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就导致了恶性发展的结果。

然而，每年都有杀伤力更强的新化学药物研制成功，并各有新的用途，这样就使得与这些物质的接触实际上已遍及全世界了。在美国，合成杀虫剂的生产从一九四七年的一亿二千四百二十五点九万磅猛增至一九六〇年的六亿三千七百六十六点六万磅，比原来增加了五倍多。这些产品的批发总价值大大超过了二点五亿美元。但是从这种工业的计划及其远景来看，这一巨量的生产才仅仅是个开始。

因此，一本杀虫药药名录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息息相关的了。如果我们要和这些药物亲密地生活在一起——吃的、喝的都有它们，连我们的骨髓里也吸收进了此类药物——那我们最好了解一下它们的性质和药力吧。

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标志着杀虫剂由无机化学药物逐渐转为碳分子的奇观世界，但仍有几种旧原料在继续使用。其中主要是砷，它仍然是多种除草剂、杀虫剂的基本成分。砷是一种高毒性无机物质，它在各种金属矿中含量很高，而在火山、海洋、泉水内含量却很小。砷与人的关系是多种多样的，并由来已久。由于许多砷的化合物无味，所以远在波吉亚家族时代之前直至今天，它一直是被作为最常用的杀人剂。砷存在于烟囱的煤烟里，其中的某种芳香烃被确定为基本致癌物质，那是将近两个世纪之前，一位英国医师从煤烟中发现并做出的鉴定。长时期以来，使全人类陷入慢性砷中毒的流行病也是有案可查的，砷污染了的环境已在马、牛、羊、猪、鹿、鱼、蜜蜂这些动物中间造成疾病和死亡；尽管有这样的记录，含砷的喷雾剂、粉剂还是在广泛地使用。在美国南部，使用含砷的喷雾剂的产棉乡里，整个养蜂业几乎破产，长期使用砷粉剂的农民一直受着慢性砷中毒的折磨，牲畜也因人们使用含砷的田禾喷雾剂和除草剂而受到毒害。从乌饭树地里飘来的砷粉剂散落在邻近的农场里，污染了溪水，致命地毒害了蜜蜂、奶牛，并使人类染上疾病。一位研究环境致癌方面的权威人士，全国防癌协会的W·C·惠帕博士说：“……在处理含砷物方面，要想采取比我国近年来的实际做法——完全漠视公众的健康状况——更加漠视的态度，简直是不可能了。凡是看到过砷杀虫剂撒粉器、喷雾器怎样工作的人，一定会对那样马马虎虎地施用毒性物质深有所感，久久难忘。”

现代的杀虫剂致死性更强。其中大多数属于两大类化学药物中的一类。滴滴涕所代表的其中一类就是著名的“氯化烃”；另一类由有机磷杀虫剂构成，由略为熟悉的马拉硫磷和对硫磷为代表。如上所述，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是以碳原子为主要成分——碳原子也是生命世界必不可少的“积木”——这样就被划为“有机物”了。为了了解它们，我们必须弄明白它们是由哪些物质形成的，以及它们是怎样（这尽管与一切生物的基础化学相联系着）把自己转化到使它们成为致死剂的变体上去的。

这个基本元素——碳，是这样一种元素，它的原子有几乎是无限的能力：能相互组合成链状、环状及各种别的构型，还能与他种物质的分子连接起来。的确如此，各类生物——从细菌到巨大的蓝鲸，有着其难以置信的多样性，也主要是由于碳的这种能力。如同脂肪、碳水化合物、酶、维生素的分子一样，复杂的蛋白质分子正是以碳原子为基础的。同样，碳也可构成数量众多的无机物，因此碳未必一定是生命的象征。

某些有机化合物仅仅是碳与氢的化合物。这些化合物中最简单的就是甲烷，或曰沼气，它是在自然界由浸于水中的有机物质的细菌分解而形成的。甲烷若以适当的比例与空气混合，就变成了煤矿内可怕的“瓦斯气”。它有美观的简单结构，由一个碳原子和四个氢原子组成：

科学家们已发现可以去掉一个或全部的氢原子，而以其他元素来代替。例如，以一个氯原子来取代一个氢原子，我们便制出了氯代甲烷：

除去三个氢原子并用氯来取代，我们便得到麻醉剂氯仿（三氯甲烷）：

以氯原子取代所有的氢原子，结果得到的是四氯化碳——我们所熟悉的清洁液：

用最简单的术语来讲，环绕着基本的甲烷分子的反复变化，说明了究竟什么是氯化烃。可是，这一说明对于烃的化学世界之真正的复杂性，或对于有机化学家赖以造出无穷变幻的物质操作所给予的都仅仅是微小的暗示。化学家可操作由许多碳原子组成的碳水化合物分子而不仅是一个碳原子的甲烷。这些多碳化合物由许多环链组成，还有侧环和侧链，通过化学键和它们相结合的不仅仅是氢原子和氯原子而且有各种各样的化学官能团。只要外观上有点轻微变化，该物质的整个特性也就随之改变了；例如，不仅碳原子上附着的什么元素至为重要，而且连键合的位置也是十分重要的。这样的精妙操作已经制成了一组具有真正非凡力量的毒剂。

滴滴涕（二氯二苯三氯乙烷之简称）是一八七四年首先由一位德国化学家合成的，但它作为一种杀虫剂的特性是直到一九三九年才被发现的。紧接着滴滴涕又被赞誉为可根绝由害虫传染之疾病的、帮助农民在一夜之间就可战胜庄稼虫害的手段。其发现者，瑞士的保罗·穆勒曾获诺贝尔奖。

现在，滴滴涕被这样普遍使用，在多数人心目中，这种合成物倒像一种无害的日常用品。也许，滴滴涕的无害性的神话是以这样的事实为依据的：它的起先的用法之一，是在战时喷撒粉剂于成千上万的士兵、难民、俘虏身上，以灭虱子。人们普遍地这样认为：既然这么多人与滴滴涕极亲密地打过交道，而并未遭受直接的危害，这种药物必定是无害的了。这一可以理解的误会是基于这种事实而产生的——与别的氯化烃药物不同—— 呈粉状 的滴滴涕不是那么容易通过皮肤被吸收的。滴滴涕溶于油剂使用，在这种状态下，滴滴涕肯定是有毒的。如果吞咽了下去，它就通过消化道慢慢地被吸收了，还会通过肺部被吸收。它一旦进入体内，就大量地贮存在富于脂质的器官内（因滴滴涕本身是脂溶性的），如肾上腺、睾丸、甲状腺。相当多的一部分留存在肝、肾及包裹着肠子的肥大的、保护性的肠系膜的脂肪里。

滴滴涕的这种贮存过程是从它的可理解的最小吸入量开始的（它以残毒存在于多数食物中），一直达到相当高的贮量水平时方告停止。这些含脂的贮存充任着生物放大器的作用，以至于小到餐食的千万分之一的摄入量，便可在体内积累到约百万分之十到十五的含量，增加了一百余倍。此类参考的数据，对化学家和药物学家来说是极其平常的，但却是我们多数人所不熟悉的。百万分之一，听起来像是非常小的数量——也确是这样，但是，这种物质效力却如此之大——以其微小药量就能引起体内的巨大变化。在动物实验中，发现百万分之三的药量能阻止心肌里一个主要的酶的活动；仅百万分之五就引起了肝细胞的坏死和瓦解；仅百万分之二点五的与滴滴涕极近似的药物狄氏剂和氯丹也有同样的效果。

这其实并不令人诧异，在正常人体化学物质中就存在着这种小原因引起严重后果的情况。比如，少到一克的万分之二的碘就足以成为健康与疾病的分水岭。由于这些微量的杀虫剂可以点滴地贮存起来，但却只能缓慢地排泄出去，所以肝脏与其他器官的慢性中毒及退化病变的威胁确实存在。

对人体内可以贮存多少滴滴涕，科学家的看法尚不一致。食品与药品管理局药物学主任阿诺德·李赫曼博士说：“既没有这样一个最低标准——低于它，滴滴涕就不再被吸收了，也没有这样一个最高标准——超过它吸收和贮存就告终止了。”美国卫生部的威兰德·海斯博士却力辩道：“在每个人体内，会达到一个平衡点，超于此量的滴滴涕就被排泄出来。”就实际目的性而言，他们两个谁为正确并不重要，因为对滴滴涕在人体中的贮存已做了详细调查，我们知道一般常人的贮量就已是潜在的危害了。种种研究结果表明，中毒（不可避免的饮食方面的除外）的个人，平均贮量为百万分之五点三到百万分之七点四，其中农业工人为百万分之十七点一，而杀虫药工厂的工人竟高达百万分之四十八。可见已证实了的贮量范围是相当宽广的，并且，尤为关键的是这里最小的数据也是在可能开始损害肝脏与其他器官或组织的标准之上的。

滴滴涕及其同类的药剂的最险恶的特性之一，是它们通过食物链上的所有环节由一种生物传至另一种生物。例如，在苜蓿地里撒了滴滴涕粉剂，而后用这样的苜蓿作为鸡饲料，鸡所生的蛋就含有滴滴涕了。或者以干草为例，它含有百万分之七到八的滴滴涕残余，它可能用来喂养奶牛，这样牛奶里的滴滴涕含量就会达到大约百万分之三，而在此牛奶制成的奶油里，滴滴涕含量就会增达百万分之六十五。滴滴涕通过这样一个转移进程——本来含量极少，经过浓缩，逐渐增高。食品与药品管理局不允许州际商业装运的牛奶含有杀虫剂残毒，但当今的农民发觉很难给奶牛弄到未受污染的草料。

毒质还可能由母亲传到子女身上，杀虫剂残余已被食品与药品管理局的科学家们从人奶的取样试验中找了出来。这就意味着人奶哺育的婴儿，除其体内已积聚起来的毒性药物以外，还在接收着少量的却是经常性的补给。然而，这决非该婴儿第一次遇到中毒之险——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当其还在宫体内的时候这种过程就已经开始了。在实验动物体内，氯化烃药物自由地穿过胎盘这一关卡。胎盘历来是母体使胚胎与有害物质隔离的防护罩。虽然婴儿这样吸收的药量通常不大，却并非不重要，因为婴儿对于毒性比成人要敏感得多。这种情况还意味着：今天，对一般常人来说，这肯定是他第一次贮存此毒剂，从此以后他体内的毒剂便与日俱增，他便不得不将此重担支撑下去了。

所有这些事实——有害药物的贮存甚至是低标准的贮存，随之而来的积聚，以及各种程度的肝脏受损（正常饮食中也会轻易出现）的发生——使得食品与药品管理局的科学家们早在一九五〇年就宣布：“很可能一直低估了滴滴涕的潜在危险性。”医学史上还没有出现过这种类似的情况。其后果究竟会怎样，也还无人知晓。

氯丹——另一种氯化烃，具有滴滴涕所有这些令人讨厌的属性，还要加上几种它自身独特的属性。它的残毒能长久地存在于油里、食物中，或可能覆在使用它的东西的表面。它利用一切可利用的途径进入人体：可通过肌肤被吸收，可作为喷雾或者粉屑被吸入；当然，如果将它的残余吞食了下去，就从消化道吸收了。如同一切别种氯化烃一样，氯丹的沉积物日积月累地在体内积聚起来。一种食物含有少至百万分之二点五的氯丹，最终就会导致实验动物脂肪内的氯丹贮量增至百万分之七十五。

有经验的药物学家李赫曼博士曾在一九五〇年这样描述过氯丹：“这是杀虫剂中毒性最强的药物之一，任何人摸了它都会中毒。”郊区居民并没有把这一警告放在心上，他们竟毫无顾忌地随意将氯丹掺入治理草坪的粉剂中。当时操作者未必马上发病，看来问题不大，但是毒素可长期潜存在人体内，过数月或数年以后才毫无规律地表现出来，到那时就不大可能查究出患病的起因了。但有时，死神也会很快地袭来。有一位受害者，偶尔把一种百分之二十五的工业溶液洒到皮肤上，四十分钟内就出现了中毒症状，竟未能来得及医药救护就死去了。这种中毒症是不可能提前发觉并通知医务人员及时抢救的。

七氯是氯丹的成分之一，作为一种独立的药物制剂在市场上销售。它具有在脂肪里贮存的特殊能力。如果食物中的含量小到仅千万分之一，在体内就会出现含量已可计的七氯了。它还有一种稀奇的本事，能起变化而成为一种化学性质不同的物质——环氧七氯，它在土壤里以及植物、动物的组织里都会起这种变化。对鸟类的试验表明，由这一变化而来的环氧七氯，比原来的药物毒性更强，而原来的药物毒性已是氯丹的四倍。

远在三十年代中期，就发现了一种特殊的烃——氯化萘，它会使受职业性药物危害的人患上肝炎病，也会患稀有的且几乎是无法医治的肝病。它们已引起了电业工人的患病与死亡；近来，在农业方面它们又被认为是引起牛畜所患的一种神秘的往往致命的病症的根源。鉴于前例，与这组烃有裙带关系的三种杀虫剂都属于烃类药物中的剧毒者就无足为怪了。这些杀虫药就是狄氏剂（氧桥氯甲桥萘）、艾氏剂（氯甲桥萘）以及安德萘 。

狄氏剂（为纪念一位德国化学家狄尔斯而命名），当把它吞食下去时，其毒性约相当于滴滴涕的五倍，但当其溶液通过皮肤吸收之后，毒性就相当于滴滴涕的四十倍了。它因中毒后发病快，并对神经系统有可怕的作用——使患者发生惊厥——而恶名远扬。这样中毒的人恢复得非常缓慢，足以表明其绵延的慢性药效。至于其他的氯化烃，其长期的药效严重损坏肝脏。狄氏剂残毒持续期漫长并有杀虫功效，因此就把它当做目前应用最广的杀虫剂之一，而不考虑其后果——施用后随之发生的对野生动物的可怕性毁灭。在对鹌鹑和野鸡做试验时，证明了它的毒性约为滴滴涕的四十到五十倍。

狄氏剂怎样在体内进行贮存或分布，或者怎样排泄出去，我们在这方面的知识存在极大的空白，因为科学家们发明杀虫药方面的创造才能早就超过了有关这些毒物如何伤害生物的生物学知识。然而，有各种征象表明这种毒物长期贮存在人类体内，在那儿，沉积物犹如一座正在安眠的火山那样蛰伏着，单等身体汲取此类毒物的脂肪积蓄到生理重压时期，才骤然迸发出来。我们所真正懂得的许多东西，都是通过世界卫生组织开展的抗疟运动的艰难经历才学到的。一旦疟疾防治工作中用狄氏剂取代了滴滴涕（固疟蚊已对滴滴涕有了抗药性），喷药人员中的中毒病例就开始出现了。病症的发作是剧烈的，半数乃至全部（不同的工作程序，中毒病状各异）受害者发生痉挛，且数人死亡。有些人自最后一次中毒之后 四个月 才发生惊厥。

艾氏剂是多少有点神秘的一种物质，因为尽管它作为独立的实体而存在着，但它与狄氏剂却有着至交关系。当你把胡萝卜从一块用艾氏剂处理过的苗圃里拔出来以后，发现它们含有狄氏剂的残毒。这种变化发生在生物组织内，也发生在土壤里。这种炼丹术式的转化已导致了许多错误的报道，因为如果一个化学师知道已经施用过艾氏剂而要来化验它是否还存在时，他将会受骗，以为全部的艾氏剂余毒已经消失了。其实余毒还在，不过因为它们变成了狄氏剂而需要做不同的试验罢了。

像狄氏剂一样，艾氏剂也是极其有毒的。它引起肝脏和肾脏退化的病变。用阿司匹林药片那样大小的剂量，就足以杀死四百多只鹌鹑。人类中毒的许多病例是留有记录的，其中大多数与工业管理有关。

艾氏剂同本组杀虫剂的多数药物一样，给未来投下一层威胁的阴影——不孕症的阴影。给野鸡喂食很小的剂量，不足以毒死它们，尽管如此，却只生了很少的几个蛋，而且由这几个蛋孵出的幼雏很快就死去了。此种影响并不局限于飞禽，遭艾氏剂毒害的老鼠，受孕率降低了，其幼鼠也是病态的，活不久的。处理过的母狗所产的小崽三天内就死了。新的一代总是这样或者那样地因其双亲体的中毒而遭难。没人知道是否在人类也会看到同样的影响，可是这一药物业已通过飞机喷撒遍及城郊和田野了。

安德萘是所有氯化烃药物中毒性最强的。虽然化学性能与狄氏剂有相当密切的关系，但其分子结构稍加改变就使得它的毒性相当于狄氏剂的五倍。安德萘使得滴滴涕——此组所有杀虫剂的鼻祖——相形之下看来几乎是无害的了。它的毒性对于哺乳动物是滴滴涕的十五倍，对于鱼类是滴滴涕的三十倍，而对于一些鸟类，则大约是其三百倍。

在使用安德萘的十年期间，它已毒杀过巨量的鱼类，毒死了误入喷了药的果园的牛畜，毒染了井水，从而至少有一个州卫生部严厉警告说，粗率地使用安德萘正在危害着人的生命。

在一起最为悲惨的安德萘中毒事件中，没有什么明显的疏忽之处，并曾尽力做过一些表面看来妥帖的预防措施——有一个刚满周岁的美国小孩，父母带他到委内瑞拉居住下来，在他们所搬入的房子里发现有蟑螂，几天后就用含有安德萘的药剂喷打了一次。在一天上午九点左右开始打药之前，这个婴孩连同小小的家犬都被带到屋外，喷药之后将地板也进行了擦洗。下午婴孩及小狗又回到了房里。过了一个钟头左右小狗发生了呕吐、惊厥而后死去了。就在当天晚上十点，这个婴孩也发生了呕吐、惊厥并且失去了知觉。自那次生命攸关地与安德萘的接触之后，这一正常健壮的孩子变得差不多像个木头人一样——看，看不见；听，听不见；动辄就发生肌肉痉挛，显然他完全与周围环境隔绝了。在纽约一家医院里治疗数月，也未能转变这种状况或者带来好转的希望。负责护理的医师报告说：“会不会出现任何有益的康复，是极难预料的事。”

第二大类杀虫剂——烷基和有机磷酸盐，属世界上最毒药物之列。伴随其使用而来的首要的、最明显的危险是，使得施用喷雾药剂的人，或者偶尔与随风飘扬的药雾、与覆盖有这种药剂的植物、或与已被抛掉的容器稍有接触的人急性中毒。在佛罗里达州，两个小孩发现了一只空袋子，就用它来修补了一下秋千，其后不久两个孩子都死去了，他们的三个小伙伴也得了病。这个袋子曾用来装过一种杀虫药，叫做对硫磷——一种有机磷酸酯；试验证实了死亡正是对硫磷中毒所致。另外有一次，威斯康星州的两个小孩（他们是表兄弟），一个在院子里玩耍，当时他的父亲正在给马铃薯喷射对硫磷药剂，药雾从毗连的田地里飘来；另一个跟着他父亲跑进谷仓嬉戏，又把手在喷雾器的喷嘴上放了一会儿，也中毒了。就在当天晚上，两个孩子都死了。

这些杀虫药的来历有着某种讽刺意义。虽然一些药物本身——磷酸的有机酯——已经闻名多年，而它们的杀虫特性却迟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晚期才被一位德国化学家格哈德·施雷德尔发现。德国政府差不多当即就认可了这些同类药物的价值——人类对自己在战争中使用的新的、毁灭性的武器，以及有关研制这些药物的工作都宣布为秘密。有些药物就成了致命的神经错乱性毒气，另一些有亲密的同属结构之药物，成为杀虫剂。

有机磷杀虫剂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对生物起作用。它们有破坏酶的本事——这些酶在体内起着必要的功能作用。此类杀虫剂的目标是神经系统，而不管其受害者是昆虫或是个热血动物。在正常情况下，一个神经脉冲借助叫做乙酰胆碱的“化学传导物”一条条神经地传过去。乙酰胆碱是一种履行了必要的功能后就消失了的物质。确实，这种物质的存在是这样的迅疾，连医学研究人员（没有特殊处置办法的话）也不能够在人体毁掉它之前取样做试验。这种传导物质的短时性是身体的正常功能所必需的。如果当一次神经脉冲通过后，这种乙酰胆碱不立即被毁掉，脉冲就继续沿一根根神经掠过，而此时这种物质就以空前强化的方式尽力发挥其作用，使整个身体的运动变得不协调起来：很快就发生了震颤、肌肉痉挛、惊厥以至死亡。

这种偶发性已由身体做了应付的准备，一种叫胆碱酯酶的保护性酶——每当身体不再需要那种传导物质时，就随即消灭它。借此种手段求得了一种精确的调节办法，身体也从不积聚起达到危险含量的乙酰胆碱。可是，与有机磷杀虫剂一接触，保护酶就被破坏了。而当这种酶的含量减少时，传导物质的含量就积聚起来。在这一作用下，有机磷化合物同生物碱毒物蝇蕈碱（发现于一种有毒的蘑菇——蝇蕈里面）相类似。

频繁地受药物危害会降低胆碱酯酶的含量标准，当降到一个人已濒临急性中毒之边缘的时候，从这一边缘上外加一次十分轻微的危害，即可将他推下中毒之深渊。鉴于此因，对喷药操作人员及其他经常蒙受中毒之险的人做定期的血液检查被认为是很重要的。

对硫磷是用途最广的有机磷酸酯之一，它也是药性最强、最危险的药物之一。与它一接触，蜜蜂就变得“狂乱地骚动、好战起来”，做出疯狂的揩挠动作，半小时之内就近乎死亡了。有位化学家，企图以尽可能直接的手段获悉对人类产生剧毒的剂量，他就吞服了极微的药量，约等于〇点〇〇四二四盎司。紧接着便迅疾发生了瘫痪，以致他连事先预备在手边的解毒剂也未来得及够着就这样死去了。据说，在芬兰，对硫磷现在是人们最中意的自杀药物。近年来，加利福尼亚州有报道称每年平均发生二百多宗意外的对硫磷中毒事故。在世界许多地方，对硫磷造成的死亡率是令人震惊的：一九五八年在印度有一百起致命的病例，叙利亚有六十七起；在日本，每年平均有三百三十六人中毒致死。

可是，七百万磅左右的对硫磷如今被施用到美国的农田或菜园里——由手工操作的喷雾器、电动鼓风机、撒粉机，还有飞机来播洒。照一位医学权威的说法，仅在加利福尼亚的农场里所用的药量，就能“给五至十倍的全世界人口提供致命的剂量”。

我们在少数情况下也可免遭这一药物的毒害，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对硫磷及其他的本类药物分解得相当快。故与氯化烃相比较，它们在庄稼上的残毒是相对短命的。然而，它们持续的时间已足以带来从严重中毒到致命的各种危害。在加利福尼亚的里弗赛德，采摘柑橘的三十人中有十一人得了重病，除一人外都不得不住院治疗，他们的症状是典型的对硫磷中毒。橘林是在大约两周半之前曾用对硫磷喷射过的；这些残毒已持续了十六至十九天之久。弄得采橘人陷入干呕、半瞎、半昏迷的痛苦中。这一事例并非最坏的纪录。早在一个月之前喷过的橘林里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故，而且以标准剂量处理过六个月之后，柑橘的果皮里还发现有本药的残毒。

对于给在田野、果园、葡萄园里施用有机磷杀虫剂的全体工人所造成的极度危险，已使得使用这些药物的一些州设立起许多实验室，医生可以在这里进行诊断和治疗。甚至连医生自己也会处在某些危险之中，除非在处理中毒患者时戴上橡皮手套。洗衣妇洗濯患者的衣物时也同样会有危险——这些衣物上可能吸附有足以伤害她的对硫磷。

马拉硫磷是另一种有机磷酸酯，差不多与滴滴涕一样为公众所熟悉。它被园艺工广泛地使用，还普遍地用于家庭灭虫、喷射蚊虫方面，以及对昆虫进行总歼灭，如佛罗里达州的一些社区用来喷洒近百万英亩的土地，以消灭一种地中海果蝇。马拉硫磷被认为是此类药物中毒性最小的，许多人因此就臆断他们可以随意使用而无伤害之忧了。商业广告也在鼓励这种令人宽慰的态度。

声称马拉硫磷的“安全性”实际上是基于一种极不牢靠的依据，尽管直到这种药物已应用数年之后（往往有这种事）才发现了这一点。马拉硫磷之“安全”，仅是因为哺乳动物之肝脏——具有非凡保护力的器官——使得它相对地无害罢了。其解毒作用是由肝脏的一种酶来完成的。然而，如果有什么东西毁坏了这样的酶或者干扰了它的活动，那么，遭马拉硫磷危害的人就要承受毒素的全部侵袭了。

对我们大家来说，不幸的是，发生这种事的机会是屡见不鲜的。好几年前，食品与药品管理局的科学家们发现：当把马拉硫磷与某种别的有机磷酸酯同时施用时，严重的中毒现象就产生了——直到所预言的严重毒性的五十倍。这一预言是以两种药物的毒性加在一起为依据的。换言之，当这两种药物混合起来时，每一种化合物的致死剂量之百分之一，就可产生致命的效果。

这一发现导致了对其他化合作用的试验。现在已知，许许多多对磷酸酯杀虫剂是非常危险的，因为通过混合的作用，其毒性增大或“强化”了。毒性的强化看来发生在一种化合物毁坏了能解除另一化合物之毒性的肝脏酶的时候。两种化合物双管齐下是没有必要的。中毒之险不仅对这周喷打一种虫药而下周喷打另一种虫药的人存在，而且对喷雾药品的用户也是存在的。一般的沙拉碗里会很容易地出现两种磷酸酯杀虫剂的混合物质，这些在法定的许可限量之内的残毒会发生混合作用。

化学药物这种危险的相互作用的全部内容目前我们知之甚少，但这些令人震惊的新发现却经常从科学实验室里涌现。其中之一是这样一个发现：一种磷酸酯的毒性可由第二种药剂（它不一定是杀虫剂）来增强。比如，用一种增塑剂可能要比另一种杀虫剂产生更强烈的作用，而使马拉硫磷变得更加危险。同样，这又是因为它抑制了肝脏酶的功能——而正常情况下这种酶能把杀虫剂之“毒牙拔除”。

在正常的人类环境中，其他的化学制品怎么样呢？特别是药品又如何呢？这方面我们所做的还仅仅是个开始，但是已经知道某些有机磷酸酯（对硫磷和马拉硫磷）能增强某些用做肌肉松弛剂的药品的毒性，而有几种其他磷酸酯（还是包括马拉硫磷）显著地增长了巴比妥酸盐的安眠时间。

希腊神话中的女巫美狄亚，因一敌手夺去了她丈夫伊阿宋的爱情而大怒，就赠予新娘子一件具有魔力的长袍。新娘穿着这件长袍立遭暴死。这个间接致死法后来在称为“内吸杀虫剂”的药物中找到了它的对应物。这些是有着非凡性质的化学药物，这些性质被用来将植物或动物转变为一种美狄亚长袍式的东西——使它们居然成了有毒的了。这样做，其目的是杀死那些可能与它们接触的昆虫，特别是当它们吮吸植物之汁液或动物之血液时。

内吸杀虫剂 的世界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奇异世界，它超出了格林兄弟的想像力——或许与查理·亚当斯的漫画世界极为相似。它是这样一个世界，在这里，童话中富于魅力的森林已变成了有毒的森林——这儿昆虫咀嚼一片树叶或吮吸一株植物的津液就注定要死亡；它是这样一个世界，在这里，跳蚤叮咬了狗，狗就会死去，因为狗的血液已被变为有毒的了；在这里，昆虫会死于它从未触犯过的植物所散发出来的水汽；在这里，蜜蜂会将有毒的花蜜带回蜂房里，结果也必然酿出有毒的蜂蜜来。

灭虫工人从自然界得到启示，并使昆虫学家的关于内部自生杀虫剂的梦想终于得以实现：他们发现在含有硒酸钠的土壤里生长的麦子未遭蚜虫及红蜘蛛的侵袭。硒，一种自然生成的元素，在世界许多地方的岩石及土壤里均有少量发现，这样它就成了第一种内吸杀虫剂。

使得一种杀虫剂成为全身毒性（内吸）药物的是这样一种能力——它能渗透到一棵植物或一个动物的全部组织内并使之有毒。这一属性为氯化烃类的某些药物和有机磷类的其他一些药物所具有；这些药物大部分是用人工合成法产生出来的，也有从一定的自然生成物所产生的。然而，在实际应用中多数内吸杀虫药物是从有机磷类提取出来的，因为这样处理残毒问题就不那么尖锐了。

内吸杀虫药还以别的迂回方式发生效用。此药若施用于种子——或浸泡或与碳混合而涂盖一层，它们就把其效用扩展到植物的后代体内，且长出对蚜虫及其他吮吸类昆虫有毒的幼苗来。一些蔬菜如豌豆、菜豆、甜菜有时就是这样受到保护的。外面覆有一层内吸杀虫剂的棉籽已在加利福尼亚州使用一段时间了。在这个州，一九五九年曾有二十五个农场工人在圣华金河谷植棉时突然发病，是由用手拿着处理过的种子口袋所致。

在英格兰，曾有人想知道当蜜蜂从内吸药剂处理过的植物上采了花蜜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对此，曾在用一种叫做八甲磷的药物处理过的地区做了调查。尽管那些植物是在其花还未成形以前喷过药的，而后来生成的花蜜内却含有此种毒质。结果呢，如可以预测到的一样，这些蜂所酿之蜜也是八甲磷污染了的。

动物的内吸毒剂的使用主要集中在控制牛蛆方面。牛蛆是牲畜的一种破坏性寄生虫。为了在宿主的血液及组织里造成杀虫功效而又不致引起危及生命的毒性，必须十分小心才行。这个平衡关系是很微妙的，政府的兽医先生业已发现：频繁的小剂量用药也能逐渐耗尽一个动物体内的保护性酶——胆碱酯酶的供应。因此，若无预先告诫的话，多加一点很微小的剂量，便将引起中毒。

许多强有力的迹象表明，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更为密切的新天地正在开辟出来。现在，你可以给你的狗吃上一粒丸药，据称此药将使得它的血液有毒而除去身上的跳蚤。在对牛畜的处理中所发现的危险情况也大概会出现在对狗的处理中。到目前看来，尚未有人提出过这样的建议——做人的内吸杀虫试验，它将使得我们（体内的毒性）致蚊子于死地。也许这就是下一步的工作了。

至此，这一章里我们一直在研讨对昆虫之战所使用的致死药物。而我们同时进行的杂草之战又怎样呢？

想迅速而容易地灭除杂草的愿望导致了化学药物的大量增加，它们通称为除莠剂，或以不太正式的说法，叫做除草药。关于这些药物是怎样使用及怎样误用的记述，将在第六章里讲到。这里同我们有关的问题是，这些除草剂是不是毒药，以及它们的使用是否促成了对环境的毒害。

关于除草剂仅仅对植物有毒，而对动物的生命不构成什么威胁的传说，已得到广泛的传播，可惜这并非事实。这些除草剂包罗了种类繁多的化工药物，它们除对植物有效外，对动物组织也起作用。这些药物对生物的作用差异甚大。有些是一般性的毒药；有些是新陈代谢的特效刺激剂，会引起体温致命地升高；有些药物（单独地或与别种药物一起）招致恶性瘤；有些则伤害生物种属的遗传物质，引起基因（遗传因子）的变异。这样看来，除草剂如同杀虫剂一样，包括着一些十分危险的药物。粗心使用这些药物——以为它们是“安全的”，就可能招致灾难性的后果。

尽管出自实验室的川流不息的新药物在相互竞争，而含砷化合物却仍然在大肆使用，既用做杀虫剂（如前所述），也用做除草剂，这里它们通常以亚砷酸钠的化学形式出现。它们的应用史是令人不安的。作为路旁使用的喷雾剂，它们已使不知多少农民失去了奶牛，还杀死了无数野生动物；作为湖泊、水库的水中除草剂，它们已使公共水域不宜饮用，甚至也不宜游泳了；作为施到马铃薯田里以毁掉藤蔓的喷雾药剂，它们已使得人类和非人类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在英格兰，上述的后一种用途约在一九五一年有了发展，这是由于缺少硫酸的结果；以前是用硫酸来烧掉土豆蔓的。农业部曾认为有必要对进入喷过含砷剂的农田的危险性予以警告，可是这种警告牛畜是听不懂的（野兽及鸟类也听不懂，我们必须这样假定）。有关牛畜的含砷喷剂中毒的报道经常传来，已平淡无奇了。当一位农妇因为饮用砷污染的水而死去时，一家主要的英国化学公司（在一九五九年）停止了生产含砷喷雾剂，而且回收了已在商贩手中的药物。此后不久，农业部宣布：因为对人和牛畜的高度危险性，在亚砷酸盐的使用方面将予以限制。在一九六一年，澳大利亚政府也宣布了类似的禁令。然而，在美国却没有这种禁令来阻止这些毒物的使用。

某些“二硝基”化合物也被用做除草剂。它们被定为美国现用的这一类型的最危险的物质之一。二硝基酚是一种强烈的代谢兴奋剂。鉴于此种原因，它曾一度被用做减轻体重的药物，可是减重的剂量与需要起中毒或药杀作用的剂量之间的界限却是细微的——如此之细微，以致于在这种减重药物最后停用之前已使几位病人死亡，还有许多人遭受了永久性的伤害。

有一种同属的药物——五氯苯酚，有时称为“五氯酚”，也是既用作杀虫剂又用作除草剂的，它常常被喷洒在铁路沿线及荒芜地区。五氯酚对于从细菌到人类这样多种多样的生物的毒性是极强的。像二硝基药物一样，它干扰着（往往是致命地干扰）体内的能源，以致于受害的生物近乎（简直是）在烧毁自己。它的可怕的毒性在加利福尼亚州卫生局最近报告的致命惨祸中得到了具体说明。有一位油槽汽车司机，把柴油与五氯苯酚混合在一起，配制一种棉花落叶剂。当他正从油桶内汲出此浓缩药物之际，桶栓意外地倾落了回去。他就赤手伸进去把桶栓复至原位。尽管他当即就洗净了手，还是得了急病，次日就死去了。

一些除草剂——诸如亚砷酸钠或者酚类药物——的后果大都昭然若见，而另外一些除草剂的效果却格外隐蔽。例如，当今驰名的红莓（一种蔓越橘）除草药氨基噻唑，被定为相对的轻毒性药物。但是它最终引起甲状腺恶性瘤的趋向，对于野生动物，恐怕也对人类都是意味深长的。

除草剂中还有一些药物被划归为“致变物”，或者说能够改变基因——遗传之物质——的作用剂。辐射造成遗传性影响，使得我们大大吃了一惊；那么，对于我们在周围环境中广为散播的化学药物的同样作用，我们又怎么能掉以轻心呢？ PbP6UQ3l9F+nAw/7iNjepafKwwVkQ/oirSiOLax0c72Of7yu9Tr3HiebEk4mwMS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