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

蕾切尔·卡森的名著《寂静的春天》，我在中译本出来后就读过。早在一九六二年，它就为人类用现代科技手段破坏自己的生存环境发出了第一声警报。但是在当年的美国，却遭到与农药相关企业的猛烈抨击和某些舆论的嘲弄。我佩服卡森女士的科学精神、远见和胆识。历史最终证明，尽管当时她是极少数，真理却在她的一边。

按一般常识来说，后发展国家理应避免走别人已付出过代价的弯路。但是，中国却重复了，并仍在重复着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先污染，再治理”的路，而且污染后肯不肯治理，能不能治理，也还是个问题。

卡森的书出版之时，中国刚刚经历过所谓的“大跃进”年代，“战天斗地”的口号还在喊得震天响，并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类第一次专门为环境问题而举行的国际大会——斯德哥尔摩会议，是《寂静的春天》初版十年后的一九七二年召开的。那时中国刚恢复联合国席位，收到了这次会议的邀请。当时国内的宣传口径是：环境问题是资本主义典型的社会弊病，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够承认也有环境污染问题呢？中国政府难免犹豫是否派团出席（这是我在一次环保聚会上，亲耳听到当年出席斯德哥尔摩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讲的）。由此可见，在当时的中国，连政府中不少高级领导人也还浑然不知环保为何事，更何况普通百姓？

中国的环境问题说到底，还不仅是个技术或政策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而其根本症结，就在于上世纪中期由于对主张控制人口的学者马寅初的批判，导致了中国人口的急剧膨胀，使中国人口与生存资源和环境容量的比例迅速失衡。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中国特殊的政治历史条件，在人口与资源比最紧张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却迎来了其最大、最快的时期。这就使中国的环境问题显得空前尖锐。

卡森在她的书里，着重讲了化学制剂，主要是农药，特别是杀虫剂对环境的污染问题。但是环顾今天中国，污染环境的岂止是一般化学制剂，整座整座的工厂，尤其是设备简陋、缺乏起码的环境保护措施和意识的乡镇企业，将自己的未经处理的生产污水和工业废弃物直接排放到自然环境中去，把天然河流干脆当成下水道、垃圾坑来使用，以致沿着这些污水河，出现了大量的癌症村和“怪病村”；村子里得癌症和“怪病”而死亡的人数比例高得让人揪心。

其实，中国今天面临的环境问题，要比上世纪六十年代卡森笔下所描述的情景不知要严重多少倍。仅举一例：卡森将自己的这本著作起名为“寂静的春天”，是因为对于普通的美国人来说，在自家后院里听不到鸟鸣，是件会使人猛然吃惊的大事。可是请大家回忆一下，我们中国城市居民，什么年代曾在自家后院或附近听到过鸟鸣呢？对于中国人来说，环境问题已远远不止是什么听不听得见鸟鸣，而是人能不能正常生存的问题了。

我们知道，正是卡森这本书的出版，促成了美国第一个民间环保团体的建立。而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间环保团体在中国的出现，却是在整整三十年之后，即九十年代初。由于中国的特殊历史条件，多数成立不超过十年的中国民间环保组织，在各方面还是软弱、幼稚和经验不足的。它们刚刚尝试着为社会大众的环境利益而呐喊。这种呐喊，遭到了那些靠牺牲环境赚取利润的企业的反抗也是意料中事；但是令人不解的是，有一些所谓的学者，居然也公然站出来为那些一心只想着利润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而根本无视环境和生态保护的企业和地方政府辩解，甚至恶言诋毁初生的民间环保组织。这说明，在中国这个缺乏非政府组织传统的社会中，要使人们普遍认识到非政府组织是老百姓表达意见的一种渠道，是创建一个民主、和谐的社会的必要因素，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人民希望实现“小康社会”，希望多数人都能过上富裕生活，这种追求是很正常的，完全无可厚非。但也不能忘记，追求富裕是要付出代价的，其代价之一就是自然资源的消耗和环境负荷的增加。中国人必须学会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而决不能以预支我们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来换取当代人的“美好生活”。

在中国，非政府环保组织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努力提高亿万普通中国人的环境意识。因为我们深信，只有当多数中国人懂得了环境保护对自己和子孙后代的重要意义时，中国才有可能期盼一个绿色的明天。在这方面，卡森女士的《寂静的春天》将是我们向公众普及环境意识的一个最有力的、经典的读本。

梁从诫
二〇〇五年八月二十七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