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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社会——不限于“传统社会”——夫妇一伦非止二人关系，是要置于家族关系中考量的。今人所谓“小家”“大家”，所要说的无非“权重”，古人也有类似思路，只不过“大”“小”所指有别罢了。“小家”相对于“大家”为“私”。面对父母、家族不可“私妻子”，就成为道德要求。
陈鹏《中国婚姻史稿》说：“古婚姻之礼，重于成妇，轻于成妻，妻与夫同居之义，实对舅姑及夫家之全体而言，非只对夫之个人也。”（第555页）“夫妇”用语广于“夫妻”，或可由此得一解释。唐宋以降，宗法观念渐衰，其表征之一，即在“成妻与成妇不复分别。成妻成妇皆在成婚之时”（陶希圣《婚姻与家族》第四章“大家族制之分解”第93页）。虽对于“家族制度”的冲击，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为烈，诸种萌动、变异，却早已在潜滋暗长，绝非发生在一朝一夕间。
将父母置于妻子（即妻孥）之上，是对夫妇一伦中“夫”的道德要求，由本篇所论这一时期士大夫的文字中不难读到——不便认为那只是一种表述或姿态。至于金声的如下自述，已近乎不情。他说自己儿时“初见《恩纶录》，阅恩及父母，殊色喜；已尚及身之后，亦及其妻，艴然起，而与塾师执而力争，以为夫妻途人也，而以因缘适相遭于一室，其何功而与罔极之父母共徼推恩也”（《寿张年嫂裘孺人序》，《金忠节公文集》卷七）。金氏当年的早熟的确异于常儿。也可见即使年尚幼，某种观念也已经深入其心。金氏以为“以夫贵”不若“以子贵”。但既然“妇人无阃外之称”，那么“以子贵”而“徼推恩”，岂非也已不再囿于“阃内”？
《礼记·曲礼》：“父母存，不有私财”。《内则》：“子妇无私货、无私蓄，不敢私假，不敢私与。”
家族内之公私尤在财产。吕留良说：“凡货财产业，一进一出，必禀命于尊长，不得擅自主张。若有欺父母、瞒公婆，私藏器物，私造饮食，私护僮婢，私置田产，私放花利，私自借债、做会等，此是第一不孝，查出即行重责、离逐。”（《壬子除夕示训》，《吕晚村先生文集》卷八）张履祥也说：“古者父母在，不有私财。盖私财有无，所系孝弟之道不小。”（《训子语下·正伦理》，《杨园先生全集》卷四八第1364页）黄宗羲则录其“师说”：“以财物为己有，出纳不禀于父母，便是好财货私妻子。”（《孟子师说》卷四，《黄宗羲全集》第一册第120页）
一度师事刘氏的张履祥说：“古者父母在，不有私财。盖私财有无，所系孝弟之道不小。”（《训子语下·正伦理》，《杨园先生全集》卷四八第1364页）与张、黄同在刘宗周门下的陈确称道其亡妇，说其妇“事吾父母，不可谓孝，然未尝私作食”（《妇王氏传》，《陈确集》文集卷一二第280页），奉父母为公，自奉为私。不“私作食”，也就合于为人妇的起码要求。
家为相对于君、国的“私”，而夫妇则为相对于父母/家族的“私”。所谓“私妻子”，即以夫妇（及子女）为核心（此处由近代所谓“核心家庭”取义），而不顾家族的共同利益。陈龙正以为“慕亲为亲”，而“慕色慕妻子”则为身，也就是为己；己即私（《几亭全书》卷一五《学言详记》十二，转引自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中译本第383页）。张履祥说：“夫妇固亦人之大伦，然较之宗祀，则轻重悬绝矣。”“人之娶妻，为传先人之绪也，故曰：‘娶妻非为养也。’”（《与潘澄伯》，《杨园先生全集》卷九第270—271页）
刘宗周所拟《证人会约·约戒》云：“一戒不孝。……甘旨不供，阴厚妻子（及妻子触忤公姑）者上罚。”（《刘宗周全集》第二册第585页）即使仅由经验也不难想见，一种道德律令，必相对于大量与之悖反的事实。你因此大可相信“私妻子”之为现象的普遍性。
浦江郑氏六世同居，号称“义门”。“同居”的条件中，就有以父母为重而以妻为轻。该“门”据说郑绮（号冲素处士）最孝，初娶丁氏，甚爱之，只是因了对郑母奉食稍缓，郑母恼怒，“即出之”。重娶阮氏，妯娌间不相能，“复出之”。有人以为这种做法太甚，郑绮的回答是：“以一妇人故使一家乖戾，绮义不为。”（《国榷》卷一第285页）至于见诸记述的，更有不但恪遵礼法，且有超出必要的发挥，不惜为不情的种种事例，被时人所乐道。黄宗羲记裘永明事母之孝：“舍中失火，君但负母而出，不问余物，其妻妾怨之，君曰：‘斯时吾止见太夫人，不见汝等也。’”（《都督裘君墓志铭》，《黄宗羲全集》第十册第483页）黄氏还记某孝子，其父鳏居，其人“侍寝，不入私室者三十年”（《瑞棠杨公传》，同书第599页）。《明史》王敬臣传，记王氏事继母，“妻失母欢，不入室者十三载”（卷二八二）。非但不情，且违反自然。如裘氏、如上述孝子的做法，未见得非好名之误。
至于危难关头，士大夫往往更要强调君、国为重而家为轻，师友为重而家室妻小为轻，不如此即不配言“忠”“义”，或虽“忠”“义”而难以“淋漓足色”。冯梦龙据传闻记倪元璐死前“南向拜辞老母，不别妻孥”（《绅志略》，《甲申纪事》卷二，《冯梦龙全集》第十七册第16页）。同书记吴麟徵“将掌垣时所书驳事一一简出，授家人，一言不及家事，从容自缢”（同上第18页）。均时人所以为的忠臣所以成其“忠”。李颙记某义士临终勉人以道义，“语不及私，妻问以后事，麾去曰：‘何言！’”（《吴义士传》，《二曲集》卷二〇第252页）其语所不及的“私”，也应当包括了其妻子日后的生计的吧。
当然，上述诸人，也有可能由于情境的限制与表达的困难，甚至不过出自记述者的趣味。父母/子/媳，乃家庭内的等级序列。母与妻的分量自不可同日而语。顾炎武以继母遗命为理由辞清廷之召，而吴梅村的应召，则因了“双亲”惧祸而催迫。当这种时候，其妻的态度，是不值得提及的。
倘若为情势所迫必得舍弃，则妻可弃而父母不可弃；甚至妻可弃而兄弟不可弃——于此不惜违拗人的“自然感情”。若更在妻、妾中选择，自然弃妾更合于礼之为教。冒襄在流离中对董小宛的处置就是如此。对此，下文中还要谈到。全祖望记陆圻于“庄氏史狱”后离家出走，被其子寻归，为其弟疗疾八月余，“与弟同室卧，终不入内”，以“不入内”，即不进入属于夫妻的内室，示人以不回归正常生活的决心。其弟病愈，陆圻也就“一夕遁去”（《陆丽京先生事略》，《鲒埼亭集》卷二六）。
陆氏因“史祸”中的屈辱而自我放逐，既惩创了自己也惩及其妇——后者岂不较他更无辜？见识明达的唐甄，也说“夫妇之道，以和不以私。和则顺于父母，私则妨于兄弟”；他以为“好内者，君子之大戒；戒私也，非戒和也”（《潜书》上篇下《居室》，《潜书校释》第110页）：将夫妇一伦置于家族关系中考量，也依然未出“公私论”的视野。
士大夫夫妇的故事中，偶或令人瞥见父（母）子（媳）的故事。由张岱的记述看，其母能决断，有担当，“戮力成家”，面对“性卞急”、态度严厉的婆婆，却能“克尽妇道，益加恭慎”（《家传》，《琅嬛文集》卷四第167页）。极简的文字背后，令人不难想见为人媳者的酸辛。关于叶绍袁、沈宜修夫妇的故事，美国学者高彦颐的《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述之已详；基于本节的题旨，我所关心的，更是叶氏笔下母子、婆媳的故事。叶绍袁在《百日祭亡室沈安人文》中，对其亡妇沈宜修说：“君深心之委曲，与苦情之忍默，即我不能尽知之，知之亦不能尽言之也。”（《午梦堂集·鹂吹·附集》第209页）纵然不能尽言，也仍不能不言。于是半吞半吐，欲说还休。沈氏的“委曲”“苦情”，三十年间“郁不能吐，怀莫为舒”者，无非处婆媳之难。叶氏说其妻方归，不过十六岁，就已有超出其年龄的警觉，对叶氏寡母“靡言曼色，婉性柔情”，曲意迎合。自己婚后为了举业，入沈氏“帏訞”，与其妻“披对”，“经年无几日耳”，“甚且腊尽年除，尝栖外馆”，不是自己无情，乃因母命不敢违拗（同上第210页）。祭文要紧的几句，必须说、不能不说、不说即无以对其亡妇的，应当就是上面那些话的吧。
格于祭文的体例语焉不详的，又在《亡室沈安人传》中言之，尽管仍然不能尽言。该传说自己与沈结錞后，沈氏因作诗，而“稍拂”叶母意；终因叶母不欲其作诗，“遂弃诗”（同上第225—226页）。直至夜深，叶母“犹刺刺女红不休”，要得其许可，沈氏方能入室。即使如此，叶母仍要命小婢侦伺其是否作诗，倘作诗，“即佌佌形诸色”（同上第226页）。该篇重复写到了自己慑于其母的威严而苦攻举业，“不甚居家中”，即居家中，亦不敢私自入沈氏帏。未得其母许可，即“寒篝夜雨，竹窗纸帐，萧萧掩书室卧耳”（同上）。由该篇看，叶、沈夫妇的婚后生活，大半笼罩在叶母的阴影下；即使在叶氏考取了功名后，也仍在严威下，“余夫妇夔夔斋眎，三十年一日也”（同上）。这种故事太古老，但在士大夫，一向有表述之难。出自无名氏的《焦仲卿妻》，未知是否实有其事的陆游、唐婉故事，任一时代都不少见，却难得为当事者本人讲述。叶氏的叙述尽管也不免曲折隐晦，闪烁其词，其妇的苦况，仍透露于文字间，由此正可感作者对其妇的痛惜，及对其夫妇处境的万般无奈。高彦颐该书，有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女性论述的针对性（见下文），但被该书作为论述对象的沈宜修这一个例，却很可以为五四的女性论述作注脚，也证明了历史生活的复杂性。
冒襄《影梅庵忆语》中，冒母、冒妻只是配角，据该篇，两个女人以其善意保障了冒襄、董小宛间的爱情。但同出冒氏的《祭妻苏孺人文》《告祖父墓文》（均见《巢民文集》卷七），却将其妻所处伦理困境，呈现得惊心动魄。冒氏父母显然介入了冒氏兄弟之争，间接地对冒氏夫妇造成了损害。《祭妻苏孺人文》说其老母“钟爱抚视，总在弟家”。其母年过七十，因火灾的惊吓得健忘症，其夫妇接回其母，“侍药十余年，不复记忆一物”。而在那次火灾中，其母“半生随宦，一世掌家，所积扃置弟宅”，均遭火焚。冒氏夫妇故事背后的父（母）子（媳）故事，使冒氏家族无可弥缝的裂隙呈露。冒氏大篇陈诉的背后，想必有积之既久不可遏抑的冲动。与冒家关系密切的陈维崧，在其《苏孺人传》（冒襄辑《同人集》卷三）中补述了如下细节：冒妻苏氏去世后，健忘的冒母已年逾八十，“发毵毵白”，每日黄昏必拂冒妻的屏帐而问曰：“吾妇安在？数日何不一视老人也？”令人凄然。
相关于夫妇一伦的，尚有内夫族而外妻党，系夫妇之为等级的延伸。《汉书》刘向传：“妇人内夫家，外父母家。”严别内外，是对夫妇中“妇”的要求。这里的“内”“外”，绝非仅止于表述，是有与之配套的一系列要求的。金声说：“妇人大义笃于夫家而裁于其父母，与男子大义笃于父母而裁于其妻子，正相反焉。以为妇人从夫，义不得专行于天地之间，而不得不以礼制、以义裁。”（《寿旌表贞节吴母程太君八秩序》，《金忠节公文集》卷七）“妇人大义笃于夫家而裁于其父母”，“男子大义笃于父母而裁于其妻子”，也即妇人不可私“外家”而必以夫家为重，男子则不可私其妻子而必以父母为重。不但夫妇中的“夫”以妻子为相对于父母的“私”，以其夫妇为相对于家族的“私”，且夫妇中的“妇”以娘家为相对于夫家的“私”。刘宗周说：“史乘所载一二贤妇人既富且贵者，往往讳言外家私恩，政不欲以私恩掩公义，以示所隆于内则如此。”（《公祭商母刘太夫人》，《刘宗周全集》第三册下第1066页）。不以“私恩”掩“公义”，被作为妇人应当依循的准则。
魏禧对门人说：“每见世俗有疏同父异母之兄弟，而亲同母异父者，可谓大惑。同父异母兄弟，辟如以一样菜种，分种东西园中，发生起来，虽有东西之隔，岂得谓之两样菜。同母异父者，则以两样菜种共种一园，发生起来虽是同处，岂得谓之一样菜。”（《魏叔子日录》卷一《里言》，《魏叔子文集》）譬喻很有意思，只不过也囿于“内”“外”之见罢了。
就我阅读所及，也有见识明达的丈夫，对此种不情的要求并不谓然。唐顺之称道其妇，特异处在竟能欣赏其妇为“娘家”计虑之周，不因婚嫁而“少内外之”，甚至临终尚嘱以“田五亩以遗吾家”，尤可见出唐氏本人的通脱，处人伦的顺乎人情之自然。
归有光记其亡妻之贤，亦举有类似的事实，说其妻非但“能孝于吾父母”，且孝于其母；即遘危疾，仍“扶而归宁”。“将绝之夕，问侍者曰：‘二鼓矣。’闻户外风淅淅，曰：‘天寒，风且作，吾母其不能来乎？吾其不能待乎？’”归氏于此慨叹道：“呜呼！颠危困顿，临死垂绝之时，母子之情何如也。”（《祭外姑文》，《震川先生集》卷三〇第674页）
子之于母族，即使不能与父族等视之，通常亦不相远。甥舅关系自古就紧密。夫之于妻族（“外家”），有唐顺之、归有光的心胸的，未必多见。其欣赏妻对于娘家的态度，也正示人以其本人之于妻族，对妻的体贴即在其中。缘此是否也可窥嘉、隆间人物气象的阔大？
本篇所论的时期，男子处父党、母党而能平情，也为人称道。刘汋说其父刘宗周“事外祖如其祖”，“抚甥如其子，抚甥孙如其孙”，对母族、外家，“恩谊周洽，不以亲疏而间焉”（《刘宗周年谱》，《刘宗周全集》第五册第528页）。特为提出，却也可见不同寻常。
唐甄的表述更有进者。他尝试着“礼外论情，服外论义”，对于礼文，据“情”“义”而有所补正。他说：“父母，一也，父之父母，母之父母，亦一也。男女，一也；男之子，女之子，亦一也。”（《潜书》上篇下《备孝》，《潜书校释》第102页）并不否定男性本位（“人之为道也，本乎祖而非本乎外，本之重如天焉”），却强调在“所生”的意义上，“男女一也”；“外”亦同重，女之父母与舅姑同尊——有二元论倾向；也如其人的论君臣，令人不难感知“逻辑方向”上的平等论。
于是你看到了不同层级上的公/私——适合用“相对于”这种说法，即相对于某种私的公，或相对于某种公的私。公永远居上位，永远优于、重于私。由此也可见公/私（以及与之配套的尊卑上下等伦序、相位）这一对范畴覆盖之广，对“日常生活”深入的程度；却也读到了若干异论，看出了伦理实践中士人的不同取向，可据以想象社会的某种宽容度，推测不同取向赖以并存的条件。还应当说，动荡时世，既有较平世为大的道德压力（涉及贞节、操守），又有较平世稍大的缝隙、空间。极端道德化的选择固可能因于时势，蔑视流俗的个人选择，也未尝不凭借了王纲解纽的机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