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易·家人》卦，《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伦常，人伦日用，是古代中国——不限于古代，也不限于中国——社会生活的基本面。人是其社会关系的总和。五伦，即古代中国“社会关系”的基本部分。人被其社会关系界定。在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以至朋友、师弟子中，父子、夫妇、兄弟系于血缘，较之君臣（也较之朋友、师弟子），作为关系被认为更天然。经由上述“关系”，士大夫的生活世界才有可能向你充分打开。由基本的伦理关系入手，讨论社会秩序的形态，或有可能避免架空之论。

在本书中，我尝试经由被认为最为重要的家庭关系“父子”“夫妇”，进入明清之际士大夫更为日常的生活世界。当然，这不意味着前此所讨论的士大夫的那些面向不属于他们的“生活世界”，只不过本书更强调“日常性”“日用伦常”及“家庭”这一特定范围而已。即使较之草民更为经典（主要即《礼》）所规范，士大夫的生活世界也绝非有关规范的演绎，从未失去其丰富性，这使他们的人生呈现出人各不同的面貌。士大夫与“家庭”“家族”有关的言说与叙述，与他们的其他活动，以富于个性的方式联系着，为我们有关历史生活的想象，提供了丰富、感性的内容。

本书讨论的，是明清之际士大夫经验中的家族、家庭，他们所面对的伦理关系。我关心的，当然还有他们对有关经验、体验的表述。有能力表述，正是士大夫之为士大夫；作选择性的表述，也为士大夫所擅长。因而言述策略至关重要。我不能不随时意识到我的考察对象的自我陈述中掺入的自我想象，以至对理想状态的期望；出诸子孙的记述也难免于溢出（美化、理想化）。只不过对于我的目的，自我想象、期待另有研究价值——关于士人所认为合理的人与人的关系，人的生存状态。即使他们的缺陷感，也映射着所向慕的人生境界。知识人生活中的世俗层面与精神层面，在其伦理实践中往往贴合在了一起，诗的与琐屑日常的经验难以剥离。这一点在我看来，亦古今所同。

本书有关考察的特别之处，或许更在材料。所用材料，主要来自士人文集——这也是我此前的“士大夫研究”主要的材料来源。文集中有更感性、更个人、更具体情境中的“家人父子”。这也是我由文集中取材的基本考量。古代士人的传记文字少有今人所认为的私密性内容。涉及尊长，更有所不写。纵然如此，这些文献仍然更接近于知识人的生活场域。经由不同文字的比对，倘若幸运，你有可能辨认出讳饰，剔出过情的渲染，即使并不因此就能自信逼近了“真相”。

我的这项研究，方法论方面并没有“创新”之处。美国汉学家伊沛霞说自己的目标“是揭示宋代社会盛行的婚姻的假设前提，特别是与我们不同的那些，同时列举史料记载的反例及它们与假设前提间的紧张”（《内闱——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中译本第39页）。我的方法也大致类似，即关注伦理的规范性要求之内与之外，经典（如《周礼》）与个人化的伦理实践，规范所能抵达的范围、限度（可规范与不可规范），知识人在此限度内外如何处置其家庭内部关系，其间的模糊地带，无论父子，还是夫妇、兄弟。

即使严格意义上的儒家之徒也会有逸出，即如吕坤的说母不必从子。吕坤思想的“逸出”尚不限于此。我关注差异性，包括对于《礼》之为“经”的个人化的诠解，实践中人各不同的取向，为此不断致力于搜寻主流论述之外的论述，纵使它们是零星、片段的，不能用现成的逻辑之线贯穿。我没有兴趣更没有能力构建“理论模型”，关注始终在现象、形态的多样性，感兴趣于纷杂、个别性、特殊性、诸种歧异，使未被作为史料者进入考察范围；即使不能引发结构性的调整，也有助于修正定论，虽则只是局部、枝节的。

日本的几代学人，关于明、清江南的商品化，阶层分工的构成和社会秩序间的关系，有深入的研究。我缺少这种宏观的视野，也没有足够的材料支持这方面的判断，选择的是一些个例——士大夫的伦理处境，发生在他们个人历史中的伦理事件。进入“家人世界”的路径也仍然是文学的，得失均与此有关。较之史学著述，更依赖士人的自我表述与相互记述。严格意义上的“私人记述”的稀缺，不能不使家庭伦理考察遭遇困难。伊沛霞抱怨道：“不幸的是，很少有丈夫或妻子记述自己的婚姻生活；第一手资料极为少见。”（《内闱——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中译本第135页）还说，“只有很少的士人写过妾及自己与她们的关系”（同书第199页）。我没有把握比较，因此难以确知是否我较为幸运——毕竟有本书所引用的士大夫记述其婚姻生活的材料，有写妾而公认名篇的《影梅庵忆语》；与钱柳、龚顾有关的材料也堪称丰富。

尚有文集之外的传记材料，墓志铭、家传、年谱、家谱、族谱等，亦可令人一窥士大夫家居情景，尽管有关记述不尽可据信。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一二有“家谱不可信”条，说颜师古“精于史学，于私谱杂志不敢轻信，识见非后人所及”（《嘉定钱大昕全集》第七册第315页）。基于我的目的，对包括家谱在内的文集中的记述，一般不作真/伪考辨。那不是我为自己提出的任务。这些传记材料，或为正史所不采，却不但对于了解某个具体人物，且对探察一时期的士大夫的生活状态，均有意义。毛汉光《唐代妇女家庭角色的几个重要时段：以墓志铭为例》，认为正史以政治史为主，“唐代墓志人数多于两《唐书》，而百分之九十以上皆为独立之资料，并不同于两《唐书》”；该文所用墓志乃“自然抽样”，较能“代表一般社会人物”。“正史成于一人或数人之手”，“墓志铭并没有统一的撰者”，“应可反映出当时人普遍的观念”（鲍家麟编著《中国妇女史论集》四集第147页），尽管其内容“绝大部分为社会中产以上（包括官宦、士人等）为多，农民、工人等未见”（同书第148页）。还应当说，无论父子还是夫妇，小说、戏曲中的材料都远为丰富——尤其平民、底层民众的伦理生活，大可作为考察士大夫的参照或背景。可惜我无力扩展取材范围。那一部分材料更适于由有关专家处理。

家庭伦理作为古代社会变化缓慢的部分，仍然随时有种种有趣的现象发生。诸种“变动”的征兆，或终于汇为“潮流”，或倏兴倏灭，都参与构成着历史生活的丰富性。至于家族、家庭，在关于特定时段士大夫的考察中，不应只作为一部分“背景”。即使古代中国，知识人的家庭生活也与其社会活动相关。当然，作为社会资本的“关系”中，血缘外尚有地缘、业缘（由古代中国发达较早的行业组织，到近代的商会、行会、“学会”），有关伦理均值得深入考察。对于个人，这也是其世缘，与斯世所结的缘。

人事体察与人情体贴是一种能力，尤应为文学研究者所具备。人伦即检验此种能力的考察对象。有“体察”“体贴”，才能由文字（或许只是极有限的文字）间读出人情，读出人的世界。有些能力，非学而后有，即如对人、对人事的了解。文学阅读，文学分析的训练，阅历与反刍、咀嚼的习惯，都有助于培养这方面的能力。此外，你从事学术工作的“当下”，势必影响到你的状态，甚至进入了考察过程，成为你的学术作品的一部分。

《颜氏家训·兄弟》：“夫有人民而后有夫妇，有夫妇而后有父子，有父子而后有兄弟。一家之亲，尽此三而已矣。”“自兹以往，至于九族，皆本于三亲。”因前此已著有《易堂寻踪》，本书与兄弟有关的部分从简。为便于阅读，正文的征引尽可能节制，而将对于正文的补充说明以及我以为有启发性的论述放在“余论”中，以便读者参考。至于篇章排序，则既然“有夫妇而后有父子”，将“夫妇”排在“父子”之前，也说得过去。尽管“父子”一伦依其重要性，被认为在“夫妇”之上；而“五伦”的顺序/价值观，至今也仍没有真的过时。

这本小书，应当是我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的收官之作。这不是说我将由这一时段抽身。事实是，无论中国现当代文学还是明清之际的历史文化，都已成为我的人生的一部分，不再能剥离。我仍然会时时反顾，但较为系统、规范的考察，或就此结束。也因写在这一时刻，动力不足、精神涣散留下的痕迹随处可见。但想到即使在最佳状态下的写作，也难免于“未完成”“半成品”，也就稍为安心。

2010年岁末去香港开会，机舱外是圣诞节前的冬夜，深蓝的天上悬了一弯冷月。将脸贴在冰凉的机窗上，看到了一颗颗闪灼的星。倘若不是视力衰退，想必会如儿时，看到一天星斗、横亘其间的银河的吧。久居都市，已不记得上次看到繁星是什么时候。2008年初夏在敦煌，听那里的工作人员说，当地天很低，伸手可及，像是能将星星摘下来。还真有同行的朋友夜间到室外看天，或因了不走运，一无所见。

漂浮在高空，窗外是零下50多度的低温，在机舱灯下写笔记，写在一张报纸的空白处，多少感觉到一点奇特，在这个飞向温暖南方的冬夜。二十年后旧地重游，曾经住过三个月的香港中文大学的曙光楼，在那里阅读明清文献的大学图书馆，每周一次乘城铁前往的沙田的新城市广场，令人感慨。一个过程的开始与结束，人生中的一度轮回，在大历史中微末不足道，对于个人，却有可能意味深长。

此外应当说明的是，本书作为代后记的一篇，发表在2014年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学术会议上。发言时我回顾了最初在这所大学读明清的情景，看起来像是机缘巧合。你在世间并非总有机会结下这种缘。在关于明清之际士大夫的考察告一段落之时，我应当向这所大学致谢。我不但在她的图书馆中有了最初的选题，且在写作本书期间两次受到由这所大学举办的学术会议的推动。我还应当感谢台湾“中研院”的吕妙芬先生的有关著作，感谢刊发本书中文字的《中国文化》《学术研究》《书城》等刊物。至于我在明清之际这一时段流连期间得到的来自大陆、台湾学术界的鼓励，我已一再表达了谢意。

在我，这是一次美好的学术之旅，尽管由我个人短暂的一生衡量，艰辛而漫长，却收获了充实与快乐。

2014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