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子(公元前578—前500)春秋时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他聪颖机智,能言善辩;内辅国政,屡谏齐王。他出使不受辱,捍卫了齐国的国格和国威。
晏子是春秋时代齐国很贤明的宰相,也是个成功的外交家。有一次,他出使楚国,楚王热情地招待了他,正喝得兴高采烈之际,两个警卫人员押解着一个嫌犯进得门来。显然,这是狡猾的楚王做出的精心安排,想达到屈辱来访使节的目的。因为晏子的名声很大,他不但善于治理国家内部事务,在外交上也是一位纵横驰骋于列国之间的谈判高手。孔子都赞扬过他的外交成就:“善哉!不出尊俎之间,而折冲于千里之外,晏子之谓也。”
楚王假惺惺地问道:“你们绑来这个家伙,是怎么回事呀?”下面的人回答他说:“这是齐国人,是个惯偷,行窃时被我们当场抓获。”楚王听后,转过脸来问晏子:“这样的事已经发生过多起,我不禁要问,难道贵国的人,具有偷盗方面的天性吗?”
晏子连忙站起来,很有礼貌地回答楚王:“我听说橘子生在淮河以南的,为橘,生在淮河以北的,为枳。这两种树木,品种相同,枝叶相似,但结出来的果子,味道却大有差别。大王,你猜这是什么缘故?根本原因就在于水土不同。老百姓生长在齐国的时候不偷不盗,为什么到了楚国,就又偷又盗呢?是不是楚国的水土有什么问题,使得老百姓这样堕落呢!”一番话驳得楚王有口难言。
从这个小故事,看出晏婴应对机敏,娴于辞令,头脑睿智,答辩如流的大外交家的风采。晏子,“莱之夷维人也”,即今山东高密一带的人。一般来讲,齐鲁人氏,体格魁梧,世称“山东大汉”。梁山泊英雄大半为山东籍,个个都是高高大大的好汉之辈。东三省的居民,身材也很健壮,可能与历史上山东人移民的后裔较多有些关系。据说,连清河县的武大郎先生,也查证出来不是矮子,给平反了。报载,根本不是《水浒传》里所歪曲的“三寸丁谷树皮”那样,而是一米八的大高个子。言之凿凿,是从挖掘出来的尸体遗骸,所测量得出的数据。
但山东地方的这位古代杰出的外交家晏平仲,却千真万确是矮个子。《史记》说,甚至给他驾车的车夫都比他神气。不过,矮子也有其优势,五短身材的人,脑子离心脏的距离,要比丈八大汉的人靠近若干厘米,因此主动脉供血充足,携氧量高,脑细胞要比身高者来得活跃、灵敏、聪明、快捷。
齐景公是相当差劲儿的一个国君,“好治宫室,聚狗马,奢侈,厚赋重刑”(《史记·齐世家》)。此人好猎,可箭法又并不高明,常常大张旗鼓出猎,回回一无所获归来,为此很恼火、很败兴。后来,有人想出一个主意,在鸟的脚爪部拴上细线,像风筝一样,可收可放,操纵自如。这样的猎鸟法,叫“弋”。一次射不中,可以再射,反正有线绳系着,无法逃脱,总会被他射中的。有一次,不知什么原因,一只被“弋”的鸟,飞得无影无踪,齐景公气得要死,火冒三丈,把管鸟的那位名叫烛邹的官员找来,下令当场处死。
晏子当然不能支持这种残暴行径,可要改变如此昏庸之君的决定,又谈何容易,弄不好连自己都得搭进去。于是,才思敏捷的他,请求景公让他陈述为什么要杀烛邹的理由,然后再执法,要烛邹死得心服口服。齐景公想想也是,便同意了:“好吧!”然后,晏子声严色厉地申斥:“你知道吗?烛邹,你为吾王管鸟,却把鸟管飞了,罪也该死。因为鸟飞了,害得吾王生气,为了鸟的缘故开了杀戒,罪也该死。杀了你倒还罢了,可在诸侯间,都以为吾王重鸟轻人,造成极坏影响,罪更该死。”说到这里,他对刽子手说:“三条罪状已经宣告完毕,你可以执行了!”
齐景公这位昏君还算没有糊涂到底,于是说:“勿杀,寡人闻命矣!”就收回成命。这就不得不佩服晏子的机智、干练和正直,以及对国家人民的忠心赤胆。该讲话的时候,还是敢于直陈己见,不过,他很懂得讲话的技巧,能够把握讲话的时机、了解讲话的对象罢了。
俗话说,伴君如伴虎。晏子历仕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三朝,伴过三只老虎,确实表现出其非凡的才能。后人尊他为一代名相,就因为他以其内政外交的政绩著称于世。司马迁评价这位政治家时说:“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这就是说,君主问他什么事情的时候,他极其谨慎地回答;不问他的时候,他则小心去做事。
齐灵公有一个癖好,喜欢他后宫里的后妃们——穿男装,戴男帽,着男靴,佩男人的饰物。于是,上行下效,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股女服男衣的风气。灵公很不高兴老百姓学宫廷里的样子,下令各级官吏严禁,凡是在街道上、市集中、乡里之间,有女人敢穿男人服装者,把她的衣褂扯碎,绦带剪断。结果,一眼望去,全国上下,到处都是衣衫被剪切得零碎破烂的女人,她们在风中飞舞,飘飘欲仙,成为一道想不到的奇特风景线。
这位齐国的君王气坏了,便问晏子:“寡人下了这样的命令,为什么老百姓敢于违抗,屡禁不止呢?”
晏子说:“大王呀!你在宫廷里提倡,而在宫廷外禁止,就等于是挂了一个牛头在大门口,卖的却是马肉一样。你要想让全国的妇女不穿男服,只要宫廷内不穿,谁穿就罚谁的话,老百姓还会有人敢以身试法的吗!”
灵公说:“好吧,那就试试。”果然,没出一个月,国内再看不到一个穿男装的女人。
其实,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问题出在底下,根子却在上头,古今都是同样的道理。上面好的风气,能够带动下面一大片好的风气,上面带个好头,对下面而言,就能起到无言的榜样作用。同样,上面一个错误的行为,带一个坏头的话,也能够形成下面的一大堆问题。
在《晏子春秋》里还有一个寓言,讲的也是类似的事例:楚灵王喜好腰身很细的臣下,他认为这是男性美的一个重要标准。于是,做大臣的都十分讲究减肥,不敢发福,不敢多吃一口饭,怕因此失去君王的宠幸,一天到晚,屏住气把腰带往死里勒,结果,腰太细了,使不上劲儿,只好扶着墙,才能站立起来。在这样一个束腰的风气下,一年以后,整个朝廷的官员都被折腾得没有人样。有一句话,“楚王好细腰,国人皆饿死”,就说的是这回事。
这部《晏子春秋》,显然是战国时期的人,假托晏婴的名义,去采集他的言行而编辑成书的。其中的许多寓言,看来专门是讲给皇帝听的。因为对至尊至贵、至知至明的君主,臣下是没有资格教导他该怎样不该怎样的,只能拐弯抹角地予以晓谕。而晏子特别善于通过寓言手段,使齐王明白他想说的道理,大概也是他的一种谨慎的,然而是有效的表达方式。
晏子说过这样一个寓言,有一家卖酒的铺子,招牌挂得很高,酒具也洗刷得很卫生,可是酒卖不出去而变酸了。铺子老板问左邻右舍,你们为什么不来买我的酒啊?邻居们说,我们不是不想来沽你家的酒,但我们拎着酒瓶到你家门口,你家养的那条猛犬就扑上来咬我们,谁还敢来买呀?所以,你铺子的酒只好摆放在那儿变酸了。接着他又说另外一个寓言,有一座土地神的庙,是用木头捆扎起来的墙,然后再在外面涂上一层泥巴,结果内部成了老鼠的窝,很讨厌。想用烟熏的办法驱赶,怕把木头烧着了;若用水灌的话,又怕把泥巴泡烂了。于是,眼睁睁地拿这些老鼠没办法。
晏子最后总结说:“夫国亦有猛狗,用事者是也。”“此鼠之不可得杀者,以社(即土地神)故也。”讲到这里,这位充满智慧的贤相,分明是要君主慢慢去体会,为什么你这样脱离群众呀?为什么你听不到人民大众的心声呀?为什么大家不肯或者不敢靠近你使你的酒放在那里无人问津而变酸呀,为什么你的土地庙里老鼠成灾呀。很简单,大王呀!你身边是不是有很凶的狗,是不是有什么令人生出投鼠忌器的顾虑之处呀?
我想,这些公元前500年的寓言,虽然太古老,老得掉牙,但未必没有现实意义。我们在日常生活里,不是常常感慨领导与群众之间的不能沟通,所谓政令不畅,所谓视听不明,所谓下情不能上传,所谓方针不能贯彻等方面的弊端,那么是不是有可能重蹈那位卖酒的或者那位土地神的覆辙?如果肯打开门看一看,有没有拦路挡道的猛狗;或者扒开墙看一看,有没有被你保护的社鼠。
温故而知今,对一个部门、一个地方的领导来说,通过晏子的这些故事多一分清醒的话,一定会对社会大有益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