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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桓公兴衰

齐桓公(?—公元前643)春秋时齐国第15位国君。他推行改革,齐国逐渐强盛。他北击山戎,南伐楚国,成为中原第一个霸主。他晚年昏庸,最终在内乱中饿死。

公元前第七世纪,在齐国的国都临淄,有一场关于国君用人的大辩论。

辩论的甲方,当然是齐桓公姜小白;辩论的乙方,为他的上卿管仲。此时的姜小白,已是天下诸侯的霸主,不大可能理会针对他的任何讨论。但管仲却例外,他提出来要统一认识,“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也只好点头。

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里,这样评述这对君臣:“姜小白的霸业即管仲的霸业,姜小白只是躯壳,管仲才是灵魂。但姜小白更为伟大,因为他能任用管仲。”后面这句话让我们了解:领导,说到底,一是谋略,一是用人;更高的领导,连谋略都不必放在心中,只要用对人就行了。齐桓公的伟大,就在于他用了管仲,而且,这个管仲曾经反对过他,差一点将他一箭射死,但他能够放下仇恨,不计前嫌,给予充分的信任,放手大胆地使用。管仲的谋略,使地处偏僻的齐国成为诸侯的霸主,姜小白风风光光地过了四十多年辉煌岁月,不但诸侯,不但周王朝,甚至全中国都视他为共主,以他马首是瞻。

用一个反对过自己的人,而且重用,更忘掉昨天一切的不快,这样的最高统治者不伟大,还有谁当得起这样的赞誉呢?

用人,用什么样的人,怎么样去用人,既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存亡兴废的根本大计,也是一个关系到地方、单位、机关、部门成败治乱的大政方针。无论南面为王的国家最高统治者,无论各级领导、大小主管,握有一定权柄的人;不管其本事大,或者不大,不管其水平高,还是不高,只要他善于用人,敢于用人,用对了人,用好了人。在国家,则是成功的领袖;在军队,则是出色的统帅;在地方、单位、机关、部门,则是优秀的领导干部。相反,这个人,也许极有本事、极有水平,但用人不当,所用非人,其至用了奸人、佞人、小人、坏人之流,早晚要出问题,而且必然是大问题。所以,毛泽东说:“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这句话深中肯綮。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对于握权的人来说,用人是绝不能轻略的头等大事。

公元前第七世纪,齐国发生了一场关于国君用人的大辩论,甲方是齐桓公,乙方则是他的上卿管仲。

齐桓公在得到这个国君的位置前,与他弟弟姜纠同时流亡在国外避难,一在鲁国,一在莒国。这时的管仲是姜纠的谋士,自然也是姜小白的反对派。公元686年,公孙无知杀从弟齐襄公自立;次年,齐大夫雍林杀公孙无知。齐国大乱,国君空缺,这两兄弟闻讯之后,都由庇护国往临淄赶去,谁先到达都城,谁就继承这个国家的统治权。

管仲是一位谋略家。第一,知道姜纠不是姜小白的对手;第二,鲁国离齐国虽近,走的是山路,莒国离齐国虽远,却是一马平川;于是,第三,管仲先行一步,单枪匹马,抢在途中,拦住姜小白一行人,说是有紧要机密大事,必须面觐陈辞。谁知姜小白的车队刚刚停下,未及对话,说时迟,那时快,管仲挽弓射箭,一箭飞了出去。眨眼工夫,姜小白应声而倒。其实,这支箭偏巧碰在他腰带的扣环上,侥幸不死。命不该绝的姜小白立刻佯死,要知道,那也不是一个等闲之辈,早听说管仲的箭术厉害,怕他再补一箭,那可就真的要命了。他立刻做中箭状,倒在座驾上,口吐鲜血,不省人事。管仲以为稳操胜券,不慌不忙地离去。谁知他前脚走开,姜小白策马挥鞭,以最快速度到达都城,接管了前政权。

胜利者从来嘴大,姜小白向庇护其弟的鲁国发出通牒,必须在某月某日之前,交出一个死的姜纠、一个活的管仲,否则,没有好果子吃。鲁国是小国,岂敢得罪大邦,只好捏着鼻子照办。大家都以为姜小白饶不了管仲,非报此一箭之仇不可。谁知他做了一个让全国都跌破眼镜的决定,谈了个通宵达旦以后,任命管仲为上卿,公示天下。

春秋时代,接连兴起五个霸主,史称“春秋五霸”。“五霸”的第一霸为齐桓公,即姜小白。他所以能够被周王室称为侯伯,伯即霸,为诸侯之霸,就在于他这个用对了人的决定。其实,姜小白对管仲这一箭,也不见得不怀恨在心,但政治家算大账,他的谋士鲍叔牙说得再透彻不过,你的愿望只是想当齐国的国君,你用我为你的上卿就够了,如果你的心胸中不仅只有齐国,而怀有天下的话,那么你就必须借重管仲。于是,齐桓公沐浴焚香再三,亲迎于郊,尊之为“仲父”,请教强国富民之术、称霸诸侯之道。

由于管仲的辅佐,改革齐国之经济、内政、军事、政治制度等,对内“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实行富国强民政策。在外交上,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帜,使处于式微的周室,得以有一份名义上的中央政府的虚荣,而使自己实际上成为诸侯的领袖,这些都是管仲制定的治国图霸方略。按《史记》的说法:“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看起来,齐国能在公元前7世纪的上半叶,称霸将近半个世纪,“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这次在临淄发起的用人大辩论,应该是在管仲死前的第三年或第四年进行的。

管仲逝于公元前645年(齐桓公四十一年),在此以前,他的健康状况日益不佳,也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看到功成名就、天下归心的齐桓公已经达到他人生的巅峰状态。太得意了,太满足了,太成功了,当然也就太骄傲了。不论谁,上至国君,下至草民,一骄傲就头脑膨胀,就不知所以,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这使处于病痛中的管仲,对这位国君,乃至对这个国家的未来,产生了深深的忧虑。一个过于自信的人,常常听不进去别人的反面意见;相反,却往往迷恋于别人对他的甜言蜜语中,陶醉于别人对他恭维捧场中。而且,管仲注意到在齐桓公的周围,出现了易牙、竖刀和公子开方等曲意阿附,投其所好,巧言迎合,讨其欢心,渐渐对其产生影响,步步起到作用的亲信集团。

于是,有了这次历史性的用人大辩论。

甲方的齐桓公问:“将何以教寡人?仲父!”

乙方的管仲回答:“请允许我向您建言,您身边的三位宠臣——易牙、竖刀和卫公子开方,作为陛下私下的亲近朋友,当无不可。但我还是建议您尽可能地疏远他们,如果做不到这点,至少从今而后,切不可让他们掌握政治权力。”

“这该怎么讲呢?”

“因为他们的品德,不可信;因为他们的言行,不可靠;因为他们的动向,不可测。所以,对他们的未来,不放心!”

齐桓公哈哈大笑:“仲父啊仲父,你太过虑了。”他告诉管仲,这三位亲信能够得到他的信任,能够受到他的宠遇,能够讨得他的欢心,是因为,他注意到了多年以来这三位好战友对他的忠诚,对他的唯命是从,对他的那一种无所顾惜、自我奉献的精神。他说:“易牙,是一位烹饪方面的行家里手,他总是在我想什么东西的时候,端来我正好想要吃的东西。哪怕半夜三更,我的胃口有一点吃的欲望,易牙肯定会适时地送来美味佳肴。有一次,我对易牙说,天底下的东西我都吃遍了,唯一没有品尝过的就是人肉了。当天的晚餐桌上,就有一盘异常鲜美柔嫩的蒸肉。易牙告诉我,这就是我想吃的人肉,而且还是三岁小孩的肉。我问他,你怎么能知道这盘肉,是一个三岁的孩子呢?易牙说,那是我的儿子。我说,这怎么可以呢?易牙说,忠臣心目中只有君王,为了君王,是不必顾惜家人的。易牙烹其子以快寡人,犹可疑乎?”接下来,齐桓公又夸奖竖刀:“这更是一位了不起的人,所以了不起,就是他的不惜牺牲自己、心甘情愿地割掉了传宗接代的男根,这是何等舍己为人的高尚品质啊!他为了服侍寡人,为了贴身效劳寡人,为了能进入宫廷效忠寡人,自愿接受宫刑,成为太监,成为宦官,这可不是谁都能做到的。竖刀自宫以近寡人,犹可疑乎?”然后,他又说到公子开方:“这样一位卫国的贵族,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15年来追随寡人,连家都没有回过一次,这样的忠贞之士,怎么能够不信任,不重用呢?”

对于管仲的答辩,柏杨先生是这样综合起来写的:“人性是这样的,没有人不爱自己超过爱别人,如果对自己身体都忍心残害,对别人岂不更忍心下毒手!没有人不爱自己的儿女,如果连自己的儿女都能下得狠心,他对谁下不得狠心?没有人不爱自己的父母,如果十五年之久都不想见父母一面,连父母都抛到脑后,对其他的人又有谁不会抛到脑后?”姜小白问:“这三个人在我身边很久,你从前怎么不提?”管仲说:“国君在私生活中,应该享有他的癖好,否则国君便没有丝毫乐趣了,但这些癖好,必须不干扰到国家大事。我死之前,还可以防止他们;我死之后,恐怕他们会像洪水一样地溃决堤防。”姜小白一生都在管仲的指导之下,只有这件事他大大地不以为然。

据注释《史记·齐太公世家》的颜师古所云,这场辩论,尽管齐桓公大不高兴,但他还是在口头上答应了管仲,将这三人逐出宫外。“管仲遂尽逐之,而公食不甘心不怡者三年。公曰:‘仲父不已过乎?’于是皆召反。”因为管仲已死,再也无人敢于进言谏阻。而且,他完全置当年那场用人大辩论于不顾,不但将那三个奸佞找回来,还予以重用。

姜小白平生好色,有夫人三,“如夫人”六,公子十又余人,平时恃骄持宠,相互倾轧,埋下他死后的动乱之本。公元前643年,管仲死后的第三年,姜小白——这位诸侯之伯,也走完了他的人生途程,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霸主,是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死得这样难看。他一断气,他最欣赏的、最依赖的,也是最后放心将国家托付给他们的这三位亲信——易牙、竖刀和公子开方,各各拥立公子,拉帮结伙,争位相残,内讧不已,一个个打得头破血流、鼻青脸肿之际,完全忘记他们的父王还停尸在宫中,根本顾不得收殓,没有一个人想到应该让死者入土为安,只知道像一群狼一样在厮杀,在咬龀,在争夺,在打得不亦乐乎。

《史记》中有一段精彩的注释:“公有病,易牙、竖刀相与作乱,塞宫门,筑高墙,不通人。有一妇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妇人曰:‘吾无所得。’公曰:‘我欲饮。’妇人曰:‘吾无所得。’公曰:‘何故?’曰:‘易牙、竖刀相与作乱,塞宫门,筑高墙,不通人,故无所得。’公慨然叹,涕出,曰:‘嗟乎,圣人所见岂不远哉!若死者有知,我将何面目见仲父乎?’蒙衣袂而死乎寿宫,虫流于户,盖以杨门之扇,二月不葬也。”齐桓公直到最后一刻,才想到自己没脸在地下去见管仲。

一个极其成功的人,最可怕的敌人其实就是他自己。在中国历史上,有多少曾经英明过、贤明过、圣明过的君王,最后都难以幸免走向自己的反面,着实令人为之痛惜。而在制造这种命运悲剧的过程中,最常见的败局,就在于用错了人。由于极其成功的人,也是极其自信的人;由于极其自信,自以为是,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这样的人通常不肯认错,尤其不会改错,甚至明知错了,也要错到底。因此,也就只好眼看这个极其成功的人,一条道走到黑了。

史称:由于宫廷作乱,无暇殓其尸,以致姜小白的尸体搁于宫中达67天(或说三个月)。腐烂不堪的尸首,只蒙着一扇门板,蛆虫都溢于户外。从此,齐国中衰、失霸。

归根结底,齐桓公之死,怪不得别人,英雄末路,是他自己所走;壮士折节,是他自己作践。这就是说,齐桓公霸业之兴,在于他用对了人;同样,齐桓公霸业之衰,也在于他用错了人。姜小白的一世英名,最终败坏在他所宠幸的佞臣易牙、竖刁和公子开方身上。

用人,是必须慎之又慎的事情。 p7RIIEzFiuARIB5W0Bdks9Cxv5WQAkI+6jsZpncT05MVNf6hACm8/hC4kPaesE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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