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献所见晚唐五代宋初的中印文化交往

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文书中，包含有一些珍贵的中印文化交往史料，比如人们常常称道的慧超《往五天竺国传》，季羡林先生《一张有关印度制糖法传入中国的敦煌残卷》一文，也揭示了一件重要的科技交流文献 。

至于晚唐、五代、宋初，亦即敦煌的归义军时期的有关资料，虽然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发表，但大多是札记性质的短文，收集资料尚不丰富，或论述角度与本课题无关，因而没有引起学界的广泛注意。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系统地整理这类文书资料，并结合汉文史籍，略加考述，把敦煌文书反映的个别事例，纳入当时中印文化交往的时代背景当中。

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势力逐渐退出西域。唐德宗贞元六年（790），沙门悟空从天竺回到长安之际，正是吐蕃全面占领西域之时。此后唐朝的史籍对西域、印度的记载极少，直到北宋初年，情况才有所改变。因此，传世史籍给人们一种印象，似乎晚唐五代时期中印之间的交往完全断绝了。敦煌文书资料证明，当时中印之间并未断绝往来，虽然与唐朝初年的盛况无法相比，但却为宋初大批僧人西行求法做了准备。另一方面，求法僧人留下的有关文字，也为人们探讨他们的文化水平和求法成果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一、西行求法的中国僧人记录

以下按年代顺序，整理分析有关西行求法僧人的敦煌文书。

（1）Hva Shang（和尚）

在现藏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的斯坦因所获藏文写本中，有一件藏文与汉文相间书写的长卷，斯坦因编号为Ch.83.xi，馆藏号为Vol.72，foll.74-84，其中foll.74-76的正面，为汉文《大方便佛报恩经》卷三和藏文怛特罗仪轨。背面抄有五封藏文信札（图1），其间杂写着一些汉字，最后是汉文《凉州御〔容〕山感通寺瑞像记》 。早在1927年，托玛斯（F．W．Thomas）就发表了这五封书信的初步转写和翻译 ，遗憾的是没有公布图版。瓦雷·普散（L.de la Vállee Poussin）的目录和榎一雄所做的附录有简要的记述 。日本东洋文库西藏研究委员会编《斯坦因搜集藏语文献解题目录》第12册中，有部分文字的印刷体藏文录文，但限于体例，多是首尾部分，不是全貌 。迄今为止笔者尚无法根据原卷或图版来判断托玛斯的正误，也未见其他学者对此做进一步的研究。因此，以下只能根据托玛斯的初步研究及上述目录的记述，做概要的内容分析，而无法给出原文转写和翻译。

这五封信札的主要内容，都是介绍一位中国（Rgya yul）的和尚（Hva Shang）前往印度（Rgya gar yul）取经，发信者分别是To Le'u Stag gsum、Nogs Lu zhi Nam ka、Smir kham Rin chen rdo rje、Dmag 'bu cang（二封）等吐蕃官人，收信者是和尚所经之地的官人或拟住之寺的高僧，前者请求后者关照这位西行的僧人。信中提到和尚是从五台山（'go de shan）出发的，所经之地有Leng chu（灵州或凉州）、Ga lu、Dan tig shan、Taong ka（宗哥城）、Kam cu（甘州）、Sha cu（沙州）。目的是到那烂陀寺（Nalenta）寻访高僧，到灵鹫山（Bya rgod，Grdhra-kūtta）礼释迦圣迹。从五封信连写在同一卷上来看，这些信显然是保存在和尚手边的书信副本，而正本已寄往各位收信者。文书提到和尚经行的最后一个地名是沙州，在藏文书信间杂写的汉字中，有“龙兴寺”字样 ，应是和尚在沙州寄住的寺院名称。这些信的副本至此已无用途，故留在了敦煌。从发信者多为吐蕃官人来看，这位和尚从五台山出发往印度求经的时间，应当是在吐蕃统治河西地区的8世纪末到9世纪中期。可见，吐蕃对河陇的占领，并未中断中印之间佛教徒的往来。沙州龙兴寺是吐蕃时期的官寺，汉地和尚被馆于此寺，说明吐蕃官府对往来僧人的额外关照，这和当时的吐蕃统治者正在大力发展佛教不无关系。824年，吐蕃曾遣使往唐朝求五台山图 。在唐蕃对峙的年代里，这批使者却特往唐朝求五台山图，其缘起不得而知，但或许与上述从五台山出发的和尚经吐蕃占领区前往印度一事有某种因果关系。无论如何，虽然目前我们尚不能得悉这件藏文写卷的全貌，但却不难得出一个新的看法，即吐蕃统治河西时期，仍有中原的汉僧前往印度求法，而且这种活动受到吐蕃王国地方官员的大力支持。

（2）智严

S.5981写有智严在沙州巡礼圣迹留后记，文字如下：

大唐同光二年三月九日时来巡礼圣迹，故留后记。鄜州开元寺观音院主临坛持律大德智严，誓求无上，普愿救拔四生九类；欲往西天，求请我佛遗法回东夏。然愿我今皇帝万岁，当府曹司空千秋，合境文武崇班，总愿归依三宝，一切士庶人民，悉发无上菩提之心。智严回日，誓愿将此凡身于五台山供养大圣文殊师利菩萨，焚烧此身，用酬往来道途护卫之恩。所将有为之事，回向无为之理。法界有情，同证正觉。（后为佛传类文献，略）

据此可知，智严是鄜州（今陕西富县）开元寺观音院主，号临坛持律大德。他在同光二年（924）三月初，从印度求法归来，到达沙州 ，巡礼敦煌佛教圣地，并为后唐皇帝和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司空曹议金祝福。智严特别强调回到中国后，将往五台山供养文殊菩萨，以酬谢往来护卫之恩。另外，S.4793菩提流志译《大宝积经》卷一〇一《功德宝华敷菩萨会》抄本背面，有“时当同光二载三月廿三日，东汉国鄜州观音（下缺）”的题记，应当也是指智严 。又S.2659《摩尼教下部赞》与《僧羯磨》卷上写本纸背，同笔抄有《大唐西域记》卷一、《往生礼赞文》《十二光礼忏文》，后分别写有如下两行文字：

往西天传一卷

往西天求法沙门智严西传记写下一卷

此处的智严无疑即上述智严 ，但智严所写《往西天传》或《西传记》是否是他本人的西行记录 ，尚不能确定，从前面同一笔迹所抄文献有《大唐西域记》来看，《往西天传》或《西传记》似指《西域记》，而不是智严自己的著作。《西域记》和《礼赞文》《礼忏文》抄本，是智严随身携带的实用文书，可见玄奘的《西域记》是当时前往印度取经求法的僧人的旅行指南 。此外，P.2054《十二时普劝四众依教修行》文末题：“同光二年甲申岁蕤宾之月（五月）蓂雕二叶学子薛安俊书，信心弟子李吉顺专持念诵劝善。”背有淡墨题记：“智严大师十二时一卷。”此智严也可能即鄜州开元寺智严 ，他的作品为沙州学子抄写持念。

（3）归文

S.529有定州（今河北省定县）开元寺僧归文的牒状六件，现移录如下（图2）：

A1　季夏极热，伏惟

2　和尚尊体起居万福。即日归文蒙

3　恩，不审近日　体气何似？伏惟以

4　时强为茶药，卑情恳望。归文自恨

5　生末代，谬闻玄风，敢将蝼蝈之心，再答

6　崇山之翠。去年东返，烈腹谁看？今遂

7　西行，死生无恨。昨于五月中旬以达灵州，

8　甚获平吉，勿赐忧念。即候夏满已来，

9　渐谋西进。黄沙万里，音信应待东归，方

10　申卑恳。今因人使，谨附状

11　起居，伏惟

12　慈悲，府垂　念察，谨状。

13　五月廿九日定州开元寺参学比丘归文状上。

14　和尚案前谨空

B1　定州开元寺僧归文：

2　右归文谨诣

3　衙祗候

4　起居

5　令公，伏听　处分。

6　牒件状如前，谨牒。

7　同光二年六月　日定州开元寺僧归文牒。

C1　开元寺僧牒，候　评事起居

2　归文启：季夏极热，伏惟

3　评事尊体动止万福，即日归文蒙

4　恩，不审近日

5　尊体何似，伏惟以时倍加

6　保重，远情祷望。归文伏自去载、今年

7　皆蒙供养，奖顾之外，铭荷空深。

D1　定州开元寺僧归文、德全等：

2　右归文等鹫岭微尘，漕溪末胤，幸因云

3　水，获寄

4　王都，满川之花木。（余白）

E1　归文启：归文伏自

2　辞违后，虽曾有状，难忘　攀恋之怀。

3　况寄塞途，谁是堪依之者？终期再叙，

4　方遣愁眉，未遂寸心，故难东返。昨于

5　四月廿三日已达灵州，兼将缘身衣物，买得

6　驼两［头］，准备西登碛路。此后由恐平沙万里，雪

7　峤千寻，鱼鸟希逢，归文罕遇，切望相时

8　度日，以道　为怀。

F1　敕旨往诣西天取经。近届

2　府庭，已经旬日。今因巡礼圣迹，得寄

3　贵封，于宝胜寺安下讫。谨专诣

4　衙祉候

5　起居

6　尚书，伏听　处分。

7　牒件状如前，谨牒。

8　同光二年五月　日定州开元寺僧归文牒。

这六件文书应是归文西行途中分别寄给或在当地上给沿途所经之地的和尚、令公、评事、尚书等僧俗官人的，受文者的姓名和地点都不得而知，推测当在沙州以东地区 。这些牒状与上文介绍的五封连写的藏文书信情形正同，应是归文所留的副本，因此有些首尾略而不抄，但从中大致可以了解归文西行求法的一些经历。同光元年（923），归文就曾西行（C.6—7），但失败而归（A.6）。翌年又与德全等一起，不畏生死而西行，于四月二十三日到达灵州（E.4—5）。B文书中的“令公”，很可能指灵武节度使韩洙 ，若然，则六月以后，归文等买驼两头，登碛西行（E.5—6）。从中可见其旅行之艰辛。值得注意的是F文书明确说明，归文之往西天取经，是奉敕旨而行的，这里透露出人们没有注意到的一个重要史实，即后唐庄宗曾在同光初年，派遣僧人西行取经。后唐政权积极与西方联系的做法，也可以从庄宗于同光二年五月承认沙州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的官位一事上得到印证 。归文到达沙州的时间不得而知，但我们在P.2638《清泰三年（936）六月沙州儭司教授福集状》第49—50行看到了他的名字。该文书所记癸巳年（933）六月一日至丙申年（936）六月一日出破数中，有“绢捌尺，归文寄信用” ，证明在此期间，归文仍逗留在沙州。

（4）讲经和尚

S.6551《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开首部分，有如下自述：

但少（小）僧生逢浊世，滥处僧伦，全无学解之能，虚受人天信施。东游唐国幸（华）都，圣君赏紫，丞（承）恩特加师号。拟五台山上，松攀（攀松）竹以经行；文殊殿前，献香花而度日。欲思普化，爰别中幸（华），负一锡以西来，途经数载；制三衣于沙碛，远达昆岗。亲牛头山，巡于阗国。更欲西登雪岭，亲诣灵山。自嗟业鄣（障）尤深，身逢病疾。遂乃远持微德，来达此方，睹我圣天可汗大回鹘国，莫不地宽万里，境广千山。

据我们考订，这位讲经僧人大约在930年前后先东游五台山，然后西行到于阗国，准备更往西去，越兴都库什山，往灵鹫山巡礼释迦圣迹。但因病而返，止于西回鹘王国，做此讲经文 。虽然此僧未能到达印度，但此行证明当时想往西天取经的僧人并非罕见。

（5）彦熙

P.2605有彦熙撰《敦煌郡羌戎不杂德政序》，其题名为“洛京左街福先寺讲唯识百法因明论习修文殊法界观西天取经赐紫沙门彦熙”，内容主要是称颂归义军节度使、“敦煌郡谯国大王”曹议金的功德 ，只是在最后有“雪山之志，移风易俗”，表明彦熙西行的抱负，可惜文书后残，没有提供更多的内容。该《序》成文于曹议金称王的931—935年间，彦熙作为京城的高僧，其西行取经活动至堪注意，可惜尚不得其详。

（6）善光

S.4537有《天福九年（944）正月善光牒》：

（前残）

1　太傅之恩敢贺

2　合，不犯威仪，先有鸿愿之期，巡礼西天之境。今者

3　向西路发，般次往行，虽有此心，不能前进。伏望

4　太傅鸿造，特赐去往之由，比此般次回时，容舍（设）方求

5　道具，伏听　裁下　处分。

6　牒件状如前，谨状。

7　天福九年正月　日释门僧正沙门善光牒。

文中的“太傅”指当时的节度使曹元深无疑 ，善光名前未署地名寺名，推测他是敦煌本地的僧人。此件证明沙州的僧人也加入到西行求法的队伍中去了。

（7）法宗

北京图书馆藏冬字62号《维摩经》卷中抄本背有如下题记：

大周广顺捌年岁次七月十一日，西川善兴大寺西院法主大师法宗，往于西天取经，流为郡主太傅。

广顺八年（958）正是后蜀后主孟昶广政二十一年。从晚唐以来，蜀地与敦煌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 ，因此后蜀僧人往印度取经，也经敦煌西行。这件文书说明，西行取经的僧人不仅仅来自北方，也有来自四川盆地的高僧。

（8）道圆

S.6264有《于阗天兴十二年（961）道圆授戒牒》，摘要如下：

南阎浮提大宝于阗国匝摩寺八关戒牒

受戒弟子曹清净牒。

（中略）

天兴十二年二月八日，受戒弟子清净牒。

（中略）

授戒师：左街内殿讲经谈论兴教法幢大师赐紫沙门道圆。

此处的授戒师道圆，即《续资治通鉴长编》及《宋史》等书所记乾德三年（965）自西域回国的沧州僧道圆 。《长编》卷六记：

乾德三年十一月……先是，沙门道圆出游西域二十余年，于是与于阗朝贡使者俱还，献贝叶经及舍利。癸亥，上（宋太祖）召见之，问其山川道路及风俗，一一能记。上喜，赐以紫衣及金币。

《宋史》卷四九〇《外国传》天竺条称“道圆晋天福中诣西域”，或许是和天福三年（938）前往于阗的后晋使臣张匡邺、高居诲等一同出发的，然后从于阗分手，单独赴印，巡礼了全部五天竺，返回于阗，在那里以“左街内殿讲经谈论兴教法幢大师”的名号为人授戒，可见其受于阗国佛教界之重视。而后与于阗使一道东归中原。P.2893《佛说报恩经》卷四题记称：“僧性空与道圆雇人写记。”背面是于阗文药方 。此卷大概是道圆路经敦煌时留下的 。道圆携回的梵文贝叶经，据说现辗转收藏在九华山历史文物馆内 。道圆与宋太祖是布衣交 ，他对西域山川、风俗、道路情况的介绍，对宋初大批僧人西行求法，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9）继从

橘瑞超所获敦煌写本，今归北京图书馆的新0002号《妙法莲华经》卷二题记：

西天取经僧继从，乾德六年二月　日科记 。

又P.2023《妙法莲华经赞文》题记：

伏惟大王采览，赐紫沙门继从呈上。

乾德六年（968）前后的大王，无疑是指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两文书中的继从即《佛祖统记》卷四三所记开宝寺的继从 。《记》称：

太平兴国三年（978）三月，开宝寺沙门继从等自西天还，献梵经、佛舍利塔、菩提树叶、孔雀尾拂，并赐紫方袍。

敦煌资料表明，继从等是乾德六年以前从中原出发的，并且曾在敦煌停留，抄写佛经。

（10）法坚

P.2726有西行求法僧法坚所写愿文，摘要如下：

（前述佛法东传，略）但法坚释门末辈，秦苑微人，学无积雪，功阙聚莹。昨奉圣命，西放遣形，叨习未来梵夹，东化群生。路遭残破，得免余生。获瞻仰于上台，已光辉于末释。起为故邻颇厚，宠赐尤多。遗度访法之心，上报均慈之德。又蒙大王留连，且住未得西行。辄陈虚寡，谬赞传灯。（以下依次祝愿皇帝、大王、梁国夫人、夫人、公主、罗家夫人、达家夫人、诸娘子、诸太子大师、太子、瓜州司徒、仆射、尚书、僧统大师、都僧录大师、张僧正、诸僧正、指挥都衙、诸寺教授、诸寺老宿、纲维等、诸同志往西天取经座主、尼大德、贤者优婆夷等等）。

其中两首愿文为：

若乃专心西往，慕仰菩提，学法东归，为救群迷。诸同志往西天取经座主之德也。伏愿大王早放，西礼菩提，学法殷勤，却向东归。为同取经座主。

文书中的“大王”应指964—974年间的曹元忠，“梁国夫人”即曹元忠妻凉国夫人翟氏 ，因此本文当写于964—974年之间。背面有杂写数行，其中之一为“端拱三年（990）七月报恩寺藏内现在经数目”，应是后来二次利用时的笔迹。从法坚的发愿，可知他与一些同志结伴西行，在沙州逗留，希望得到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的帮助，继续西行，求取真法。从时间上看，法坚等很可能是属于乾德四年（966）从北宋都城开封出发的157僧中的成员 ，因为文中他自称是奉圣命西行的。

（11）志坚

S.3464《维摩诘经》卷上背面，为志坚所写《菩萨戒法》和《传授菩萨戒法》，首尾如下：

往西天取菩萨戒兼传授菩萨戒僧志坚敬劝受戒弟子（下略）

端拱二年（989）九月十六日往西天取菩萨戒兼传授菩萨戒僧志坚状 。

志坚是律学沙门，因此在途中把其往西天取经所得之密教系统的菩萨戒法传授给沙州僧众。

（12）道猷

收字4号有《至道元年（995）往西天取经僧道猷状》，文字如下 ：

1　奉宣往西天取经僧道猷等

2　右道猷等谨诣

3　衙祇候

4　起居，伏听处分。

5　贺，伏听处分。

6　牒件状如前，谨牒。

7　至道元年十一月廿四日，灵图寺僧寄住。

另外，在罗振玉旧藏的文书中，也有两件道猷所写的文书 ，其一《僧道猷状》，摘要如下（图3）：

灵图寺寄住僧道猷

右道猷辄有卑事，上告大王。（下系为他人陈情书，略）

另一件为《僧道猷残诗》：

夫以因于闲暇，采集巴句，幸寄孔目五言二十韵，伏惟不阻为幸。寄灵图寺沙门道猷上。

多幸遭逢处，知交信有恩。偏承相见重，频沐厚光荣。眷恋常推许，人情每普平。（原本止此，殆未完。）

从“奉宣”一词来看，道猷也是由北宋王朝派遣的取经僧人。他在至道元年前后寄住在沙州灵图寺，并与沙州官人有文字之交，而且还曾上书节度使曹延禄，为有罪僧人开脱，其善心可佳。

除了以上略记有关求法僧事迹的文书外，S.383《西天路竟》记录了从东京（开封）出发，经灵州、河西、西域，往印度的简要路程，对比范成大《吴船录》保存的《继业行程》 ，《路竟》也应是宋初赴印度求法僧人所写并留在敦煌的 。

以上介绍的敦煌资料表明，（1）晚唐到宋初，前往印度求法的僧人从未断绝，他们分别来自五台山、洛阳、开封、鄜州、定州、沧州、西川、敦煌等许多地方，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五台山与西行或东返的求法僧人关系最为密切，表明了当时五台山文殊菩萨信仰的兴盛。（2）一些僧人是奉后唐或北宋王朝之命西行取经的，并且得到沿途地方官府的大力帮助。即使是在唐蕃对峙的时期，双方对求法僧人的往来都加以保护。这些东往西来的僧人，也就成为各民族或政权间文化交往的使者。一些僧人把随身携带或专门抄写的佛教文献留给沙州僧众或官府，丰富了敦煌的佛教文化宝库。（3）总的来看，宋代以前的取经活动是无组织的，僧人所遇困难也较多，取经的目的各不相同，成果和影响一般不大。从史籍和经录的记载得知，宋初曾有组织地派遣沙门往西天取经，返回的僧人对传法院的译经事业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

二、东来巡礼的印度僧人记录

在传世的文献中，有关晚唐五代时期从印度东来传法或巡礼的僧人的记录，要较有关西行求法的为多。如日本入唐求法僧圆仁所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就曾记录了开成、会昌时巡礼五台山的北印度僧人和住在长安的南、北印度的三藏法师。唐末五代初活跃的禅月大师贯休（832—912）也曾写有《遇五天僧入五台》五言律诗五首 。

敦煌文书中记印度僧人东来的最详细资料，首推P.3931写本。该写本抄有若干表、状样本（书仪）或副本等，其中包括有关印僧东来的牒言、游记共三篇，现录如下 ：

（A）僧牒

牒：法师者，中印度之人也，利名如来贤，历代为君，霸化氏国，乃释种之苗矣。自幼出家，会五明□，解八般书，诸国宗师，推为法器。游方志切，利物情殷。爰别梵遐，登雪岭，万里冰山，晓夜岂词（辞）于凉山［之］列；千重沙漠，春秋不惮于暑寒之苦。曾达朕封，淹停岁月。今则言旋震域，誓谒清凉。经行恐滥于时流，解学全高于往哲。华区英彦，京府王臣。请阅梵文，便知慜昧。愿为檀越，勿见恓迟。共成有学之心，必获无疆之福。

（B）夫周昭王代，佛出西天。汉明帝时，法传东夏。自后累有三藏，携瓶来至五峰。玄奘遇于德（太）宗，波利（Buddhapāli）逢于大圣。前后垢藏，幸遇庄皇。此吉祥天，喜逢今圣。师乃生长在摩竭陁国（Magadha）内，出家于那烂陁寺（Nālandā）中。唐标三藏普化大师，梵号啰么室利祢 （Rama S＇rīinivāsa？）。早者，别中天之鹫岭（Gr·dhrakūt·a），趋上国之清凉。历十万里之危途，岂辞艰阻。登百千重之峻岭，宁惮劬劳。昨四月十九日平［旦］，达华严寺。寻礼真容，果谐夙愿。瞻虔至夜，宿在殿中。持念更深，圣灯忽现。举众皆睹，无不忻然。廿日，再启虔诚，重趋圣殿。夜观真相，忽现毫光。晃辉尊颜，如悬朗月。睹斯圣瑞，转切殷勤。廿一日，登善住阁，礼肉罗睺。叹文殊而化现真身，嗟栢氏而生圣质。廿二日，游王子寺，上罗汉台。礼降龙大师真，看新罗王子塔。廿三日，入金刚圣窟，访波利前踪。玩水寻山，回归寺内。廿四日，上中台，登险道，过玉华之故寺，历菩提之新庵。斋毕冲云，诣西台顶。寻维摩对谈法座，睹文殊师子灵踪。巡礼未周，五色云现。攀绿岫，踏青莎。恣意巡游，回归宿舍。廿五日，往北台，穿碧雾。过骆驼岛，渡龙泉水。启告再三，至东台宿。晚际，有化金桥，久而方灭。来晨，斋上米铺。却往华严，驻泊一宵。次游竹林、金阁，过南台，宿灵境，看神钟，礼圣金刚。拂旦，登途，至法花寺，斋羞而别。奔赴佛光寺，音乐喧天，幡花覆地。礼弥勒之大像，游涅槃之臣蓝。焚香解脱师前，虔祈于贤圣楼上，宿于常住。发骑来晨，斋于圣寿寺中，宿在福圣寺内。礼佛之次，忽有祥云，云中化菩萨三尊，举众皆礼敬。次至文殊尼寺，兼游香谷梵宫，宿在清凉。登崚层道，谒清峰道者，开万菩萨堂，游玩侵宵。来朝过岭，兼诸寺院兰若，并已周游。却到华严，设斋告别。临途之际，四众攀留。既逞速已再三，伏惟千万。

（C）僧牒：高超像秀，迥达真宗。五乘驰骤于心田，三藏波飞于口海。携囊鹫岭，早闻吼石之能。振锡金河，每听鞭尸之力。悲心普化，志存游方。遂乃远别中天，来经上国，翻传妙典，译布灵筌。为梵宇之笙簧，作缁徒之龟镜。今则誓游震旦，愿睹文殊，继往哲之遗踪，踵前贤之令迹。所经郡国，要在逢迎，共助良缘，同修上善。

A和C两件僧牒，都是地方官府为普化大师写的介绍性信函；B件是普化大师巡礼五台山的行记。在同卷《表本别纸》后，有“天福肆年己亥岁厶某”的题记；又《贺官状》后，有“天福叁年戊戌岁七月日记”的题记，可以据此判断普化大师的东来，不晚于天福三年（938）七月。从同卷所写表状类资料看，不会早于后唐同光年间（923—925） 。《旧五代史》卷七六《晋高祖纪》载：“天福二年正月丙寅，诏曰：‘西天中印土摩竭陀舍卫国大菩提寺三藏阿阇梨沙门室利缚罗，宜赐号弘梵大师。’”这位弘梵大师的名字和来历，都和普化大师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是否同一人尚难肯定。

另一位巡礼五台山的印度僧人，见于P.t.845（= P.3531）梵藏对照文书集的题记中。该梵僧是在10世纪中叶从五台山回印度途经肃州（Sug chu）时写下的这件文书 。

此外，P.5538于阗文写本，正面是天尊四年（970）正月九日于阗王Vis＇a'S＇ura（967—977年在位）致沙州大王曹元忠的正式信函 。背面是用梵文和于阗文对照书写的一些词汇、语句，似乎是为旅行者特别准备的内容，某些部分像是谈语记录，现摘录三段对语并译成汉文 ：

A.4　［你从］何处来？

5　［我从］瞿萨旦那（于阗）国来。

6　［你从］印度何时来？

7　已有两年。

8　［你］在瞿萨旦那国住何处？

9　寄住在一所寺院。

B.13　今者你将何往？

14　我将前往中国。

15　在中国做何事？

16　我将前往参拜文殊师利菩萨。

17　你何时回到此地？

18　我将巡礼全中国，然后回还。

C.26　［你］是否有书籍？

27　有。

28　什么书？经、论、律还是金刚乘［文献］？这些书属于哪一类？

29　［你］喜爱哪部书？

30　喜爱金刚乘，教授［此部经典］。

以上三段引文意思比较完整，其中记录了一位从印度经于阗前往中国巡礼的僧人的情况，其往中国的主要目的，是往五台山参拜文殊菩萨。这位僧人特别强调他对金刚乘文献的偏好，也和当时印度密教盛行并大量传入中国的历史背景相符。

P.2703《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状》之二记：

1　早者安山胡去后，倍切

2　攀思，其于衷肠，莫尽披剖。在此远近

3　亲情眷属，并总如常，不用忧心。今西天

4　大师等去，辄附音书。其西天大师到日，

5　希望重迭津置，疾速发送。谨奉状

6　起居，伏惟

7　照察，谨状。

8　舅归义军节度使特进检校太师兼中书令敦煌王曹　状。

西天大师无疑是指印度来的高僧，状文大概是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致甘州回鹘可汗的信稿，主要内容就是介绍西天大师经甘州往中原 。据曹元忠称王的时间，这位西天大师来中国的时间，应在964—974年之间。

又S.1366《归义军宴设司面、油破历》提到“汉僧三人、于阗僧一人、婆罗门僧一人、凉州僧一人”在敦煌受到官府招待，这批客僧应是西行或东来的结伴而行的中、印僧人。

以上把敦煌汉、藏、于阗文文书中有关印度僧人东来的资料归纳在一起，可以看出，自唐末以来不断地有印度僧人经敦煌前往中原，其中五台山是他们巡礼的重要目的地之一。在这些东来的僧侣中，当以修习金刚乘或密宗者居多，这和宋初在宋、辽两地组织译经的天竺三藏均为密教宗匠有密切关系。

本文汇集了敦煌文书中有关晚唐五代宋初时期中印交往资料，从中不难得出结论，即这一时期双方交往仍未断绝。文书所记种种事件和人物，提供给我们许多西行求法或东来巡礼的中印僧侣的详细活动内容。

（1991年2月18日完稿于京都龙谷大学，原载《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955—968页） UL7RL9s/Ncy9KeqyCQVTwbjMbCnbglfdmZhSkZlHDPT0NQQnnl1HjM34Dk8VOO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