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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广达先生《海舶来天方，丝路通大食——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历史联系的回顾》对于唐朝与大食关系史做了扼要的阐述。他在文章中特别指出，公元750年，阿卜勒·阿拔斯（Abū'l ‘Abbās，750—754，唐史称“阿蒲·罗拔”）灭乌玛亚王朝，建立阿拔斯王朝（750—1258），即唐代史籍所称之“黑衣大食”。新王朝的政治重心逐渐向东迁移，虽然因此丢失了乌玛亚王朝控制的原哈里发帝国的西疆，但是比较稳固地统治了东部伊斯兰世界，在此后的五百年时间里，创造了灿烂辉煌的阿拉伯文明，开创了与唐、宋、蒙元时期的中国交往的黄金时代。该王朝第一代哈里发阿卜勒·阿拔斯将都城从乌玛亚王朝的大马士革东迁到幼发拉底河中游的苦法（al-Kūfah）。第二代哈里发曼苏尔（al-Mans·ūr，754—775）又于762年在底格里斯河中游的巴格达建立新的都城——平安京（Dār al-Salām），其用意之一就是开展对中国等东方国家的贸易。塔巴里（al-T·abari）《年代记》称：“这个地方（巴格达）是一个优良的营地，此外，这里有底格里斯河，可以使我们接触像中国那样遥远的国度，并带给我们海洋所能提供的一切。”
张先生在文章中还提到：“在唐代，确曾横渡印度洋且有姓名可考的中国人有二人。一为达奚弘通，一为杜环。”
现在我们可以再补充一个人的名字，就是唐德宗贞元初年出使黑衣大食的宦官杨良瑶，其事迹载于《杨良瑶神道碑》中，相关记录的文字虽然不长，但弥足珍贵。因为材料的限制，唐与黑衣大食的关系史过去讨论并不充分。本文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杨良瑶出使的前因后果，出使的具体情形、经行路线等，做详细的讨论，希望借此推进我们对于唐朝与黑衣大食关系史的新认识。
《杨良瑶神道碑》是1984年在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小户杨村附近发现的，后移存泾阳县博物馆。2005年，咸阳市地方志办公室张世民先生发表《杨良瑶：中国最早航海下西洋的外交使节》一文（以下简称《张文》），录出全部碑文，并对其中丰富的内容一一做了考释
。张世民先生的大作厥功至伟，本文之撰写，完全得其学恩之惠，这里首先对他的工作表示敬意。为了看到碑文原貌，2012年3月29日，笔者有幸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张建林教授陪同下，到泾阳县博物馆，打制了拓本，并校录碑文。据测量，碑首高85厘米，碑身高190厘米，上宽94厘米，下宽102厘米，上厚23厘米，下厚27厘米，两侧刻蔓草花纹，中间有花鸟图案（图1）。
图1 泾阳县博物馆藏《杨良瑶神道碑》（张建林摄）
杨良瑶，传世史传中尚未见到记载，由于《杨良瑶神道碑》的发现，其被湮没的名字才重显于世。据碑文，他出身弘农杨氏，曾祖为唐元功臣，也就是帮助玄宗灭掉中宗皇后韦氏的禁军将领。肃宗至德年间（756—757），入为内养，成为宦官。代宗永泰时（765），因为出使安抚叛乱的狼山部落首领塌实力继章有功，授任行内侍省掖庭局监作。大历六年（771），加朝议郎、宫闱局丞。后曾奉使安南，宣慰荒外。九年，出使广州，遇哥舒晃叛乱被执，不为所动。十二年，事件平息，以功迁宫闱令。德宗兴元初（784），朱泚叛乱，出使西戎（吐蕃），乞师而旋。乱平，迁内侍省内给事。六月，加朝散大夫。贞元元年（785），出使黑衣大食，成功完成使命。四年六月，转中大夫。七月，封弘农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十二年，加太中大夫，余如故。十五年，奉命处理淮西叛乱，监东都畿汝州军事，用安抚手段使事件平息。顺宗永贞元年（805），回长安，供侍近密。五月，以本官领右三军僻仗使。他晚年“归信释氏，修建塔庙，缮写藏经，布金买田，舍衣救病”。元和元年（806）七月二十二日，卒于长安辅兴里私第，享年七十一岁。纵观杨良瑶一生，作为皇帝身边的宦官，他主要的功绩是代表皇帝四处出使，抚平乱局。这其中有不少重要的事迹，但最引人入胜的应当就是出使黑衣大食一事了。
关于杨良瑶聘使黑衣大食事，《神道碑》记载：
贞元初，既清寇难，天下
安，四海无波，九译入觐。昔使绝域，西汉难其选；今通区外，皇上思其人。比才类能，非公莫可。以贞元元年四月，赐绯鱼袋，充聘国使于黑衣大食，备判官、内傔，受国信、诏书。奉命遂行，不畏厥远。届乎南海，舍陆登舟。邈尔无惮险之容，懔然有必济之色。义激左右，忠感鬼神。公于是剪发祭波，指日誓众。遂得阳侯敛浪，屏翳调风。挂帆凌汗漫之空，举棹乘颢淼之气。黑夜则神灯表路，白昼乃仙兽前驱。星霜再周，经过万国。播皇风于异俗，被声教于无垠。往返如期，成命不坠。斯又我公杖忠信之明効也。四年六月，转中大夫。七月，封弘农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
这里先对照原本和拓本，做几点文字校录说明。（1）“九译”，《张文》作“九泽”，误。（2）“备判官、内傔，受国信、诏书”，《张文》标点做“备判官内，傔受国信诏书”，似有未谛。唐朝使职差遣，均配给判官、傔人，“内傔”者，或许是出自内侍省的宦官，因为其正使是宦官的缘故。（3）“不畏厥远”之“厥”字，为唐朝俗写字体，《张文》作“乎”，不取。（4）“邈尔”，《张文》误作“遐迩”。（5）“往返如期”之“往”字，《张文》误作“德”。因为碑石较大，阅读不很方便，加之碑文为行书，有些文字近乎草体，释读并不容易，点滴之误，可以理解。
据此碑文可知，唐朝于贞元元年四月，以宦官杨良瑶为聘国使，出使黑衣大食。杨良瑶一行带着国信、诏书，先到南海（即广州），从广州登舟出发，经过漫长的海上旅行，到达黑衣大食。至少在贞元四年六月之前，使团回到长安。
虽然张世民先生花了许多笔墨来讨论杨良瑶出使一事，但其中还有一些问题有待深入。以下做更加细致的探讨。
贞元元年前，唐朝与黑衣大食之间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为何派出正式使团，不远万里地去黑衣大食呢？这恐怕要从唐朝与吐蕃的关系上来找原因。
天宝十四载（755），中原发生安禄山叛乱，唐朝在河陇和西域的劲旅调到中原勤王，吐蕃乘虚而入，从青藏高原北上，蚕食唐朝领土，从764年到776年，攻占河西走廊的凉、甘、肃、瓜等州，并围起沙州，没有强攻。因为双方关系一度改善，建中四年（783）正月，唐蕃在清水会盟，划定边界，和平相处。
同年十月，唐长安发生泾原兵变，朱泚在长安称帝，德宗逃至奉天。兴元元年（784）正月，唐朝急忙派遣秘书监崔汉衡出使吐蕃，搬取救兵，条件是讨平朱泚，唐朝以安西、北庭土地相赠。本文所讨论的主人公杨良瑶，正是随崔汉衡出使的人员之一。《神道碑》称：“兴元初，天未悔祸，蛇豕横途。皇上轸念于苍生，臣下未遑于定策。公乃感激出涕，请使西戎；乞师而旋，遮寇以进。”
四月，吐蕃出兵相救。五月，吐蕃军助唐军大破朱泚，大概因为天气炎热，旋即退去。吐蕃救兵的到来，使唐朝得以转危为安。《杨良瑶神道碑》当然是把这些成绩加到主人身上：“覆武功之群盗，清盩厔之前途；风云奔从而遂多，山川指程而无拥。兴元既得以驻跸，渭桥因得以立功。再造寰区，不改旧物，翳我公乞师之力也。”
因此，杨良瑶也由此加官受赏：“其年二月，迁内侍省内给事。六月，加朝散大夫。此例骤迁，盖赏劳矣。”
七月，德宗自兴元返长安。吐蕃遣使来索要安西、北庭之地。谋臣李泌以为：“安西、北庭，人性骁悍，控制西域五十七国，及十姓突厥，又分吐蕃之势，使不能并兵东侵，奈何拱手与之，且两镇之人，势孤地远，尽忠竭力，为国家固守近二十年，诚可哀怜。一旦弃之以与戎狄，彼其心必深怨中国，他日从吐蕃入寇，如报私雠矣。况日者吐蕃观望不进，阴持两端，大掠武功，受赂而去，何功之有！”
最后，德宗拒绝所请。唐蕃关系随之破裂，吐蕃“放纵兵马，蹂践禾苗，〔驱掠〕边境之人”。到贞元二年（786）八月，吐蕃大军入寇泾（今镇原）、陇（今陇县）、邠（今彬县）、宁（今宁县），游骑深入到京畿好畤（今乾县西北），德宗诏浑瑊等将兵屯咸阳以备之。九月，吐蕃攻好畤，长安戒严
。
正是在唐蕃关系破裂，吐蕃大举进攻唐朝之前的贞元元年四月，唐朝派杨良瑶出使黑衣大食，其目的恐怕不是像《神道碑》中所说的仅仅是“播皇风于异俗，被声教于无垠”，而是要联合黑衣大食，请求其共同对付吐蕃。
在唐代史料中，我们都知道宰相李泌曾经向德宗提出过一个伟大的设想，这是贞元三年九月回纥使者遣使上表时记录下来的：
既而回纥可汗遣使上表称儿及臣，凡泌所与约五事，一皆听命。上大喜，谓泌曰：“回纥何畏服卿如此！”对曰：“此乃陛下威灵，臣何力焉！”上曰：“回纥则既和矣，所以招云南、大食、天竺奈何？”对曰：“回纥和，则吐蕃已不敢轻犯塞矣。次招云南，则是断吐蕃之右臂也。云南自汉代以来臣属中国，杨国忠无故扰之使叛，臣于吐蕃，苦于吐蕃赋役重，未尝一日不思复为唐臣也。大食在西域为最强，自葱岭尽西海，地几半天下，与天竺皆慕中国，代与吐蕃为仇，臣故知其可招也。”
虽然这是在杨良瑶出使以后两年多才记录下来的话，但李泌作为德宗的智囊，拒绝给予吐蕃安西、北庭之地是他的主意，联络回纥、南诏、大食、天竺共同夹击吐蕃也是他的主意，贞元三年他对德宗所说的这个想法，恐怕早已成竹在胸，因为吐蕃的进攻，是由唐朝爽约而来，自爽约之时起，李泌应当就考虑到如何对付随之而来的吐蕃进攻。所以，合理的推测是，杨良瑶的出使黑衣大食，正是去实施贞元元年李泌和德宗已经考虑到的联合大食、天竺、南诏、回纥共同抗击吐蕃的策略。
长安的唐朝君臣为何想到遥远的黑衣大食，这应当是和唐朝所得到的吐蕃与大食在西域的争斗情形相关。据阿拉伯文史籍的记录，在750年黑衣大食建立前，中亚的粟特地区和吐火罗斯坦已经成为大食的领地。751年的怛逻斯战役虽然是唐朝和大食的一次遭遇战，但随后的安史之乱削弱了唐朝在西边的力量，大食得以继续东进，直接面对占据大小勃律（Baletistan-Gilgit）的吐蕃。768年或其后不久，大食军队征服箇失密（Kashmir/Kishmir），769年入侵高附（Kabul），这无疑会触及吐蕃的直接利益，双方在葱岭以西的征战在所难免
。贞元二年，杨良瑶应当还在路途之中时，韩滉上《请伐吐蕃疏》云：“吐蕃盗有河湟，为日已久。大历已前，中国多难，所以肆其侵轶。臣闻其近岁已来，兵众寖弱，西逼大食之强，北病回纥之众，东有南诏之防。”
《唐会要》卷一〇〇大食条也记：“贞元二年，与吐蕃为劲敌，蕃兵大半西御大食，故鲜为边患，其力不足也。”
都说明在李泌之计正式出笼之前，唐朝已经深知大食可以从西面进攻吐蕃，使其国力不足，而唐朝边患则大大减少。从大食和吐蕃开始在西域争斗的时间来看，唐朝在贞元元年得出联合大食，请大食从西部出击吐蕃的想法，是完全可能的
。
《杨良瑶神道碑》记：“奉命遂行，不畏厥远。届乎南海，舍陆登舟。”
“南海”应指广州。按广州治南海县，天宝元年（742）曾改广州为南海郡，乾元元年（758）复为广州
。贞元元年时虽然正式的称呼是广州，但南海仍是广州的别名，特别是在文学作品中，南海和广州交替使用。所以，杨良瑶一行人是从广州出发，走海路往黑衣大食首都巴格达的。为什么选择海路呢？
如上所述，贞元元年四月杨良瑶出使时，唐蕃关系已经破裂，长安西北边横亘着吐蕃的劲骑。从长安往西最便捷的河西走廊通道，已经落入吐蕃人之手。如果向北先到回纥汗国，再折向西，走天山南北的丝绸之路，虽然是可以走通的，但路上很难说不遇到吐蕃和其他部族劫掠的风险。特别是杨良瑶一行负有很明确的政治、军事目的，他们随身携带的诏书，一定写着联络大食、进攻吐蕃的字样，一旦落入吐蕃军队或亲吐蕃部族的手中，使者必死无疑，而朝廷的使命也就无法完成。
相反，从广州出发下西洋，一路上虽然要“经过万国”，但没有与唐朝持有敌对态度的国家，所以使者可以放心前往，国家的信物和皇帝的诏书也容易送达。唯独所要克服的，恐怕不是人为的留难，而是自然的阻隔——跨洋过海。
走海路去大食，最佳的出发点就是广州。广州是唐朝海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国起点之一。唐朝至迟到开元二年（714）已经在广州设立海外贸易的管理机构——市舶司，以市舶使掌之。《册府元龟》卷五四六《谏诤部·直谏》一三记载：“开元二年……市舶使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波斯僧及烈等，广造奇器异巧以进。”
说明这里是海外奇器异巧进入唐朝的口岸。
广州也是当时远洋航行船舶的集结地。天宝七载（748）高僧鉴真在广州时，见城外“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师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
。因此，当时人们如果要出海远行，可以选择不同类型的船只。杨良瑶作为唐朝官方正式的使臣，恐怕还是要选择唐朝自己的船舶。《中国印度见闻录》法译本序言据《印度珍奇志》说：“波斯湾的商人乘坐中国的大船，才完成他们头几次越过中国南海的航行。”
其时间应当与杨良瑶的出使时间接近。桑原骘藏《中国阿拉伯海上交通史》也称赞中国海船：“大食海舶虽然轻快，但较之中国海舶，则不免构造脆弱，形体畸小，抵抗风涛之力不强也。”
这类中国造的大船，应当是杨良瑶一行的首选。
杨良瑶一行选择广州作为出发点，恐怕也和他自己本人曾经出使广州，并熟悉那里的情形有关。《杨良瑶神道碑》记：“复命至于广府，会叛军煞将，凶徒阻兵，哥舒晃因纵狼心，将邀王命，承公以剑，求表上闻。公山立嶷然，不可夺志。事解归阙，时望翕然。至十二年，迁宫闱令。”这是说大历八年（773）杨良瑶出使广州时，正巧遇上循州（治海丰，今广东海丰县）刺史哥舒晃叛乱，攻杀广州刺史兼岭南节度使吕崇贲。从碑文来看，哥舒晃大概是想通过杨良瑶上表朝廷，求得岭南节度使的大位，但被杨良瑶拒绝，“公山立嶷然，不可夺志”。至大历十年十一月，江西观察使路嗣恭克广州，斩哥舒晃，叛乱被平定。杨良瑶后来回到京城，得到很高的时誉，并在大历十二年迁升为宫闱令。《资治通鉴》卷二二五大历十三年十二月丙戌条记：“（路）嗣恭初平岭南，献琉璃盘，径九寸，朕（代宗）以为至宝。”
这个从岭南带回京城的琉璃盘，很可能就是杨良瑶携至的，应当是一件来自海外的珍贵玻璃盘。
杨良瑶一行到广州的时候，正是杜佑担任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杜佑自兴元元年三月移刺广府，“乃修伍列，开康庄，礼俗以阜，火灾自息，南金象齿，航海贸迁”，城市面貌更新，人知礼仪，而且发展海外贸易，珍稀物品贸迁而来。杜佑还“导其善利，推以信诚，万船继至，百货错出”
。贞元初年广州在杜佑的治理下，处在一个社会安定，海外贸易发达的时期，这为杨良瑶的出使提供了物质基础和良好的社会环境。
我们还可以想象，杨良瑶之选择广州作为出发地，也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了解杜环在阿拉伯地区的见闻和他回程所经的海路情况。我们知道，杜环是在天宝十载随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西征石国（Chach，今塔什干），在怛逻斯（Talas）战败被俘，却因此得以从中亚前往阿拉伯世界的核心地区（今伊拉克境），流寓黑衣大食都城苦法（al-Kūfah，今Meshed-Ali）等地约十年，在肃宗宝应元年（762）附商舶，经海路回到广州。他记述此行见闻的《经行记》原书已佚，其片断文字保留在他的叔父杜佑所撰《通典》卷一九二、一九三《边防典》中
。因此可以说，杜佑所掌握的杜环《经行记》，是杨良瑶出使大食的最好指南，不仅所去的目的地是杜环刚刚游历过的地区，而且他走的海路，也是杨良瑶选择的路线。《通典》说杜环是从广州登岸的，到杨良瑶出使的贞元元年（785），我们不知道杜环本人是否仍在广州，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至少，杨良瑶可以从杜佑那里见到杜环的《经行记》，这是他出使大食的最好指南手册。
此外，杨良瑶出使大食，要“经行万国”，也需要准备许多皇帝赐给外蕃的礼物。唐朝在广州设有市舶司，往往以宦官为市舶使。市舶使通过管理海外贸易所得的丰厚财产，正好可以为杨良瑶的出使提供物质基础，他可以通过宦官的系统，在当地备办礼品，省去从长安开始的长途运输。这一点，或许也是唐朝选择广州作为杨良瑶使团出使地点的原因之一。
走海路，就要面对惊涛骇浪。杨良瑶本是河南弘农人，因曾祖为唐元功臣，以功赏赐云阳别业，遂为京兆人。因此可以说，他是出身内陆的人士，自小不熟悉海洋。在他出使黑衣大食之前，曾到过安南（治交趾，今越南河内）和广州，应当有近海航行的体验。但毕竟大食遥远，远洋航行，一定危险重重。那杨良瑶一行又是如何面对他们即将面对的惊涛骇浪呢？
《杨良瑶神道碑》称：“邈尔无惮险之容，凛然有必济之色。义激左右，忠感鬼神。公于是剪发祭波，指日誓众。遂得阳侯敛浪，屏翳调风。”意思是说，不论多远也没有任何惧怕艰险的面容，而且凛然有一定要远航到达的容色，用这样的决心，来感化鬼神相助。具体的做法，是剪下一束头发，用来祭祀海洋的波涛，并手指上天，对众宣誓。由此，他们得到风平浪静的回报。除掉文学的修饰之词，这里所透露出来的，就是面对海洋，古人必然要用庄严的祭祀活动，来求得上天相助，鬼神帮忙。
那么，杨良瑶一行的祭波仪式在哪里举行呢？最可能的地点，就是广州的南海祠，也叫南海庙。
南海祠是隋开皇十四年（594）立于广州南海县南海镇（今黄埔区庙头村），以祭祀南海神。唐朝承继隋制，祭祀南海神是国家祭祀的组成部分，即所谓“岳镇海渎”之一，属于中祀，天宝十载（751）还进封南海神为广利王。每年一次由地方长官按时祭祀，也有因为特殊原因而从中央派专使到广州祭祀南海神。南海神不仅仅是官方的祭祀对象，也是民间商人、渔民等各类民众祭祀、崇拜的偶像。对于出洋远行的人来说，南海神更加是必须祭拜的了
。因此，杨良瑶一行祭波的地点，应当就在南海祠，他们祈求的内容，正好是在南海神庇护范围之内的。
唐朝时期的南海神庙，应当就在珠江的岸边，所以杨良瑶一行很可能祭祀礼仪完毕后，就从这里“舍陆登舟”，扬帆远行了。
《杨良瑶碑》说他们一行出使，“星霜再周，经过万国。播皇风于异俗，被声教于无垠。往返如期，成命不坠”。所谓“星霜再周”的“星”指星辰，一年运转一周；“霜”则指每年霜降。星霜一周即一年，再周应当是两年，所以这次出使应在至少是用了两年时间
。使团贞元元年四月出发，考虑到四年六月杨良瑶因出使被转迁中大夫，那么使团一行恐怕是在贞元三年下半年回到长安。
我们也可以从杨良瑶出行必须利用的季风情况来推测。香港大学钱江教授根据阿拉伯人的航海游记分析过利用季风经印度洋和南中国海航行的情况，指出唐代阿拉伯商船从波斯湾到广州走一个来回约需要18个月。从中国出发到波斯湾的航程是：10—12月从广州出发，利用东北季风前往马六甲海峡，1月份穿过孟加拉国湾，在2月或3月抵达阿拉伯半岛南部，最终在4月份乘西南季风抵达马斯喀特（Muscat）港。从波斯湾返回中国的航程是：9—10月从波斯湾出发，利用东北季风穿过印度洋，11—12月抵达印度马拉巴尔海岸，1月份抵达马来半岛等候季风，4—5月份趁南中国海无台风时抵达广州
。
据此，可以推测复原杨良瑶的行程如下：贞元元年四月为785年5月13日到6月12日之间，用公历来算，785年6月杨良瑶从长安出发，8月份到达广州，经过休整，10月份从广州乘船出发，786年4月到达马斯喀特港，5月到达巴格达。在黑衣大食停留数月后，786年9月份从波斯湾出发，于787年5月份回到广州，787年7月份回到长安（约当唐历贞元三年五至六月），或许他们在广州逗留长一点，则到长安时已是下半年了。如果按照碑文说他在贞元四年（788）六月因出使而被授予官职，则更有可能的是他在黑衣大食逗留了大约一年的时间，因为唐廷在他回国时候给他晋级是最为合理的解说。
《杨良瑶神道碑》对于他们的航行过程，用墨极少：“挂帆凌汗漫之空，举棹乘灏淼之气。黑夜则神灯表路，白昼乃仙兽前驱。星霜再周，经过万国。”多为对仗的文辞，少有实际的内容。那么他们具体的行走路线如何呢？
幸运的是，我们今天可以从《新唐书·地理志》保存的贾耽《皇华四达记》中看到详细的从广州到缚达（巴格达）的路线（图2）：
图2 贾耽所记广州至缚达（巴格达）的路线（陈佳荣《中外交通史》）
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今九龙半岛西北岸一带），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岛石（海南岛东北面之七洲/Taya列岛）。又南二日至象石（今海南岛东南之大洲岛/Tinhosa）。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劳山（Culao Cham，今越南占婆/Champa岛），山在环王国（即林邑、占婆，今越南中部占城）东二百里海中。又南二日行至陵山（今越南归仁以北之燕子/Sa-hoi岬）。又一日行，至门毒国（今越南归仁）。又一日行，至古笪国（今越南芽庄/Nha-trang）。又半日行，至奔陀浪洲（今越南藩朗/Phanrang）。又两日行，到军突弄山（今越南昆仑岛/Poulo Condore）。又五日行至海硖（今马六甲海峡），蕃人谓之“质”（马来语Selat之音译），南北百里，北（东）岸则罗越国（今马来半岛南端），南（西）岸则佛逝国（今苏门答腊岛东南部）。佛逝国东水行四五日，至诃陵国（今爪哇岛），南中洲之最大者。又西出硖，三日至葛葛僧祇国（今马六甲海峡南部Brouwers群岛），在佛逝西北隅之别岛，国人多钞暴，乘舶者畏惮之。其北（东）岸则个罗国（今马来半岛西岸之吉打Kedah一带）。个罗西（北）则哥谷罗国（Qaqola/ Kakula，今马来半岛克拉Kra地峡一带）。又从葛葛僧祇四五日行，至胜邓洲（今苏门答腊岛东北岸的日里Deli一带）。又西五日行，至婆露国（Breueh，今苏门答腊岛西北之巴鲁斯/Baros岛）。又六日行，至婆国（Cola）伽蓝洲（今印度尼科巴/Nicobar群岛）。又北
四日行，至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其北海岸距南天竺大岸百里。又西四日行，经没来国（Male，今印度马拉巴尔），南天竺之最南境。又西北经十余小国，至婆罗门西境。又西北二日行，至拔
国（今印度西海岸之布罗奇/Broach）。又十日行，经天竺西境小国五，至提
国（Diul，印度西北海岸卡提阿瓦半岛南部Diudul），其国有弥兰太河（Nahr Mihran，阿拉伯人对印度河的称谓），一曰新头河（今印度河），自北渤昆国（或指大勃律，今克什米尔西北巴尔提斯坦/Baltistan一带）来，西流至提
国北，入于海。又自提
国西二十日行，经小国二十余，至提罗卢和国（Djerrarah，今伊朗西部波斯湾头阿巴丹附近），一曰罗和异国（Larwi），国人于海中立华表，夜则置炬其上，使舶人夜行不迷。又西一日行，至乌剌国（今伊朗西南之乌布剌/Al-Ubullah），乃大食国之弗利剌河（今幼发拉底河），南入于海。小舟泝流，二日至末罗国（今伊拉克巴士拉/Basra），大食重镇也。又西北陆行千里，至茂门（Amīr al-mu'minīn）王所都缚达城（今巴格达/Baghdad）。
按，贾耽兴元元年时任工部尚书。贞元元年二月，贾耽与工部侍郎刘太真受遣分往东都两河宣慰。六月，以本官兼御史大夫东都留守判东都尚书事东都畿汝州都防御使。贞元九年入朝觐见，征为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是为宰相。十七年十月，贾耽上《海内华夷图》及《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四十卷，表云：“……去兴元元年伏奉进止，令臣修撰国图。旋即充使魏州汴州，出镇东洛东都。间以众务，不遂专门，续用久亏，忧愧弥切。近乃力衰朽，竭思虑，殚所闻见，丛于丹青。谨令工人画《海内华夷图》一轴……并撰《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四十卷。”《新唐书·地理志》说：“贞元宰相贾耽考方域道里之数最详，从边州入四夷，通译于鸿胪者，莫不毕纪。”可见，至少从兴元元年始，贾耽就在京城及其他各地，收集资料，既访问了“从边州入四夷”的唐朝使者，也通过翻译采访了不同国度的外人，最终在贞元十七年完稿。他曾经和杨良瑶同时在长安，那么杨良瑶亲自走过的道路记载，应当是最直接、最真实、最新鲜的材料了，贾耽岂能不用
。因此，我们不妨大胆地推测，贾耽所记或许就是杨良瑶所率唐朝帆船的行驶路线。贾耽记述的起点为广州，终点是大食都城巴格达；杨良瑶正好是一位从广州起航到黑衣大食新都巴格达的使者，而且是距离贾耽成书最近的事情。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贾耽所说“国人于海中立华表，夜则置炬其上，使舶人夜行不迷”，与《神道碑》所说“黑夜则神灯表路”，如出一辙，都是来自杨良瑶的亲身体验，甚至亲口所述。从现存规范的文本来看，贾耽的文字可能来自唐朝官府掌握的杨良瑶使团的报告
，其中也可能有得自杨良瑶本人讲说的内容。
《唐会要》卷一〇〇有关大食的后半段记载，系出自贾耽的《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而这一记载被认为是与杜环有关大食的报道同属中国对阿拉伯世界的最早而且最确切的记录
，今天看来，其中最新的准确信息，很可能也是贾耽从杨良瑶的报告中得来的。
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的地理著作中，也记载了8—9世纪时从巴格达或波斯湾到广州的航线，这从另一个方向印证了杨良瑶使团的经行路线。如编定于851年的阿拉伯史籍《中国印度见闻录》（
Kitāb ‘Ah·bār al
-S
īn wa' l-Hind
）卷一，就详细记录了苏莱曼（Sulamān al-Tājir）或其他一些商人从波斯湾到广州所经过的不同海域、岛屿及在航行中的所见所闻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Ibn Khurdādhbih）《道里邦国志》（
Kitāb al-Masālik wa'l-Mamālik
）也记载了大约是9世纪下半叶到10世纪初从巴士拉到广州的海上航程，对于经行的地点和里程都有详细的记录
。对此，学者已有详细论述
，此不赘述。
关于杨良瑶出使的成果，《神道碑》简短地说：“播皇风于异俗，被声教与无垠。德返如期，成命不坠。”碑文作者既然没有点明杨良瑶出使的目的是联合大食来抗击吐蕃，自然也就不会说到结果如何，而只是冠冕堂皇地说一些皇风播于异俗，声教广被的话。
事实上，杨良瑶的出使很可能达到了唐朝的目的。前面论及8世纪60年代末大食与吐蕃在西北印度的争夺，双方的争斗恐怕不会很快结束。《旧唐书·大食传》说“贞元中，蕃兵大半西御大食”，恐怕说的是实际的情形，而这种情况应当在贞元中后期更加严重。如果是这样的话，很可能大食是受到了唐朝的鼓动，是杨良瑶外交努力的结果。
从整个唐朝对外关系史来看，杨良瑶走海路出使黑衣大食，也大大促进了通过海路的东西文化交流，似乎从贞元初年开始，海上丝路日益繁荣兴盛起来。王虔休《进岭南馆王市舶使院图表》说：“（贞元年间），诸蕃君长，远慕皇风，宝舶荐臻，倍于恒数”，“梯山航海，岁来中国”
。到贞元末，“蕃国岁来互市，奇珠、瑇瑁、异香、文犀，皆浮海舶以来”
。大量物质文化产品源源运往东南沿海。
中晚唐时期这类经由海上丝绸之路到达中国的舶来品逐渐增多，在广州及东南沿海许多地方都有出土，有的也被带到天下宝物所聚之都——长安。我们这里只举一个例子，即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发现的晚唐埋入的18件伊斯兰玻璃器，即有贴塑纹盘口瓶、素面蓝玻璃瓶、拉斯特彩罂粟纹盘、刻花描金十字纹团花蓝玻璃盘、刻花描金八弧波浪纹团花蓝玻璃盘、刻花描金四层花瓣团花蓝玻璃盘、刻花描金八弧形团花蓝玻璃盘、刻花米哈拉布花卉虚实方格纹蓝玻璃盘等等，均为完整的伊斯兰玻璃器，它们不像是陆路进入中原的物品，而更像是从海路而来的。伊斯兰文物专家马文宽先生把这批玻璃器的原产地考证为伊拉克
，也就是黑衣大食，我想是和当时的历史背景相符的。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猜想，这些法门寺地宫文物原本都是长安宫廷的收藏或实用器皿，其中也不排除有贞元初年杨良瑶从黑衣大食带回来的贡品。
（附记：本文原为提交2011年12月4—5日中山大学“海陆交通与世界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王子今教授、陕西省文物局副局长刘云辉先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张建林教授、碑林博物馆馆长赵力光先生在笔者调查《杨良瑶碑》时给予的帮助，也感谢碑林博物馆拓工耿师傅的辛勤劳动，感谢罗帅、郑燕燕、陈春晓、郭桂坤同学在本文写作中给予的热情帮助。）
（原载《文史》2012年第3期［百辑纪念特刊］，中华书局，2012年8月，231—2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