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晚年生活

我一九七八年重新回到南京，开始新的工作和生活。武汉大学的极左思潮很厉害，是徐懋庸培养起来的，虽然他离开了，但是根子还在。我还没有到南京以前，武汉大学有个想法，就是尽量不让我出来继续工作。那时沈祖棻已经出事了，我的情绪很不好。他们的办法就是迟迟不让我回武汉，还在沙洋。一旦回来，马上就宣布我“自愿退休”，一点余地也不留。他们的话讲得很冠冕堂皇，就是“安度晚年”。我当时已六十多岁了，生活也很困难，沈祖棻过去了，已经没有工资，一个大学生毕业的最低工资是七十元，我就按这个标准打七折，每个月四十九元。他们把我过去三级教授都不算了，就算我是一个大学毕业生。我就在那所破房子里住着，有些对我比较好的人就对我说，他们没有意思要我回武汉大学工作，劝我赶快离开。有的人不太了解学校内幕情况，还劝我留下。两种人都有。但是我想得很清楚，他们并不想我回武汉大学，因为我政治上的问题解决了，真正活动起来，对他们也很不利。那时在苏州开一个语言学方面的会，殷孟伦先生、徐复先生、洪诚先生都参加了，武汉大学中文系的副主任李格非也参加了，他们就住在他隔壁。他们三个人就私下谈到我的事情，洪诚先生说，我知道南大需要人。于是背后商量定，洪诚先生一回到南大，就向学校汇报了。当时匡亚明先生在南大当校长，他就派叶子铭先生到武汉来找我。叶先生到了武汉，花了几个小时才找到我的住处，因为我住的地方很偏僻，是过去苏联专家的汽车司机的住宅。那些苏联专家是修武汉长江大桥的，大桥已经修好了多年，专家也已经撤走很久。那个房子一直没有人住，我就住在那里。难怪他找不到。当时还有其他几个学校要我去，一个就是南京师范大学，孙望先生很希望我能够去，但是他胆子很小，他知道我的事情比较麻烦，就不敢向学校提出。其实南师对孙先生还是非常尊重的，他真的要推荐我，也不是不可能。还有一个学校就是安徽师范大学，有个张涤华先生要我去，他研究语言学，是刘博平先生的老学生，学问也很好。他有一定的政治地位，是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当时我就觉得，到芜湖地方很小，去外面活动很不方便。所以他们要我到南京，我就很愿意。叶先生到了武汉，看到我就问：“你到南大去，有什么条件？”我说：“我没有什么条件，我要工作。”叶先生想了一下，就说：“那好办，我包了。你到南京去吧。”结果他回来就向匡老汇报，匡老回答得也很干脆，立刻恢复教授待遇。工资不好算，匡老就说：“每个月先给程先生一百块钱，其余的以后再说。”我到南大后，武汉大学听说南京大学对我很好，就很奇怪。一次在北京开会，武大的一个头头碰到南大的人，就问我的待遇是怎么样。南大的人就回答说：“给一百块钱，等恢复工作以后再说。”那人又问：“这一百块钱从哪里来呢？”南大的人就开玩笑说：“南大订了很多报纸，除了图书馆保留以外，其余的都卖了。每个月卖废报纸的钱就有一百多块。”这当然是子虚乌有的事。那个人回到武大，就说：“程千帆跑到南大去了，很狼狈，每个月卖废报纸过日子。”整个来说，我在武汉大学是被迫离开的。我在那所学校有三十多年，沈祖棻也是在那里过世，我的父亲也是在那里去世。所以，不是万不得已，我是不愿意离开武汉的。还有个感情在那里。

我才到南大的时候，匡老也不认识我，只知道在武大当过系主任，是个教授。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也不清楚。他们也很慎重，我刚开始上课，上的是大一语文。第一堂课的时候，范存忠、匡老，党委书记，可能是章德，都来听课。听了一次课下来，好像也还过得去。我开始送稿子给《南京大学学报》，他们也要拿去给范存忠先生审查一下。

后来张月超先生也想来南大，他是中央大学毕业的，是南大的校友。张先生到了南大以后，同我的情况不怎么一样。他有点以过去在武大当右派为诫，不太愿意多管事。我还是老脾气，比较见义勇为，该管的还是管，或者给校长写信。

不久在昆明开古代文学理论学会，我也去参加了，当时就成立了全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把我选成了理事。那时几乎没有学会，是拨乱反正以后的第一个学会，所以很重视。云南的省长、省委书记都请客、照相等等。理事的名单在报纸上也登出来了，武汉大学的人就感到很奇怪，怎么程千帆还有人选他当理事。

我才到南大的时候，就住在十三舍，随身的就几个木书箱，书也几乎没有什么了。我后来的书，多数是到了南京以后再买的。我离开武汉到南京，真可以说是落荒而走，几乎一无所有，家破人亡。以后怎么过下去，自己心里也没有把握。钱也没有，名也没有，但是我的业务还在那里，我想，只要真正在业务方面认真做的话，我总还是有出路。但我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要安一个家。那时程丽则他们还没有来，我到南京以后，就和陶芸联系上了。我们原来就认识，是同学，也有感情。她那时也是寡居，我就和她谈一谈，希望两个人能够在一起生活。那时她已经六十四岁，我六十五了，比她还大一岁。因为我们是老同学，彼此了解，所以很快就结婚了。这样我就有了一个家。她那时已经退休了，但还在继续教课。我们结婚以后，她就不教课了，帮我做些事情。我就等于在南京重新开始生活。有一次，下课回来，天上下起雨来，我看到陶芸拿了把伞匆匆忙忙地走出来，她是给我送伞的。我当时就觉得，沈祖棻去世以后，这样的事情就不曾有过。当时我们结婚时年龄都大了，我们想，要是能够一起生活十年也就够了，没想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这在当时的确是想不到的。

匡老不愧是个大人物，是个有气魄的人，是个能够用人的人。我没有对他特别地恭敬，从没有委屈自己去取得他的满意。意见相同我就支持他，不同我就提出来。我也从来没有去看他，总是他来看我。最初的时候，在课堂附近没有休息室，课间老师只好在课堂周围转，我看了觉得不像话，就写信给他，他马上就办好了。还有一次，是关于培养研究生的，我有许多看法。我在武大也培养过研究生，我不满意当时的一些做法，就给他写了很长的一封信。匡老是怎么处理的呢？他把信发到全校每一个教研室，大家念一遍，然后提出意见。所以这些地方使我感觉到，如果我在南大不认真工作，就对不起匡老。一直到他临死前两天，我去看他，我还对匡师母讲：“如果没有匡老，不会有我的今天。”有很多东西就被埋没下去了，我的一些想法，是通过他的权力才能够实行的。我在南京，安了一个家，找到一个很好的领导，这是我在南京有所成就的关键。

有一回研究生院院长在作报告，全部讲的理科的事情，我听他讲完后就说：“我今天听了院长的报告，我很奇怪，我以为我们学校是清华大学，不是南京大学。如果是南京大学的话，怎么会没有文科的事呢？”他很难堪，我也不管。慢慢地，我们自己也做出成绩了。我们培养了新中国第一个文学博士，后来你们也都上来了。总的来说，我到了南大，有一个很大的愿望，但是没有完全做到，就是要把在武汉大学去放牛的二十年时间抢回来。现在虽然也出了十几本书，但是比我所想象的还是要少些。

我到了南大以后，有几条我是比较注意的。第一，如果学校有事情，外面也有社会活动，我是尽量地要保证学校里的工作。我不大出去开会，如果要出去的话，可以整个月都在外面。我就常常感叹一个很好的朋友殷孟伦先生，他的学问比我好，年级也比我高，但是他太好玩，到处去开会，新疆都去过几次。所以一直到他去世，他的一本关于《尔雅》的书也没有写好。他是黄先生亲自传授的学生，非常可惜。这当然与他的环境也有关系。他的脾气不太好，山东大学的某书记也很有点官派，殷先生不太理会他，所以这个党委书记就和他过不去。但是殷先生和杨尚昆是同学，他们可以直接书信往来。殷先生就去告，那个书记大概也受到什么方面的指示，要他对殷先生客气一些，但结果殷先生还是很吃亏。少出去开会是我在南大的第一点。第二点是，我把自己的研究工作摆在第二位，而把培养学生放在第一位。我拿出相当多的时间来和你们谈话，改你们的卷子，大概你那里也还保留了一些。改卷子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因为对你们来说，改一回就进步一回。并不要讲很多，但是要把扼要的地方讲出来。改卷子很麻烦，改得不对，又涂掉重改。这是一件需要很顽强的耐心的事情。我感觉到自己在南京大学最大的成功，就是培养了你们这些学生，而且多数还留在学校。凡是没有留在学校的，将学问传下去就比较困难。孙望先生的学问很好，殷孟伦先生的学问很好，但是他们的学生毕业以后都散掉了。最开始的时候，莫砺锋他们三个做我的研究生，每个星期都来我家，谈一个多小时。包括英文，那时陶芸也辅导他们。当然我自己也很抓紧时间，我和陶芸结婚以后，从二号新村搬到汉口路，一直到这里，几乎没有玩过。第一次出去是到徐州搞校对，《古诗今选》先是中文系内部印来做教材，是在徐州印的，我们就住在那里一个多月，校这部稿子。两个人一起校，抓到一个错字就很高兴。后来大概是一九八〇年，还是为了《古诗今选》，那是上海古籍印，要重新修订。我们就自费到了庐山，有一个广播室有空房可以出租，还供应伙食。每天我写，陶芸抄。只是黄昏时散散步。后来一九八六到一九八七年，我们又到武汉，在湖北大学讲学，我上课之外就是修改《两宋文学史》，还是陶芸抄，大概有三四个月。我在南京二十年，认认真真工作，带了几个学生，而这些学生在工作事业方面都很有前途，还可以发展下去。老话说死不瞑目，我是死也可瞑目了。自我感觉还是比较好的。当然我有的时候脾气不好，自己觉得有理时，讲话不够客气，我觉得朱家维先生还是很能容忍的，他当个书记还是蛮好。我如果说还做出了一点成绩，和朱书记的帮助分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