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反右运动与“文革”

我一生中最大的挫折就是遇到反右派的政治运动。旧社会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孔孟的书读得多，就比较单纯。解放后接触到的一些事物总的来说是好的，但不是那么很理想，比如那些宣传，对苏联的学习，包括它的哲学、文艺。反右开始以后，说是大鸣大放，言者无罪。我当时的确是想要帮党整风，大家畅所欲言，就讲了很多犯忌讳的话。比如说有一年暑假，我同一些人上庐山去，沈祖棻和程丽则也都去了。当时武汉市的一个宣传部长也带孩子去了。那个孩子大概五六岁吧，就在程丽则面前说：我们家看电影都是内部电影，你们看不到的。诸如此类的话。孩子很小嘛，就跑来问她妈妈。沈祖棻比较谨慎，就说：我不晓得，不要去问这些事情。我却把这个事情记住了，觉得当时党的高层内部生活不对外公开。我无所顾忌地谈这些问题，可能这是比较触忌讳的。再有就是向苏联学习的问题，我当时也很有看法。一个复员军人，断了一条膀子，在大学不知读了一年还是两年，作为文艺学专家派来，要大家都去听他上课。我当时的确年轻气盛，我说他要来听我的课，我还要考虑接不接受他，我怎么会去听他的课？这些地方都非常触忌讳。而且解放以后，像当时的校长徐懋庸，满脑子征服者的特权味道，在学校里很有影响。这样一来，反右一开始我就变成一个重点，被称为“右派元帅”，最为有名。还有一个比我大两岁，是一个国际法的专家，现在还活着。他是哈佛大学出来的，后来解放以后遇到国际司法的问题，与外国人打官司，都会找他。他说话比较隐蔽，不像我这样子，就被称为“山中宰相”，好像陶弘景的山中宰相，不过是珞伽山的宰相。一个很一般的女老师，武汉大学外文系说她是一个反动权威。她的丈夫说：“我太太讲，我既不反动又不权威，我在美国留学一两年算什么权威呢？反动我也实在不反动。”

在武汉大学的徐懋庸，鲁迅骂他是“奴隶总管”，这个判断实在非常准确。他又培养了一男一女两个人，被武汉大学的同事们称作“金童玉女”，后来这两个人当了副校长。所以徐懋庸离开了以后，他的班子没有散。一直到现在为止，武汉大学不团结、闹宗派这种情况，就是徐懋庸搞起来的。这样一来，很长一个时期别的学校都先动手摘帽子，说悔改好了，徐懋庸那里不动。我就这样被拖了十八年。张威克（我的女婿）的姐夫是武钢的一个老工人，工宣队到武汉大学，他也被派去了。他一去之后就问：我有一个亲戚在这个地方，叫程千帆。别人一听就说：知道知道，最顽固、死不悔改的。什么道理呢？一开始他们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也有人揭发我的问题，有许多不符合事实，但是你不能申辩，因为一核对就会妨碍运动的深入，正确的态度就是都接受下来。我就循着这样一个思路去改造。人活着总能看到听到一些东西，越来越觉得他们并不是那么神圣，那我也就不是那么罪大恶极了。所以改造来改造去，不是认罪，反而加强了对自己的认识。比如说批判传统文化，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得那么厉害。我就觉得中国的传统文化，儒学乃至道家，的确还是代表了人类部分的真理吧。他们越批判，我就越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屈打成招得不出真理来。这样一想，我反而安定下来，还能读读书，也还能够想些问题。我就没有把摘帽子看得十分迫切。当然很希望摘，明天摘了最好，但是不摘也没什么了不起。这样一来就拖得很久，在这期间也看到了人生的许多事相，坚定了自己的信念。我只要有机会就做自己的工作，很多比较细致的工作都是那时做的。比如校王安石的诗，批《杜诗镜诠》。在这过程中对自我也有所评价：第一，我没有做对不起老百姓的事情；第二，我的工作对人民是有用的，现在不用，总有一天用得着。

有一件事对我的打击很大，那就是把我的《史通笺记》《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还有一些小稿子，就是《古诗考索》里的那些文章，都给红卫兵抄走了。我们那个时候完全处在一种红卫兵的暴力专制的环境下，他要怎样就怎样。一件东西，他若是看中了，就可以随便拿走。你也不敢说他是抢还是偷。比如毕焕午先生，他有一块破表，放在资料室的桌子上，一个红卫兵看到了，喜欢，就拿走了。毕先生去告，学校也觉得这有点太不像话，就把这个学生喊来。学生怎么说呢？“他是右派。”意思就是右派的东西人人可拿。毕先生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他年轻的时候在北京读中学，后来朱自清先生看他写散文、写诗还不错，就把他弄到清华去教大一国文。他同左翼联盟有关系，有些活动是在党领导下进行的。学生罢课，闹学潮，他也在里面鼓动。后来在清华待不下去，就被开除了。后来又被日本人抓去，严刑拷打，他虽然没有背叛，也就不敢参加革命活动了。解放以后，他作为比较进步的知识分子，先当湖北文化局的局长，后来又到武汉大学。他实际上不是右派，就这样一件事，算他是有历史问题了。我的这些稿子说是拿去审查，结果随便朝个地方一扔，不晓得过了多少年，三四年或是四五年，忽然在一个锅里找到了。刚好沈祖棻到了系里，他们就对她说：这里有程千帆的稿子。沈祖棻这个人很弱，一大堆稿子从学校抱了回来，抱得气直喘。我们那时住得很远，她拿回来以后，以为我会非常之激动，因为我非常想得到这些东西。但是我拿到以后并没有这样，好久好久没有作声。以为绝对没有了的，经过多少年之后，忽然摆在你的面前，一个意外使你自己也不知怎么处理好。过了几天之后，我冷静下来了，就开始抄第二份。这些稿子我就一个字一个字从头抄。所以我有一部《史通笺记》是抄得非常工整的，现在大概是在档案馆。就像我跟学生说的，我从小最大的野心就是当个教授。我当了教授，有机会做一个教授应该做的事情，当中忽然把它们掠夺了，不让做，这是处理知识分子、虐待知识分子最恶毒的一个方法，我不知道是哪个智囊团给想出来的，非常刻薄。对我来说，这可能是最厉害的惩罚。

打成右派以后就不能教书了，到资料室去抄卡片，抄了好几年。还有就是劳动。先是在学校里劳动，让你做那些最困难的事。比如说珞伽山的建筑，有的地方要砌房子，把你弄去搬砖；或者是有淤泥的地方，让你用铲子把淤泥铲走，整个的脚都站在淤泥里。我从来没有赤过脚，没办法，只好穿着袜子到里面去。于是又挨骂、受批判。你怎么可以不打赤脚，诸如此类。后来又到了一个很大的农场，叫东西湖农场劳动。回来以后又到资料室干了一阵。他们把这些人编成队伍，比如说没有人种菜了，你们就马上去种菜；没有人养猪了，你们就马上去养猪，搞了这一阵以后，下到八里湖，那叫下放。下放之后，过了一阵又回来。也不知道为什么回来，都弄不清楚。后来就比较长期的待在沙洋，大概有五六年时间。沙洋是个劳改农场，离武汉有好几百里，根本不能回家，非常偶然的情况下或者可以，还要抽签。表面上说是敌我矛盾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表示宽大，而事实上呢，处处都是不平等的。比如说夏天洗澡，右派只能有一瓢水，一瓢水怎么洗法呢？所以我们从来没有洗过澡，最多只能拿个帕子这样擦一擦。一直到后来差不多只剩下极少数右派。到一九七五年，胡耀邦上台了，右派的问题要解决了，这样我才所谓摘掉帽子。但是在七五年以后，又巧妙地改称五七干校，反正你还是不能回家。沈祖棻那个诗里说：“历尽新婚垂老别，未成白首碧山期。”原来是想两个人平平安安地过日子，后来好容易回来了，没有多少时候她又出了事。整个来说，我就感觉到自己最适当的做学问的年龄，全给放牛放掉了。我到南京也不过二十一年，做了多少事。当右派当了十八年，那时是一九五七年，才四十多一点。那个时候学生说我教书教得好，课上引材料，《汉书》多少卷都记得清清楚楚，每一条材料都非常确凿。而且那个时候野心也比较大，想一个人写一部大文学史，结果只写了半部宋文学史。

我觉得解放以后最初也许有一种善意，想把知识分子改造得马列化一些。翦伯赞后来自杀了，听说是有人讲：这些知识分子真是没有办法。意思就是不可改造。像那样紧跟还不可改造，那要怎么改造呢？我想，人的思想改造真正说起来，还是要自我反省，完全靠一种外在的力量很困难。我倒是觉得退休以后这几年，慢慢地对一些事物的理解不说是怎么样进步，至少要比较圆通一些。这个时候并没有人要批判我，是我自己慢慢地反省得到的。一步一步积累起来，慢慢达到这样的境界。我这一辈子受到的挫折，现在回想起来，就是最好的做学问的时间被剥夺了。假如说在武汉大学那个十八年中，也可以培养一些学生，即使不能达到后来我教你们这个程度，总是可以早日出现、早日工作。这个账算不清，所以说“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我常常有这样的感觉。但是有一点，我也累次同你们讲过，我没有什么太多的愤怒、不平，我在想这个损失不是属于我个人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这个命运也是整个民族要负担的，刘少奇扛一大块，我扛一小块。他扛得太重了，很早就过去了，我现在八十六岁了，比他大，还活着。个人的历史，民族的历史，就好像恩格斯讲的高山滚石头，这个挤那个，那个挤这个，挤成这个样子。如果碰到刀背上，可以不出血，一碰到刀口，你就要出血。我就刚好碰到刀口上，那就咬紧牙关过去吧。我现在只有一点是不大能够回忆的，就是沈祖棻的突然死亡。她本来是个富家女子，可以生活过得很好，但就是为了爱情，一辈子受苦，最后又是这样一个结果。我现在尽可能地使她的东西保存下来。最近冰心、柯灵她们编一个四十年代的女作家小说集，把她的作品也收进去。她的东西很少，就是六七篇。后来早早要做她外婆的论文，到图书馆去乱翻了一阵，也没翻到多少东西。这种现象在文学史上很少见，就是说用一种文体创作，在这个文体上就很有成就，但不久之后又放弃了，用别的文体创作。不知道外国的作家有没有这种情况。沈祖棻先是写小说，写新诗，后来就作词，时间最久，后来又倒过来作诗。所以我在一篇文章里说她是个作家，不是个学者，学者是余事，作家是她的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