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四川和武汉

抗战开始了，我找不到工作，有人推荐我到四川重庆的西康建设厅，职务是科员。我的工作是给厅长私人写信，实际上就是秘书工作。我因为才毕业，所以当不上秘书，只是一个科员。当时的厅长是叶秀峰，他是陈立夫的大学同学，又是美国匹茨堡大学的同学。匹茨堡大学的冶金专业是很有名的，陈立夫在那里学习，后来回国以后，就不搞工科了，搞政治，同他的哥哥陈果夫一起，他们两个是国民党的元老陈英士的侄儿。后来叶秀峰就跟着陈立夫走，他到西康当建设厅长，也是陈立夫的关系。他不常常在康定，一有时间就到重庆，所以我那时也常到重庆。一年多以后，由于国民党内部的问题，不知是陈立夫、陈果夫与刘文辉有什么矛盾，所以叶秀峰就不当厅长了。当时在乐山有一所中央技艺专科学校，有蚕桑、制革、农产制造等专业，现在或者叫技专，陈立夫就想让叶秀峰去当这个技专的校长，叶秀峰不肯做。他后来就说，你原来手下的一班人如果没有地方去，可以到这所学校去教书。这样，在一九四〇年的二月，我就到了中央技艺专科学校去教语文。那几年中我什么论文都没有写。我在那里教全校的语文，一共五个班，每班每周两个小时，共十个小时。这个学校虽小，却有一个很有名的女学生，名叫杨惠敏。上海沦陷时，谢晋元的一团部队退守四行仓库，坚决不投降。但是没有国旗，不能表示还没有沦陷的意思。这个杨惠敏，一个小女孩子，就在半夜里冒着危险从苏州河游过去，把国旗带在身边，送给他们，又安全地游了回来。第二天一早，就有国旗竖起来了，全国人民都欢欣鼓舞。我在技专的时候，这个女孩子也考到这所学校，后来宋美龄还接见过她。这么一所不起眼的学校，有这么个学生却很有名。

我在技专工作了有一年半样子，当时武汉大学也到了乐山。刘永济先生原先是湖南民德中学的老师，后来才到武大的。他在长沙的时候，与先叔祖程颂万有来往，拿家庭世交关系来说，他是个晚辈。我家里一直藏着一幅十发老人的画，上面有刘老师的题字，后来不见了。我估计是“文革”中被抄走了。刘永济先生到了乐山以后，我去看他。我当然也是很希望有机会到武大去教书，就带了几篇文章去，又把沈祖棻的词抄了一些给他看。刘老师晓得我的家世，原来是个世交子弟，再看到我同沈祖棻很用功，也很高兴。因为他在四川很寂寞。那个时候刘老师住的地方叫作学地头，是过去学宫的一块荒地。那个地主姓蓝，过去给军阀当过副官，攒了一些钱，砌了两所房子，就在那个地方，等于说是隐居吧。他把多余的房子租给我们。刘先生住在山腰，我住山顶上。我在山顶的邻居是钱歌川，他的诗集里还有同我往来的诗。记得有一年夏天，大概是一九四一年，我知道武汉大学要进人，添一个教大一国文的，我就去见刘先生，刘先生问我愿不愿意到武汉大学教课，我说当然愿意。他又说武汉大学有个怪规矩，夫妻两个人不能在一所学校教课，只有一个例外，就是杨端六和袁昌英。杨先生这个人，蒋介石曾请他当过军事委员会第三厅的厅长，军衔是上将，他替国民党的军队建立一个非常强的会计制度。他又是英国的经济学博士。袁先生留学法国，写过《孔雀东南飞》，在五四前后的早期女作家中是很有名的。他们在武汉大学刚开始办时就来了。后来有越来越多的夫妻留学生要进武大，就立了这么一项规矩。当时沈祖棻不是一个社会性的女性，她并不是非要教书或工作不可，两个人只要能够生活，她就不教书。这样我就到了武汉大学。原来是要我教三个班大一国文，刘先生就同中文系主任刘博平先生商量，把中文系本科一年级的国文提出来，单独成立一个班，讲得深一点，每周五个小时。所以那个时候大家都是三个班，九个小时的课，我是教十一个小时。中文系是五小时，教的内容就是《文论十笺》，这是后来的名称，当时叫《文学发凡》。我最初对是不是要选《文心雕龙》，花了很长的时间来考虑。考虑的结果还是不选，因为很容易破坏它的整体性。这个讲义原来有三部分，现在印出的是总论，还有一部分是骈文，一部分是散文。我后来在武汉大学讲下来，十篇讲一年紧得不得了。那个讲义的底子也丢掉了，现在记不住是哪些篇，只记得关于骈文的有李兆洛《骈体文抄序》，散文方面有《经史百家杂抄序》《古文辞类纂序》，一共有二十来篇，有一个油印本发给学生，不讲，让他们自己看。

武大当时有个《文哲季刊》，那时的印刷、纸张已经很坏了，因为我还在搞目录学，研究《文史通义》，就写了一篇《言公通义》，现在还存着，收在《闲堂文薮》里。

后来我又认识了徐哲东（震）先生，是太炎先生的弟子，常州人，讲公羊学，又讲韩柳文。他先在中央大学当讲师，到武汉大学的时候已经升教授了。徐先生住在乐山的城外一个叫作王石碑的地方，离乐山嘉乐门外还有十五里路。有一次，日本人听说蒋介石要去乐山视察，便派飞机把整个城市都炸了，这情报是错误的，但城市给炸了。当时人能够在城外找到房子的，都在城外找了房子。我住在学地头，离嘉乐门外大概有几里地，到王石碑还有十五里，很远。徐先生是练过武功的人，走这点路不大在乎。他在中央大学当讲师的时候，有一次中文系开会，请哲东先生舞剑，他答应了，舞剑的时候长袍子全身都作响。朱东润先生当时在武汉大学，刘博平先生当系主任，朱先生教文学批评史，博平先生的学术思想比较守旧，认为文学批评可以不必修。徐哲东先生应聘到武大，人还没有来，要开学了，博平先生是系主任，就替徐先生开列了一些课，其中有一门课是传记文学研究，这是当时教育部选课的课程。徐先生到了以后，看到这个课表说，我以前没有教过这个课，是不是暂时开别的课代替。他同刘先生商量后，就决定开个韩柳文研究，因为他原先在中央大学教这个课，中央大学的《文艺丛刊》里面还有他的《韩集诠订》这样的专门著作发表。朱东润先生就开玩笑，写了一篇杂文，投到当时重庆的一个刊物叫作《星期评论》上发表，是国立编译馆馆长刘英士编的。刘同我也有点来往，我在那里投过稿。他后来在南京办《图书评论》，我也发表过文章。朱先生的杂文说，大学里面也很特殊，传记文学怎么开出韩柳文研究来了？是不是把讲《郭橐驼传》和《永州八记》变成了传记研究？徐先生看到后很生气，说：他的嘴巴很巧，我可不会讲，但是我会打。我要打他，我打的人不是我治还治不好。东润先生就很狼狈。那时教室旁边有个教员休息室，两课之间可以在里面休息。只要哲东先生在里面，东润先生就不敢进去。后来哲东先生有个比较熟的朋友，是法律系的教授，好像是叫刘经旺。他是湖南人，是个好先生，就劝徐先生。徐先生也就答应不打了。这些轶事，朱先生自传中没有提及，知道的人现在不多了。

在技专的时候，西南联大开始办《国文月刊》，居然在乐山能够买到，我也就买了看看。那个时候恰好国民党教育部颁布了一个新的课程表，我不大满意。其实那个时候我人还在技专，没有到中文系教书，我就写了一篇叫作《部颁中文系课程表平议》，投给《国文月刊》。余冠英主编这个杂志，他看了很高兴。不晓得什么原因，西南联大的人也不满意这个课程表，但并没有发表评论。他一看到我的文章，就把它发表了。还给我写了封信，希望我给他写点稿子。那个时候几乎没有什么刊物发表短篇文学论文，既然有个地方可以发表，我就隔些时候寄点稿子去。大概办到四十期，后来都是郭绍虞先生编，我也因此和郭先生比较熟。在《国文月刊》上，我又闯了祸。我写了一篇文章讲今天大学中文系教学的弊病，这个也无所谓。那时候我常常读太炎先生的书，太炎先生闹革命，骂清政府是“建夷”（明人称满洲为建州卫，贬称建夷），我也就用了“建夷”，给罗常培看到后大发脾气，因为他是满族人。这实在是好古好出来的毛病。这件事在很久以后，冠英先生才告诉我。常培先生是我很尊敬的一位学者，他早年在北京大学是黄季刚先生的学生，我怎么也没有意思要得罪他。总之，这以后我就较多地写文学方面的论文。一直到《国文月刊》停刊，最后的一篇就是《诗词代语缘起说》，很长的一篇，记得是分两期登的。

在乐山的时候，我又认识了马一浮先生。他当时住在乌尤山，其实是一个小岛，就在乐山大佛的下面。据说汉朝有个犍为舍人，犍为也是乐山的别名，他曾在那里注《尔雅》，称作“尔雅台”。可能是个假古董。马先生住在那里的时候，刘先生常去看他，我也随着去，这样就认识了。复性书院也在那里。马先生年轻的时候，留学美国、日本，很通西学。但是回国以后，专讲宋学。他是汤寿潜的女婿，汤是浙江人，好像当过省长。后来他太太死了，他的丈人很看重他，就一直供给他读书。他生活很舒服，也完全有时间研究学问。抗战中，不知怎么孔祥熙知道了他，拨了几万块钱，让他办书院，他就办了复性书院。这个人很有意思，他原来同熊十力都讲理学，但平时大概也没有很好讨论过。马一浮办了书院，就请熊先生去讲学，熊先生在台上一讲，意见与马先生不合。他讲过以后，马先生上去说，熊子真讲的话完全错误，一句也不能听。两人就闹翻了。后来贺昌群也去讲过学，也不一致。再后来他发现，要讲真正的学问只能独断独行，就不再请人了。那里也招了一些学生，每个月给一些膏火费，日子过得比较清苦，但能过下去。

在武大一年半以后，因为他们那儿的怪规矩，夫妻俩不能在一所学校工作，于是我和沈祖棻就在一九四二年八月一起到成都的金陵大学任教。我们都是副教授，不过沈祖棻是研究班毕业的，工资还比我高一些。我在武大时编了《文论要诠》的讲义，就是那十篇文章，没有编完，到金陵大学就继续编。后来金陵大学自己出钱，就把这教材印了出来，线装本，书名是《文学发凡》。那时叶圣陶（绍钧）先生也离开了武大，在成都，他的开明书局的编译所恢复了，我去看他，说有一本书，能不能出？他翻了翻，看到第一篇文章就是章太炎的《文学总略》，他说古字太多，印起来不方便。我说十篇文章中就一篇有古字，其余九篇都没有。后来他就同意了，但是认为《文学发凡》的书名不好，太广泛了，所以改成了《文论要诠》。胜利以后，就在上海印出来了。最后在黑龙江重印的时候，我又改成《文论十笺》，把范围更缩小一点，限于十篇。这本书真正作为学术著作来说是有欠缺的，它的特色在于它的结构，每篇后面有按语，所以作为教材很方便。这本书很奇怪，生命力很强，很多人要，日本奈良女子大学的横山弘教授（曾经在南京大学留学）在日本找这个书找不到，他们也是说当教材非常好。叶先生在武汉大学的时候，我还在技艺学校。后来他到了成都，我也到了金陵大学，就去看他。他待人接物非常谦和，他在武汉大学，教员要填写履历，他老老实实填上“中学毕业”。他任教授，但没有教专业课，教的是大一国文，还有二年级的写作。我在武大的时候，认识了一些金陵中学毕业的学生，他们知道我也是金中毕业的，组织了同学会，我和他们有交往。从他们口中知道一些叶先生的情况。叶先生尽管在本系教的课在当时看来是最一般的课，但是学生非常欢迎他。因为他的教学方法很新，改作文很认真。所以像刘永济先生对叶先生还是蛮好的。叶先生在武汉大学教书时，他的两个儿子，叶至诚、叶至善，两个人都在中央技艺专科学校念书。毕业以后，叶至善一直跟着他爸爸。解放以后在北京，叶先生好像是民进的中央委员，叶至善就帮着做些民主党派的工作。叶至诚留在南京，在文艺界。他后来结婚了，妻子叫姚澄，是著名的锡剧演员（至诚已于数年前病故）。武汉大学当时的学术思想比较守旧，刘永济先生就是学衡派，他和吴宓先生很好。所以对于新文学不太看重，对于胡适一派的学问也看不上。陆侃如、冯沅君、高亨都在武大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都离开了。

在金陵大学我教目录学、教骈文，用的是《六朝文絜》，也教《文心雕龙》。因为那个时候诗歌是高文先生在教，过去的习惯就是，如果一个朋友教的课和你重复，就应该让开。高先生是南京人，后来一直在河南。他现在九十了，他的诗做得非常好，他除了教诗，也教《说文》。前几年出了《汉碑集释》，那是他专门用功的成果。

当时四川大学也在成都，金陵大学开始请刘君惠先生兼课，我觉得刘先生课教得也蛮好，就提出是不是可以把刘先生改成专任，他们也同意了。但后来又反悔，不愿意请刘先生。这样我很难办，就提出请刘先生当专任，我做兼任。这样我就到四川大学教书，兼教金陵大学的课。抗战胜利后，刘先生到南京，还在金陵大学待了一年。他是四川人，在南京生活不习惯，就回去了。我在四川大学工作了一年，从一九四三年八月到一九四四年七月。也是因为四川大学内部有些问题，那时赵少咸先生当系主任，他是殷孟伦的岳父，后来换了系主任，我也就没有再在那里工作。四川大学当时有些很有学问也很有意思的学者，如赵先生关起门来研究音韵学，黄季刚先生在世时非常难得钦佩人，但是看到赵先生的稿子，很佩服他。黄先生当时在全国已有大名，赵先生则谁也不知道，而黄先生称赞他。黄先生去世后，中央大学不知请谁来教文字音韵。当时殷孟伦已经是赵先生的女婿了，就推荐他的岳父来当教授，汪东先生是文学院院长，支持殷孟伦，殷孟伦自己是助教，推荐他的岳父来当教授，这么不避嫌疑，但当时不讲这些。来了以后，教了一两年书，打仗了，他就回四川了。我在川大的时候，因为赵少咸先生对我很好，所以那儿的老先生都对我很好。川大的先生中，有几个是章太炎先生在日本讲学时的学生，当时年龄也很大了。还有一位庞石帚（俊）先生，他是自学成才的。他是教蒙馆出身，四川那时逢年过节的时候常常要猜灯谜，他猜谜非常有名。所以就有一些学校请他去教课，他也教得很好。后来四川有个大名人叫赵熙（尧生），是清朝末年的御史，当时隐居在四川的荣县。赵先生晓得庞石帚了，就表示说，如果像庞石帚这样的人当我的学生，我很愿意。这样，庞先生就去拜门。他在四川学术界的地位也就大大提高了。当时蒙文通先生也还在川大，他也很有意思。他是四川人，又是廖季平的学生。所以他和学校闹翻了，学校不聘他，他还照样去上课。他说你不聘我是你四川大学的事情，我是四川人，我不能不教四川子弟。学生照样去上课，学校拿他没有办法。我在四川的时候很年轻，我和四川的关系，除了我爸爸的老师是四川人，或者黄季刚先生的父亲是四川人，在四川做过官以外，没有任何关系。但四川的老先生对我非常好。我是非常感念他们的。我感觉到受了他们的恩，要想办法报答他们。像庞石帚先生的遗著，我就推荐给王元化，现在已经交到杭州大学出版社了，也许今年可以校稿。好几十万字，就叫《庞石帚集》。他还有一部《国故论衡疏证》，我托人介绍给中华书局，但一排队还要两年才能排出来。四川这个地方，一方面是外面的人根本不晓得四川的学者有多大能耐，另一方面，四川的学者还很看不起外面这些人。他看不起自有他值得骄傲的地方。拿研究旧学来说，他们在群经诸子这些朴学方面很有实力，像赵少咸、向宗鲁、庞石帚这些人读书博雅，知道得多。有一段时间任鸿隽请刘大杰先生到四川大学当中文系主任，就丢了丑。因为刘大杰做的那些旧诗，连他们的学生都不如，所以后来没多久他就走了。那个时候刘大杰是新派人物，同四川的旧学基础相比差得很远。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四川要么不出人，要出一个人就很奇特。比如早年的廖季平，后来又出了个吴虞，就是那个宣称只手打倒孔家店的。

朱自清先生有一年休假到了成都，他的太太当时在川大图书馆工作，那时成都的生活费比昆明便宜。我最近在看吴宓先生的日记，其中也记载到当时昆明的物价涨得很厉害，吴先生在成都和乐山的日记也记到我。那时我已经在川大任教，在《四川大学文学季刊》上发表了《韩诗〈李花赠张十一署〉发微》的文章，是油印的刊物，朱先生看到了。他到了成都以后，我就去看他。我对于朱先生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这个人是非常严肃的。他谈到我文言文写的论文，问我为什么不用白话文写文章。我说我受的教育，我的家庭和老师都是比较倾向于文言的，所以要自我解放出来也很不容易。他就说，如果你用白话文写，使得更多的人能够明白，不是更好吗？我不敢回答他这个问题。

我们在金陵大学，一直到一九四四年，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当时在学校里的教会负责人贪污政府发给教师的平价米，我们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去上告，结果非但没有把他们告倒，反而遭到解聘的处理。当时沈祖棻有词《鹧鹄天》四首咏此事，我后来有笺，详细记录了这件事：

鹧鹄天四首

[华西坝春感]

百尺高楼数仞墙，蛮弦羯鼓度新腔。暗收香稻防鹦鹉，故斫孤桐恼凤凰。春漏洩，意仓皇。记名瑶册忍相忘。何曾一斗供闲醉，空自殷勤捧玉觞。

笺曰：此咏金陵大学当局乾没职工食米事也。当时米价昂贵，政府因按公教人员每家直系亲属人口，不论其是否在成都，一律发给平价米一大斗，合三十二斤，以维持生活。平价米价格远较市场价格为低。校方见利忘义之徒竟篡改法令，擅自按照教职工家口实在成都者发放平价米，余人则按平价给予法币。多余之米则按市场价私自售出，以饱私囊，所得甚丰。一九四四年春，有人在学校总务处抄得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二日学校致粮食部四川民食第一处名单（发文号为蓉字第2618号），始发现此贪污行为，于是全校大哗。余夫妇乃上告教育部，当局及诸附丽之者则多方掩饰。几经扰攘，卒以退还半年侵吞之食米了结，而余夫妇遂被解聘。古人云：不可为善，盖此类是也。此第一首，上阕首二句谓其事出于外人出资兴办之大学。新腔，谓新闻，实丑闻也。第三句喻侵渔食米，第四句喻扼杀正义，皆斥贪渎之徒。下阕首三句谓名单曝光，群丑惶恐。末二句谓多数教职工姓名虽在配米册中，然所得甚微，犹举空杯而饮，实无酒也。

暗撒金钱盛会开，浣纱女伴约同来。繁声故乱霓裳谱，皓腕争收玉镜台。空作嫁，自为媒。文成倚马叹高才。苕华未肯留名字，夜梦无心到锦鞋。

笺曰：此第二首，写本案曝光，当局狼狈，组织人力反扑，企图敉平其事。上阕首二句谓上下互相勾结利用，各有所得也。当时召开全校教职工大会，主席为农学院院长某君，力主家丑不可外扬，以不能倒掉金字招牌为说，而反对贪污主持正义者每一发言则被叫嚣之声掩盖，不能毕其辞，故曰“繁声故乱霓裳谱”

也。校方又暗中保证发给不继续追究者以下年度聘书，亦有受其迷惑者，故曰“皓腕争收玉镜台”也。下阕写有人在会中提议发宣言否认贪污之事，胁令与会者签名，其言甫毕，已有人将预先拟就之宣言提出，故讥为文成倚马。余夫妇拒绝签名，盖去志已决矣。《诗经·苕之华》云：“人可以食，鲜可以饱。”温庭筠有《锦鞋赋》，段成式嘲之曰：“知君欲作《闲情赋》，应愿将身托锦鞋。”末二句出此。

十载芳华忍泪过，高坛广座负春多。凭谈海客瀛洲梦，却讶情人碧玉歌。夸舞袖，妒嫦娥。几回辛苦点青螺。不须得意钗钿约，凤牒鸳函字易磨。

笺曰：此第三首，盖悲当时附丽当局，阿谀取容者之终无所得也。上阕谓在学校工作之教师，长期受当局之蒙蔽，或闻将派其赴美留学，则感激曰：厚我厚我。迨案发后，乃惊叹此亦如薄幸情人之爱情歌曲为不可信也。下阕补足此意，正告诸不辨是非或见利忘义者。厥后抗战胜利，学校迁回南京，诸投机取巧临难苟免之徒亦多被逐，斯言验矣。

塘外轻雷梦未惊，羽书空费墨纵横。无情野草妨来往，解意垂杨管送迎。怜晚照，付春酲。尊前先计去时程。自知不是秦楼侣，一任鸾笺负旧盟。

笺曰：此第四首，写米案之余波。时有不以余等揭发贪污之举为然，致书丑诋者，亦有扬言欲饱以老拳者。余夫妇虽泰然处之，而诸生颇以为虑，每于余夫妇往返学校时，轮流护送。此上阕之所喻。下阕则谓已决心离去，盖羞与彼辈贪污势利之徒为伍，虽被解聘，亦无所顾惜也。时成都学术界皆不直金陵大学当局之所为，故暑假后，华西协和大学中文系主任闻在宥先生敦聘祖棻至该校任教，而陈孝章兄亦介余于成都中学校长钱智儒先生，虽别上庠，仍登讲席，所谓公道自在人心也。

那时人的观念中，大学和中学在社会地位上没有什么区别，而且以收入而言中学还比较多。那时很有意思，比如说一堂课四十五分钟，但只讲三十五分钟。上课铃响了，教师并不去讲。我开始不知道，摇铃了我就去，结果教室里一个人也没有。后来有人告诉我，要迟一刻钟去，这样实际上也就提高了教师的待遇。当时成都的中学里，确实有些学问很好的先生，像庞石帚先生开始也是在中学里的。前时我收到王元化的一位博士生的信，告诉我说自己是赖高翔的学生，赖先生的文章我只看过一篇，就是他给那个“只手打倒孔家店”的吴虞写的一篇活着的墓志铭。吴虞是他的老师，知道他的文章写得好，就要他写一篇墓志铭。虽然也是模仿古人，但的确写得好，很像清代汪容甫、洪北江这些骈文高手。抗战胜利以后，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叫叶麐，原来是清华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他当川大的教务长，黄季陆当校长。他想留我和沈祖棻在四川，不要下来了。我觉得离开江南的时间太久了，不想留在四川，待了八年了。如果留在那里也很难说现在是个什么局面。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刘永济先生知道我离开金陵大学不是我的错，就要我回武汉大学，我去了就是副教授。学校也迁回武昌。到一九四七年升了正教授。那时升教授也简单，就是系里通过推荐就行了。我就拿了《古典诗歌论丛》里的文章，当时还没有结集出版，抄写了一份，交给刘博平先生看了，认为够水平了，就升了教授。后来是文怀沙看了这个稿子，就拿到上海印了出来。那时的文学史是苏雪林先生在教，但她总讲不完，总是讲到唐代就结束了。刘先生认为这样不行。那时按照刘永济先生的看法，文学史在唐以前是重要的，于是干脆分成两年。要我教前半段，苏先生教后半段。苏先生每一次教文学史都只教到唐代，现在要她从宋代教起，她就要重新备课，所以她心里很不愿意，有意见，但不是对我的意见。这些问题都是过去历史上的问题。武汉大学才办的时候，文学院是闻一多当院长，后来他走了，就是陈源（字通伯，笔名西滢）当院长。但中文系主任是刘博平先生，一来他是湖北人，二来他是黄季刚先生的大弟子，有学术地位。所以陈源尽管当院长，也不能动他。陈源是胡适他们一派的，中文系像刘永济先生、谭戒甫先生、徐天闵先生、刘异先生（他是王闿运的弟子，讲经学的），都是旧学一派。还有朱东润先生，和陈源是同学，他们一起到英国去留学。陈源大概有钱，就一直读完，朱先生比较穷，没有读完就回来了。后来还是陈源介绍他到武汉大学教书，他和刘博平先生、刘永济先生搞不好，并不是两位刘先生对朱东润先生有意见，主要是他们对陈源有意见。我到武大的时候是个年轻人，我对朱先生还蛮尊敬，他对我也蛮好。一直到他晚年在复旦大学，他的博士生答辩还要我去。他在中央大学的时候和胡小石先生关系也不好。大概这些老先生，像胡小石先生、刘永济先生，他们对于传统的学术理解得很深，对于有些近乎半路出家的朱东润先生都不大表示佩服。其实按我看，朱先生也还是蛮不错的，他特别用功，在复旦他们就说朱先生每天要读多少书，写多少文章，一定要完成，几十年都是如此，光这一点，就令人佩服。苏雪林到武大是陈源的夫人凌叔华的关系，凌叔华是个有名的女作家，也能画画，风度也很好。她就在家里当主妇。他们在乐山的时候，我曾去看过他们。后来他们去了英国，一直没有回来。最初他们去英国是国民党外交部的一个什么名义，后来就在英国住下来了。因为陈源被鲁迅骂得很厉害，所以解放以后他们也不敢回来，又不愿去台湾，最后死在英国。我在武汉大学，当然不会反对刘永济先生、刘博平先生，永济先生是我的世交，老前辈，博平先生是我的同门，但我也从不帮着他们去反对朱东润先生。所以我说，只要你没有什么成心，首先觉得他好或不好，就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去接触人，多数人还是蛮好的。

抗战胜利以后，武汉大学从乐山回到珞伽山。此前胡适在美国当驻美大使，周鲠生就当他的法律顾问，事实上也就是他的幕僚。胡适回国当北大校长，就请周鲠生当武大的校长。王星拱先生就调到中山大学。周先生原来当过武汉大学的教务长，他很熟悉武汉大学的情况。他很清楚，自从国民革命成功以后就办武汉大学，有些人在学校创办初期就来了。他有一个想法，就是不能让这些威望很高，但相对来说在学术思想上比较保守，或者不太愿意革新的人继续当院长、系主任。所以他就聘请了很多年轻人当教授，同时也换了一批系主任。有的系没有换主任，但是加了新人。当时哲学系就聘请了刚从印度回来的金克木先生，外文系聘请了从爱丁堡回来的周煦良，他是周一良的堂兄，历史系的唐长孺是武汉大学在乐山的时候培养起来的，我们四个人相对来说，比较倾向于革新，所以关系也很好。我当了系主任以后，首先就要求重新开设新文学的课，原先苏雪林先生开过这个课，但是后来慢慢地被刘博平先生他们用一种冷淡的方式取消了。原来是必修课，然后就改成选修课，慢慢地就取消了。后来我就请苏先生来教这门课，她还不愿意。因为她教文学史已经习惯了，不愿开新文学的课，但是我还是请她教了。再比如吴于廑先生当历史系主任，他就认为历史系学生不能光读历史，至少要读一门中国文学史和一门中国哲学史。他来同我谈，因为要从上古一直教到近代，没有人肯教，我就只好自己教。教了两年，效果很好。我后来写的《程氏汉语文学通史》，就是根据那个时候的讲义为基础修改、充实、提高的。唐长孺先生不仅是史学很好，文学也很好。他的文章、诗词都做得很好。要是拿中国的传统来说，在文学方面，他是金松岑的学生；在历史方面，他是吕思勉的学生。金克木先生我原先不认识，最初是看到他写的新诗，觉得很好。抗战胜利以后，我回到珞伽山，听说哲学系聘请了金先生，他刚从印度回来，哲学系需要有个人讲印度哲学，就把他聘来了，那时他还没有结婚。我们几个人常常在一起，谈学问，也谈其他。隔了两三年，胡适希望金克木到北大去，当时北大有季羡林，还有一些懂梵文、印度文、乌尔都文的先生，金克木在武汉大学如果讲中国哲学还有朋友，如果讲印度哲学，就他一人，所以他也很想去北大。当时唐长孺有个妹妹叫唐季雍，在北大哲学系读书，金克木要调到北大去的时候，唐长孺就对他说：我有个妹妹，还没有结婚，如果你们见了面，觉得很好，也可以谈。后来金克木到了北大，一谈就觉得很好，就要胡适给他们证婚，他们就结婚了。这样，唐长孺和金克木就成了亲戚。金克木和我的另一位朋友丽尼（郭安仁）一样，都是无师自通，外文特别好。他的法文非常好，他最初在湖南大学就是教法文，他去看杨树达先生，杨先生看他很年轻，还以为是个学生。后来他去了印度，在印度的一所大学里教书，他的职称是在印度定的。他这个人非常聪明，他在北大先是教梵文，后来北大希望印度文化的内容近代化一些，不要讲太古老的，他就教乌尔都文。乌尔都文大概是印度多种语言中流行得最广泛的一种语言。解放以后，金先生好像不在系里，到了南亚研究所。他写过一本《梵语文学史》，还翻译了一些印度的书。他对于中国的佛学也知道得很多。我有一年到北京去，刚好那时旧书非常便宜，他想买一部《大藏经》。因为拆零了，不完全，他就把自己感兴趣的部分都买了。买回来以后，家里的房子太小，没地方放，只好又退还给书店。他又懂天文学，所以解释《古诗十九首》中“玉衡指孟冬”就解释得很好。他在近十年中非常活跃，出了好几本书，都是二十万字左右的，我很喜欢。周鲠生在解放以后因为徐懋庸的排挤，后来就离开了武汉大学。他以前在国际联盟工作过，熟悉国际法，就到外交部当顾问。周恩来很看重他，他入党也是周恩来介绍他入的。

从抗战胜利到武大，沈祖棻一直作为武大的家属闲住着，后来她因为生孩子出医疗事故，我就经常到上海陪她看病。有一阵沈祖棻在上海开刀，我住在亲戚家里，那时我教元明清文学，想找些书看，我也不认识复旦大学的赵景深先生，就直接上门，说我是程千帆，他说我晓得你这个人。他这个人真热情，并且对自己的材料非常公开。我从他那里借了许多古书，很罕见的各种抄本。他说你拿去，什么时候用完什么时候还我。非常大方，人也很和蔼，他丝毫没有想到你会借了不还。所以我很感动。后来我想到鲁迅骂他“赵老爷”，实在有些过分。

大概在一九四七年或者是一九四八年的时候，快解放了，武汉大学的老先生没有一个愿意当系主任，我就当了武汉大学中文系的主任，一直到解放以后。最后是被撤职的，他们认为我思想改造得不好，把我撤了。那时哲学系、历史系的学生要学一年制的文学史，谁都不肯教，我是系主任，凡是无人肯教的课都推到我身上，所以我教一年制的文学史，教文艺学，教四年级的写作课，教写总结、写报告什么的。我教文艺学，先听丽尼的课，那时没有录音机，全靠记笔记，我学得很认真。他人很好，什么都肯讲。第二年就自己教这门课了。丽尼的本名叫郭安仁，是湖北人。他没有什么学历，全靠自学，外文特别好，也一直是在左翼联盟底下活动的。抗战中，他到国民党军队副参谋总长白崇禧那里，专门帮他翻译外国报纸上有关军事的消息。他在重庆，蒋介石这一派的人，老是想把他弄走，白崇禧偏不肯，一直当到陆军少将。解放以后，白崇禧也没有发现他是左倾的。他到武汉大学是陈荒煤介绍的，后来陈荒煤到北京当电影局长，也把他带走了，帮他办电影出版社。“文化大革命”时，陈荒煤被赶下台，丽尼就被弄到广东，不知是暨南大学还是中山大学，红卫兵把他整死了。非常可惜。

我由于从私塾出来，到了南京，从原来接受的封建传统的东西变为接受新的社会科学知识，有了这个经验之后，在解放以后，由原来所学的改为接受新的思想也并不感觉到特别困难。

一九五三年我参加慰问团去朝鲜，在那里待了半年。主要是根据一些宣讲材料，比如何处建立了钢铁厂，哪里的工厂有一点八吨重的螺丝，国内的生产情况如何，后方怎样支援前线等等，起鼓舞士气的作用。在朝鲜时，有严格的纪律，比如说不许用人民币，怕扰乱他们的金融秩序。不管什么人，不管在国内的地位有多高，一旦犯了问题，立刻抓回国关起来处理。我们的团长是贺龙，湖北分团的团长是副省长王海山，是个老红军。那个时候在朝鲜差不多没有担任一般工作的男人了，所有一切后方的工作（包括对我们的保卫工作）基本上都是妇女来做，她们很能吃苦。我们不会讲朝鲜话，但一些老先生读过孔孟之书，可以笔谈，我也和他们笔谈过，用文言文。那时朝鲜的古版书非常多，是在战火中残余的，也很便宜，但是不敢买。大家都很守纪律。有一回大家去参观一个高射炮的阵地，我们一个团员就问：“怎么没有看到炮啊？”人民军的一个指挥员把哨子一吹，一下子从山洞里大炮都出来了。后来这个人受到批评：“怎么可以问这样的问题，这是属于军事机密的。”当时朝鲜人民军表示对中国的慰问团没有任何保密，有问必答。我们也听他们的报告，内容多数是关于打胜仗，俘虏了多少美国兵之类，我们就记笔记。我同几个著名的越剧演员王文娟、徐玉兰，还有几个级别比较高的领导一起吃饭，吃的东西在当时的条件下要算是比较好的。吃过饭后，陪我们的人鞠个躬就走了。事实上，当时的生活非常枯燥，不知哪些东西该讲或不该讲，很小心谨慎。

沈祖棻开始一直在武汉大学闲居，后来成立了苏南师范学院，就是现在苏州大学的前身，他们就要她去任教。那时胡小石先生过继外家的儿子杨白桦也在那里工作。我希望能和她调在一起，希望离开武汉大学。但武汉大学不愿意，就把沈祖棻调了过来。我们在一起，只隔了一年就反右了。 MTmSqFbU4TZT985BY1KxTJQxNO/PJEZVEQYgZMrlnMnCyNPLr7cr+ZQgqRub6EZ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