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接受现代教育

一九二八年的秋天，我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从私塾学习改进新式学校，从汉口来到南京，考入金陵大学附属中学初中三年级，作为一名插班生，开始接受了八年正规的现代教育，直到一九三六年大学毕业。

我在金陵中学学习了四年，开始从多方面接触现代科学。我至今怀念在中学时代给我教益的几位语文老师：带着浓重安徽口音的张剑秋先生，他的诗人风度和抒情性的讲授是非常富于吸引力的。泰州林从周先生永远是那么容止闲雅，谈笑从容，知识就在不知不觉中流进了学生的心田脑海。余姚黄云眉先生，后来是海内外知名的明史专家，在上高中三年级课时，一个学期只为我们讲了一篇曾国藩的《圣哲画像记》，事实上却是以此为纲，上着国学概论的课。这种概论式的宏观论述是我在私塾学习时所不曾接触过的，所以“受之者其思深”。由于我在作业中发表了一些对李商隐诗的谬论，黄先生还特地将我叫去，勉励有加。这些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是我难以忘怀的。

在高中时，我遇到一位极好的化学老师，宁波王实铭先生。在他的循循善诱下，我对化学兴趣大增，成绩也极好。一九三二年八月我升入金陵大学时，原先准备读化学系，但当我去注册交费时，竟然要付一百多块钱。我父亲当时失业，无力负担，于是我遍查各系交费情况，发现中文系只要化学系的一半，我就进了中文系而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这也似乎有些偶然。人生道路是被偶然所决定的呢，还是有其必然性，对此，我感到迷惘。我不知道偶然性只是在诸必然性的交叉点上出现的说法，能否说明这个令人迷惘的问题。这样，我就没有机会当戴安邦等老师的学生，却做了黄侃、吴梅诸位老师的学生。我想，如果当初成了戴老师的学生，我也会在配位化学方面作出成绩来，不会当戴老师的不争气的门徒的。

进入大学以后，现代文、现代的科学和现代的意识，对我来讲受益匪浅。我跟王绳祖先生学欧洲近代史，从维也纳会议讲起，一直讲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然后跟陈恭禄先生学中国近代史，从鸦片战争讲起。还有一门社会科学概论，是一门通论课，教社会学两个星期，经济学两个星期，法律学两个星期，人类学两个星期，等等，都讲得很扼要，讲完就考试。授课教师名叫虎臣，是个回教徒，后来去了美国，一直没有回来。他博学多能，也非常会讲课。所有这些课程，使我由一个完全接受鸦片战争以前的知识的人，通过两年的训练变得“现代化”了。我也由过去的读写“之乎者也”，开始写新诗和白话文。然后再开始接受在今天我们看来是国学大师的训练。三十年代南京的高等学府中，大师云集。有的我获得受业门下、亲承音旨的机会；有的虽未尝从学，却也曾进登龙门，有所请益。现在想起来，确实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我跟黄季刚（侃）先生学过经学通论、《诗经》《说文》《文心雕龙》；从胡小石（光炜）先生学过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甲骨文、《楚辞》；从刘衡如（国钧）先生学过目录学、《汉书·艺文志》；从刘确杲（继宣）先生学过古文；从胡翔冬（俊）先生学过诗；从吴瞿安（梅）先生学过词曲；从汪辟疆先生（国垣）学过唐人小说；从商锡永（承祚）先生学过古文字学。我是金大的学生，但中央大学老师的课我也常跑去听，因为那个时候是鼓励去偷听的。我曾向林公铎（损）先生请教过诸子学，向汪旭初（东）、王晓湘（易）两先生请教过诗词。汪辟疆先生精于目录学和诗学，虽在金大兼过课，但没有开设这方面的课程，我也常常带着问题，前去请教。

中大的管理很松，那时找到一个同乡就可以躲在学生宿舍里，钱也不交，就这样读四年。像佘雪曼先生就完全是在中大偷听出来的。他口齿很好，字也不错，还会画画。后来在南洋大学教书，再后来到香港办了个雪曼艺文院。像这样的人，以前旧社会中可以产生。金陵大学就不一样，有秩序，办事有条理，不像国立大学那样随随便便、纪律散漫。整个金陵大学的学风，不只是国学的，而是对待整个的学问的态度，她那种教会学校的严格对我有大的好处。我一九七八年回到南京大学，那时教务处一些很老的，从金大一直留下来当职员的，都非常能干。

关于老师们，季刚先生树义谨严精辟，谈经解字，往往突过先儒，虽然对待学生过于严厉，而我们都认为，先生的课还是非听不可的，挨骂也值得。小石先生的语言艺术是惊人的，他能很自在地将复杂的问题用简单明了的话表达出来，由浅入深，使人无不通晓。老师们对自己的研究成果，也从不保密。如翔冬先生讲授《重订中晚唐诗主客图》，瞿安先生讲授《长生殿》传奇斠律，便都是自己研究多年的独得之秘，由于我们的请求，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学生。这种精神使我终身奉为圭臬，对学生丝毫不敢藏私。

瞿安先生的学问很有意思，他最早专门研究戏剧，后来研究散曲。他是一个大师，虽然他本人只在曲方面比较全面。但是他的散曲研究传给了卢冀野、任二北，曲律研究传给了蔡瑩、王玉章，对词的研究传给了唐圭璋，南戏研究传给了钱南扬。然后任先生往唐朝发展，也有的往后发展。如钱南扬先生研究宋元以后，除南戏以外，笑话、谜语都研究。

我选了这些大师的课，现在回想起来，最吃亏的就是对整个国学缺乏全面占有的欲望。这么好的老师黄季刚先生，他的学生也都是大师了，而我感觉声韵学比较干枯，很难学，就不选，只选了有兴趣的课，像《文心雕龙》之类。

我在金大的得益处也不完全来自于大师，有一位历史系的讲师陈登原先生，研究文化史，他的阅读面非常之广，他写的《中国文化史》《国史旧闻》都是非常博洽。我喜欢博览群书，无论懂不懂，无论是否自己所需要的，都想看看。这就是从陈先生那儿学来的。当时他还是一位讲师，别人并不重视他，但是我在陈先生那里得到很大的好处。

我在进金大之前，几乎没有接触什么白话文。这时我开始大量阅读白话文，很多时间在图书馆里看杂志，看整本的白话书倒不多，但杂志看得较多，差不多每一期的《清华学报》《燕京学报》都看。

另外，凡是遇到论战我都很注意，比如中国社会史的论战，到现在为止，托洛茨基的那些理论我还是不懂。不懂归不懂，当时吃下去再说，拿卡片记下来。还有呢，就是练习写。最初的白话文写作是学作新诗，现在还留了一本小诗集在那儿。当时练习写作，跟穷困也有关系。在报纸的副刊上写小文章，五毛钱一千字，一块钱就不错了。如果有三块钱一千字的文章，四千字发表了，十二块钱，差不多一个半月的伙食费都解决了。因为那个时候六块钱就可以吃一个月饭，如果是八块钱呢，一菜一汤还带一点点肉。我是个很穷的学生，全靠自己奋斗出来。我那个时候能写各式各样的文章，只要报刊需要我就写，一个月有个五六块钱，最好有个十块钱，就能够过下去了。我的爸爸大概有两年的时间没有工作。那个旧社会，你们不能想象，比如换了一个厅长或局长，底下的人都换掉，不问你有理无理，有资格无资格。所以我就向各种地方投稿。我也写小说，写小说的最好成绩是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就这样，在一个非常困难的环境中把大学念完了。刚好那个时候金陵大学的史学研究所被批准成立了，我考取了，那等于是硕士研究生。考取了以后一年能得到四百块钱的奖学金，生活是够了。可是偏偏又要打仗了，也就没有办法读书，所以我是被金陵大学史学研究所录取的学生，但是没有上。那个时候已经同沈祖棻恋爱了，想结婚了。她是研究所毕业，我是大学毕业。我在金陵中学教书，就想一边教书，一边在金陵大学的历史研究所读课程。当时还有一个机会就是到燕京大学去，到哈佛燕京学社，也有一定的奖学金，那就像王锺翰这些人一样，同他们一辈。他们审查了我的作业，说你的英语不行，过来补一年英语，第二年录取你。当然没想到要打仗了。燕京大学的那些教授有顾颉刚、洪业，还有陆侃如他们，当时我有一种很奇怪的想法，好像给黄季刚、吴梅先生当过学生的，再去给顾颉刚他们当学生，就吃了亏一样。这种心理很奇怪，我也很少同人家讲起。中国旧学很注重传统、班辈。当大师的晚年学生，在辈分上就很占便宜。的确是的，比如任老是我的前辈，但他同我说起来是师兄弟，他写信给我也是这样称呼的。

除了以前为了生活而投稿，在报纸副刊上发表的文章，我一辈子写得最早的学术论文，是在刘国钧先生的班上写的作业。那时他给研究生讲《汉书·艺文志》研究，因为是研究生课程，不是闭卷考试，而是做一篇文章，我那个时候对目录学、校勘学有兴趣，我就写了两篇，不是一篇，后来收在《闲堂文薮》里面。一篇是《〈汉志·诗赋略〉首三种分类遗意说》。因为陆贾赋、荀卿赋、屈原赋没有序，别的都还有几句话，恰恰这个没有。刘先生让大家各抒己见，后来我就写了这篇文章。另外又写了一篇《〈别录〉、〈七略〉、〈汉志〉源流异同考》，现在流传下来的只有《汉书·艺文志》，《别录》《七略》据推想是在唐末五代之乱中散佚掉的。后来就只有辑佚，大概总有十几二十种。清朝人作辑佚，慢慢地弄清楚了，我就根据清儒的考订结论作进一步推论。现在弄清楚《汉书·艺文志》是把刘歆的《七略》七卷压缩为一卷。《别录》在留下来的宋版书中有所反映，像《荀子》等。所以我写书时，对于底下的篇目我是不用“目录”两个字的，因为目是目，录是录，我总是写作目次，写篇目也可以，无论如何不能写目录。总之，先有一个命题的规范，要解决什么问题，然后就是论证，再就是推出结论。所有引用的材料，要有比较谨严的出处。这就是我开始写学术论文，是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也就是一九三五年的冬天。此后我就按照这个轨范陆陆续续写了一些文章。我写的第一篇文学论文是在一九三六年的春天，写的是《少陵先生文心论》，那是我的大学毕业论文，是中文系主任刘继宣先生指导的。刘先生这个人极其谦和，他拿了也没改，打了个分数，这以后就毕业了。毕业以后在金陵中学教一班初中二年级的语文，编校刊，一个星期出一期，就是《金中周刊》。这个周刊没有保存完整的。我很想得到，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多东西发表在上面，也还有沈祖棻的许多散文，我想找来收到她的集子里，找不着，没有办法。

我还想补充一个问题，我前后娶了两个妻子，都是金陵大学的同学。沈祖棻比我班次高，她年纪也比我大。当时在女同学当中，老师也好，同学也好，对她的文采评价还是不错的，但是她始终没有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伴侣。她读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二年级的时候，我是三年级学生。当时三四年级的学生成绩好的，可以听研究班的课。这样，我就有机会同她接触。后来打仗了，我们从南京逃到屯溪，就在那里结了婚，跟我受了一辈子的苦。在学校的时候，陶芸和我同级但不同系，互相认识。后来沈祖棻不幸过去之后，我想再找一个妻子，我就了解一下，她也很不幸，丈夫因政治问题去了台湾，同她离了婚。她一个人带三个孩子，现在一个在美国，两个在南京。我就开始同她通信，到了南京了解这些情况后，就比较快地结婚了，因为大家过去都是有所了解的。我们两个人，学校说是模范文明家庭，我们的确处得很好。我们各自都有自己的孩子，我有一个女儿，她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我们很和谐。我现在很衰老了，很多事情都要她做。比如说今天早上，我要回答广州一个新闻记者的信，我给他写了一篇文章，那个人认错了一个字，我就要告诉他你认错了，应该是什么字。但我自己不能写，就要她帮我写。前时香港中文大学拿一篇稿子来叫我审查，我审查以后又要批一段，也是她给我抄了以后送走的。生活上依靠她的就更多，她如果不按时给我吃药，我就完全不会想起。我说这些的意思是，金陵大学给我的，不仅是学业和事业，也还有婚姻问题在里面。 m4SGy54brFatWUP1u/H72tAAcRiwpbmUMuztxvKcPu1UTBBRn8YYqPKDF6o6gU1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