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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千帆口述 张伯伟整理
有许多东西在过去来说，因为没有这些录音设备，过去也就过去了。比如李龟年的歌唱，公孙大娘的舞蹈，曾经令杜甫那样惊叹；珠帘秀这样的伶人，关汉卿这样的大艺术家，都只有一些文字上的描写记录，但是我们现在看不到他们的原貌了。科学的发展使许多事情成为可能，至少谭鑫培这一代艺人的京戏我们已经听到了，也看到了，这应该说是老天爷的厚道吧。但是对于学人来说，有的人记忆力很强，所以能叙述得很有条理，我觉得胡适就有这个本事；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的一些细节也很有意思，比如说闻一多跟他开玩笑：贤者咸也，所以防闲人之多吃也。模仿《易经》上的话，他都记得。我恐怕缺乏这样非常有连续性回忆的能力。口述的历史只是因为近代科学的发展它才成为可能，当它被人们掌握后无疑会变成史学的一个分支，而且还会壮大起来，所以口述史学是重要的。我最早看过的是丘吉尔的回忆录，他原来是一个海军世家，他的爸爸和伯父都是海军的或海军史的专家，所以他的回忆录写得非常丰满，八大本，好像是商务印书馆翻译过来的。而像饶宗颐的就写得比较简单或比较概括，他偏重他的汉学，同海外汉学的接触这一方面写得比较多。至于我个人来说，总的来讲是很简单。所以学生访问时，我说我是很简单的人，我的生平也很简单，除了晚年闯了一场祸，过了十八年不由自主的生活以外，其余都太简单了。如果要把我的一生划成几个段落的话，也只能根据我生活的自然段落：先是很小的时候读书那一段，能够记忆的已经很少了。后来就到了南京，到大学毕业又是一段，跟着一些有学问的老师念书。这个我现在能回想起来，但具体的事实都不是很多。再后来就是抗战到胜利，我走上大学教书的岗位。然后就是解放以后这一段，就是运动。最后是到南京这一段。
我这一生逢到的可以说是多灾多难，但不管怎么样，我没有沉沦下去。这个原因，如果说得冠冕堂皇一些，就是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有深厚的感情。我所接触到的各种思想，也是要用传统文化来加以衡量，也就是“批判地接受”。我对“文化大革命”是极端地反感，特别是一些具体的事情，真让人连哭都没法哭。你看赵少咸先生搞那个《广韵疏证》，六七十岁的人了，红卫兵把他抄了多少遍的稿子，摆在他床面前烧了。我接到殷孟伦先生这样的信，简直连哭都没法子哭。我总感觉到中华民族无权沉沦下来，如果说这个文化中没有一种真正合理的内核，她为什么亡国多少次又站起来？从小的方面说，我是感觉到我个人总可以对国家人民有所贡献的，你们让我这样下去，我不服。所以这是对祖国文化传统的理解，也是对个人的自信。沈祖棻出了车祸以后，程丽则陪我在家住了三个月。她是工人，工厂里对他们很好，比武汉大学好多了，没有催她。后来他们厂长自己来看她一次，我就心里有数了，让张威克先去，再过了一阵，程丽则也去上班了。他们上了班，第二天我就开始整理沈祖棻的诗稿，我就觉得她的东西是有价值的。我一辈子对不起沈祖棻，因为她是一个应该过得好一点、舒服一点的人，可是我让她过得很苦，稍微好一点又出了车祸。一直到现在为止，我要以更多地理解她的作品作为对她的忏悔。大概你也晓得，我希望早早的硕士论文写她外婆的传记或写她的作品分析，这个对我来说也是表示忏悔。我后来同陶芸结婚，她最了解我对沈祖棻的感情。她一点都不嫉妒，是个好女人，很不容易。我之所以没有完全垮掉，至少还是希望把损失的时间赶回来，主要有大一点的理由和小一点的理由，那就是对传统的珍惜，很强烈的感情；再就是我的个性，说到底我就是不服。长期以来，我把所受到的一切不公正的待遇都尽量地压在心里，所以别人让我写回忆录，我尽量地不写。这次是一个机会，我觉得也要使后人知道，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不是那么容易被摧毁的。哪怕很软弱，但是又很坚强。这个传统从古代，《春秋左传》《战国策》中记载的故事，到明清之际的顾炎武、黄宗羲，一直到辛亥革命，没有断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