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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伦（生卒年不详）宋朝起义首领，出身贫困。占领沂州后起义。攻密、青州，继之南下攻占泗州及楚、真、扬、泰州，在山光寺南战败，奔往和州，牺牲于采石矶。
猛一听王伦这个名字，怕未必马上意识到是谁，但一加上“白衣秀士”，立刻就明白，而且会在脑海里跳出一个气量褊狭、容不得人的人的形象。“白衣秀士”原指尚未及弟的士子，从字面上推敲本无贬义，但经《水浒传》一用，就成了带有否定意义的专属词汇，一是专指《水浒传》中的王伦，二是泛指类似“王伦式”的人物。
这就是文学的力量，文学要给你鼻子上抹块白，千秋万代怕也洗不干净。一提奥赛罗，便是嫉妒的同义词；一提麦克白夫人，便是欲望与恶的代表；一提葛朗台，最好别同他谈钱；一提奥勃洛摩夫，便意味着躺在床上，什么事也不去干了。《水浒传》里有许多反面人物，王伦是着墨最少，却是很成功的一个负面典型。我们常说的不朽，很重要的方面，就包括这些大师所塑造出来的一个个人物形象，能够长期地活生生地在人们口头上存在着。
现在文坛上很有一些人，被自得其乐的“不朽”陶醉，加上三五知己的熨帖、情人恋友的偎抱，便飘飘然不可一世，恨不能把文坛荡平。当然，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也不怕多几个自以为了不起的狂徒。但一定要以王伦为师，对同行采取排斥而不是采取宽容的态度，就大可不必了。
文坛并非梁山泊，就那么方圆八百余里的一块地盘，完全可以你写你的，他写他的，是一个各不相干，或各自相安的局面。“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家屋上霜”，其实倒是写作人的一条基本守则。但此等好汉，只许他好容不得别人好，别人一好他就受不了。他总是要跳将出来，露出胳膊上的刺青，胸脯上的黑毛，不练自家功夫，偏好去管别人的闲事。他们甚至不敌王伦，至少这位白衣秀士，在他的既得利益未受到威胁前，也还是安居山寨，不在江湖上自封大师、自我加冕、自夸不朽、自吹传世的。
王伦在历史上确有其人，要是细细考究起来，却并不完全是《水浒传》里描写的那样一个人。
宋朝蔡绦在他的笔记《铁围山丛谈》（卷一）里，提到了王伦：“当宝元、康定（约1041年）之时……会山东有王伦者起，转斗千余里，至淮南，郡县既多预备，故即得以杀捕矣。”这和《宋史》（卷二十二）载1120年（徽宗宣和三年）“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应该不是一回事，因为两者之间，至少相隔七十多年。但到了文学家手里，这时间差便不存在了。于是，在蔡绦眼里“转战千余里”的王伦，就成了施耐庵、罗贯中笔下的心胸狭窄的“白衣秀士”了。
但蔡绦记载的可信程度，自不弱于正史。因为他不是一个普通文人，而是奸相蔡京的季子。据《宋史·蔡京传》，宣和六年蔡京再起领三省，至是四当国，时年78岁，“目昏眊不能事事，悉决于季子绦。凡京所判，皆绦为之，且代京入奏，每造朝，侍从以下皆迎揖”。这就是说，蔡京内阁长官的工作，实际上是由蔡绦承担的。他笔下对于王伦的评述，当是依据官方正式文本而来，其权威性是毫无疑问的。由此而知，第一，王伦和宋江都是从山东地区揭竿而起，啸聚梁山泊，反抗宋王朝的农民起义队伍。但王伦规模大，转战千里，一直打到淮南，声势很大；宋江规模小，最远进入海州，即今之鲁苏接壤处。第二，二人的结局虽不一样，王伦被捕杀、宋江被招安，但他们起事后的作战方式、进攻策略、设立根据地、完善集团内部体制方面，基本上都相类似。
说王伦是一位先行者，不算过分。而宋江不过是将他未竟的事业，再付诸实施一次罢了。在中国历代农民起义中的这种传承现象，也是屡见不鲜的。如同宋朝的王小波、李顺和钟相、杨幺，稍早的如唐代的王仙芝、尚让、黄巢，稍晚的如明代的张献忠、李自成。所以，王伦是宋江精神上的导师，实际构成前仆后继的关系，大概是比较贴合的。
但《水浒传》成书以后，那位先行者，便化为最早在梁山泊里落草为寇的首领，也就是绰号为“白衣秀士”的王伦了。
从“小旋风”柴进的口中，可知“白衣秀士”王伦和“摸着天”杜迁、“云里金刚”宋万，还包括“旱地忽律”朱贵，大概比较早地就在梁山泊里建立了农民革命根据地：“那三个好汉聚集着七八百小喽罗，打家劫舍，多有做下迷天大罪的人，都投奔那里躲灾避难。”朱贵对林冲说：“山寨中留下分例酒食，但有好汉经过，必教小弟相待。”以这两人的言语考量，一是敢于吸收天下造反之人，二是能够礼送过路英雄好汉，看来王伦并非拒贤妒能之辈。作为头领，井井有条地维持山寨的正常运转，也是无可非议的。
然而，王伦面对林冲入伙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时，他寻思道：“我却是个不及第的秀才，因鸟气合着杜迁来这里落草，续后宋万来，聚集这许多人马伴当。我又没十分本事，杜迁、宋万武艺也只平常。”我以为是正常的反应，但从此开始，他便固定在“白衣秀士”这样一个狭隘偏窄、排斥异己、自以为是、无法容人的角色上了。不及第是王伦的致命伤，所以，当林冲水寨大并火时，双眉剔起，两眼圆睁，也是抓住他的这个其实算不得什么弱点的弱点：“量你是个落第腐儒，胸中又没文学，怎做得山寨之主！”
每次读《水浒传》，至此，我常常放下书来，惶惑不解。梁山泊不是翰林院，不及第或者落第，胸中有没有文学，又有什么关系呢？套用《水浒传》人物的习惯用语，用得着扯这个“鸟”淡嘛？王伦自己这样自卑地看，林冲和别人也这样轻蔑地看，这是个很奇怪的思维方式。这也许是中国人的弱点了，喜欢给活生生的人系上许多不必要的扣，扣上了再也解不开。你都造反了，你都不买宋家赵姓皇帝的账了，你已经不是他们的臣民了，还按他们的什么规矩行事呢？
由于这样的“扣”，王伦的行情，从来没有被看好过，无论当时，还是后来，包括现在，都抓住他的这个“不及第秀才”，从心底里鄙视他。我已记不得从哪部稗史演义上看来的了，要是武松不干掉西门庆和蒋门神的话，梁山泊有这两扇门，就万无一失了。连这两个恶霸，都有可能成为英雄好汉，我可真替王伦十分地抱屈了。平心而论，说他是一位有识有见的英雄，不算过分。
且让我来为他评功摆好一番：
第一，他比晁盖、宋江“革命”早，先到梁山泊，先打起义旗，资历即使在革命队伍里，也是本钱；第二，他不是像晁盖、宋江等被官府捉拿，逼上梁山，被迫“革命”，而“因鸟气”，这个不第秀才，才愤而上山造反，属主动“革命”；第三，要不是他选择梁山泊，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后来也不可能使晁盖、宋江这帮农民起义者立足于此，跟朝廷对抗，成就一番事业。追本溯源，王伦选择西逼都城开封、东临河海之滨、南向江淮鱼米之乡、北上燕北平川之地，建立了这样一个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根据地，不能不承认他有相当了不起的战略眼光，这是王伦最主要的功绩。
王伦在世人心目中，是个鼠肚鸡肠的形象，恐怕多少也有些冤枉。人们只看到林冲上山入伙时，他被王伦千方百计刁难的一面，并没有注意到最后实际上将他收留下来的一面。先礼送，后考验，再留用，作为王伦对入伙人的例行考察手段，和关门主义是两回事。在根据地初建、人单力薄的情况下，对来者保持必要的警惕，我想，这说不上是缺点。同样，当晁盖、吴用、公孙胜、刘唐、阮氏三兄弟，上得山来，这位“白衣秀士”又把对待林冲的“三部曲”重新实施一次的时候，第一步骤还未完成，“豹子头”就把刀拔出来，将王伦结果了。看来，不分青红皂白，“该出手时就出手”，似乎不应提倡。
当代中国，出现过多少冤假错案，因而有多少需要落实政策、予以平反昭雪的人员，谁也统计不出一个准确数。虽然每次运动，都有“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尽管这样，偏差仍然是大量的。很大程度上，历次政治运动的扩大化，就是倡导这种“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整了再说”的结果。李逵在江州劫法场时，抡起两把板斧，逢人就砍，见人就杀，痛快有了，但却制造出多少无辜的痛苦呀！可把话说回来，既然“该出手时就出手”，那么林冲在被高俅、陆谦、董超、薛霸折磨得无以为生的时候，却并未见他有这等立竿见影的迅捷反应，多少次该出手的时机，却缩手了呢？
说到底，林冲这一次在山寨水亭的“该出手时就出手”，向王伦心窝里的一刀，实际是一次小小的“宫廷政变”，林冲演了一次“苦迭打”的主角而已。
从此，王伦成了没气量、难容人、小心眼、无水平、不贤而嫉贤、无能而妒能的文学上典型人物。若是林冲在拔出刀之前，扪心自问，连你这样一位开封城里八十万禁军的教头，也让实在敌不过的王伦，半夜里从梦中吓醒过来而不敢收留。现在，山寨里哗啦啦一来七八条好汉，有文有武，荷枪实弹，皆是杀人亡命、无所忌惮之辈，他能接受得了？
“山头主义”，从来是农民起义军缺乏全局观念的产物，王伦对这些强大许多倍的来客，拒绝接纳，不能不说是正常反应。客大欺店，店大欺客，来了这一伙大摇大摆的客人，他不会张开臂膀热烈欢迎的。他只是小本经营的店老板，他不可能识大体、顾大局，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连一个让其认识形势，待其思想转变，然后使其拱手让位的时间，也不给予，“咔嚓”一声，搠倒在亭上了。
林冲被高俅逼得无路可走，由风雪草料场逃命出来，投奔梁山泊，图一个避难躲身之处，倒真是万不得已才落草为寇。至于他个人，手刎王伦，出了那口鸟气，把别人捧上交椅之后，从此在梁山泊便没什么戏好唱了，也可证明他绝无任何篡政夺权的野心。但晁盖、吴用、公孙胜，人多势重，胸怀叵测，一上山马上看出山寨的分裂因素，马上私底下联络林冲，马上开小会决定应急措施，表明了未必不想促使林冲与王伦之间，发生有利于他们的变化。结果，当王伦摆下酒宴，捧出银两，要礼送这伙劫了生辰纲的好汉出境时，逼得林冲火并。几个人假作姿态的拉架，不过是走走形式，于是，以王伦的鲜血，改写梁山泊一页新的历史。
如果王伦有容人之量，本着革命不分先后、多多益善的主张，只要来到水泊，无不双手欢迎。为了革命大业，你行，你坐头把交椅；我不行，我甘居其后。不摆老资格，不搞“一言堂”，我想他绝不至于身首异处。但他做不到这份宽容，就只好悲剧性地被起义抛弃。西方学者房龙说，宽容是一种奢侈。我看未必尽然，应该说，宽容是一种有足够信心的表现。王伦的毛病，就是囿于自己文不及格、武不如人的弱势心理，产生出由自卑而畏缩，由隔膜而猜疑，由排斥而拒绝，由防备而敌对等一系列的从思想到行动的决策错误。《水浒传》作者在王伦被杀以后，引用了一句“古人云”：“量大福也大，机深祸亦深。”这种因果关系，不是绝无道理的。
能宽容者，多为强者；而不够宽容的人，十之八九在个人才智和总体实力方面，存在着某些虚弱的成分。唯其虚弱，才有嫉畏，才有计较，才有排挤，才有不共戴天的偏激和狭隘。谓予不信，看看时下那些标榜“众人皆浊，唯吾独清，众人皆醉，唯吾独醒”的文坛尊神们，便知端的。这些尊神们都患了眼高手低、难以为继、不妨姑名曰文学肠梗阻的病，憋得五计六受，才有那张好像欠了他二百吊钱的丧门神似的脸。正是这种创作实力的衰微状态，才使他们总在那里咬牙切齿、坐卧不安。过去还能从洋人那里倒腾一点东西，来糊弄劳苦大众，如今海禁大开，他们会玩的那一套，外文水平较好的后生们，玩得甚至更溜。况且外国文学走过来的路，在我们近来的文学历程中差不多也演示过了。老实说，此等讨便宜的事，可一可二，而不可三，上帝不会把笑脸老朝着你。
即使学有所成，力能扛鼎，独步文坛，名震宇内，也用不着对侪辈虎视眈眈。我不禁想起《水浒传》描写的那个时代，北宋的苏东坡刚刚崭露头角的时候，欧阳修给梅圣俞写了封信：“取读（苏）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一头地也。”他表现出一位前辈作家，对于后来新进作家的提掖扶持之心，宁可自己闪到一旁，也要使后来者得以飞腾，这是一种何等博大的心胸？当苏东坡“之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每一篇到，欧阳公为终日喜，前辈类若此。一日，与斐论文及坡公，叹曰：‘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也。’崇宁、大观间，海外诗盛行，后生不复有言欧公者。是时，朝廷虽尝禁止，赏钱增至八百万，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苏诗，便自觉气索”（朱弁《曲洧见闻》）。
从这里，我们看到欧阳修的宽容，不像如今某些作家那样嫉妒眼红，排斥相轻，只许自己好，不能容忍别人好。也看到欧阳修的胸襟，不像时下个别文人那样被冷落、被忘却，不在排行榜上、不被人捧人吹，而大动肝火，咆哮不止。同样，苏东坡在对待比他年轻的同行时，也继承了欧阳修的传统。宋朝葛立方的《韵语阳秋》一书写到：“东坡喜奖与后进，有一言之善，则极口褒赏，使其有闻于世而后已。故受其奖拂者，亦踊跃自勉，乐于修进，而终为令器。若东坡者，其有功于斯文哉！其有功于斯文哉！”
邵博的《邵氏闻见后录》里，记叙了一则苏轼的故事：“鲁直以晁载之《闵吾庐赋》问东坡，何如？东坡报云：‘晁君骚辞，细看甚奇丽，信其家多异材耶！然有少意，欲鲁直以渐箴之。凡人为文，宜务使平和，至足之余，溢为奇怪，盖出不得已耳。晁君喜奇似太早，然不可直云尔。非为之讳也，恐伤其迈往之气。当为朋友讲磨之语可耳。’”从这里，可以看到苏东坡对于后辈的成长，是怎样的体贴和关心了。
只有这样，才是文人的正道吧？但像王伦这类资历浅、学问少、本领差、智商低、能力弱、心胸窄、人缘薄、名望逊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是不乏见的，哪怕稍稍胜似他一点的朋辈，也是不肯相容，极不乐意出现在自己视野中。文坛何尝不如此，那些东张西望之徒，老是五官挪位地看不上这个，瞧不起那个，说了归齐，在于实力不济耳！统观海内，凡闲话说得多的人，文章写得好者少。
如果研究一下《水浒传》里的宋江，也许就更有启发了。他个子不高，谈不上魁伟峥嵘；他面皮很黑，说不上风流蕴藉；他会一点刀枪棍棒，但很二五眼；他有一点墨水，也就是衙门文书之类。论计谋不如军师吴用，论武艺在山寨里甚至敌不过女将“母大虫”顾大嫂、“一丈青”扈三娘，论力气比不上打虎的行者武松，论仪表哪是“玉麒麟”卢俊义的对手，这“黑三郎”的肤色也不能与“浪里白条”张顺相比，至于偷鸡摸狗也没有“鼓上蚤”时迁那两下子。而后来，他被众头领尊让于忠义堂上的“第一把交椅”，就因为他善于团结、善于容人、善于谦让、善于选贤与能。江湖人称他为“及时雨”，正说明他是多么被人所需要、所期盼，这才形成水泊梁山百川归海的兴旺局面。
不兼收并蓄，无以成大家。海所以伟大，因为它能容纳一切。拒绝宽容的褊狭心态，最起码也是一种心灵软弱的表现。人们要是能把要求别人时的严格，移到自己身上；而把要求自己时的宽松，用到别人那里，也许会少却许多矛盾，和不必要的纷扰。
因此，《水浒传》里的宋江和王伦，倒不失为我们做人作文的参照系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