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的底气

苏轼（1037—1101）宋朝文学家、宋朝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他生性放达，为人率真，好交友，好美食，好品茗，亦雅好游山林，但却一生坎坷。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独具风格；词开“豪放”一派，从根本上改变了词的发展方向；亦工于书画；其文气势雄放，语言却平易自然，代表了宋文的特征。名列“唐宋八大家”。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这首标题为《六月二十日夜渡海》的东坡先生的名诗，是他于公元1097年（宋绍圣四年）谪放海南岛儋耳三年后，公元1100年（元符三年）六月遇赦，“量移廉州”，六月二十日渡琼州海峡北归，到廉州，也就是现在的广西合浦时，所作的过海诗。

我曾一直循着这位大师的岭南行踪，探寻他被小人排挤、被朝廷放逐的行吟苦旅。当年坐在广西合浦廉州中学校园里的东坡亭上，我似乎于冥冥中听到他在苦吟这首渡海之诗。

三年流放，九死一生，竟轻轻松松地落在了“兹游奇绝”四个字上，这绝不是一般人的心胸能够想得开的。诗人的乐观胸襟、豁达精神、不屈意志，全在笔下流露出来了。他还曾经写过一首《观棋》诗：“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就是这种意思了。

据《苏轼诗集》引《王氏交广春秋》注：“朱崖儋耳，大海中极南之外，对合浦徐闻县，清朗无风之日，遥望朱崖州如菌廪大。从徐闻对渡，北风举帆，一日一夜而至。”于是，不妨设想，那时，过琼州海峡，可不是现在一两个钟头的事情，而是坐帆船，需作二十四个小时的长途航行，海水茫茫，天色苍苍，波涛万里，浪逐船高。东坡先生伫立船头，会不想起当年贬往海南的那次暗无天日的行程吗？

三年前，在雷州半岛的徐闻港码头告别登舟时，无论送行的亲友，还是同船的渡客，都不相信年逾花甲的东坡先生，还有北返的可能；恐怕连他自己，也做了老死海南之想。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过：“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死即葬身海外。”但天不绝人，三年后，他又重渡海峡，北望中原，能不感叹系之，诗兴大发嘛？这首诗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也是诗人艰苦卓绝、特立独行，整他不垮、打他不倒的一生的写照。

这位中国文学史上的巨人，由于他始终“忠规谠论，挺挺大节”，所以“为小人忌恶挤排，不使立于朝廷之上”，常因文字之祸，无罔之灾，难以逃脱小人一族屡次三番的围攻，饱受贬谪他乡之罪，遍尝颠沛流离之苦。文人遭嫉，多由文人而起，而文人相轻，走到文人相整，只是一步之遥的事情，历史上的文学屠杀案，往往由这种恶性嫉妒而起。

如果做一次中国“文字狱”起因的调查，你会发现整人整得最起劲的，一是那些根本不入流的作家，出于嫉妒；二是那些已经写不出作品的作家，由嫉生恨；三是那些被写得比他好的作家，比得黯然无色而不甘心的作家，由恨而萌发出刻骨的歹毒；四是那些压根儿就以文章为登龙术、为敲门砖、为垫脚石，志在攀附巴结，其实是打着作家幌子的作家，为了达到目的，连杀人之心都敢有的；五是那些吃柿子拣软的捏，以作家为靶子、为猎物，根本不是作家却挤在作家行里来谋算作家的文学杀手，那就更是可怕了。这些人，无一不身怀绝技，无一不人其面而兽其心，无一不是想将正直文人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家伙。

这些文人，唯其志不在写，所以只要一有机会，或者结伙、成群，倾轧、排他，派性、门户，封王、称霸；或者告密、陷害，检举、揭发，批判、打击，压迫、厮杀。最可怕者，是那些能够倚仗自己的或他人的权势，得以放开手脚，来整同行的“文人式”小人或“小人式”文人，那一副杀气腾腾的嘴脸，甚至连皇帝老子都自叹弗如。

苏东坡被放逐海南岛，不一定是哲宗赵煦的意见，而可能是那些想整苏东坡的小人们，变态的施虐心理在作怪。据说，已贬往惠州的他，曾经写过一首诗，题名《纵笔》：

白发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这首诗传到了京师，已经爬上高位的章子厚冷笑一声：“苏子尚尔快活耶？”于是，苏东坡被再贬儋州。陆游在《老学庵笔记》里说过，绍圣年中，把一批元祐党人贬往外地。因为苏轼号子瞻，瞻字的偏旁为詹，就罚往儋州；苏辙号子由，由字与雷字下半的田字近似，就罚往雷州；刘莘老罚往新州，也因为莘与新两字的部分相同。从这种挖空心思的刁钻行径看，绝对类似性功能不健全的太监们的阴毒意识。当他们操刀宰人的那会儿，你不能不赞叹此等心术不正之人，竟能想出如此刻薄无聊的伎俩。所以，文学杀手比职业刽子手更毒辣阴狠，更卑污龌龊。

在习习海风吹拂下的苏东坡，眼看海岸线已在视中，终于又将返回中原，抚髯而想的他，恐怕也不禁摇头了。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被人整了一辈子以后，还仍旧活着，而整人者本以为整倒了别人，扶摇直上的，结果也还不过庸庸碌碌，如此而已，有的甚至连毫毛也未捞到一根。东坡先生掰掰手指，先贬黄州，后谪英州，再罚惠州，后放海南，说得上命途多舛。他摇头，因为他纳闷，落在小人包围圈里一辈子的一介文人，如此被折磨，如此被播弄，而居然不死，如今还能站在北渡的一叶扁舟上，活着回返家乡，会不感慨系之吗？

但也不能由此断定，那些文学跳蚤就咬不死人，文坛上的书生悲剧、诗人噩运、作家痛苦、文人灾祸，而由此身陷缧绁、终生冤狱者，可谓层出不穷；断颈割首、横遭极刑者，简直络绎不绝；或“生平文字为吾累”，“头颅掷处血斑斑”，再无生路；或“冤沉狱底文章罪”，“远戍散关不见还”，饮恨而终。在中国历史的字里行间，何处不是泪痕血渍啊！苏东坡虽不死，但也在掉了一层皮以后，才终于踩着跳板，踏上离开三年的大陆。这不能不说是一次性格强者的胜利，也是对自己充满文学自信的一个文人的胜利。

被整，不垮；活着，而且很好。这对那些下手整过你的人，别看他装得煞无介事，其实，那是他永远排除不掉的噩梦。王安石后来白昼见鬼，恹恹而亡，恐怕也只能够以“现世报”三字来解释了。

从这首渡海诗看，那些想扼杀这位文豪的小人们，恐怕是大失所望了。第一，他没有如他们所设想的，把他放到当时物质异常匮乏的海南岛，饮食不继，无以为生，困迫得丧失斗志，最后以瘐毙了结。第二，他也没有如他们所盼望的，把笔放下，将诗情收起，再也不抒发他那满腔的巧思和才华，从此成为一只不能鸣唱的鸟。第三，出乎他们所预料的，苦行的磨炼，对诗人来说，酝酿成他思想的最后一次升华，南渡以后，他的诗更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所以，他把这三年的流放，看成不过是平生最奇最绝的一次难得的经历，这实在是使他的对手气得发昏的事情。

合浦，据《舆地广记》：“广南西路廉州，领县二，其一为合浦。”可见是个相当古老的县城。从苏东坡的《赞廉州龙眼》一诗中的“坐疑星陨空，又恐珠还浦”句看，“合浦珠还”的故事，早在那时就流传了。所以，这是一座以出产珍珠闻名于世的古老县城。人称“西珠不敌东珠，东珠不敌南珠”的南珠，就专指合浦产的珍珠。但我不远千里，来到合浦这块土地，倒不是冲着那些美轮美奂的珍珠，而是实实在在地沿着大师的足迹，寻觅他、走近他、了解他。

因为公元1100年（宋元符三年）的六月二十日，到八月二十八日的两个月间，这座古城曾经张开怀抱，迎接渡海归来的苏东坡。当我在这个苏东坡暂住作客的城池里，在这座东坡亭里，似乎真能感触到大师的一丝遗泽呢！

荒凉海南北，佛舍如鸡栖。

忽此榕林中，跨空飞拱枅。

当门冽碧井，洗我两足啼。

高堂磨新砖，洞户分角圭。

倒床便甘寝，鼻息如虹霓。

童仆不肯去，我为半日稽。

晨登一叶舟，醉兀十里溪。

醒来知何处，归路老更迷。

这首标题为《自雷适廉，宿于兴廉村净行院》的诗，“井”、“亭”、“榕”，多少有一些相符或暗合之处。不禁猜想，一千多年前，渡海归来的苏东坡，坐在那敞亮清凉的亭子里，汲井水，烧团茶，任秋风萧瑟，听秋雨淅沥，恐怕诗中的“归路老更迷”的“迷”字，多少道出了苏东坡的兴奋之余、悲怅随之的复杂心境。

芒鞋不踏利名场，一叶轻舟寄渺茫。

林下对床听夜雨，静无灯火照凄凉。

这一首当是同时作品的《雨夜，宿净行院》，也可佐证大师回到大陆南端后那种迷茫、凄冷和孤独之情。任何历史阶段，从来是“抽刀断水水更流”，很难截然分开的局面。过分乐观的朋友们，有一程子，春光未必妩媚，春风也不荡漾，就做出“春天已经到来”而兴高采烈的评估。谁知话音未落，接是便是“雨疏风狂三月暮”、“落花流水春去也”的节气，这都是记忆犹新的事。所以，智慧如苏东坡者，会不明白，即或如王安石、章子厚，退出了历史舞台的力量，也不等于马上“烟飞虏灭”，总有一脉相承的残余势力要他面对的。然而，在合浦那夕阳余晖中的他，已不是开封资政院里风华正茂的他了。无论如何，对这位“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的文学大师来说，已快走到人生尽头，反顾既往，能不为被延宕的时间感到森然和凄凉吗？

我们失去得最多的，而且永远也找不回来的，就是时光。

从他在这里作的一首诗看，其中提到了欧阳修和梅圣俞：“我忆汝州六一叟，眉宇秀发如春峦。”“作诗颇似六一语，往往亦带梅翁酸。”说明他经历了“九死南荒吾不恨”的坎坷命运之后，仍怀着对故人的不忘之情。那他会不想到另外一位造成他终生淹蹇的王安石嘛？

谈起苏东坡，不可能不谈王安石，同为“唐宋八大家”，文章与诗词写得绝棒。同样，提到了这位“拗相公”，自然也就不会忘怀因与新政相背，坐过大狱，漂泊半生的诗人。他们俩在政治上不同营垒，在文学上也相互匹敌。如果，苏东坡的文学成就，不是令那么王安石不安；如果，苏东坡的刚直性格，些许敛抑一些，不去忤弄这位权倾一朝、其实也蛮“小人”的同行，也许他在政治上的命运，说不定会要稍稍地好一点。

凡是较量，只有绝对高出一头的人，才能表现出优裕雍容的“费厄泼赖”的绅士雅量。王安石虽才华出众，但在苏轼面前，并不略占上风，而且在他对王安石著《字说》诸如“波乃水之皮，岂滑为水之骨乎”的嘲笑，虽属雅谑，也难免使王先生有些尴尬。什么人都可得罪，但千万不能得罪小人，这就注定他的日子不会好过。好在宋朝不划右派，否则，早就给王安石这顶帽子戴了。一次王安石对苏轼说过这样的话：“欧阳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国志》，非也。子盍为之乎？”看来，这种打一个拉一个的“皮里阳秋”的说法，固然表达了他对欧阳修的不以为然，同时也说明他对于苏轼的十分在意。所以，欧阳修在那场变法之争中，不过被得意的王安石遣送回乡了事，而苏东坡却被折腾得死去活来，不能不说这其中夹有的文人妒意。当然，也不能不谈到诸如舒亶、李定等二三流文人，为了整死这位大师，深文周纳、罗织罪名、牵强附会、望文生义，用隐射不敬之罪来陷害苏轼。舒禀的诗词，写得差强人意，至今犹有流传；李定的唱和，则不上台盘，早已湮没无闻。但没有一个文人，承认自己不过尔尔的。而他们很懂得从苏东坡大量的诗词中，鸡蛋里挑骨头，寻找反皇帝、反新政的蛛丝马迹，好将其置之死地。

宋朝由开封迁都余杭，宫廷文档大量流失，总算有一本由同时代的陆游、朋十万收集整理的《乌台诗案》留了下来。那些整人的手段，在几百年后的今天，读起来犹令人不寒而栗。这本书里记述了王安石所提拔的那些政治棍子们，出于嫉恨，是怎样向皇帝告苏东坡的黑状。

令人不禁奇怪的是，所有过去和后来的整文人的文人，都靠诬告对手用“隐射法”恶毒攻击最高统治者，来制造“文字狱”，这好像成了这类杀手的不二法门。幸好宋朝的皇帝，比之他朝，要多一点文化素养，不那么相信这些低能儿编制的谰言，这才使苏轼仅被流放了事，而不是被砍下脑袋。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事！

据同代人王巩的《闻见近录》载：

王和甫尝言，苏子瞻在黄州，上数欲用之。王禹玉辄曰：“轼尝有‘此心唯有蛰龙知’之句，陛下龙飞在天而不敬，乃反欲求蛰龙乎？”章子厚曰：“龙者非独人君，人臣皆可以言龙也。”上曰：“自古称龙者多矣，如荀氏八龙，孔明卧龙，岂人君也？”及退，子厚诘之曰：“相公乃欲覆人之家族耶？”禹玉曰：“它舒亶言尔。”子厚曰：“亶之唾，亦可食乎？”

如果换了一位喜欢对号入座的皇帝，那还不跳将起来，把苏轼给朕推出五朝门外斩首不可嘛！宋神宗倒还冷静，而且也明白事理，把那些告苏轼的状子，以及检举信、告密信、匿名信之类，都交给中书省存档，然后，由内府审理这件“苏轼诗案”，终于御笔亲批，贬官外放了事。

不过从这则笔记中，也可看出小人多变的嘴脸，此时的章子厚居然还能说两句正直的话，大概他估计局面未必对苏轼绝对不利。但后来，他上了台，将苏轼贬往海南岛时，那可是一心想将这位大师从肉体到精神全部消灭的。

十个文人，九个相轻。这种文学上的计较，常常会走向文人相整的局面。然而，时光在整与被整中，一天天过去，最后剩下的除创伤外，便是无可回避的老迈。这便是我在那座东坡亭里，所能体会这位大师的深深感慨了。

苏东坡的一生，政治上从不退让，坚持他的主张；文学上更不买账，他对他那支笔的自信更是雄心十足。“某生平无快意事，唯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

但他不知道老百姓的一句俗话，越是半瓶子醋，越晃荡得厉害，这样，也就越不能容人。中国文坛上，这类半瓶子醋又特别的多，文人相轻，也就是一种习见的现象。古往今来，这种谁也瞧不起谁，谁也看不上谁的场面，也不知看过多少。不但文人自己看不胜看，连老百姓也都熟视无睹，遂也不以为奇。若是文人居然不相轻，居然心服口服地钦敬某位同行，那才是怪事一桩呢？有几个文人能像欧阳修那样，一读到苏东坡的文字后，马上给梅圣俞写信说：“取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一头地也！”

回顾时下文坛，令人高山仰止者，虽大有人在，但像欧阳修这样提携后进者，也并不多，而患有王婆卖瓜的“自我感觉良好征”者，更为数不少。这类喜欢文人相轻的人，多自负，少自审；好自炫，乏自谦；有自大之狂，无自知之明；总自视甚高，自鸣得意，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却从不把别人放在眼里。这也是文人相聚时的风景线了。

于是，轻人者，被人轻；被轻者，也轻人，大家彼此彼此，不分轩轾。说作家谦虚诚笃者少，浮狂傲气者多，不算夸张之语。即或有的作家佯做恭顺和逊，那骨子里的倨慢骄侮，即或是傻子也能够感觉出来的。还有的，也许当着面，嘴上不得不说些好话，什么还不错啦，什么也可以啦，什么比上一部作品大有进步啦……其实，他心里的月旦雌黄，真的全盘托出的话，我敢担保，会使那位想听到佳评的对方，心脏病都要气犯了的。

仅仅是文人相轻，应该是看成一件无所谓的事情，不必太当回事。一位作家，看不上某位同行和他的作品，也可视为正常。品位之差、胃口之别、好恶不同、格调有异，评价自然也就很难一统。你再好，哪怕你马上有拿“诺贝尔文学奖”的可能，我可以不喜欢；即使你已经拿到手那几十万美元的奖金，从斯德哥尔摩载誉归来，我也可能发表对你的作品不敢恭维的评论。同样的道理，一个作家对自己的作品，也不必要求每个人都叫好，不叫好便视为大不敬，那就是霸道了。何况本来就不是那么好，挑出点毛病，讲出些坏话，或者摇头唾弃，置之若敝屣，被彻底地粪土一番，也不会天塌地陷。要是作家不能承受这种或热或冷的待遇，一闻好评，欣喜若狂；一听批评，如丧考妣，那该像玻璃杯经不起高低温的迅速转变一样，就要炸裂成碎片了。

话说回来，文人相轻，不完全是一件坏事。若不相轻，何来竞争？唯其不让人相轻，就只有发愤写得更好，让人家想轻你也轻不成；唯其要轻别人，自己写得很不上路，英雄气短，也张不开这张嘴去数落别人。因此，意气用事也好，情感作用也好，纯粹就是为了赌气也好，或者什么也不为，就由于看对方不顺眼也好，而相轻某一位同行的话，撇开其消极的一面，设法使自己写得更出色些，具有轻人的本钱，也是有其积极的值得嘉许的一面。这大概就是毛泽东说的“两分法了”。所以，不必把文人之间这种争长较短的行为，看得太严重。曹丕在《典论》里说这四个字的时候，口气也是轻描淡写，看得并不严重的。但怕就怕这种文人相轻的情结，发作到成为一种病态，那负面效果便是不好估量的。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无耻文人在作践大师时，那种无赖嘴脸、卑劣伎俩、小丑心态、下流行为，是很令人发指的。

由于苏东坡在政治上不赞成王安石的新法，在文学上达到了“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宣传中外，孰不叹惊”，“传于人者甚众”的程度，“东坡之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这就是王安石、章子厚和他们的党羽，绝不肯轻轻放过他的原因。第一次流放，因诗祸被抓到开封坐牢，后来谪降黄州，倒是宋神宗多少有点保护他的意思，如果没有这位皇帝，按王安石的爪牙——那些御史们的意见，就该以大不敬罪杀头了。第二次流放，也是王安石的余党所干的事，这回贬得更远，一下子把他发落到岭南惠州。第三次流放，则是又一批更不成气候的小文人的低劣把戏了，他被放逐到海南岛。

初到昌化，连房子都没一间，幸好海南学子崇敬这位大文豪，自动聚集起来，运木培土，给他盖了可以遮风避雨的所在，这或许就是“人间自有真情在”的可贵之处了。在海南三年以后，他才遇赦回到合浦。

他的全部不幸，无不由文人相整而生。然而，有什么办法呢？腐殖的土壤里，必有蛆虫孳生。就像莎士比亚所写的那样：“眼见天才注定做叫化子了，无聊的草包打扮得衣冠楚楚，纯洁的信义不幸而被人背弃，金冠可耻地戴在行尸的头上，处女的贞操遭受暴徒的玷辱，严肃的正义被人非法地诟让，壮士被当权的跛子弄成残缺，愚蠢摆起博士架子驾驭才能，艺术被官府统治得结舌钳口，淳朴的真诚被人瞎称为愚笨。”所以，苏东坡穷其一生，也未能摆脱这类专门整治文人的文人之手。最终还是被他们整得心力交瘁，在召回首都的途中，死在了江苏常州。

宋人笔记《萍洲可谈》里记述：“余在南海，逢东坡北归，气貌不衰，笑语滑稽无穷，视面多土色，靥耳不润泽。别去数月，仅及阳羡而卒。东坡固有以处忧患，但瘴雾之毒，非所能堪尔。”看来，那些由整人棍子们组成的战斗队，实际上还是达到了扳倒大师的目的。

在合浦时的苏东坡，也许有一种终结的预感了吧？

孤云出岫岂求伴，锡杖凌空自要飞。

为问庭松尚西指，不知老奘几时归？

这首写在合浦的诗，虽然借寓唐僧西天取经的事，但“岂求伴”和“自要飞”，也是在抒发自己创作上兀立不羁的信心，无论“庭松仍西指”，无论“不知何时归”，也无论怎样的文人相整，他不改初衷地坚持走自己的路。苏东坡尽管不走运，但他却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块丰碑。

如今在合浦县的这所中学里，东坡亭在碧草芳花之间，东坡井在蝉声如雷之中，都已是“俱往矣”地供人凭吊的陈年遗址。但痛苦这东西，一旦化为历史，制造痛苦者和遭受痛苦者，都不过是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听的人和讲的人，都已没有那种切肤之痛的感觉了。

在东坡亭已经模糊的石碑上，我似乎读到了这种不幸之幸，如果小人得意得太早，傥傥君子太经不起挫折，我们还能读到东坡先生的传世名篇吗？

悟到这些不屈不挠，也就不虚此行了。 0JK/BP01wg4G8GT3aDB/ekgDzffAl3zIp/tRRpVSZg2eYkovNLN705MG8rUQpxu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