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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1021—1086）宋朝政治家、文学家，江西抚州人。他潜心研究经学，被誉为“通儒”。其文章论点鲜明、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名列“唐宋八大家”。
王安石，是个大文学家、大政治家，但也是个大怪人。
宋朝叶梦得《石林燕语》记载：
王荆公性不善缘饰，经岁不洗沐，衣服虽弊，亦不浣濯。与吴冲卿同为群牧判官，时韩持国在馆中，三数人尤厚善，无日不过从。因相约：每一两月，即相率洗沐。定力院家，各更出新衣，为荆公番，号“拆洗”。王介甫出浴见新衣辄服之，亦不问所从来也。
“经岁不洗沐”，“衣服虽弊，亦不浣濯”，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宋史·王安石传》里说：“性不好华腴，自奉至俭。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世多称其贤。”这就有点莫名其妙了。世风好谀，大人物的一举一动，追随者都会顶礼膜拜的。不过，衣服穿旧穿脏不洗涤，脸上有污垢也不弄干净，怎么能和“贤”联系上，我真佩服那些人的想象力。也许他们心目中的贤人，都是从内到外，不那么干净吧？
宋朝彭乘《墨客挥犀》里，还记载了另外一个小故事，也可见此公的性格：“王荆公为小学士时，尝访君谟。君谟闻公至，喜甚，自取绝品茶，亲涤器烹点，以待公，冀公称赏。公于夹袋中取消风散一撮，投茶瓯中并食之，君谟失色。公徐曰：‘大好茶味。’君谟大笑，且叹公之真率也。”这个烹绝品茶，希望得到王安石称赏的人，大概也是一个食不知味的人，有什么真率可叹？说得好听些，无非不通晓，或者假装不通晓人情世事的怪人罢了。
不过，从古到今，文人中间怪者也多，倒也不足为奇。
有的是本性所致的“怪”，有的是大智若愚的“怪”。有的作家，对不起，恕我不敬地说，则是装孙子的“怪”、矫情的“怪”。把怪当做一种登龙术、一种广告手段，无非都是文思枯竭以后，作品写不出来，就只好靠文学以外的名堂，向世人表示自己的存在了。王安石是一个搞政治的文学家，在野二十多年，冷板凳坐得太久，要不做一些怪的话，也是怕人把他忘记的。所以，凡是在文坛跟头把式、出点洋相、制造新闻、兴风作浪、不那么老老实实写作者，十之八九都有其广义上的政治企图。
因为搞真正的文学，是要费点力气的，而作怪的话，兴之所至，率意而为，那就容易多了。例如作《登楼赋》的王粲，喜欢做驴叫，实在怪得可以。他死后，安葬毕，来送丧的曹丕对一些参加追悼会的文人提议，仲宣生前爱做驴鸣，可各做一声以送之。于是，每人皆引吭高声效驴之吼鸣，墓前的那个交响场面，肯定令人亢奋，但也确实是怪诞不经的。同时期还有一位阮籍，喜欢做长啸，声闻数百步。他既不是戏曲演员，需要吊嗓子；也不是美声唱法，要练发声，长啸不已的话也会让人不得其解的。所以，由文人组成的文坛，忽而传来一声驴鸣、一声虎啸，大可不必太在意的。因为，倘不这样怪一下，怎么能让大家侧目而视呢？
至于王安石的“怪”，到底属于哪一类的“怪”，千古论者，看法不一。甚至当时的皇帝，那位宋仁宗，也弄不清他是真怪、假怪，还是装怪，何况我们后人乎？据邵伯温《邵氏闻见录》载：仁宗有一次赐宴臣下，自然也算是盛典了。但这位皇帝是很讲究俭朴的，所以就不像现在拿着公家支票去吃饭，那样花钱如流水了。他举办这次宴会，倒具有一点西洋情调，既像是自助餐，又像是野外烧烤。与会者得自己在池塘里，钓上鱼来，然后或红烧，或清蒸，或松鼠，或刺身，与大家共享同乐。
王安石不喜欢钓鱼，也不善钓鱼，坐在那里便把一碟子用面粉做成的鱼饵，一粒一粒地扔进嘴里，吃了个精光。第二天，宋仁宗对当朝宰相讲，这个王安石是怎么回事呢？他是极虚伪，还是极呆傻呢？一个人保不齐误吃一粒两粒鱼饵，但总不能把那么一大盘子的小面球统统吃下去的。所以，宋仁宗不怎么赏识他，也不曾重用他。其实，这位皇帝曾经很在意他，也重视他，才把他从地方上调到中央工作。而且在这以前，由于他为官政声甚佳，各方反应极好，宋仁宗多次指示宰相提拔此人到开封来担任要职。但这位怪人，就是不接受上方的好意，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了。每婉谢一次，他的呼声就高涨一次；每推托一次，许诺他的职务就提高一级。后来，他终于在差不多夹道欢迎的程度下来到京城就职，有没有洋鼓洋号拉拉队之类，不得而知。反正那时没有明星，他就是拥有许多粉丝的政治明星。
《邵氏闻见录》载：“安石在仁宗时，论立英宗为皇子，与韩魏公不合，故不敢入朝。安石虽高科有文学，本远人，未为中朝士夫所服，乃深交韩、吕两家兄弟。韩、吕朝廷之巨室也，天下之士不出于韩，即出于吕。韩氏兄弟，子华与安石同年高科，持国学术尤高，大臣荐入馆。吕晦叔亦与安石同年进士。子华、持国、晦叔，争扬于朝，安石之名始盛。又结一时名德如司马君实辈，皆相善。”一个人能够如此打造环境，经营氛围，铺垫人气，放长线钓大鱼，做先声夺人的努力，没有相当智商，没有十分手腕，是难以办到的。然而，这个人居然若无其事地吃下一盘子鱼饵，真是让人很难叠合起来看待。
1060年（嘉祐五年），王安石调到了中央，果然很当回事地在五月给皇帝上“万言书”，要求改革政治体制，要求改变经济方针。实际上，这一套思路，被隔一代的新皇帝宋神宗大加赏识，而推行全国，在历史上称为“王安石变法”的设想蓝本。不知为什么，“万言书”上去之后，仁宗没有反应，大家觉得他调来中央，必受重用，仁宗却没有后续动作，基本上将他晒在那儿，晾着他了。其实，经过1045年（庆历四年）范仲淹的“新政”试验，未果而终以后，宋仁宗对于任何改革都不感兴趣，不抱热情，三十多年太平皇帝做下来，求稳是第一位的，保命更是第一位的，这个本来就没什么力气和精神的皇帝，是绝对不想作为了；更何况仁宗对王安石印象不佳，王安石觉得很无趣，便借口家事，又请调回到金陵。于是，有人纳闷，这对君臣之间发生了什么矛盾，产生了什么龃龉。其实，啥事也没有。有人认为，他当着仁宗的面，吃了那一盘子鱼饵，估计让陛下觉得他这个人，若非大愚，必是大奸，因此对这位“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臣下，由最初的热烈期待变为疑虑不解，从此拉开距离，不再纳入他的视野中了。
谈到文人的“怪”，恐怕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样简单，有时表象和本质会很不一致，怪诞的背后没准相当世俗，邀名求利之心更重，也是说不一定的，谁知王安石是不是有意识吃给仁宗皇帝看的呢！因为他的抱负很大，他是想在富国强邦的政治领域里创功立业，他到中央来是对这位欣赏他的皇帝寄托希望，能给予他施展才华的机会。可实际并非如此，仁宗本来就没有什么锐志雄图，登上皇位太久，也懒得革新求变，王安石睹此无可作为的现状，也就不再积极，就吃这一盘子鱼饵让陛下看看，也未可知。
但对另外一个皇帝，又一点也不怪了。宋朝曾舒《南游说旧》记载：“王介甫以次女适蔡卞，吴国夫人爱此女，乃以天下乐锦为帐，未成礼而华侈之声闻于外。神宗一日问介甫云：‘卿大儒之家，用锦帐嫁女？’甫谔然无以对，归问之，果然。乃舍之开宝寺福胜阁下为佛帐，明日再对，惶惧谢罪而已。”由此来看，他有时要装装怪，有时也是不敢怪的。因为，神宗对于他来讲，是属于必须绝对小心侍候的主子，他是将身家性命都押在这个赌桌上了。所以，说到底，怪的行为举止，无非是文人一种引人注目的表演手段而已。有时怪，有时不怪；需要时怪，不需要时不怪。王安石死了以后不久，很快民间就流传以他为主角的说书，名为《拗相公》的话本，现在还可以从残存的《京本通俗小说》中读到。这当然是他的政治上的反对派，或者是受新政之累的老百姓，在舆论上的一次清算。用一个“拗”字来形容王安石，当然是十分传神的。
有一年元宵节，王安石陪着神宗皇帝，君臣二人，边谈边行，乘马进宣德门。没想到执勤卫士持枪把他拦住了，拉住了他的马，不许他进去。那时，他已经是参知政事，相当于副首相，宰相肚里能撑船，本不必发那么大的脾气。但他居然上奏章，要逮捕法办执勤卫士。御史蔡确不同意，“宿卫之士拱扈至尊而已，宰相下马非其处所，应诃止”。王安石“拗”起来，连神宗也拿他没办法，只好为他“杖卫士，斥内侍”，而“安石犹不平”。《邵氏闻见录》也讲过一则他别扭得不可理解的小故事：“荆公在半山使一老兵，方汲泉扫地，当其意，誉之不容口。忽误触灯檠，即大怒，以为不力，逐去之。参寥在座，私语他客曰：‘公以喜怒进退一老兵，如在朝廷以喜怒进退士大夫也。’”但是，他要把他的儿子王雱，推荐给神宗皇帝时。按他的“怪”和“拗”，直接提出来，也未为不可的。可他却绕了个大弯子，先把他儿子写的策论，和《道德经》注疏，刻了板，再印成书，再拿到市场上卖，再从读者的呼声中上达天听使皇帝闻知，采取了这种迂回战略，此公究竟是真拗呢还是假拗，真是要打个大问号的。
在中国历史上，文人当官者很多。官有做得大的，王安石怕是“天字第一号”，中枢决策，位极人臣；也有做得小的，陶渊明做彭泽令，顶多算“七品芝麻官”吧？有人是很想做官的，“天子呼来不上船”的李白，看似清高，实际觉得当朝皇帝赏识不够，没给他一个像样的官，才跑到永王李璘那儿当幕僚去了，以为这位王子造他哥哥的反，要是成功的话，还能不高官厚禄吗？但也有人是很怕做官的，董卓一进洛阳，文人都跑掉了，只有蔡邕在满门抄斩的威胁下给董卓做事。最后，董卓被杀了，这位文人挺念旧，觉得这军阀至少对他不坏，于是去掉了两滴泪，被貂婵的干爹王允抓住，大光其火，结果到底掉了脑袋。有的为了做官，连气节也不要的，作《燕子笺》的阮大钺，就是一个这样的败类。有的为了不做官，还被砍掉了脑袋，这就是和司马炎不合作的嵇康，所遭遇到的噩运。而和嵇中散差不多心态一样的阮籍，不得不做了个步兵尉的小官，成天喝得醉醺醺地逃脱政治。有一回，竟醉了两个月，不理政事，这样才勉强保住了首级。
但也有人以不做官作为资本，傲世任情，沽名钓誉，大捞一把。在这方面，王安石可以说是一个最成功的例子，比之现代一些作家以隐求显的小伎俩，不知高明多少倍。
在中国历史上，唐宋两朝又是文人做官最多的年代。“唐宋八大家”几乎每个人的官，都做得不小。此前的汉魏时期，皇帝是不怎么把文人当回事的，司马迁自己都认为史官不过是倡隶优卒之流的小人物，司马相如、枚乘也不过文学侍从罢了。祢衡被曹操罚做鼓吏，杨修只是随军参事，“竹林七贤”中有的官职不低但并无实权。此后的明清时期，文人做大官者，就更少了，进入中央决策机关，能参与政要、发号施令者，绝无仅有。虽然有些御用文人，随侍皇帝左右，写些应制文章，但只有吾王万岁万万岁的捧场权，干政是轻易不敢的。唯有唐宋两代，文人的价码要高一点，像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在被黜被贬被流放的情况下，还能当上地方官。而王安石能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精神，改变了整个国家现行政策者，亘古以来也只有他一人而已。
王安石为了实现他的变法意图，以退求进的手段求官，几乎等待了他的前半辈子，能下这么大本钱，连同时代的人都认为他怪得可以，因为朝廷再三请他出仕，他就是拒绝任命。有一次，给他一个修起居注的差使，“阁门吏赍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随而拜之，则避于厕。吏置敕于案而去，又追还之，上章至八九”地坚辞，可见他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以怪制胜的怪人了。
1042年（庆历二年），王安石考中进士，时年21岁。一直到46岁，也就是1068年（熙宁元年）得意，他经历了宋仁宗、宋英宗两朝，一共二十五六年之久，讲学金陵，不予奔竞，“馆阁之命屡下，安石屡辞，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恨不识其面。朝廷每欲俾于美官，唯患其不就也”。由于他谢绝到朝廷里就任，恬退守职，声名日隆。越表示不做官，朝野上下越希望他出来做官；越做出怪的行止，也越是吸引观众。舆论造得如此之足，他竟被视为“一世之伟人”，朝拜者、敬礼者、请安者、侍奉者不绝于门，“以金陵（指王安石）不作执政为屈”。如此极尽鼓蛊煽动之能事的效果，试想这是傻不唧唧吃了一盘子鱼饵的人，能制造得出来的吗？
这类文坛上哄抬物价的现象，现实中也是屡见不鲜的，可见古今同理。因为捧角的人，啃招牌边，是啖饭之道。而被捧的人，也是招摇之术，所以就有活着给自己立生祠的事。许多文坛前辈，如巴金先生、冰心先生，也不曾有个人纪念馆的建设，可有另一些作家，已经在家乡盖了大庙一样的馆堂，供奉着自己的著作，张贴着自己的肖像，展览着自己的文物，摆放着捧场的文章。即使如王安石，被宋神宗尊为“师臣”、谥曰“文”、称“王文公”者，要多牛皮就有多牛皮，也不曾让人这样香火奉祀他的。可见在某些方面，今人要比古人脑袋瓜子灵活得多了。能先风光两天，就当仁不让。
公元1067年正月，宋神宗即位，立即任命王安石为江宁知府。九月，又擢升为翰林学士兼侍讲，这比坐直升飞机还要快，因为他决心要把这位隔墙吹喇叭——名声在外的奇才，从外任调入京师予以重任。因为当太子时，他的太子司文书事韩维（后来王安石变法，因为韩维不赞成，他就把这位引荐者一脚踢了），经常对政局发表看法。每逢这位王储赞同时，韩维就表示，此非臣之意见，乃王安石之见解耳。这就是《邵氏闻见录》中所说：“先是治平间，神宗为颖王，持国翊善，每讲经义，神宗称善。持国曰：‘非某之说，某友王安石之说。’至神宗即位，乃召安石，以至大用。”神宗耳朵里早被王安石的名声灌满了，王安石和韩维书信往还，很了解这位新皇帝对他的态度。看来，此公身在金陵，心在汴京，并不是无抱负的傻吃鱼饵的呆子，更不是厌倦仕途的尘外之人，只不过要看什么时机合适，和什么样的皇帝能起用罢了。
所以说，怪也好，不怪也好，装怪也好，都有其现实的考虑。王安石不是不想出仕的，1058年（嘉祐三年），宋仁宗把他从江东刑狱调到中央来任度支判官，他也曾对仁宗皇帝抱有幻想，上过“万言书”的。结果，却碰了个钉子，未被采纳，他怀才不遇，适逢丁忧，只好退隐金陵，待机而动了。英宗一朝，他因为反对过这位皇帝继承大位，知道不会有好果子吃，所以给他官做他也不做。等到神宗登基，他认为是时候了，圣旨一到，他不再拒绝做官，马上接受了任命。不过，他也许觉得一反常态地热衷仕途，和他多年营造的恬淡拒任的形象不那么吻合，到底还是称病，拖延了七个月才进京。弄得神宗也疑惑起来，是真有病呢，还是冀图高位？
王安石二十多年，韬光养晦，拒不出山，制造空气，声誉鹊起，也有其策略上的盘算。因仁宗、英宗两朝任职的范仲淹、晏殊、文彦博、欧阳修、司马光这些文学上的对手，要想超越的话，还得凭借政治上的优势才行。而在封建社会里，最大的政治上的靠山就是皇帝。他深知仁宗、英宗不可能对他另眼相待，所以只有蹲守金陵，等待时机了。
神宗上台，宋王朝积弱的国势，至此愈益衰敝。仁宗时，国库就“所出无余”，英宗时收不抵支，出现赤字。那些文臣们在仁宗庆历年间也搞过新政的，却碰了个大钉子，只能守成求稳了。新皇帝对这些无计可施的老臣当然不满意，而每年必须要“赐”给西夏五万两银、十三万匹绢、两万斤茶，以求和平的费用，还不包括节日期间要“赠”的银、茶、绢、帛的沉重负担。这还是大宋王朝为买和平所花费的小头，大头是向北方辽帝国的“赐”，那是十万两银、二十四万匹绢，到神宗朝，辽又提高宋的“赐”，为二十两银、三十万匹绢。王安石给仁宗上的“万言书”，所以石沉大海，是因为那时国家的日子好过些。但现在，处于内忧外患局面下的神宗，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王安石的变法上，他一展雄图的时机到了。
但是任何一次政治变革，都不会顺利地付诸实施的，势必要触犯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假如这部分人的力量足够强大的话，变革行动不出母腹，就会被扼杀了，如宋仁宗的“庆历新政”、清德宗的“康梁变法”。假如反对变革的力量虽然强大，但进行政治变革的力量足以旗鼓相当的话，而且能够坚定地排除变革过程中的障碍，变革也有可能获得相当的成果，如秦之商鞅、明之张居正。如果变革者的计划一出台即遭反对，变革者的营垒又不具有道德高度，而反对派始终保持精诚团结；加之这场变革确实给人带来的不是福祉而是灾难的话，那么，绝无一丝可以成功的可能。
王安石尽管把所有反对变法的人都放逐了，但其中的作家却是最不堪一击的，欧阳修回家养老去了，司马光靠边站了，苏东坡修西湖去了。但王安石却无法制止由于权力再分配，而造成的自己阵营中分崩离析的现象。他推行新政的最得力的副手吕惠卿，也是出卖他、导致他最终失败的主力。王安石下台以后，在南京天天要写“福建子”三字，以泄他对这个人的怨恨。有一次，苏东坡在南京见到他，谈起变法的成败，王安石还恨个不已，大骂是吕惠卿把事情搞砸了。
但变法失败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青苗、保甲、免役诸法，有利民的一面，也有扰民的一面，而贯彻执行新法，依靠的仍是旧的官僚行政机构，结果本来有利于民的政策，也会变质而给民众带来深重灾难。《邵氏闻见录》中说道：“又所遣新法使者，多刻薄小人，急于功利，遂至决河为田，坏人坟墓室庐膏腴之地，不可胜纪。青苗虽取二分之利，民请纳之费，至十之七八。又公吏冒民，新旧相因，其弊益繁。保甲保马尤为害，天下骚然不得休息，盖祖宗之法益变矣！”《拗相公》是宋人话本，其中所描写的老百姓对于变法的深恶痛绝之情，不能说没有一定的真实性。当然，还有并非不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进行政治变革的领袖，若不具有一定的人格力量，而是一个怪人、一个拗相公，必然失去号召力、凝聚力和向心力。作为文学家，也许倒是其性格色彩，足以魅人；作为政治活动家，怪诞乖戾，险谲诡异，躁迫强直，刚愎自用，“逆意者虽贤为不肖，附己者虽不肖为贤”，也是这次变法失败的原因之一。
苏东坡的老爹苏洵，就为此写了一篇《辨奸论》：“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其祸岂可胜言哉？”这个人，就是指王安石而言的。接着，就谈到了他的怪：“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虍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一个连自己胡子上爬着蝨子也不自知的人，还有什么可以指望的呢？最后，他对于这位怪人王安石，所得出的结论是：“凡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刀、易牙、开方是也。”因此，碰上这类以怪待价而沽，以怪欺世盗名，以怪招摇过市，以怪不可一世的文人，还真得想想苏老泉的这番话。
王安石罢相以后，回到金陵去了。他的住宅附近，有一个地名叫“谢安墩”，指挥“淝水之战”的谢安，又名谢安石，曾在此地落过脚。东晋至宋，也是好几百年的事了，王安石这个怪人，也怪得太无边无际起来，为这个“谢公墩”姓谢而不姓王，写了一首绝句：
我公名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
公去我来墩属我，不应墩姓尚随公。
王安石之“怪”，怪到如此地步，也算是登峰造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