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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政治学界更加注重把中国的政治发展放在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全局视角下进行阐释。通过对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建设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进行理论分析，致力于在理论上更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加以抽象和总结，清晰阐释中国在政治发展上哪些方面是与国际社会的普遍方式相一致的，哪些是中国根据国情需要进行不断探索所取得的有特色的经验，进而从理论和实践上充分证明中国走与自身国情特点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内在逻辑，为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理论自信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持。相关的理论创新和重要观点主要体现在：
第一，如何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内在本质。这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之间本质的区别。这不仅体现为“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所共同享有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更体现为在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中，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和社会主义民主的主体，国家不是凌驾于人民之上的异化力量，而是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政治保障。在中国发展民主政治，首先必须服从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整体需要，纳入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整体布局，没有这一前提性的限制，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就不可能形成自己的特色。
第二，如何抽象和提炼中国政治发展的“中国特色”。中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在特定的国情条件下进行，任何形式的民主建设都不能离开中国的基本国情。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时又是一个发展中的正在和平崛起的大国，这一现实不可避免地会在民主政治的发展中体现出来。同时，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却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五千年的专制政治传统在中国社会的思想、观念、心理等方面都刻上了深刻的烙印，决定了中国的民主发展进程是在大多数人都没有民主意识的条件下开始起步的，中国发展民主政治必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必须不断探索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民主道路。如果无视这一传统、按照西方式的理念来发展民主政治，就等于失去了自己的文化个性，只会给中国发展民主政治的努力造成严重的混乱而不能有效地提高中国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水平。
第三，如何用发展中的眼光来理性看待中国的政治发展。这一方面体现为民主意识在中国的传播、普及和制度完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在民主政治的发展过程中甚至还会经历严重的曲折和失误，需要继续不断地探索和寻找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发展民主政治的最佳道路；也体现为尽管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综合国力走在世界各国前列，但总体而言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受相对薄弱的经济基础的制约，中国的民主政治水平还有待于随经济发展水平而逐步提高，在发展民主政治的进程中必须充分考虑自己的历史背景、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教育水平，必须把民主政治发展与维护国家统一、民主团结、社会稳定结合起来，不断地进行制度完善与理念创新。
第四，如何认识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根本原则。学术界普遍公认，西方国家普遍的特点是先有民主制度后有政党政治，执政党在既有民主制度的规范下进行活动，而中国的民主制度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现行的民主政治发展。而且，中国民主政治的这一特点已经通过宪法的规范得到合法性确认。2004年中国新通过的宪法在序言中规定：“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2015年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明确强调：“党的领导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根本的保证。必须加强和改进党对法治工作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过程。”在思考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时，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合理性和合法性事实也是无法回避的。
第五，面对各种非主流社会思潮的挑战，如何维护和巩固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中的绝对主导地位？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政治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指导思想，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成功。这是我们长期以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和普遍信仰。但近年来，由于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发展变化和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图谋，加上一些宣传部门在手段和方式上比较僵化，至今仍然沿袭着几十年不变的树典型、搞灌输、谈心得的模式，没有探索出一条适应社会变化现实的宣传思路，进而导致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着西方意识形态的严重冲击，一些群体尤其是青少年群体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认知发生严重偏差，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存在着边缘化的危险。我们必须对这一严峻挑战加以高度重视并加以有效应对。
第六，如何切实提高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水平。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突出强调“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以此为导向，学术界普遍认为近年来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建设步伐正在不断加快，大量法律法规的修改和出台、政府体制改革力度的空前加大、制度反腐和官员问责等一系列措施的出台都充分体现出中国民主政治的制度化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但也有不少研究注意到，民主的制度建设对于中国而言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中都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如党与人大、政府、政协之间的权力关系如何加以准确规范，人民代表大会在实践中如何切实发挥最高权力机构的作用，政府部门权力过强的状况如何得到切实的改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如何在政治运作中发挥有效作用，基层民主如何在健全基层自治组织和民主管理制度等方面有新的突破。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中必须逐步加以妥善解决的。
第七，在执政党的内部民主建设上，如何进一步加强和实现党内民主？党内民主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力源泉，没有党内民主，我们党就不可能从一个最初只有十几个人的小党发展壮大成为拥有数千万党员的世界上第一大党，就不可能从一个革命党变成受到十三亿人民衷心拥护的执政党，执政地位就难以巩固。但客观上也要看到，尽管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先后颁布了《党内监督条例》和《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但党内民主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地解决，如普通党员表达民主意愿的渠道不够畅通，党员的民主权利难以得到切实保障，党员的意见表达机制不够健全，一些党员干部缺乏执政党意识，忽视执政党应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先进性不强等等，都是政治学研究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
第八，在政治运作过程中，如何在不断发展政治民主的同时逐步发展经济和社会民主，进一步拓展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途径和渠道？近年来政府正在越来越多地把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权力移交给行业协会、中介机构和社会团体来行使，尤其是对于经济活动的直接管理大幅度减少，这表现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民主发展的步伐正在不断加快。但总体而言政府的行政权力过大的状况还没有得到切实的改变。近期的“简政放权”改革虽然取消了许多项行政许可权，但各级政府仍然拥有庞大的行政许可的权力。在政治参与方面。一些基层部门对于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协调能力不足，对社会矛盾激化、群体上访等问题的处理不够及时，对于新出现的社会问题管理中“越位”“缺位”“错位”的现象还比较多，往往是应该由政府管理的事务没有政府机构承担责任，而应该交由社会自治的事务政府部门却把持不放。此外，一些政府部门对于民众有序、依法维权、理智维权的引导还不够，如何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也是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第九，如何进一步提高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程度？尽管在重大经济建设项目上进行科学论证和可行性分析的做法日趋普遍，但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决策程序还不够严密。这导致政府部门“好心办坏事”的现象还难以避免。一些公共政策未经必要的专家咨询和社会调研就仓促出台，一旦难以实施又朝令夕改，进而导致公共决策由于程序的缺失而体现出一定的随意性和主观性。此外，关于民主政治运行的法律规范和程序保障也还不够完善。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相关的制度建设，如听证会制度、专家咨询制度、政务信息公开制度有待进一步加强并发挥实质性的作用。
第十，如何有效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内部和外部监督？对于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是当代政治民主的重要特征，在当前，我们提出了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的目标，这就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为我们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课题：（1）切实改变下级权力机构只向上级负责而不对民众负责的责任倒置状况，建立健全上级监督与社会监督、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有机结合的系统监督机制。（2）切实改变不同监督机构之间相互之间信息沟通不畅、各自为政的现象，通过统筹部署的方式实现党内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监察监督和审计监督等“体制内”监督机制的整合和协同。（3）在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监察监督和审计监督等对政府权力的监督方面，一方面强化各监督主体横向之间的制约和监督环节，另一方面，加强对于权力运行的动态监督，既要重视司法监督和审计监督等事后监督方式，也要加强人大监督、政协监督、行政监察等事前和事中监督的权限的和范围，尤其加强对于重大决策的执行监督。（4）增强适度政协、民主党派和群众团体等民主监督机构的监督功能，不再将其监督范畴局限于长期以来习惯法意义上的建议性和协商性监督层面。（5）有效发挥舆论监督这一近年来我国权力监督机制中发展最快的方式的作用，但由于大众传播媒介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它们自身的利益需求会影响它们进行舆论监督的价值导向，因此要防止舆论监督成为某些利益集团的操纵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