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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是周作人说的，鲁迅的回忆性散文集《朝花夕拾》中有“史”的成分，也有“诗”的成分，虽属自传体的作品，但也不能事事当真。周作人似乎举过一个例子：书中有一篇《父亲的病》，描写父亲临终前，鲁迅受叔祖母“衍太太”怂恿，一直在父亲耳边大叫，直到父亲咽了气。周作人说，父亲临终时，其实并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我认同周作人的观点，因为鲁迅在《朝花夕拾·小引》中就明确写道：“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
《朝花夕拾》中所收《藤野先生》一文，是中国和日本教材中的保留篇目，影响至为深远，但文中“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的地方”比《父亲的病》更多。
比如鲁迅写到他从东京前往仙台医专报到的情景：“从东京出发，不久便到一处驿站，写道：日暮里。不知怎的，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有关史料明确记载，鲁迅从东京到仙台医专报到是在1904年9月，而当时根本就没有日暮里车站——这个车站是直到1905年4月才建成的，这时鲁迅已经入学七个月了。
文中还描写日本同学怀疑藤野先生故意漏题，鲁迅考试才取得了及格的成绩。于是，“有一天，本级的干事到我寓里来了，要借我的讲义看。我检出来交给他们，却只翻检了一通，并没有带走。但他们一走，邮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开看时，第一句是：‘你改悔吧！’”这位“本级的干事”叫铃木逸太，生于1882年，比鲁迅小一岁。他于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进仙台医专，一年级时留级，1904年成了鲁迅的同班生。他热心公务，乐于助人，所以被选为班级的总管（也就是鲁迅所说的干事）。据铃木逸太回忆，当时确有怀疑藤野先生漏题的流言，但他和藤野先生已经向日本学生进行了澄清，并没有发生寄匿名信一类事情。他当时跟鲁迅（周树人）很要好。鲁迅准备离开仙台前，曾跟四位日本学友话别合影，照片上在前排就座的就有铃木逸太。
至关重要的还是文中描写的“幻灯事件”，因为这件事成了促使鲁迅弃医从文的导因。《藤野先生》一文是这样描述的：“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还有一个我。‘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文中所说的“霉菌学”就是细菌学，教师叫中川爱咲；“电影”指幻灯片。当年放映的幻灯片至今仍留存了十五张，丢失了五张，内容均取材于日俄战争初期的场面，但未发现中国人围观同胞被杀的那一张。据铃木逸太回忆，“幻灯片中好像有喊万岁的场面，但学生大体都是静静地看着。后来才听说这件事成了周树人退学的理由，当时周树人却没有说过这件事”（《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二辑，第103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出版）。
那么，《藤野先生》中的上述描写是否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呢？不是！鲁迅初赴仙台时虽然还没有日暮里车站，但车站建成后他至少七次经过这里。在中国古典诗词中，常借“日暮”抒发羁旅乡愁。鲁迅的诗词中就有“日暮客愁集，烟深人语喧”这样的句子。远在他乡异国，充满思乡之情的鲁迅对于“日暮”这种带伤感情调的词汇印象深，这是可以理解的。更何况在我看来，“日暮”这种词汇也象征着清王朝的日暮途穷，岌岌可危。我揣测鲁迅也可能有这方面的联想，所以更忘不了这个地名。
至于本级干事翻检讲义一事，不论铃木逸太说有或无，他都承认存在藤野漏题的谣言。这本身就是一种民族歧视。正如文中所写：“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的疑惑。”不仅在仙台，鲁迅在东京期间更感到这种民族歧视情绪的普遍存在。那时有些日本人见到蓄长辫的清国留学生就骂作“猪头三。”这也是鲁迅决心“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原因。
《藤野先生》一文中“幻灯事件”的描写可能有艺术加工的成分。但据当时报纸报道，仙台市民为庆祝日俄战争中日军的胜利，在1904年至1905年期间至少举行过五次祝捷大游行。那种欢呼“万岁”的场面，肯定会使鲁迅受到更深的刺激。那张中国人鉴赏同胞被处死的幻灯片虽然至今未发现，但当时日本报刊确实刊载有类似的图片。当地《河北新报》还有相关报道：“听说今天（十七日）下午三点，有俄探被斩首，我恰好走在从兵站部回来的路上，就也跟去看。地点在铁岭街市南面约有五丁（约合一华里多）的坟地里。……看热闹的还是那些华人（“中国佬”），男女老少五千多人，挤得风雨不透。蒜味扑鼻而来，令人非常难受，无法可想。不久时刻到了，被定为俄探的四名中国人，看来都是四十岁左右，被我宪兵牵着绑绳，像屠宰场的羊似的走来了。宪兵又在看热闹人的眼前，拉着转了几遭让人看；这时那四个人脸色变青，没有一点血色。看热闹的人一声不响地凝视着……”（“风云儿”：《俄探四名被斩首》，载1905年7月28日日本《河北新报》）
日俄战争发生在1904年2月至1905年9月，导因是争夺在我国东北和朝鲜半岛的侵略权益，而战争主要在我国境内进行。这位记者描述的这一幕就发生在辽宁的铁岭。那四位被称为俄探的中国人，是被俄军威逼利诱，到日本兵站的粮仓和弹药库放火未遂；但他们此前就被日军威逼到日本兵站干活。他们的脑袋被日军用刀砍下，而围观的五千同胞却噤若寒蝉。
日俄战争期间鲁迅正在仙台医专读书，市民游行的场面他肯定会目睹，同胞作无谓牺牲的报道他也肯定会读到。这就催使他认识到，中国民众的麻木不是医学可以疗治的，要改变他们的精神状态必须运用文艺的利器。所以他决心弃医从文，以拯救中华民族的灵魂为急务。由此可见，《藤野先生》一文中的某些细节或许有虚构的成分，与客观事实略有出入，但所揭示出的却是历史的本质真实，完全符合鲁迅当时的心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