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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白话短篇小说的奠基之作，这本来是文学史的定评，研究者的共识。美籍华人夏志清教授也在他那部被西方奉为经典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指出：“虽然新诗和话剧在文学运动的初期成就就不尽如人意，但是短篇小说一开始却是非常成功的。给这一类型文学奠下基础的是鲁迅。他在1918年发表的《狂人日记》，纯熟地运用了西方小说的技巧，与中国传统的说故事方法完全两样，因此可以称为是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始祖。”
然而，据说上述观点“欠妥”了。有人学胡适的“于不疑处有疑”，提出陈衡哲（笔名莎菲）1917年6月在《留美学生季报》第2卷第4期发表的《一日》才是我国现代第一篇白话小说，并说这篇作品“文笔生动、幽默、颇富情趣”。如此看来，鲁迅评传、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现代文学史都应该重新改写了。
事实果真如此吗？且先听听陈衡哲本人和他的夫君任叔永的说法。1928年，陈衡哲将《一日》收入她的自选集《小雨点》时，在文前加了一段引言：“这篇写的是美国女子大学的新生，在寄宿舍中一日间的琐屑生活情形。它既无结构，亦无目的，所以只能算是一种白描，不能算为小说。”任叔永为该书撰写的序言中，也承认《一日》“叙的是学校里一天的生活，不过略具轮廓，几乎不能算是小说。”上述说法，并非他们夫妇故作谦虚，而是说明他们有自知之明。《留美学生季报》现在当然不容易找到了，但《小雨点》一书已由上海书店重印。如果真是出于追求真理的纯正动机，想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做出准确的历史定位，何不先读一读这两篇作品再发惊人之语？
中国拥有数千年的文明史，自古以来就有白话诗文和口头文学。判断一篇小说属于现代范畴还是属于传统范畴，绝不能单纯以文言和白话作为界标，更应该着眼于思想观念和表现手法。中国传统小说最重要的民族特征是史传性，内容“尚实”，多采用按时间顺序发展的线性结构。《一日》因袭的正是这种传统的表现手法。而鲁迅的《狂人日记》不仅在观念上表现出对封建礼教和家族制度的反叛，达到了“表现的深切”，而且成功地实现了由情节小说向心理小说的转移，由线性结构向时空倒错的转移，由单纯写实向融合象征主义手法的转移，从而体现出“格式的特别”。正是在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意义上，《狂人日记》实现了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的深刻决裂，标志着我国小说在草创期即已臻于成熟。因此，无论就作品本身的思想艺术价值而言，抑或就作品的实际社会影响而言，《一日》跟《狂人日记》都是无法相提并论的，即使用“天壤之别”加以形容也不为过分。片面强调这两篇作品发表时间的早晚在学术上毫无意义——因为出现新文学的根本条件并非单纯取决于语言。
当然，我们对于陈衡哲女士在文学革命讨论初期所作的创作尝试（即便是不成功的尝试）仍然表示敬重，对于此后她在教学和创作领域表现的才华和情致更为佩服，但利用她的《一日》来做鲁迅的翻案文章，恐怕是选错了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