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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最早接触过哪些域外小说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鲁迅以他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短篇小说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坦言，他之所以能以这些小说为中国的新文学奠基，“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那么，在《狂人日记》问世之前，鲁迅究竟看过哪“百来篇外国作品”呢？长期以来，我们只知道鲁迅关注过哪些外国作家，而无法确指这些作品的具体篇名。由于鲁迅作品从未对此进行具体陈述，这个问题很可能成为一个永远也解不开的疑团。
值得庆幸的是，在鲁迅遗物中，有一本鲁迅留日时期的剪报合订本——《小说译丛》，其中收录了日本人翻译的十篇俄国文学作品：
普希金：
《彼得大帝的黑人》，昇曙梦译，载《新小说》第2卷，1907年2月发行。
果戈理：
《狂人日记》，二叶亭四迷译，连载于《趣味》第2卷第3号至第5号，1907年3、4、5月发行。
《昔人》，二叶亭四迷译，载《早稻田文学》五月之卷，1906年5月发行。
《外套》，西本翠阴译，载《文艺俱乐部》第15卷第8号，1909年6月发行。
莱蒙托夫：
《宿命论者》，栗林枯村译，载《新古文林》第1卷第10号，1905年12月发行。
《东方物语》，嵯峨之家主人译，载《文艺俱乐部》第11卷第13号，1905年10月发行。
屠格涅夫：
《妖妇传》，嵯峨之山人译，载《新小说》第2卷，1903年3月发行。
《水车小屋》，嵯峨之山人译，载《新小说》第9卷，1903年9月发行。
《草场》，昇曙梦译，载《新小说》第10卷，1904年10月发行。
《森林》，长光迂人译，载《新古文林》第1卷第7号，1905年10月发行。
这个剪报本无疑为研究鲁迅的文学取向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但要了解上述十篇作品的原貌则非易事。这不仅仅因为中国读者阅读时存在文字障碍，更主要的是因为当时在日本翻译外国作品并非采取严格的直译，而是任意增删，擅改篇名、人名，就跟随心所欲的“林纾翻译模式”相近，更何况译文本身还常有错误。比如，剪报册中有一篇《妖妇传》，人物都改换了日本名字（如把主人公叶尔古诺夫改名为久山加太郎），在屠格涅夫的全集中根本找不到一个可以对应的篇名。后来用日译本反复对照俄文原著，才知道这是屠格涅夫创作的《叶尔古诺夫中尉的故事》，最初发表于1868年《俄国通报》第1期。剪报中的《东方物语》和《森林》，开始也搞不清究竟是哪一篇作品。在东北师大孟庆枢教授（他是日本文学和俄国文学研究专家）的帮助下，我们才知道《东方物语》通译为《歌手阿希克·凯里布》，原是土耳其的一个童话故事，后流传到高加索一带，故日文译者将篇名改为《东方物语》，即东方故事。莱蒙托夫在流放过程中将这个童话加以整理，首发于1846年出版的文学刊物《昨天与今天》第1期。《森林》通译为《波列西耶之行》，是屠格涅夫1857年2月26日完成的一篇作品，首刊于同年《读书文库》第10期。“波列西耶”，在俄文中意思是“森林连绵的低地”，故日文译者将篇名改为《森林》。这样，前后经过了十余年的努力，今天我们终于可以将前面十篇作品的通译篇名介绍如下：
普希金： 《彼得大帝的黑人教子》
果戈理： 《狂人日记》
《旧式地主》
《外套》
莱蒙托夫： 《宿命论者》（《当代英雄》中的一章）
《歌手阿希克·凯里布》
屠格涅夫： 《叶尔古诺夫中尉的故事》
《叶尔莫莱的磨坊主妇》
《白净草原》
《波列西耶之行》
以上作品，鲁迅在留日时期不仅阅读过，而且准备翻译其中的两篇。在《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卷末的预告中，就有俄国都介纳夫的《毕旬大野》（即屠格涅夫的《白净草原》）。该书《新译预告》中，又有俄国来尔孟多夫的《并世英雄传》（即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估计是因为鲁迅与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销路不佳，这一翻译计划终于搁浅。
鲁迅留日时期接触的外国小说当然绝不止于以上十篇。进入鲁迅视野的上述五种日本文学杂志，就翻译了大量的欧美小说。鲁迅正是通过日本的翻译桥走进了世界文学的辉煌殿堂。1903年至1909年，在日本春阳堂发行的《新小说》月刊上，刊登了契诃夫、托尔斯泰、梅特林克、莫里哀、显克维支、高尔基、霍普特曼、安特莱夫、迦尔洵、王尔德等著名作家的作品。在1906至1909年日本彩云阁发行的《趣味》月刊上，刊登了莫泊桑等人的作品。在1906年至1909年早稻田文学社发行的《早稻文学》月刊上，刊登了爱伦·波等人的作品。在1905年至1907年近事画报社发行的《新古文林》月刊上，发表了赫尔岑、雨果、莫泊桑、狄更斯、霍桑、梅特林克、邓南遮等人的作品。在1903年至1909年日本博文馆发行的《文艺俱乐部》月刊上，刊登了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柯南道尔等人的作品。从日本明治时期出版的上述五种杂志来看，日本当时输入的文学作品内容虽然广泛，但其关注的中心是俄罗斯文学，这跟鲁迅当年进行翻译活动的取向是十分接近的。
对于所受俄罗斯文学的影响，鲁迅多次作过明确的表述。他说：“俄国文学，从尼古拉斯二世时候以来，就是‘为人生’的，无论它的主意是在探究，或在解决，或者堕入神秘，沦于颓唐，而其主流还是一个：为人生。”（《南腔北调集〈竖琴〉前记》又说，早在青年时代，他“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还和四十年的作品一同烧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我们岂不知道那时的大俄罗斯帝国也正在侵略中国，然而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南腔北调集·祝中俄文字之交》，1933年初，鲁迅应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之约编选了一本《短篇小说选集》，准备译为英文，他在这本书的《自序》上说：“后来我看到一些外国的小说，尤其是俄国、波兰和巴尔干诸小国的，才明白了世界上也有这许多和我们的劳苦大众同一运命的人，而有些作家正在为此而呼号，而战斗。而历来所见的农村之类的景况，也更加分明地再现于我的眼前。偶然得到一个可写文章的机会，我便将所谓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陆续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出来了。”（《集外集拾遗·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鲁迅从内心发出的这种至诚之声充分表明，他早期文学活动的宗旨是为了“传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声，激发国人对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而不是从什么艺术之宫里伸出手来，去采摘海外的奇花异草。鲁迅本人以上的表述，显示了他立场的坚定性和观点的一贯性。这对于当今那种曲解鲁迅精神，把鲁迅描绘成只重视“个体尊严”“个体生命”而漠视民族尊严和大众命运的观点，无疑是一种有力的反驳和矫正。
1907年，鲁迅在文言论文《摩罗诗力说》中指出，在19世纪初叶，俄罗斯的文学开始革新，重要的作家有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果戈理。鲁迅十分爱读果戈理的作品。他多次赞美这位俄罗斯写实派开山祖师的文才，尤其欣赏果戈理直面社会人生黑暗的精神，悲喜交融、千锤百炼的讽刺艺术，以及能从平常人、平常事乃至无事中揭示出悲剧的卓越手法。鲁迅感到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也可以遇见和果戈理作品中的官吏、绅士、医生、闲人相类似的人物。鲁迅毫不讳言他1918年创作的《狂人日记》跟果戈理1834年创作的《狂人日记》之间的师承关系，但又如实地说明他的《狂人日记》要比果戈理的同名作品忧愤深广。对于普希金和莱蒙托夫，鲁迅既有赞美也有批评。他指出俄国自有普希金以来文学才获得了独立的位置，但普希金的《给俄罗斯的诽谤者》和《波罗金诺的纪念日》两诗却为沙皇的侵略战争辩护，这种“爱国”只不过是一种“兽爱”。鲁迅认为莱蒙托夫的作品想象丰富，充满反抗精神，但内容也有颓废的一面。
在这本剪报集中，数量最多的是屠格涅夫的作品。鲁迅在日后的创作生涯中，还购置了包括这位作家全集在内的多文种译本。留日时期，鲁迅和周作人不仅准备翻译屠格涅夫的《白净草原》《犹太人》《莓泉》，而且特别重视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这部小说中的主人公巴札洛夫有锐气，肯战斗，憎恶伪善，反叛传统，向往意志自由，这些特质都跟鲁迅青年时期的精神追求相一致。鲁迅还借鉴了屠格涅夫的写作技巧。已有研究者指出，鲁迅《社戏》中孩子们看戏归来偷吃罗汉豆的描写，跟屠格涅夫《白净草原》中的少年煮食马铃薯的场面十分相似。鲁迅《野草》中的一些篇什，也留下了屠格涅夫散文诗（如《门槛》《工人与白手的人》《基督》）的精神和艺术的斑驳投影。
作为鲁迅早期接受外国短篇小说影响的物证，除了前文介绍的《小说译丛》之外，还有鲁迅跟周作人共同翻译并公开出版的《域外小说集》。这部多国多人的小说合集中，收录了周作人翻译的12篇小说，鲁迅翻译的3篇小说——安特莱夫的小说《谩》（通译为《谎言》）和《默》（通译为《沉默》），以及迦尔洵的《四日》（通译为《四天》）。鲁迅当时认为，在中国人的人生中，最缺乏的是“诚”与“爱”。所谓“诚”，即活得真实，言与行、表与里、灵与肉和谐一致。所谓“爱”，主要表现为反对强权者对弱势者的摧残，上等人对受苦人的凉薄。迦尔洵的《四日》通过俄土战争中一位俄国伤兵的自述昭显战争的残酷，呼唤相互救助的人道主义精神。而安特莱夫的《谩》和《默》则揭示了上流社会的虚伪、欺诈，期盼人与人之间真诚相待，拆除使心灵产生隔膜的精神障壁。翻译这三篇域外小说，正是鲁迅用文艺改造国民性的初步尝试和具体实践。据周作人回忆，鲁迅青年时期最喜欢的俄国作家是安特莱夫；鲁迅本人也对友人冯雪峰说，在俄国作家中，安特莱夫对他的影响超过了托尔斯泰和高尔基。鲁迅承认，《药》的结尾部分留着安特莱夫式的阴冷。鲁迅的散文诗《复仇（其二）》，跟安特莱夫的《齿痛》也构思相近。至于使“象征印象主义与写实主义相调和”，更是鲁迅跟安特莱夫共同采用的创作手法。《域外小说集》中还收录了周作人翻译的王尔德、爱伦·波、莫泊桑、安徒生、契诃夫、梭罗古勃、显克微支等人的作品，这些都是他跟鲁迅共同商定之后才着手翻译的，译文又经过鲁迅的加工润饰，所以理所当然地也可视为鲁迅早期接触的外国小说。
最后，想简略介绍一下这个剪报册的发现经过。“文革”初期，红卫兵走向社会大破“四旧”，很多珍贵文物遭到了毁损和浩劫。1966年9月14日，钱玄同先生的长子钱秉雄给鲁迅博物馆打来电话，说钱玄同遗物中有大量“五四”时期的报刊，还有不少同时代人的信函手稿，如果需要请赶快搬走。鲁迅博物馆十多名工作人员闻讯，即刻赶到了存放这批资料的“岳家老铺”。这家老铺位于前门大栅栏，有一座四合院格局的两层楼房，楼上楼下存有钱玄同的大量遗物。鲁博的工作人员先后三次，从中搬出了十几个书箱。正是在这批资料中，发现了鲁迅致钱玄同的书信，钱玄同本人的日记，还有鲁迅留日时期的两个日式装订的剪报册。除本文介绍的《小说译丛》之外，还有另一个剪报册，保存了鲁迅本人的文言论文和译作，以及章太炎、刘师培、陶成章、黄侃、汤增璧等12位作者的诗文共60篇，大多刊登在《河南》《浙江潮》《民报》《天义报》等报刊。这两个剪报册都有鲁迅手书的目录，可以确认是鲁迅寄放在钱玄同处的遗物。它们逃脱了“文革”中的劫难保存至今，成为了研究鲁迅思想发展和文学创作的第一手宝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