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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比较系统地接触鲁迅，是受到一件事情的刺激。那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正在北京一所中学执教，当时刚从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算得上科班出身，自视甚高。同事中有一位老教师，听说我喜爱鲁迅著作，便不耻下问：“陈老师，‘鲁迅’这个笔名是什么含义？”我听后不禁发蒙，只知道鲁迅的母亲姓鲁，而不能对这个问题做出全面解答，顿时脸涨得像块红布。后来翻阅鲁迅挚友许寿裳的回忆录，才找到了完整答案。原来1918年许寿裳在南昌江西省教育厅任职时，读到《新青年》上发表的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觉得很像留日时期学友周豫才的手笔，而署名却是姓鲁，于是去信询问，印证了这是同一人的作品。1919年底，两人见面，鲁迅才详细告诉老朋友：“因为《新青年》编辑者不愿意有别号一般的署名，我从前用过‘迅行’的别号是你知道的，所以临时命名如此。理由是：（一）母亲姓鲁，（二）周鲁是同姓之国，（三）取愚鲁而迅速之意。”（《亡友鲁迅印象记·笔名鲁迅》）这就是对“鲁迅”这个笔名最权威的解释。通过这件事，我进一步懂得了“生有涯，知无涯”这句古训，从此更加努力研读鲁迅作品和相关论著。
许寿裳的上述解释之所以可信，因为是得自鲁迅本人的解释，而不是凭空猜度。据粗略统计，鲁迅一生用过140多个笔名，其目的是为了防避旧社会的迫害，以及尽量避免招惹无聊的麻烦。当然，取笔名也应讲究技巧。1925年4月30日，许广平写信给鲁迅，说她取了两个笔名，一个叫“小鬼”，另一个叫“西瓜皮”，都很新颖滑稽，使她难于取舍，觉得“鱼与熊掌，不可得兼”。同年5月3日，鲁迅在复信中提出异议：“那两个‘鱼与熊掌’，虽并为足下所喜，但我以为用于论文，却不相宜，因为以真名招一种无聊的麻烦，固然不值得，但若假名太近于滑稽，则足以减少论文的重量，所以也不很好。”鲁迅本人的笔名，大多做到了斗争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含义隽永，可以与正文交相辉映。比如“戛剑生”，就充分表达了青年鲁迅拔剑而起的战斗激情。又如“巴人”，取“下里巴人”之意，目的是切合刊登《阿Q正传》的《晨报副刊》“开心话”栏目。“宴之敖者”是为了记载他被周作人的日本老婆排挤出家门的一段屈辱经历：“宴从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1948年10月19日，为了纪念鲁迅逝世12周年，许广平在《申报·自由谈》发表了《略谈鲁迅先生的笔名》一文，后收入《欣慰的纪念》一书，为鲁迅笔名提供了更为广泛的解释，极具参考价值。
不但鲁迅本人有很多笔名，鲁迅的书信、日记和作品也有不少隐语、化名，如不能破译，必将给阅读带来障碍。如鲁迅1919年4月19日致周作人信中提到的“爬翁”，即催促鲁迅为《新青年》写稿的同门学友钱玄同。他跟周氏兄弟在东京同为章太炎门下弟子。章太炎盘膝在“榻榻米”上授课，钱玄同常在席上爬来爬去，请老师排惑解疑，故绰号叫“爬来爬去”。“爬翁”的来历即源于此。1919年1月16日鲁迅致许寿裳信中提到，他在北洋政府教育部的上司夏曾佑喜好造谣，对“莱比锡”亦往往如此。此处的“莱比锡”暗指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因为蔡曾两次赴德国留学，在莱比锡生活了4年，故鲁迅用这个城市的名字指代他。又如鲁迅1927年7月28日致章廷谦信中谈到，浙江不能容纳人才，“便是茭白之流，也不会久的，将一批一批地挤出去”。这里的“茭白”显然不是蔬菜名，而是指曾于当年5月出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的蒋梦麟。因为“菰”一名“蒋”，俗称“茭白”，故鲁迅用“茭白”暗指蒋梦麟。
运用猜字谜法破译笔名、代称、隐语的含义，有成功的先例，也有弄巧成拙的教训。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杨天石曾赴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查阅胡汉民往来函电，发现其中很多地方提及“门”“阿门”“门神”“蒋门神”。他根据《水浒》中“武松醉打蒋门神”的典故，破译出“门”“阿门”“门神”“蒋门神”均指代蒋介石，从而挖掘出“九一八”事变后胡汉民秘密组织“新国民党”，谋划推翻蒋介石政权的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不过妄测曲解的事例也很多。最近有一位叫朱洪的作者，在《百年潮》第8期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陈延年与鲁迅在广州的两次见面》。陈延年是陈独秀之子，大革命时期曾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如果能提供实证，证明鲁迅跟他确有两次会见，那不仅对鲁迅研究，而且对研究党史都极具价值。遗憾的是，作者的论据仅仅是1927年3月25日和31日鲁迅的日记中两次出现过一个人名：陈安仁。这位学者用破字谜的方法考证说，陈延年是安徽安庆人，跟“陈安仁”的“安”字相吻合；陈独秀跟鲁迅同辈，陈延年是鲁迅的老仁侄，跟“陈安仁”的“仁”字相吻合，所以陈安仁等于陈延年。其实陈安仁跟陈延年两不搭界。他是广东东莞人，当年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审委员，1889年出生，1964年去世。其生平简历见诸《广东近现代人物词典》。这使人联想起若干年前香港有一位教授，用同样的方法破解“鲁迅”这个笔名，说“鲁迅”的“鲁”是鲁迅之母鲁瑞的姓，反映了鲁迅的孝道；“迅”跟周作人的日本老婆羽太信子中的“信”字谐音，影射了鲁迅的暗恋对象。所以“鲁迅”这两个字组合起来，表现了鲁迅内心孝道与恋爱的矛盾。这种对“鲁迅”笔名的破译，纯属主观臆断，不值一驳。这就表明，在考证历史人物的过程中，破译笔名、隐语、代称的“猜名术”并不是绝对不能采用，但需要进一步提供实证。如果没有其他确凿的史料作为佐证，单纯把猜字谜的推测当成真实的历史，那绝不是一个严谨学者应取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