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日本朋友要我找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对鲁迅作一些通俗的介绍。大家知道，在中国现代，鲁迅是首屈一指的作家。他的作品又被世界各国译成了四五十种不同的文字；仅仅在日本，就出版了不同版本的鲁迅选集和全集。我记得早在1909年，日本的《日本和日本人》杂志就介绍了鲁迅和他弟弟周作人共同从事的翻译活动。20年代初，日本樱美林大学的老校长清水安三先生就指出：“鲁迅是当代小说家里的第一号人物。”此后由于他的小说《故乡》被选进了日本的教材，鲁迅的名字在日本几乎家喻户晓。可是，鲁迅又是一位世界级的作家。他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人类。要介绍他，不论从什么角度切入，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更何况我现在“人在旅途”，手边连一本鲁迅的书都没有，只能从我的记忆里挖掘一些材料，向大家谈谈我心目中的鲁迅。
长期以来，不少人对鲁迅有一些误解，认为他横眉怒目，尖酸刻薄，特别喜欢骂人，总之是一个冷酷的人。加上鲁迅在中国一度被“神化”——实际上是被政治化，即用他的某些言论为当时的政策服务，这就更使不少人（特别是年轻人）对鲁迅产生了隔膜。中国有句俗话，叫“厌恶和尚，恨及袈裟”。意思是，讨厌和尚，连和尚穿的衣服也感到厌恶。于是，真实的鲁迅就出现了变形。
那么，实际生活中的鲁迅是什么样子呢？根据鲁迅本人的作品和同时代人的回忆，我试作一点简单描绘。
有人把鲁迅说成是酒鬼。有一张漫画，画面上的鲁迅躲在大酒缸后面，露出阴阳脸，醉眼蒙眬看人生。鲁迅辩解说：“其实我并不很喝酒，饮酒之害，我是深知道的。现在也还是不喝的时候多，只要没有人劝喝。”不过鲁迅偶尔也有喝醉的时候。比如1925年端午节，他跟房东小姐俞芬、俞芳姐妹和学生许广平同饮，一人喝了六杯酒和五碗葡萄酒，不能自制，按了许广平的头，打了俞芬一拳，吓得三位小姐直跑，逃到鲁迅西三条寓所附近的白塔寺逛庙会去了。
又有人讽刺鲁迅满口黄牙——因为抽烟太多。这倒比较接近事实。鲁迅吸烟的方式是“连珠炮式”，即一支接一支，几乎用不着火柴，而且吸的大多是劣质的。他习惯夜间工作。凌晨一看，取暖用的炭盆里插满了香烟头，像是一个大马蜂窝。这当然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他在给恋人许广平的信中说：“今天我发现我的手指有点抖，这是吸烟太多了之故，近来我吸到每天三十支了……我于这一点不知何以自制力竟这么薄弱，总是戒不掉。”（《两地书·九十九》）
鲁迅的生活十分简朴，相当平民化。他爱吃农民的食物，如蛋炒饭（用柴火炒）、“蟹壳黄”（一种表皮烤得焦黄的烧饼），爱吃辣椒——因为18岁到南京求学时，冬天用吃辣椒的方式取暖，后来养成了习惯。他很少吃鱼，因为吃鱼要挑刺，耽误时间。改善生活时，就吃一点火腿。
鲁迅卧室的陈设简单。在北京西三条胡同寓所里，有一间大约不到两坪的小房，就是他的卧室兼工作室，又兼作他跟好朋友晤谈的地方。有人问他为什么用窄窄的木板当床，他说：“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会为生活所累。”也就是“玩物丧志”的意思。他的穿着极不讲究。小时候偶尔穿新衣裳，家长都要千叮咛万嘱咐，要他不要弄脏。这样一来，穿衣便成了一种负担，不像穿旧衣服那样随意，吃完饭，袖子就可以当餐巾用。年老多病时，穿厚棉袍不堪负重，妻子就给他做了一件又轻又保暖的丝绵长袍。鲁迅舍不得穿，死后成了他的尸衣。鲁迅喜欢散步。走路的姿态一往无前，很少左顾右盼，更不回头观看。这种姿态非常性格化。晚年在上海，生活状况有所改善，偶尔乘出租汽车兜风是少有的奢侈。
作为一个普通人，鲁迅当然有他的喜怒哀乐。他认为做人的趣味在于和许多朋友有趣地谈天，热烈地讨论。小时候曾幻想当皇帝。后来到北京，看到宫殿建筑刻板的格式，觉得单调无聊。想象皇帝口出一声，群臣下跪，只听见不绝声的Yes、Yes，更觉得没有趣味。心情不好的表现是沉默，茶烟不沾，像生了大病。有一次，鲁迅丢了，妻子儿子到处找，急得满头大汗。后来五六岁的儿子找到了他，原来他心情不好喝了酒，醉卧凉台。儿子马上悄悄躺在他身边。妻子见到丈夫和孩子双双卧凉台，哭笑不得。
在动物中，鲁迅讨厌白蚁、蟑螂、苍蝇、蚊子和猫。白蚁啃木头，一路吃过去，而遗留下来的却只是一条排泄的粪。鲁迅由此联想到只顾自己便利和舒服的人。他们用各种学说和道理粉饰自己自私自利的言行，对社会只有损害而毫无贡献。蟑螂弄脏鲁迅最心爱的书。他认为读书人的书好比强盗的武器和美人的化妆品，是特别珍贵的。苍蝇在好的、美的、干净的东西上一律拉上一点蝇屎。蚊子更讨厌，吸人血之前要哼哼地发一通议论，说明人血应该给他充饥的理由。鲁迅最仇视的是猫。每年春天猫都要嚎叫，这是在谈恋爱。鲁迅认为谈恋爱是双方的事情，不必大事张扬。当时有些阔人家办喜事大发请帖，盛宴亲朋，鲁迅觉得这跟猫闹春颇为相似。
鲁迅当然也有他的七情六欲。他也有爱的神圣权利。但是他的婚姻生活很不顺利。1906年6月，他正准备在东京从事文学活动的时候，他家却以母亲生病为理由，骗他回国，跟一位叫朱安的女士结婚。原因是他们听到一种谣言，说鲁迅已经跟日本女人结了婚，还领着孩子在东京散步。这位朱安女士身材矮小，发育不全，没有文化，因此跟鲁迅没有共同语言。鲁迅被迫完婚，是屈从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孝道。他多次对友人说：“她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又说，“这是我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负有一种赡养的义务，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所以，鲁迅仅仅跟朱安维持着一种形式上的夫妻关系，实际上却过着古寺僧人般的独身生活。
1926年10月，一位广东籍的女性闯进了鲁迅的爱情生活，她叫许广平，是鲁迅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任教时的学生。在反对封建奴化教育的“女师大风潮”中，他们站在同一战线，逐渐由师生之情发展而为恋人之情。鲁迅开始感到自己“不配”爱，因为他跟许广平年龄相差18岁，又有一位形式上的妻子，因而觉得惭愧，唯恐辱没了对方。但许广平非常勇敢，非常主动，非常执着。他们之间的爱情在当时遭到一些人的非议，或者是出于嫉妒心的攻击。鲁迅感到这些人“貌作新思想者，骨子里却是暴君、酷吏、侦探、小人”。他毅然向守旧势力和流言蜚语发出了挑战：“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了他们的言行思想的内幕，便使我自信我决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么样的人了，我可以爱！”从觉得“不配爱”到感到“我可以爱”，这就是鲁迅在爱情生活中的心路历程。
1927年10月，鲁迅跟许广平在上海开始了他们的同居生活。1929年9月27日，48岁的鲁迅喜得贵子。许广平当时是难产，婴儿的胎心只有16跳，而且越来越弱。医生征询鲁迅的意见，问一旦发生意外，是留大人，还是留小孩。鲁迅不假思索地说，“留大人！”结果医生用产钳从母腹里夹出了胎儿，母子平安。婴儿诞生于上海，所以取名为“海婴”。鲁迅晚年得子，当然格外钟爱。有人因此嘲笑他。鲁迅写诗作答：“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于菟。”（《答客诮》）大意是没有感情未必是真正的英雄豪杰，怜爱孩子怎么就不是男子汉大丈夫呢？你知道吗，那在深山老林兴风狂啸的老虎，还时时回首关注着它身后的小老虎呢！可见，鲁迅在家庭生活中，不仅是一个好丈夫，而且是一个好父亲。
不过，鲁迅的魅力虽然跟他的人情味有关，但主要还是来自他的智慧和人格。
鲁迅智慧的结晶是他300多万汉字的创作和250万字左右的译文；如果再加上他辑录校勘的49种古籍，他的文化遗产总共有1000万汉字左右。在56年的短暂生涯里创造了如此巨大的精神财富，这不能不被视为奇迹。但是，鲁迅从来不认为他是什么天才。他的旧体诗《别诸弟》中有一句：“我有一言应记取，文章得失不由天。”他还说，我哪里是什么天才，我无非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在工作上罢了。他的休息方式叫脑、口、手轮流休息；写作时动脑、动手，口休息；谈话时用口、用脑，手休息。就在晚年病重的时候，他还对友人说：“与其不工作多活几年，倒不如赶快工作少活几年的好……”直到临终前一天他仍然在执笔。他好像春蚕在悄然无声地吐丝作茧，直至耗尽最后的一丝精力；又好像耕牛紧曳着犁杖，在田野上进行永不疲惫的耕耘。
在鲁迅的文化遗产中，其小说的思想深度和艺术造诣是举世公认的。鲁迅在作品中不仅关注中国人的现实生存境遇及其出路，而且进一步挖掘由生存困境而导致的种种复杂的精神现象。在广泛而深入地剖析中国国民性弱点的基础上，他塑造了阿Q这样一个以“精神胜利法”为特征的精神典型。如今，鲁迅笔下的阿Q跟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塞万提斯笔下的唐·吉诃德，冈察洛夫笔下的奥勃洛莫夫一起，进入了世界文学名著中典型人物的画廊。
除了创造出阿Q这样一个杰出的典型之外，鲁迅对世界文学的另一贡献是创造出了杂文这样一种新型的文体。鲁迅的杂文是一种文艺性的论文或短评。它一方面吸收了外来的随笔（essay）和小品（feuilleton）的特点，又跟中国古代散文（特别是魏晋文章）的民族血脉相连。杂文在鲁迅的创作中占有极大的比重，由于鲁迅把他那罕见的深刻思想，惊人的艺术天才，渊博的书本知识，丰富的人生体验，都凝聚在他的900多篇杂文当中，因而使他的杂文成为了中国思想史上的辉煌篇章，中国现代散文难以逾越的高峰，同时也是20世纪初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的百科全书。
鲁迅的杂文是战斗的，因为它具有鲜明的倾向性和强烈的论辩性，论争几乎贯穿了鲁迅杂文创作的始终；但鲁迅的杂文又是艺术的，因为它在议论时仍然采用了文学的表现方式，通过描写、叙述、比喻、象征等手法将议论直觉化、艺术化、意象化。比如，他把表面上毫无立场的人比喻为蝙蝠。在《伊索寓言》里，鸟与兽分别开会，蝙蝠到兽类的会场上去，因为它有翅膀，兽类不收；它又到鸟类的会场上去，因为它有四足，鸟类也不要。鲁迅又借用豪猪的故事来揭示上流社会人与人之间互相依存而又互相戒备的关系。豪猪身上有刺。冬天为了御寒，它们需要互相贴近，但身上的刺会扎痛对方，它们又需要保持必要的距离。为了说明对于杰出的历史人物不应求全责备的道理，他写了《战士与苍蝇》一文：“战士战死了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的确的，谁也没有发见过苍蝇们的缺点和创伤。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见《华盖集》）我想，有些出自不良动机，极力否认鲁迅杂文的文学性，进而贬低他的主要文学成就的人，也跟鲁迅笔下的苍蝇相似。虽然鲁迅的杂文原本不见于美国的文学概论或旧中国的大学讲义，然而它毕竟骄傲地进入了高尚的文学楼台，即使鲁迅的论敌也不敢抹杀和轻视。
比鲁迅的具体创作经验更吸引中国读者的是他的人格魅力。早在年轻时代，鲁迅就立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轩辕是传说中中华民族的始祖。鲁迅一生中走过的由科学救国、医学救国到文学救国的道路，履行了他要将鲜血和生命全部奉献给祖国、奉献给民族的誓言。鲁迅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他的爱是神圣的爱，他的憎也是神圣的憎。在有些文学家的心目中，作品是名利双收的支票，而在鲁迅看来，创作是一种使命，一种责任，而不是猎取名利的手段。比如，1931年3月，鲁迅结识了日本青年汉学家增田涉先生。当时增田涉想把鲁迅的学术专著《中国小说史略》翻译成日文，阅读时遇到很多障碍。从这年的4月中旬至7月17日，鲁迅几乎每天下午都花两三个小时为增田涉答疑。然后，再邀增田涉一起吃晚饭。增田涉归国后，遇到新的难点，又一一写信询问鲁迅，鲁迅也一一认真笔答。前些年出版的《鲁迅增田涉师弟答问集》，就留下了他们合作翻译的原始记录。1935年4月，增田涉写信告诉鲁迅，说《中国小说史略》的日文版已由赛棱社出版，他翻译的《鲁迅选集》也被列为《岩波文库》之一由岩波书店发行。增田涉建议把《中国小说史略》作为他跟鲁迅的合译共同署名，同时待《鲁迅选集》日文版出版后再赠送鲁迅一些礼物。同年4月3日，鲁迅给增田涉回信，诚恳而幽默地表示：“《小说史略》有出版的机会，总算令人满意。对你的尽力，极为感谢。‘合译’没有意思，还是单用你的名字好。……再：如得到《选集》版税，请勿给我送任何东西，否则，东西一多，搬家不大方便。”透过这封信的字里行间，增田涉看到了一颗比黄金更贵重的博大的爱心。
丰富的人情味，卓越的文学成就，深刻的人生智慧，对祖国、对人类的滚烫的爱心，这些都成为了鲁迅吸引和感召读者的魅力。这种魅力是持久的、永恒的。记得鲁迅说过这种意思的话：人的躯体和精神是相反的。前者距离越远变得越小，而后者距离越远就会越显高大。在历史的进程中，我们都会清晰地看到鲁迅的精神背影。它在昭示我们：人应该怎样生，路应该怎样行！
我比较系统地接触鲁迅，是受到一件事情的刺激。那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正在北京一所中学执教，当时刚从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算得上科班出身，自视甚高。同事中有一位老教师，听说我喜爱鲁迅著作，便不耻下问：“陈老师，‘鲁迅’这个笔名是什么含义？”我听后不禁发蒙，只知道鲁迅的母亲姓鲁，而不能对这个问题做出全面解答，顿时脸涨得像块红布。后来翻阅鲁迅挚友许寿裳的回忆录，才找到了完整答案。原来1918年许寿裳在南昌江西省教育厅任职时，读到《新青年》上发表的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觉得很像留日时期学友周豫才的手笔，而署名却是姓鲁，于是去信询问，印证了这是同一人的作品。1919年底，两人见面，鲁迅才详细告诉老朋友：“因为《新青年》编辑者不愿意有别号一般的署名，我从前用过‘迅行’的别号是你知道的，所以临时命名如此。理由是：（一）母亲姓鲁，（二）周鲁是同姓之国，（三）取愚鲁而迅速之意。”（《亡友鲁迅印象记·笔名鲁迅》）这就是对“鲁迅”这个笔名最权威的解释。通过这件事，我进一步懂得了“生有涯，知无涯”这句古训，从此更加努力研读鲁迅作品和相关论著。
许寿裳的上述解释之所以可信，因为是得自鲁迅本人的解释，而不是凭空猜度。据粗略统计，鲁迅一生用过140多个笔名，其目的是为了防避旧社会的迫害，以及尽量避免招惹无聊的麻烦。当然，取笔名也应讲究技巧。1925年4月30日，许广平写信给鲁迅，说她取了两个笔名，一个叫“小鬼”，另一个叫“西瓜皮”，都很新颖滑稽，使她难于取舍，觉得“鱼与熊掌，不可得兼”。同年5月3日，鲁迅在复信中提出异议：“那两个‘鱼与熊掌’，虽并为足下所喜，但我以为用于论文，却不相宜，因为以真名招一种无聊的麻烦，固然不值得，但若假名太近于滑稽，则足以减少论文的重量，所以也不很好。”鲁迅本人的笔名，大多做到了斗争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含义隽永，可以与正文交相辉映。比如“戛剑生”，就充分表达了青年鲁迅拔剑而起的战斗激情。又如“巴人”，取“下里巴人”之意，目的是切合刊登《阿Q正传》的《晨报副刊》“开心话”栏目。“宴之敖者”是为了记载他被周作人的日本老婆排挤出家门的一段屈辱经历：“宴从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1948年10月19日，为了纪念鲁迅逝世12周年，许广平在《申报·自由谈》发表了《略谈鲁迅先生的笔名》一文，后收入《欣慰的纪念》一书，为鲁迅笔名提供了更为广泛的解释，极具参考价值。
不但鲁迅本人有很多笔名，鲁迅的书信、日记和作品也有不少隐语、化名，如不能破译，必将给阅读带来障碍。如鲁迅1919年4月19日致周作人信中提到的“爬翁”，即催促鲁迅为《新青年》写稿的同门学友钱玄同。他跟周氏兄弟在东京同为章太炎门下弟子。章太炎盘膝在“榻榻米”上授课，钱玄同常在席上爬来爬去，请老师排惑解疑，故绰号叫“爬来爬去”。“爬翁”的来历即源于此。1919年1月16日鲁迅致许寿裳信中提到，他在北洋政府教育部的上司夏曾佑喜好造谣，对“莱比锡”亦往往如此。此处的“莱比锡”暗指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因为蔡曾两次赴德国留学，在莱比锡生活了4年，故鲁迅用这个城市的名字指代他。又如鲁迅1927年7月28日致章廷谦信中谈到，浙江不能容纳人才，“便是茭白之流，也不会久的，将一批一批地挤出去”。这里的“茭白”显然不是蔬菜名，而是指曾于当年5月出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的蒋梦麟。因为“菰”一名“蒋”，俗称“茭白”，故鲁迅用“茭白”暗指蒋梦麟。
运用猜字谜法破译笔名、代称、隐语的含义，有成功的先例，也有弄巧成拙的教训。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杨天石曾赴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查阅胡汉民往来函电，发现其中很多地方提及“门”“阿门”“门神”“蒋门神”。他根据《水浒》中“武松醉打蒋门神”的典故，破译出“门”“阿门”“门神”“蒋门神”均指代蒋介石，从而挖掘出“九一八”事变后胡汉民秘密组织“新国民党”，谋划推翻蒋介石政权的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不过妄测曲解的事例也很多。最近有一位叫朱洪的作者，在《百年潮》第8期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陈延年与鲁迅在广州的两次见面》。陈延年是陈独秀之子，大革命时期曾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如果能提供实证，证明鲁迅跟他确有两次会见，那不仅对鲁迅研究，而且对研究党史都极具价值。遗憾的是，作者的论据仅仅是1927年3月25日和31日鲁迅的日记中两次出现过一个人名：陈安仁。这位学者用破字谜的方法考证说，陈延年是安徽安庆人，跟“陈安仁”的“安”字相吻合；陈独秀跟鲁迅同辈，陈延年是鲁迅的老仁侄，跟“陈安仁”的“仁”字相吻合，所以陈安仁等于陈延年。其实陈安仁跟陈延年两不搭界。他是广东东莞人，当年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审委员，1889年出生，1964年去世。其生平简历见诸《广东近现代人物词典》。这使人联想起若干年前香港有一位教授，用同样的方法破解“鲁迅”这个笔名，说“鲁迅”的“鲁”是鲁迅之母鲁瑞的姓，反映了鲁迅的孝道；“迅”跟周作人的日本老婆羽太信子中的“信”字谐音，影射了鲁迅的暗恋对象。所以“鲁迅”这两个字组合起来，表现了鲁迅内心孝道与恋爱的矛盾。这种对“鲁迅”笔名的破译，纯属主观臆断，不值一驳。这就表明，在考证历史人物的过程中，破译笔名、隐语、代称的“猜名术”并不是绝对不能采用，但需要进一步提供实证。如果没有其他确凿的史料作为佐证，单纯把猜字谜的推测当成真实的历史，那绝不是一个严谨学者应取的态度。
——鲁迅最早接触过哪些域外小说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鲁迅以他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短篇小说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坦言，他之所以能以这些小说为中国的新文学奠基，“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那么，在《狂人日记》问世之前，鲁迅究竟看过哪“百来篇外国作品”呢？长期以来，我们只知道鲁迅关注过哪些外国作家，而无法确指这些作品的具体篇名。由于鲁迅作品从未对此进行具体陈述，这个问题很可能成为一个永远也解不开的疑团。
值得庆幸的是，在鲁迅遗物中，有一本鲁迅留日时期的剪报合订本——《小说译丛》，其中收录了日本人翻译的十篇俄国文学作品：
普希金：
《彼得大帝的黑人》，昇曙梦译，载《新小说》第2卷，1907年2月发行。
果戈理：
《狂人日记》，二叶亭四迷译，连载于《趣味》第2卷第3号至第5号，1907年3、4、5月发行。
《昔人》，二叶亭四迷译，载《早稻田文学》五月之卷，1906年5月发行。
《外套》，西本翠阴译，载《文艺俱乐部》第15卷第8号，1909年6月发行。
莱蒙托夫：
《宿命论者》，栗林枯村译，载《新古文林》第1卷第10号，1905年12月发行。
《东方物语》，嵯峨之家主人译，载《文艺俱乐部》第11卷第13号，1905年10月发行。
屠格涅夫：
《妖妇传》，嵯峨之山人译，载《新小说》第2卷，1903年3月发行。
《水车小屋》，嵯峨之山人译，载《新小说》第9卷，1903年9月发行。
《草场》，昇曙梦译，载《新小说》第10卷，1904年10月发行。
《森林》，长光迂人译，载《新古文林》第1卷第7号，1905年10月发行。
这个剪报本无疑为研究鲁迅的文学取向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但要了解上述十篇作品的原貌则非易事。这不仅仅因为中国读者阅读时存在文字障碍，更主要的是因为当时在日本翻译外国作品并非采取严格的直译，而是任意增删，擅改篇名、人名，就跟随心所欲的“林纾翻译模式”相近，更何况译文本身还常有错误。比如，剪报册中有一篇《妖妇传》，人物都改换了日本名字（如把主人公叶尔古诺夫改名为久山加太郎），在屠格涅夫的全集中根本找不到一个可以对应的篇名。后来用日译本反复对照俄文原著，才知道这是屠格涅夫创作的《叶尔古诺夫中尉的故事》，最初发表于1868年《俄国通报》第1期。剪报中的《东方物语》和《森林》，开始也搞不清究竟是哪一篇作品。在东北师大孟庆枢教授（他是日本文学和俄国文学研究专家）的帮助下，我们才知道《东方物语》通译为《歌手阿希克·凯里布》，原是土耳其的一个童话故事，后流传到高加索一带，故日文译者将篇名改为《东方物语》，即东方故事。莱蒙托夫在流放过程中将这个童话加以整理，首发于1846年出版的文学刊物《昨天与今天》第1期。《森林》通译为《波列西耶之行》，是屠格涅夫1857年2月26日完成的一篇作品，首刊于同年《读书文库》第10期。“波列西耶”，在俄文中意思是“森林连绵的低地”，故日文译者将篇名改为《森林》。这样，前后经过了十余年的努力，今天我们终于可以将前面十篇作品的通译篇名介绍如下：
普希金： 《彼得大帝的黑人教子》
果戈理： 《狂人日记》
《旧式地主》
《外套》
莱蒙托夫： 《宿命论者》（《当代英雄》中的一章）
《歌手阿希克·凯里布》
屠格涅夫： 《叶尔古诺夫中尉的故事》
《叶尔莫莱的磨坊主妇》
《白净草原》
《波列西耶之行》
以上作品，鲁迅在留日时期不仅阅读过，而且准备翻译其中的两篇。在《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卷末的预告中，就有俄国都介纳夫的《毕旬大野》（即屠格涅夫的《白净草原》）。该书《新译预告》中，又有俄国来尔孟多夫的《并世英雄传》（即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估计是因为鲁迅与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销路不佳，这一翻译计划终于搁浅。
鲁迅留日时期接触的外国小说当然绝不止于以上十篇。进入鲁迅视野的上述五种日本文学杂志，就翻译了大量的欧美小说。鲁迅正是通过日本的翻译桥走进了世界文学的辉煌殿堂。1903年至1909年，在日本春阳堂发行的《新小说》月刊上，刊登了契诃夫、托尔斯泰、梅特林克、莫里哀、显克维支、高尔基、霍普特曼、安特莱夫、迦尔洵、王尔德等著名作家的作品。在1906至1909年日本彩云阁发行的《趣味》月刊上，刊登了莫泊桑等人的作品。在1906年至1909年早稻田文学社发行的《早稻文学》月刊上，刊登了爱伦·波等人的作品。在1905年至1907年近事画报社发行的《新古文林》月刊上，发表了赫尔岑、雨果、莫泊桑、狄更斯、霍桑、梅特林克、邓南遮等人的作品。在1903年至1909年日本博文馆发行的《文艺俱乐部》月刊上，刊登了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柯南道尔等人的作品。从日本明治时期出版的上述五种杂志来看，日本当时输入的文学作品内容虽然广泛，但其关注的中心是俄罗斯文学，这跟鲁迅当年进行翻译活动的取向是十分接近的。
对于所受俄罗斯文学的影响，鲁迅多次作过明确的表述。他说：“俄国文学，从尼古拉斯二世时候以来，就是‘为人生’的，无论它的主意是在探究，或在解决，或者堕入神秘，沦于颓唐，而其主流还是一个：为人生。”（《南腔北调集〈竖琴〉前记》又说，早在青年时代，他“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还和四十年的作品一同烧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我们岂不知道那时的大俄罗斯帝国也正在侵略中国，然而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南腔北调集·祝中俄文字之交》，1933年初，鲁迅应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之约编选了一本《短篇小说选集》，准备译为英文，他在这本书的《自序》上说：“后来我看到一些外国的小说，尤其是俄国、波兰和巴尔干诸小国的，才明白了世界上也有这许多和我们的劳苦大众同一运命的人，而有些作家正在为此而呼号，而战斗。而历来所见的农村之类的景况，也更加分明地再现于我的眼前。偶然得到一个可写文章的机会，我便将所谓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陆续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出来了。”（《集外集拾遗·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鲁迅从内心发出的这种至诚之声充分表明，他早期文学活动的宗旨是为了“传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声，激发国人对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而不是从什么艺术之宫里伸出手来，去采摘海外的奇花异草。鲁迅本人以上的表述，显示了他立场的坚定性和观点的一贯性。这对于当今那种曲解鲁迅精神，把鲁迅描绘成只重视“个体尊严”“个体生命”而漠视民族尊严和大众命运的观点，无疑是一种有力的反驳和矫正。
1907年，鲁迅在文言论文《摩罗诗力说》中指出，在19世纪初叶，俄罗斯的文学开始革新，重要的作家有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果戈理。鲁迅十分爱读果戈理的作品。他多次赞美这位俄罗斯写实派开山祖师的文才，尤其欣赏果戈理直面社会人生黑暗的精神，悲喜交融、千锤百炼的讽刺艺术，以及能从平常人、平常事乃至无事中揭示出悲剧的卓越手法。鲁迅感到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也可以遇见和果戈理作品中的官吏、绅士、医生、闲人相类似的人物。鲁迅毫不讳言他1918年创作的《狂人日记》跟果戈理1834年创作的《狂人日记》之间的师承关系，但又如实地说明他的《狂人日记》要比果戈理的同名作品忧愤深广。对于普希金和莱蒙托夫，鲁迅既有赞美也有批评。他指出俄国自有普希金以来文学才获得了独立的位置，但普希金的《给俄罗斯的诽谤者》和《波罗金诺的纪念日》两诗却为沙皇的侵略战争辩护，这种“爱国”只不过是一种“兽爱”。鲁迅认为莱蒙托夫的作品想象丰富，充满反抗精神，但内容也有颓废的一面。
在这本剪报集中，数量最多的是屠格涅夫的作品。鲁迅在日后的创作生涯中，还购置了包括这位作家全集在内的多文种译本。留日时期，鲁迅和周作人不仅准备翻译屠格涅夫的《白净草原》《犹太人》《莓泉》，而且特别重视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这部小说中的主人公巴札洛夫有锐气，肯战斗，憎恶伪善，反叛传统，向往意志自由，这些特质都跟鲁迅青年时期的精神追求相一致。鲁迅还借鉴了屠格涅夫的写作技巧。已有研究者指出，鲁迅《社戏》中孩子们看戏归来偷吃罗汉豆的描写，跟屠格涅夫《白净草原》中的少年煮食马铃薯的场面十分相似。鲁迅《野草》中的一些篇什，也留下了屠格涅夫散文诗（如《门槛》《工人与白手的人》《基督》）的精神和艺术的斑驳投影。
作为鲁迅早期接受外国短篇小说影响的物证，除了前文介绍的《小说译丛》之外，还有鲁迅跟周作人共同翻译并公开出版的《域外小说集》。这部多国多人的小说合集中，收录了周作人翻译的12篇小说，鲁迅翻译的3篇小说——安特莱夫的小说《谩》（通译为《谎言》）和《默》（通译为《沉默》），以及迦尔洵的《四日》（通译为《四天》）。鲁迅当时认为，在中国人的人生中，最缺乏的是“诚”与“爱”。所谓“诚”，即活得真实，言与行、表与里、灵与肉和谐一致。所谓“爱”，主要表现为反对强权者对弱势者的摧残，上等人对受苦人的凉薄。迦尔洵的《四日》通过俄土战争中一位俄国伤兵的自述昭显战争的残酷，呼唤相互救助的人道主义精神。而安特莱夫的《谩》和《默》则揭示了上流社会的虚伪、欺诈，期盼人与人之间真诚相待，拆除使心灵产生隔膜的精神障壁。翻译这三篇域外小说，正是鲁迅用文艺改造国民性的初步尝试和具体实践。据周作人回忆，鲁迅青年时期最喜欢的俄国作家是安特莱夫；鲁迅本人也对友人冯雪峰说，在俄国作家中，安特莱夫对他的影响超过了托尔斯泰和高尔基。鲁迅承认，《药》的结尾部分留着安特莱夫式的阴冷。鲁迅的散文诗《复仇（其二）》，跟安特莱夫的《齿痛》也构思相近。至于使“象征印象主义与写实主义相调和”，更是鲁迅跟安特莱夫共同采用的创作手法。《域外小说集》中还收录了周作人翻译的王尔德、爱伦·波、莫泊桑、安徒生、契诃夫、梭罗古勃、显克微支等人的作品，这些都是他跟鲁迅共同商定之后才着手翻译的，译文又经过鲁迅的加工润饰，所以理所当然地也可视为鲁迅早期接触的外国小说。
最后，想简略介绍一下这个剪报册的发现经过。“文革”初期，红卫兵走向社会大破“四旧”，很多珍贵文物遭到了毁损和浩劫。1966年9月14日，钱玄同先生的长子钱秉雄给鲁迅博物馆打来电话，说钱玄同遗物中有大量“五四”时期的报刊，还有不少同时代人的信函手稿，如果需要请赶快搬走。鲁迅博物馆十多名工作人员闻讯，即刻赶到了存放这批资料的“岳家老铺”。这家老铺位于前门大栅栏，有一座四合院格局的两层楼房，楼上楼下存有钱玄同的大量遗物。鲁博的工作人员先后三次，从中搬出了十几个书箱。正是在这批资料中，发现了鲁迅致钱玄同的书信，钱玄同本人的日记，还有鲁迅留日时期的两个日式装订的剪报册。除本文介绍的《小说译丛》之外，还有另一个剪报册，保存了鲁迅本人的文言论文和译作，以及章太炎、刘师培、陶成章、黄侃、汤增璧等12位作者的诗文共60篇，大多刊登在《河南》《浙江潮》《民报》《天义报》等报刊。这两个剪报册都有鲁迅手书的目录，可以确认是鲁迅寄放在钱玄同处的遗物。它们逃脱了“文革”中的劫难保存至今，成为了研究鲁迅思想发展和文学创作的第一手宝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