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魅力

日本朋友要我找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对鲁迅作一些通俗的介绍。大家知道，在中国现代，鲁迅是首屈一指的作家。他的作品又被世界各国译成了四五十种不同的文字；仅仅在日本，就出版了不同版本的鲁迅选集和全集。我记得早在1909年，日本的《日本和日本人》杂志就介绍了鲁迅和他弟弟周作人共同从事的翻译活动。20年代初，日本樱美林大学的老校长清水安三先生就指出：“鲁迅是当代小说家里的第一号人物。”此后由于他的小说《故乡》被选进了日本的教材，鲁迅的名字在日本几乎家喻户晓。可是，鲁迅又是一位世界级的作家。他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人类。要介绍他，不论从什么角度切入，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更何况我现在“人在旅途”，手边连一本鲁迅的书都没有，只能从我的记忆里挖掘一些材料，向大家谈谈我心目中的鲁迅。

长期以来，不少人对鲁迅有一些误解，认为他横眉怒目，尖酸刻薄，特别喜欢骂人，总之是一个冷酷的人。加上鲁迅在中国一度被“神化”——实际上是被政治化，即用他的某些言论为当时的政策服务，这就更使不少人（特别是年轻人）对鲁迅产生了隔膜。中国有句俗话，叫“厌恶和尚，恨及袈裟”。意思是，讨厌和尚，连和尚穿的衣服也感到厌恶。于是，真实的鲁迅就出现了变形。

那么，实际生活中的鲁迅是什么样子呢？根据鲁迅本人的作品和同时代人的回忆，我试作一点简单描绘。

有人把鲁迅说成是酒鬼。有一张漫画，画面上的鲁迅躲在大酒缸后面，露出阴阳脸，醉眼蒙眬看人生。鲁迅辩解说：“其实我并不很喝酒，饮酒之害，我是深知道的。现在也还是不喝的时候多，只要没有人劝喝。”不过鲁迅偶尔也有喝醉的时候。比如1925年端午节，他跟房东小姐俞芬、俞芳姐妹和学生许广平同饮，一人喝了六杯酒和五碗葡萄酒，不能自制，按了许广平的头，打了俞芬一拳，吓得三位小姐直跑，逃到鲁迅西三条寓所附近的白塔寺逛庙会去了。

又有人讽刺鲁迅满口黄牙——因为抽烟太多。这倒比较接近事实。鲁迅吸烟的方式是“连珠炮式”，即一支接一支，几乎用不着火柴，而且吸的大多是劣质的。他习惯夜间工作。凌晨一看，取暖用的炭盆里插满了香烟头，像是一个大马蜂窝。这当然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他在给恋人许广平的信中说：“今天我发现我的手指有点抖，这是吸烟太多了之故，近来我吸到每天三十支了……我于这一点不知何以自制力竟这么薄弱，总是戒不掉。”（《两地书·九十九》）

鲁迅的生活十分简朴，相当平民化。他爱吃农民的食物，如蛋炒饭（用柴火炒）、“蟹壳黄”（一种表皮烤得焦黄的烧饼），爱吃辣椒——因为18岁到南京求学时，冬天用吃辣椒的方式取暖，后来养成了习惯。他很少吃鱼，因为吃鱼要挑刺，耽误时间。改善生活时，就吃一点火腿。

鲁迅卧室的陈设简单。在北京西三条胡同寓所里，有一间大约不到两坪的小房，就是他的卧室兼工作室，又兼作他跟好朋友晤谈的地方。有人问他为什么用窄窄的木板当床，他说：“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会为生活所累。”也就是“玩物丧志”的意思。他的穿着极不讲究。小时候偶尔穿新衣裳，家长都要千叮咛万嘱咐，要他不要弄脏。这样一来，穿衣便成了一种负担，不像穿旧衣服那样随意，吃完饭，袖子就可以当餐巾用。年老多病时，穿厚棉袍不堪负重，妻子就给他做了一件又轻又保暖的丝绵长袍。鲁迅舍不得穿，死后成了他的尸衣。鲁迅喜欢散步。走路的姿态一往无前，很少左顾右盼，更不回头观看。这种姿态非常性格化。晚年在上海，生活状况有所改善，偶尔乘出租汽车兜风是少有的奢侈。

作为一个普通人，鲁迅当然有他的喜怒哀乐。他认为做人的趣味在于和许多朋友有趣地谈天，热烈地讨论。小时候曾幻想当皇帝。后来到北京，看到宫殿建筑刻板的格式，觉得单调无聊。想象皇帝口出一声，群臣下跪，只听见不绝声的Yes、Yes，更觉得没有趣味。心情不好的表现是沉默，茶烟不沾，像生了大病。有一次，鲁迅丢了，妻子儿子到处找，急得满头大汗。后来五六岁的儿子找到了他，原来他心情不好喝了酒，醉卧凉台。儿子马上悄悄躺在他身边。妻子见到丈夫和孩子双双卧凉台，哭笑不得。

在动物中，鲁迅讨厌白蚁、蟑螂、苍蝇、蚊子和猫。白蚁啃木头，一路吃过去，而遗留下来的却只是一条排泄的粪。鲁迅由此联想到只顾自己便利和舒服的人。他们用各种学说和道理粉饰自己自私自利的言行，对社会只有损害而毫无贡献。蟑螂弄脏鲁迅最心爱的书。他认为读书人的书好比强盗的武器和美人的化妆品，是特别珍贵的。苍蝇在好的、美的、干净的东西上一律拉上一点蝇屎。蚊子更讨厌，吸人血之前要哼哼地发一通议论，说明人血应该给他充饥的理由。鲁迅最仇视的是猫。每年春天猫都要嚎叫，这是在谈恋爱。鲁迅认为谈恋爱是双方的事情，不必大事张扬。当时有些阔人家办喜事大发请帖，盛宴亲朋，鲁迅觉得这跟猫闹春颇为相似。

鲁迅当然也有他的七情六欲。他也有爱的神圣权利。但是他的婚姻生活很不顺利。1906年6月，他正准备在东京从事文学活动的时候，他家却以母亲生病为理由，骗他回国，跟一位叫朱安的女士结婚。原因是他们听到一种谣言，说鲁迅已经跟日本女人结了婚，还领着孩子在东京散步。这位朱安女士身材矮小，发育不全，没有文化，因此跟鲁迅没有共同语言。鲁迅被迫完婚，是屈从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孝道。他多次对友人说：“她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又说，“这是我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负有一种赡养的义务，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所以，鲁迅仅仅跟朱安维持着一种形式上的夫妻关系，实际上却过着古寺僧人般的独身生活。

1926年10月，一位广东籍的女性闯进了鲁迅的爱情生活，她叫许广平，是鲁迅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任教时的学生。在反对封建奴化教育的“女师大风潮”中，他们站在同一战线，逐渐由师生之情发展而为恋人之情。鲁迅开始感到自己“不配”爱，因为他跟许广平年龄相差18岁，又有一位形式上的妻子，因而觉得惭愧，唯恐辱没了对方。但许广平非常勇敢，非常主动，非常执着。他们之间的爱情在当时遭到一些人的非议，或者是出于嫉妒心的攻击。鲁迅感到这些人“貌作新思想者，骨子里却是暴君、酷吏、侦探、小人”。他毅然向守旧势力和流言蜚语发出了挑战：“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了他们的言行思想的内幕，便使我自信我决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么样的人了，我可以爱！”从觉得“不配爱”到感到“我可以爱”，这就是鲁迅在爱情生活中的心路历程。

1927年10月，鲁迅跟许广平在上海开始了他们的同居生活。1929年9月27日，48岁的鲁迅喜得贵子。许广平当时是难产，婴儿的胎心只有16跳，而且越来越弱。医生征询鲁迅的意见，问一旦发生意外，是留大人，还是留小孩。鲁迅不假思索地说，“留大人！”结果医生用产钳从母腹里夹出了胎儿，母子平安。婴儿诞生于上海，所以取名为“海婴”。鲁迅晚年得子，当然格外钟爱。有人因此嘲笑他。鲁迅写诗作答：“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于菟。”（《答客诮》）大意是没有感情未必是真正的英雄豪杰，怜爱孩子怎么就不是男子汉大丈夫呢？你知道吗，那在深山老林兴风狂啸的老虎，还时时回首关注着它身后的小老虎呢！可见，鲁迅在家庭生活中，不仅是一个好丈夫，而且是一个好父亲。

不过，鲁迅的魅力虽然跟他的人情味有关，但主要还是来自他的智慧和人格。

鲁迅智慧的结晶是他300多万汉字的创作和250万字左右的译文；如果再加上他辑录校勘的49种古籍，他的文化遗产总共有1000万汉字左右。在56年的短暂生涯里创造了如此巨大的精神财富，这不能不被视为奇迹。但是，鲁迅从来不认为他是什么天才。他的旧体诗《别诸弟》中有一句：“我有一言应记取，文章得失不由天。”他还说，我哪里是什么天才，我无非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在工作上罢了。他的休息方式叫脑、口、手轮流休息；写作时动脑、动手，口休息；谈话时用口、用脑，手休息。就在晚年病重的时候，他还对友人说：“与其不工作多活几年，倒不如赶快工作少活几年的好……”直到临终前一天他仍然在执笔。他好像春蚕在悄然无声地吐丝作茧，直至耗尽最后的一丝精力；又好像耕牛紧曳着犁杖，在田野上进行永不疲惫的耕耘。

在鲁迅的文化遗产中，其小说的思想深度和艺术造诣是举世公认的。鲁迅在作品中不仅关注中国人的现实生存境遇及其出路，而且进一步挖掘由生存困境而导致的种种复杂的精神现象。在广泛而深入地剖析中国国民性弱点的基础上，他塑造了阿Q这样一个以“精神胜利法”为特征的精神典型。如今，鲁迅笔下的阿Q跟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塞万提斯笔下的唐·吉诃德，冈察洛夫笔下的奥勃洛莫夫一起，进入了世界文学名著中典型人物的画廊。

除了创造出阿Q这样一个杰出的典型之外，鲁迅对世界文学的另一贡献是创造出了杂文这样一种新型的文体。鲁迅的杂文是一种文艺性的论文或短评。它一方面吸收了外来的随笔（essay）和小品（feuilleton）的特点，又跟中国古代散文（特别是魏晋文章）的民族血脉相连。杂文在鲁迅的创作中占有极大的比重，由于鲁迅把他那罕见的深刻思想，惊人的艺术天才，渊博的书本知识，丰富的人生体验，都凝聚在他的900多篇杂文当中，因而使他的杂文成为了中国思想史上的辉煌篇章，中国现代散文难以逾越的高峰，同时也是20世纪初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的百科全书。

鲁迅的杂文是战斗的，因为它具有鲜明的倾向性和强烈的论辩性，论争几乎贯穿了鲁迅杂文创作的始终；但鲁迅的杂文又是艺术的，因为它在议论时仍然采用了文学的表现方式，通过描写、叙述、比喻、象征等手法将议论直觉化、艺术化、意象化。比如，他把表面上毫无立场的人比喻为蝙蝠。在《伊索寓言》里，鸟与兽分别开会，蝙蝠到兽类的会场上去，因为它有翅膀，兽类不收；它又到鸟类的会场上去，因为它有四足，鸟类也不要。鲁迅又借用豪猪的故事来揭示上流社会人与人之间互相依存而又互相戒备的关系。豪猪身上有刺。冬天为了御寒，它们需要互相贴近，但身上的刺会扎痛对方，它们又需要保持必要的距离。为了说明对于杰出的历史人物不应求全责备的道理，他写了《战士与苍蝇》一文：“战士战死了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的确的，谁也没有发见过苍蝇们的缺点和创伤。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见《华盖集》）我想，有些出自不良动机，极力否认鲁迅杂文的文学性，进而贬低他的主要文学成就的人，也跟鲁迅笔下的苍蝇相似。虽然鲁迅的杂文原本不见于美国的文学概论或旧中国的大学讲义，然而它毕竟骄傲地进入了高尚的文学楼台，即使鲁迅的论敌也不敢抹杀和轻视。

比鲁迅的具体创作经验更吸引中国读者的是他的人格魅力。早在年轻时代，鲁迅就立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轩辕是传说中中华民族的始祖。鲁迅一生中走过的由科学救国、医学救国到文学救国的道路，履行了他要将鲜血和生命全部奉献给祖国、奉献给民族的誓言。鲁迅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他的爱是神圣的爱，他的憎也是神圣的憎。在有些文学家的心目中，作品是名利双收的支票，而在鲁迅看来，创作是一种使命，一种责任，而不是猎取名利的手段。比如，1931年3月，鲁迅结识了日本青年汉学家增田涉先生。当时增田涉想把鲁迅的学术专著《中国小说史略》翻译成日文，阅读时遇到很多障碍。从这年的4月中旬至7月17日，鲁迅几乎每天下午都花两三个小时为增田涉答疑。然后，再邀增田涉一起吃晚饭。增田涉归国后，遇到新的难点，又一一写信询问鲁迅，鲁迅也一一认真笔答。前些年出版的《鲁迅增田涉师弟答问集》，就留下了他们合作翻译的原始记录。1935年4月，增田涉写信告诉鲁迅，说《中国小说史略》的日文版已由赛棱社出版，他翻译的《鲁迅选集》也被列为《岩波文库》之一由岩波书店发行。增田涉建议把《中国小说史略》作为他跟鲁迅的合译共同署名，同时待《鲁迅选集》日文版出版后再赠送鲁迅一些礼物。同年4月3日，鲁迅给增田涉回信，诚恳而幽默地表示：“《小说史略》有出版的机会，总算令人满意。对你的尽力，极为感谢。‘合译’没有意思，还是单用你的名字好。……再：如得到《选集》版税，请勿给我送任何东西，否则，东西一多，搬家不大方便。”透过这封信的字里行间，增田涉看到了一颗比黄金更贵重的博大的爱心。

丰富的人情味，卓越的文学成就，深刻的人生智慧，对祖国、对人类的滚烫的爱心，这些都成为了鲁迅吸引和感召读者的魅力。这种魅力是持久的、永恒的。记得鲁迅说过这种意思的话：人的躯体和精神是相反的。前者距离越远变得越小，而后者距离越远就会越显高大。在历史的进程中，我们都会清晰地看到鲁迅的精神背影。它在昭示我们：人应该怎样生，路应该怎样行！ cbs9wLJPEue5j/yD9ITTsDemT9U2/HupvmM5d2Xx0G+Tg2RBEF4E/DwKSPcWw7U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