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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接受简单明了的观念
我在《民族心理学》中已经指出，若干个基本观念的产物酝酿着每一种文明，这些屈指可数的观念很少被革新，由于它们在群体心中早已根深蒂固，所以改变是件无比奢侈的事。毕竟尚已落实的观念，它的力量好比金城汤池般坚不可摧，众所周知，历史上所有的动荡也都是这些基本观念的改变所致。
我只想简单探讨群体接受观念和他们领会相关观念的表现方式。群体能够接受的观念有两类，第一类是时髦观念，这类观念依附一时的环境，更多是昙花一现，能发挥持久影响力的寥寥无几，譬如那些让人或相关理论为之痴迷的观念。另一类是基本观念，它们受环境、遗传规律和公众意见的影响，这种观念具有很强的稳定性，譬如过去的宗教信仰与今天的政治观念、社会主流价值观等，这些都属于基本观念。但如今，那些曾经被我们的前辈视为人生支柱的伟大观念，正逐渐地丧失稳定性，它们随时都有轰然坍塌的风险，这也会严重动摇以此为基础而建立的制度，可以说任何的风吹草动，都可能导致变革成为大革命。
然而无论是哪一种观念，当它表现得不容置疑且简单明了的时候，就必然能产生有效的影响。由于群体是用形象来思考的一个大众集体，他们的感情夸张而极端，如果期待某种观念成功地对群体产生有效的影响，那么这种观念就必须披上形象化的外衣，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说服群体去接受。下面的案例，便可说明群体是多么容易受骗。
在18世纪的英国南海股票风潮中，一位诈骗者颁布了一份募股说明书说：“本人有一个项目，需要筹集50万英镑的运作资金，一共分为5000股，每股面值100英镑，定金2英镑，认购者只需要支付定金，每股每年能得到100英镑的股息。”第二天上午9点，当他来到康恩希尔街打开办公室的房门时，人群蜂拥而入，他多次都险些被这些疯狂的人群挤倒。下午三点多的时候，他已经卖出了1000股，大赚一笔的他当晚就逃之夭夭了。
另一个成功的骗局，它以“环球许可证”进行诈骗。其实它们也只不过是刻着“帆布许可证”字眼的一些扑克牌状的纸片，同时还贴着“环球饭店”的标志。诈骗者扬言，持证人可以在将来的某个时间里，随意认购一家新建的帆布厂的股票，这种许可证在交易市场上的售价高达60个金币。
这样的骗局实在让人眼花缭乱，它们简单得能令人咋舌，但是效果却好得令人难以置信。毫无疑问，这种盲目的轻信是建立在群体的简单观念中。尽管类似的骗局都逐个被揭穿，但民众始终没有停止受骗的倾向，无论何时，受骗者都必将大有人在。
这些形象化的观念，它们之间既不具备任何相似性，也不具备逻辑上的连续性，但是它们却彼此感染，还可以相互取代，正如操作者从幻灯机中持续性取出一张又一张的幻灯片一样。
这也是在群体中同时流行相互矛盾观念的源头。时机的不同，使得不同观念的群体在尚未得到理解的情况下，它们可以干出大相径庭的事情。由于群体完全缺乏审慎的思考能力，进而他们会完全忽视这些矛盾。这并非是群体特有的现象。许多独立的个人，包括相关智力接近于原始人的所有人，如野蛮人、狂热宗教分子，他们也都同样缺乏审慎的思考能力，部分西方观念附着于他们刻板的传统观念或社会观念之上。他们的观念会因场合而异，言谈举止也会相应地随之改变，这会促使个人表现得非常矛盾。不过，这些矛盾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因为只有世代相传的观念才能对孤立的个人产生足够的影响，进而变成他的行为动机。同理，也只有当一个人与异族恋人结婚后，处在不同的传统倾向中时，他才会真正地表现出与周围截然对立的行为。
在心理学中，这些现象十分重要，但我们仅仅纠缠于此毫无益处。要想充分地认识它们，你至少要花上10年的时间去环游各处，实地进行全面的观察。
大家认为，群体只会接受简单明了的观念，但事实上并非所有的观念都简单明了。多数观念都必须经过彻底改头换面，变得通俗易懂之后才能被平庸的大众接受。那些高深莫测的哲学或科学观念，是群体低劣的智力水平无法理解的，更别谈接受了。因此改造必须彻底。介于种族间理性程度与聪明程度的不同，这种改造的大小也是看具体情况而异，但是目的都是向低俗化和简单化的方向改造。
现实生活中的观念等级划分非常少，这也就意味着观念很少有高下之分。历史证明，相对观念而言，它们并没有高低之分。一种观念无论刚诞生时是多么伟大或正确，但凡进入群体范围以后，那些讳莫如深的成分都将会被剥夺殆尽。
17世纪时，俄国准备变革。彼得大帝尝试在俄罗斯进行全面的改革，但所有来自西方的科学思想、技术成果都纷纷遭到了强烈的抵制，这些抵制改革的人中，不仅有平民百姓、达官贵人，甚至连王储都加入到其中。
彼得大帝不得不努力地进行调整，为了更好地在民众间传播，他将这套变革观念改造成了最低俗且最简单的形式。改造后的新形式——从男性臣民的脸部入手，剪掉他们的胡子。彼得大帝的欢迎宴会开始后，卫兵们冲上去将来宾纷纷按住，强行剃掉他们的胡子，震惊的来宾甚至还未能回过神，就已经成为了新观念的接受者。
对于一种观念，重要的不是它的固有价值，而是它的产生效果。
我们可以清醒地认识到，中世纪的基督教观念、18世纪的民主观念，都不算是什么高明的观念。从哲学的角度来看，这些观念都存在诸多些令人费解的错误，然而它们的威力却是足够强大，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们将是左右各国行动的最基本要素——今天所有的政客都十分清楚，刚才提及的那些基本观念漏洞百出，然而他们却不得不依据自己早已摈弃的真理与原则来统治人民。
只有那些经过彻底改造的观念才能使群体接受。也只有在进入无意识领域，观念变成一种情感的时候，它才会产生影响，然而这个过程需要很长的时间。关于涉及的各种过程，我们将在下文进行讨论。
我们通常认为，人们会很容易接受那些正确的观念，至少可以使有教养的人群产生作用。但事与愿违，群体都顽固地保守着旧的理念。即便证据确凿，对平庸大众的影响也是微不足道的。事实往往是这样的，有教养的人面对证据确凿境况时会表现出暂时性的接受，但终究会因理性思维的匮乏，而受制于自我的无意识，再一次坚守原有的观念。他仍然会处在以往观念的影响之下，可想而知旧观念俨然已经成为他的情感之一，他言行举止背后那最隐秘的动机时刻受其影响。没多久他便会故态复萌，用同样的语言再次提出他曾经的证明，当然这个过程群体人也不会例外。
倘若多样化的观念已经寄存于群体人的头脑之中，而且附加一系列的情感基础，那么和它进行怎样地对抗都只会徒劳无功。因为它植根于群体的头脑中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根除这些观念必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观念而言，群体总是落后于博学之士和哲学家好几代人。
法国大革命爆发前一个世纪，所有人都信奉君权神授，当时的民主与自由观念在法国根本无法立足，这个时期的民众一定会把敢于公开谈论这些话题的人完全视为疯子。哲学大师伏尔泰因为公开宣扬天赋人权，不但两次被囚于巴士底狱，最后还被赶出了法国。然而也正是这些曾经被嗤之以鼻的观念，引发了欧洲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革命。整个民族都为了社会平等，为了实现抽象的权利和理想的自由而不懈追求，所有的王室都摇摇欲坠，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欧洲各国都处在水深火热的战争硝烟中，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恐怕在成吉思汗看来也会觉得触目惊心。
这便是一种观念的传播导致的悲剧性后果。
只会用形象思考
只会用形象进行思考的群体，他们只会把表现相似的事物搅在一起。
纵然群体智力低下，但也不能绝对性地说群体没有理性或者群体不受理性的影响。但群体接受的论证过程，倘若从逻辑上分析，大多都十分低能，所以与其称之为推理，还不如称之为比喻。类似于高级的推理需要证据一般，群体低劣的推理能力更需要观念，不过群体所采用的各种观念，它们只具备表面的相似性或连续性。
群体的推理方式与因纽特人非常相似：因纽特人从经验中得知冰放在嘴里可以融化，于是认为同样透明的玻璃放在嘴里也会融化。现实中的一些野蛮人，他们有这样的风俗，当他们击败骁勇善战的对手后，会吃下对手的心脏，他们认为这样就可以成功得到对手的全部力量和勇气。澳洲的土著居民朱瓦西人，常常会把自己的箭赠与另一个猎人，因为这样他就有权利分享这个猎人射杀的任何动物。猎物被认为“属于”杀死它的箭的主人，即使狩猎的时候他并不在现场。
群体推理是把表面上相似的事物联系起来，并立刻把具体的事物普遍化。我们可以认为他们并不会推理或者说只会错误地推理，当然他们的情感倾向也绝不会受任何正确推理过程的影响。
只要为群体建立一些表面相似的形象或观点，便可以操纵群体，形象是能够影响群体的唯一要素。让群体完全不能理解的，是那些包含一系列环节的逻辑论证。
某些演说词漏洞百出，我想任何理性的个人，他都不会相信如此糟糕的演说词能说服大众，但事实证明往往是如此低劣的言辞，却能对听众构成重大的影响。我们往往会忽略演讲稿的受体，毕竟演讲稿并不是为哲学家或思想家而准备，它是用来说服平庸大众的。凡是和群体有密切交往的演说家，他们都会很擅长建立对群体富有诱惑力的形象。任何人只要做到这一点，便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有时候，20本富有真知灼见的著作（尽管都是认真思考的产物），可能还远不及几句有感召力的话语。
缺乏推理能力的群体，还不具备任何审慎的思考精神，也就是说，群体不能辨别真伪，也不能对任何事物作出正确判断。群体的判断仅仅是强加的判断，绝非是经过归纳论证的理智判断。有些意见轻而易举就得到普遍认同，是因为大多数人没有能力根据推理形成自己的独特看法。
形象最能刺激群体的想象力
瞎子的听力比常人敏锐，同理，缺乏推理能力的人的想象力不但强大、活跃，而且非常敏捷。对于群体来说，一个人、一件事或是一次事故，都会在他们的脑海中化作栩栩如生的形象，而这种超常的想象力，往往是一个理性的人所欠缺的。
群体如同熟睡中的个人，他们的理性被搁置脑后，仿佛做梦一般，只凭形象思维得结论、看是非，因此他的头脑中能产生极为鲜明的形象，但只要他一开始思考，这些形象就会迅速消失。
无论是独立的个体还是群体，一旦他们丧失了思考和推理能力，自己的认知力就变得异常模糊，他们认为世界上没有办不到的事，以至于产生目空一切的极端思想，他们认为最不可能的事便是最惊人的事。群体只关注那些最离奇、最不同寻常的事件。在原始人的思维方式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一现象。比如在德属东非的土著居民看来，一艘军舰的强大与否不在于它吨位多大，有多少门火炮，或是装甲多厚，而在于烟囱的多少。他们认为一艘军舰烟囱的多少，意味着这艘军舰的实力是否强大。这就是当英国人的一艘双烟囱军舰来到非洲海岸时，当地居民弃他们的宗主国而不顾，纷纷向英国示好的根本原因，毕竟当地的德国军舰只有一根烟囱。
于是，德国人不得不从国内调来了一艘有三根烟囱的巡洋舰，当地人从未见过有如此多烟囱的军舰，纷纷前来观看，还起了个响亮的绰号——背着三根管子的海上武士。几天后，三根管子的海上武士就不再是当地人的英雄了，因为英国人又开来了一艘船，上面有四根烟囱。
德国总督大感困惑，难道英国人调来了战列舰？答案很快揭晓了，其实这艘四个烟囱的船根本不是什么战列舰，而是一艘拉煤炭的商船，由于锅炉老旧得厉害，需要排烟才多加了一根烟囱。德国人无论如何也变不出一艘五根烟囱的船来，然而他们始终也不明白，这些土著人这般不可理喻地分析问题的缘由。
这正是原始思维的典型思考方式，鲜明的形象能完全取代正常的推理能力的判断。
假如我们对一种文明进行分析，会发现它存在的真正基础是那些神奇的、传奇般的内容。表象总是比真相起着更重要的作用，群体会无视现实——无论是亲眼所见的事实还是逻辑缜密的劝告，群体都不为所动。
能对群体产生巨大影响的，只有那些能活灵活现反映人物形象的戏剧表演。
今天，一些原始部落仍然在狩猎活动或战争之前举行规模浩大的祭祀仪式。当狂热的集体舞蹈进行到高潮的时候，巫师就会进入一种异常的意识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人们就相信他们激活了超自然的力量，可以游走在宇宙的任何一个空间，赋予部落民众额外的超能力。
在古罗马时代，只要角斗士出现在圆形剧场中央，观众就会不约而同地瞪大眼睛看着剧场，力图看清楚他是何方神圣。观众不但有着高涨的热情，爆发的声势也很高昂，倘若有角斗士仓促上阵，观众就会起哄，那些情绪激动者甚至能从座位上站起来，一面手舞足蹈，一面威胁角斗士。观众之间也会发生冲突，他们会因为对某个角斗士的不同评价而大打出手。实力较弱的角斗士惨败的时候，观众立即会兴奋地呼叫，包括女性在内。
如果因形象的暗示而产生的感情十分强烈，那它就会变成行动。即使在当今时代，这样的故事也层出不穷。
在某个大众剧院中，仅仅是因为上演了一部让人情绪消沉的戏，剧院就不得不小心保护那个叛徒的扮演者离开，以免他被那些义愤填膺的观众粗暴攻击，这些盲目的观众根本不会理会叛徒的罪恶不过是剧作家的虚构。这也再次印证了群体没有理性的思维，虚构的因素所产生的影响远远高于现实因素的影响，至于这两者的差异他们却是茫然无知的。
想领导群体，就得在他们的想象上下工夫。几乎所有侵略者的权力和国家的权威，都是建立在群体的想象之上。诸如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兴起，还有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及社会主义的崛起，通通都是群体想象力的产物。
所有伟大的政客，包括最专横的暴君，都把群众想象力视为权力的基础，他们从来不会与群众的想象力作对。
拿破仑表现得更为突出，他在国会演讲时这样说：“我通过改革天主教，终止了旺代叛乱
；通过摇身变成穆斯林，在埃及成功立了足；通过宣传教皇至上，赢得了意大利神父的支持；如果我去统治一个犹太人的国家，我也会重修所罗门的神庙。”
自亚历山大
和恺撒以来，还没有一个伟大的人物不重视影响群众的想象力。拿破仑一生自始至终都在全神贯注的事情，就是如何强烈地控制群体的想象力。在胜利时，在屠杀时，在演说时，在自己的所有行动中，他都把这一点牢记心中。直到他躺在床上快要咽气时，依然对此念念不忘。
拿破仑建立了彪炳千秋的功业，尽管成千上万的士兵因为他的野心而客死他乡，但民众仍然认为他是当之无愧的帝王与英雄，数不胜数的民众情愿为其赴汤蹈火。
究竟如何才能影响群众想象力呢？只需要注意一点：不可求助于智力和推理，忌讳用论证的方式。恺撒被布鲁图斯
等人刺杀于元老院后，安东尼
为了让民众把敌视矛头指向谋杀恺撒的凶手，他指着连中23刀的恺撒尸体，满脸悲愤地为之慷慨陈词。他的策略收到很有力的效果，民众都被安东尼的情绪感染了，自发地集合起来高呼恺撒的名字，要求将布鲁图与喀西约两个人宣判为人民公敌。布鲁图斯与同谋喀西约很快便沦落至众叛亲离的惨状，安东尼又在葬礼上用标枪挑起恺撒的血衣，当众宣布了恺撒的遗嘱。大众因此而狂乱，举着火把追杀凶手。最后布鲁图和喀西约在绝望之中自杀身亡。
不管刺激群众想象力的是什么，都必须遵循以下两点原则：
第一，建立令人惊骇的鲜明形象。
第二，不作任何多余的解释，只需要加上几个不同寻常或神奇的事件渲染相关形象就已足够。这些事件可以是一场伟大的胜利，也可以是某个大奇迹，或者是一桩惊人的罪恶，甚至是一条令人震惊的预言，一个恐怖的前景。但凡无论哪一类，都必须整体呈现在群体面前，而其来源则不必透露给大众，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历史证明，影响民众想象力的并非事件本身，而是事件发生和引起关注的方式。因此只有进行改造加工，才能建立起令人瞠目结舌的惊人形象。
哪怕是成千上万的小罪行或小事件，往往都不能触动群众的想象力。然而一次大罪行或大事件却足够让他们印象深刻甚至刻骨铭心，即便它的存在危害甚微。法国曾经爆发过可怕的流行性感冒，仅仅在巴黎就夺走了5000人的生命，但是它却没有在百姓中间造成重大的反响。这正是由于这种真实的大规模死亡没能以某个生动形象表现，而是通过每周发布的统计信息告知公众的。
假如一次事件造成的死亡只有500人而不是5000人，但是只要它能在一天之内发生在公众面前，也自然会成为一桩引人瞩目的事件，譬如说埃菲尔铁塔轰然倒塌，就会对群众的想象力产生重大影响。
曾经，有一艘横渡大西洋的大型汽船由于失去联络，人们便以为它早已沉没，这件事情对大众想象力的影响整整持续了一周。但根据官方的统计表明，仅在1894年的一年间，就有850条船和203艘汽轮失事。就以事故造成的生命和财产损失而论，这些要比那次大西洋航线上的失事严重得多，然而大众却从没有关心过这些接连不断的失事。
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掌握了影响群体想象力的艺术，也就掌握了统治他们的艺术。
群体永远需要宗教与偶像
由于群体缺乏推理能力，面对观念问题的时候，就出现要么全盘接受，要么全盘否认的情况；对群体产生影响的那些暗示，会彻底征服他们本身的理解力，并且有使情绪立刻变成行动的倾向。假若影响恰当合理，那么群体就会为自己信奉的理想而慷慨赴死。由于群体往往会产生狂躁且极端的情绪，致使同情心很快升华为崇拜感，倘若群体心生厌恶，那么这分厌恶便会光速般沦为仇恨。有关群体的这些特点，假如我们做过更细致的研究，便会发现无论是在宗教信仰狂热的时代，还是在政治极度动荡的时代，都会存在同样的感情和古怪的形式——没有比宗教感情更好的称呼了，这就是偶像崇拜。
这种感情十分简单，对某种力量的畏惧，使得信徒盲目服从偶像的命令，信徒没有能力也不愿意对偶像的信条展开讨论，他们有着传播偶像信条的强烈愿望，把不接受这些信条的任何人都视为仇敌。无论这种感情涉及的是看不见的上帝，还是一具木雕、石像、某个英雄或政治观念，只要具有上述特点，便是一种宗教般的感情。
路易十五时期，圣格美伯爵声称自己发现了长生不老药和点金石，夸耀自己活了两千多年，无数人都选择相信了他的鬼话。他当时约七十岁，但看起来只有四十多岁，气色非常好。
他是个博学多才的人，当被问到他与古代圣贤交往的状况时，他没有任何破绽，完全可以对答如流。能够随意进出社交明星庞帕德夫人化妆间的只有圣格美伯爵一个人。伯爵在她面前表现得很谦虚，夫人很喜欢与他聊天，夫人也相信圣格美伯爵至少活了300年。
一旦大众开始迷信一个人，就常常会攀比谁更迷信。
在巴黎，处处都在流传这位伯爵的传奇故事。几个喜欢恶作剧的年轻人进行了一项试验：他们雇佣了一位喜剧演员，让他扮成圣格美伯爵的模样，然后站到大街上去吹牛。这位假伯爵站在大街上胡言乱语，说自己曾经与救世主共进晚餐，而且把酒变成了水；还说自己和耶稣是密友，耶稣经常警告他不可太放荡，否则晚景甚为凄凉。最后这位假伯爵惊讶地发现，大众简直什么都相信，甚至连如此亵渎神灵的混账话，大众也是夸张地毫不怀疑。
倘若一个人，他只是崇拜某个神，这还远远不是一个虔诚的信徒。只有当他把自己的一切思想、发自肺腑的幻想热情全部奉献给一项事业或一个人，并且无条件地顺服，将其作为自己全部思想和行动的目标与准绳时，才能够说他是个虔诚的信徒。
偏执和妄想与宗教情感形影不离。但凡那些自认为掌握了现世或来世幸福秘密的人，都会有这样的表现。17世纪初，德国的“玫瑰十字”教派正是这样的一个团体，当时几乎所有的梦想家和炼金术师都加入了这个教派。他们称教派的前八名成员有包治百病的神通，只要他们愿意，就可以随时粉碎教皇的三重皇冠。这些人信誓旦旦地声称加入“玫瑰十字会”的人能得到神的保佑，拥有创造奇迹的魔力。所有会员都有消除瘟疫、平息狂风暴雨的神奇能力，有的能腾云驾雾、一日千里，有的能够打败恶魔起死回生。这种妄想在信徒中迅速传染，他们逐渐变得越发狂热，最终成了偏执的宗教狂。
恐怖统治时代的雅各宾党人，他们在骨子里和宗教法庭时代的天主教徒一样虔诚，狂暴的激情也有着同样的来源。
盲目的服从、残忍的偏执、狂热的宣传等，是宗教感情固有的特点，群体的信念也如此，他们的一切信念都带着宗教的形式。被某个群体拥戴的英雄，在这个群体看来就是一尊真正的神。当了十五年神的拿破仑，他得到的崇拜比任何一尊神都要多，也比任何一尊神都更容易置人于死地。即使基督教的神和异教徒的神，对他们的信徒都从未实行过如此绝对的统治。
作为一名领袖，如果想让自己创立的宗教或政治信条稳稳地立足，你就必须成功地激起大众的想入非非之情。群体无时无刻不在幻想，如果能够在崇拜和服从中找到自己的幸福，那他们就能随时为偶像赴汤蹈火。
法国作家德·库朗热曾经指出，武力不是维持罗马帝国的根本原因，整个帝国的武装力量只有区区若干个军团，整整一亿人甘愿对罗马俯首帖耳，秘诀就是偶像崇拜，神就是皇帝本人！
他们服从的原因很简单。皇帝是罗马的人格化象征，他像神一样得到了全体人民的顶礼膜拜。在他的疆域之内，即使最小的城镇也设有膜拜皇帝的祭坛。从帝国的一端到另一端，到处都能看到新宗教的兴起，它所崇拜的神就是皇帝本人。
基督教兴起之前，整个高卢地区都建造了纪念奥古斯都皇帝的神殿，人们为了维持这种机制，专门为每个城市选举出一名大祭司，这些祭司都是当地的首要人物，权力与威信都凌驾于市政官与治安官之上……显然，不能把这一切都归因于畏惧和奴性，不可能整个民族全是奴隶，尤其是长达3个世纪的奴隶。所以崇拜君主的并不仅仅是那些朝臣，而是全罗马；也不仅仅是全罗马，还有高卢地区、西班牙、希腊和亚洲诸多国家。
只有成功地激起群众想入非非的情感，一切宗教或政治信条的创立者才能成功立脚。如今，支配着人们头脑的大多数大人物，人们已经不再为他们设立圣坛，但是他们还有雕像，或者画像，他们依旧得到崇拜，和前辈相比毫不逊色。大众首先需要一个上帝！偶像崇拜永远不会消亡，大众群体需要宗教。
偶像崇拜并不只是过去时代的神话，它也没有被理性彻底地清除。在感性与理性永恒的冲突之中，理性从来没有战胜过感性。大众长期被奴役着。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他们从未拥有过如此多的崇拜对象，即使古代的神，也与拥有这么多的塑像绝缘。但是无论时代如何进步，我们相信即便不再有圣坛与雕像的存在，也必然会有新的形式来替代。
研究过大众运动的人都知道，在布朗热沙文主义的旗号下，大众的宗教本能是多么容易复活。1886年，那位鼓吹对德复仇的布朗热将军开始担任陆军部长。几乎在所有的乡村小酒馆里，我们都能看到这位将军的画像。他成了人们心目中匡扶正义、铲除邪恶的全能英雄，进而成千上万的人都愿意为他万死不辞。但若不是他性格懦弱、临阵怯场而不敢发动政变的话，以他传奇的声望，定能在历史的伟人名单上占据一席之地。
毋庸置疑，大众离不开宗教，任何想在群众中扎根的政治、神学或社会信条，都必须依赖宗教的形式，采用这种能把危险排除在外的讨论形式。没有一个团体能够像宗教这样可以排除对危险的讨论，然而这些危险，又往往意味着分裂的开端。即使要大众接受的是无神论，这种信念也得表现出宗教情感中特有的偏执，只有表现出顶礼膜拜的服从，才可能被群体接受。
陀思妥耶夫斯基
——这位深刻的思想家——曾是一位虚无主义者，他是虔诚的有神论者，有一天，他受到了理性思想的启发后突然觉悟，随后就撕碎了小教堂祭坛上一切神仙和圣人的画像，吹灭了蜡烛，取而代之的是无神论哲学家的著作。他的转变看起来非常理性，其实宗教感情却没有丝毫变化，只不过是换了不同宗教信仰的对象。
研究群体信念时，我们若想理解那些十分重大的历史事件是如何发生的，就只能采取宗教形式来进行。对某些社会现象的深入研究，更需要着眼于心理学，而不是自然主义。史学家泰纳只从自然主义角度研究法国大革命，所以他看不透相关事件的起源也就在情理之中。虽然他对事实有充分的讨论，但从研究群体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他并非总能找出大革命的起因。大革命中血腥、混乱和残忍的一面让他惊恐，他不理解战争为何能如此地扭曲人性，也看不出那些伟大戏剧化的英雄背后还有一群癫狂的野蛮人在肆意妄为，而且这群人毫不约束自己的本能。
法国大革命的暴烈，革命者的肆意屠杀，革命对宣传的需要以及革命所引发的战争宣言，诸如此类最后统统因为泰纳研究方法的偏差而被湮没。其实这场革命不过是新宗教信仰在大众中建立起来后导致的，只有明白这些你才会得到更恰当的解释。除了法国大革命之外，宗教改革、圣巴托洛缪的大屠杀、法国的宗教战争、西班牙的宗教法庭都是受宗教感情激励的大众所为，凡是怀有宗教情感的人，他们必然会想方设法地消灭掉与他们对立的宗教信仰者。
遍布西班牙全境的宗教裁判所，仅在1483—1498年里，就以火刑处置了数百人。我们也就不以为怪，为什么那些对信念坚信不疑的人，他们都会采用这样的办法来对付反对者。假如他们采用了别的办法，他们的信念就不会得到这样的评语了。
只有在群体的灵魂想让它们发生时，类似上面的事件才有可能发生。即使是最绝对的专制者也没有能力制造出这些事。
倘若一位史学家告诉我们圣巴托洛缪惨案是由国王下达命令进而执行的，这也正说明他和君王一样对群体心理一无所知。因为所有的屠杀命令，固然可由君王来发布，然而贯彻者却必须是也只能是群众。在这些事件的深处，我们找到的绝不是统治者的权力，而是群体灵魂的出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