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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奉阴者寿”里包含的警报:伤阴者短寿

中医养生的目的,就是要追求健康长寿,对此,保持“阴阳平衡”是个大法,在这个基础上,一个更加有方向性的养生长寿指南,明确地写在了《黄帝内经》里,这就是:“奉阴者寿。”

这句话首见于《黄帝内经》的“五常政大论”,原文是这样写的:“帝曰:其于寿天,何如?岐伯曰:阴精所奉其人寿。”它的意思是,能保证人体之阴的人,可以长寿,反过来,任何伤阴的行为都可能会使人短寿。

《黄帝内经》这本书是中医的经典,如果打个比喻的话,它相当于中医里的“宪法”,给出的多是纲领性的宏观指导,后世医家就是在这个“宪法”的指导下,将中医的治病养生,落实成了微观的、操作性很强的“地方法规”。具体到这个“奉阴者寿”概念的落实,要回到中国的元代。1281年,在浙江的义乌,诞生了一个中国医学史上因为提出“补阴”而成为中医“滋阴派”的代表人物,他叫朱丹溪,我们现在很多人吃过的“大补阴丸”“越鞠保和丸”,其药方就出自他之手。

朱丹溪一生,医学建树颇丰,这些建树围绕和强调的一个中心理论,就是“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翻译成现在的通俗话就是:人常常表现出“阴虚”的症状。很显然,这句话就是在“奉阴者寿”的大法启示之下,对当时民众的一次“阴虚”的“预警”。

因为意识到了人群中“阴虚”的普遍性,朱丹溪创立了“滋阴派”,与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并称为中国医学史上的“金元四大家”,他们的理论,至今应用在中医临床中。

朱丹溪在他的学术著作中,详细论述了“阴虚”。有意思的是,和“阴虚”相关的内容多是在“火篇”中。可见,朱丹溪早就意识到,“阴虚”与“火”有密切关系,通俗讲,是“火”烧出的“阴虚”。那么丹溪又是如何看待我们常说的“上火”呢?

朱丹溪在他的《格致余论》里说:“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很显然,在丹溪看来,“火”对人生是极其重要的,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生命力,那么,“火”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会转变为健康的祸害,会让我们“上火”呢?

丹溪说:“火起于妄,变化莫测,无时不有,煎熬真阴,阴虚则病,阴绝则死。”意思是,火“妄”的时候就要肇事了。那么什么是妄?

《说文解字》的解释是:“妄,乱也。”“火”不在常态则为乱,则为妄,我们平时说得最多的“上火”,就是“火”不在常态了,生命力过亢了,太“嗨”了,这种“火”是要消耗人体之阴的。也就是说,正常的人体之火是生命力,是身体之必需;而不正常的“火”,就要对身体造成损耗,其结果就是直接伤阴。

什么情况下会出现不正常的“火”?朱丹溪也具体罗列了出来:“若谋虑神劳,动作行苦,嗜欲无节,思想不遂,饮食失宜,药饵违法,皆能致伤。”很明显,这些都是生活中的细节,它们的异常足以生出“妄火”,足以伤阴,而这些生活的细节,至今沿袭在现代人的生活中,甚至加了一个“更”字。之所以有这个“更”字,我们再看看朱丹溪滋阴学派产生的背景,就更明白了。

朱丹溪发现,他的病人之所以“上火”,是因为金元时期,战乱频繁,灾害不断,疾病频发,很多人为了养生,按照当时流行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的药方抓药吃药。《局方》是皇家牵头编纂的,是各路医方的集合,但其中很多药物都是温燥的,比如麻黄、桂枝、乌头、附子等等。但当时的人们觉得,《局方》是皇帝定的,是权威读本,就可信,于是照方抓药。温燥药物的过量使用,导致了“阴虚”,这种“药源性”体质乃至“药源性”的疾病状态,是当时“阴虚”产生的大背景。

而朱丹溪本人,深受“程朱理学”的影响,后者强调对人的欲望的严格控制,虽然这种理学本身是对人性的束缚甚至抹杀,却促使朱丹溪从人的心理、欲望上去考虑疾病。他发现,包括伤阴在内,人的很多疾病都是起因于心理的,他也因此成了中国第一个将心理学融入医学的医家,有了这个角度定位,朱丹溪遣方用药都会考虑到人们上的“火”和心理的欲求过高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则是朱丹溪“补阴”理论生成的“内环境”。

无论是大背景,还是内环境,都和我们现在的状况很像:饮食的高热量,保温设施的发达,消耗性很大的各种休闲方式,名目繁多的保健品层出不穷……凡此种种,多管齐下而又殊途同归地产生了温燥伤阴的可能,而现代人谋生过程中的精神压力大,生活水平提高带来的运动不足,又促成了“妄火”的“内环境”。于是,在与朱丹溪相隔近千年的当今,中国人再次面临“阴虚”的问题,自然也就到了我们要重视“补阴”的时候。 DoIwVQJ8v31Gbf7anIcHcvHSHixMmqvs5EMGGRH+2ju1VSmTAAkhnk7+Fdrqa9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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