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幼稚要趁早

我上大学的时候，同寝室的女生在新东方兼职。

我们宿舍一共 6 个女生，除了她之外，个个懒散。上过大学的人都知道，除了大一忙一些，剩下来的时间就不是天天有课了。即便有课，我们这帮曾经的学霸——当时的学渣，也不会天天去上课，原因很多：天太热，天太冷，前一天晚上睡得太晚，下午的课是必修课，上午的课不点名……都能成为我们翘课的借口。点名当然会让我们心惊，不过收拾东西赶快跑过去，课间休息的时候，告诉老师：“不巧，那时候刚好上厕所。”一般都可以逢凶化吉。

最开始的时候，她一周只去新东方两次，一个月挣 800 元钱。

我们常常看见她背着很大的包出去，里面装着各种试卷、资料和电脑，然后又背着很大的包回到宿舍。

于是我们一直很好奇：这么卖力地做兼职，一定有很多钱吧？

那天晚上我们卧聊，大家七嘴八舌地问她：“你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 800 块，超过 800 块的话，还要扣税呢！”

“我爸一个月给我 1500 块。”有人说。

“我爸一个月给我 5000 块，花完了再问他要就好。”

我们 6 个人当中，除了她家里，都是小康以上水平，吃喝不愁，无人压迫，于是我们对于她出去兼职的事情都感到很不屑。

那时的我们都是二十出头的年纪，父母的掌上明珠，在重点院校上学，每个月拿着家里给的不多不少的一点生活费，课程随便上上就可以，生活的中心就是吃饭、上课和追剧，一到白天就犯困，到了晚上就精神。我们很少憧憬未来，大家都斩钉截铁地以为：我们是八九点钟的太阳，是祖国的未来，只要一毕业，未来就会为我们插上粉红色的翅膀，飞多高、飞多远，由我们自己决定。

后来她的课越来越多，几乎变成每天有课。

那时候，我们基本上也没有什么课了，早上能起来就去上自习，起不来就聊天，等食堂开饭。而她跟我们大不相同，每天满北京地跑着去上课，校区似乎是公司指派的，有时候去安贞，有时候去望京，有时候去巴沟，有时候要从望京到巴沟。

经常是我们在宿舍睡大觉或者看一眼美剧、扫一行期末资料的时候，她就出去了；我们在嚼着冰棍、唠着嗑，吃着火锅、哼着歌的时候，她才回来。她回来的时候和别人不同，其他人都是推开门，只有她是把门撞开——因为书包太重，而且坐公交转地铁又走回寝室，是很辛苦的。

她做了两年，课时费从几十元一个小时涨到了几百元一个小时。

有一次，她回来告诉我们：“哎呀，这个月光扣税就扣了 8000 块。”

我心想：“妈呀，扣税扣 8000 块，那挣得岂不是更多？”

有一次，我真的被她拼命三娘的精神打动了，私下问室友：“咱们要不要也出去找个实习？”

“我哥说了，上学的时候就好好上学，工作的时候就好好工作，一心多用，什么事情都干不好。”

我点点头，认为她哥很有见地。

两年之后，她成为新东方朝阳名师，上课的时候还有助教协助。她上一小时的课时费飙到了 260 元，一对一的话，一小时是 500 元，前提是看她有没有时间。而且她的课时费还在以小时为单位地快速 up 。

我们还是带着强烈的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傲娇，看不上这个，瞧不起那个，觉得为别人打工什么的，简直是自掉身价。

毕业那年，我们寝室有一个女孩没有找到工作，于是也去新东方应聘做兼职老师，因为觉得看起来也并不困难，结果她第二轮就被淘汰了，面试官评价她，她的口才与她的学历是成反比的。

毕业之后，我反省了一下，我之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像是没头苍蝇一样，就是在一个该认清现实的时间段还在继续做梦。

其实，我在大二那一年曾经在报社实习过一个月。

有一次我去采访动漫展，名叫猪乐桃的漫画家在签售，她坐在一张桌子后面，周围用铁栏杆围了一圈，粉丝和记者就以栏杆为界在那里推推搡搡，粉丝想近距离目睹偶像的真容，我们这些记者往前挤着想要占据一个能拍到正脸的位置。

我无意挤得太靠前，因为带我来的老师已经在最佳位置咔嚓咔嚓了，所以我打算靠边站，随便照几张就溜号，场地很大，我还想看很多东西。结果我刚举起相机，就听见旁边有位妇女黑着脸指着我骂：“你们这些记者太缺德了，整天拿个相机拍拍拍……”

我低头看看自己，我站在一个人畜无害的位置，再看看她，我俩之间保持着陌生人的安全距离。我反应过来之后，凝结了一肚子委屈，随后在心里暗暗发誓，天大地大，尊严最大，此生绝不涉足记者这一行，而且一度很排斥出去实习和工作——我正经的大学毕业生，干吗出去受那个冤枉气？

后来我再长大几岁，发现这个世界上有人对你恶语相向再正常不过。象牙塔里的我们当时活得太朦胧，玻璃心的根源就是对于生活的真相了解不足。

20 岁的时候，有人告诉我，我们有个师姐博士毕业之后到国家图书馆工作，还是从最基层的科员干起。我听后不以为然，觉得都读到博士了，她工作找不好是她自己的问题。又过了几年，我才觉悟到不管是不是她的问题，而我对世界的理解是有问题的。

天天在图书馆里看书虽然能够增加对于这个世界某些方面的了解，但是极其有限，要想真正了解这个世界，还是要和这个世界接触。我建议在上大学的同学在毕业之前一定要出去找一份工作实习一下，时间不要太短，最少不能少于一个月。这样不仅可以了解一些行业是怎么运作的，还可以把多数大学生很慢的生活节奏调整得合理一些，和正常社会生活节奏相匹配。

有一次，我和几位大学生讨论问题，题目的大意是：北京地铁很拥挤，应该怎么办？

有个学生掏出一个小本子，打开之后很认真地念给我听：“一般大家都是 9 点上班，北京地铁应该在 7 点到 8 点之间实行错峰收费，在这个时间段上班的票价低一点，鼓励他们早点儿上班。”

当时我就错愕了，她可能以为七八点赶地铁已经很早很早了，她显然没有在早高峰坐过地铁，她不知道 7 点的地铁已经能被挤成相片儿，也显然不知道很多上班族通勤都是走对角线，显然不知道五六点就来乘地铁的人太多了。

所以和社会脱节必然导致行为和思想幼稚，这样的人不会走得太远，就是上了路也跑不快。

人是不会嚼着薯片看美剧就成熟的。

除了了解真实的世界之外，只有和社会近距离接触，才能找到未来人生的方向。

现在问很多大学生毕业之后想做什么工作，都是说要考公务员、要通过司法考试，学历高一点的就说要留校、要出国、要去研究所。这样的回答本身就是没有想象力的表现，但是这很大程度上也不能怪他们，因为很多人在大学期间都只是用书本和连续剧感知世界，他们对于这个世界的了解用两页纸就能写完。

他们也许并不想要这样的生活，可是糟糕的是，他们也想不出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于是大学生过得很麻木，不会悲伤，不会感动，书生气倒是有，但是不奋发、不向上。

年轻的时候稀里糊涂地过日子，想起来真的挺可惜的。

迪奥品牌的创办人克里斯汀·迪奥大学读的是政治学院，他在小酒馆和画家、摄影师、作家等人的交往中，发现服装才是自己真正的热爱；罗大佑在读医学院的时候，组建了自己的乐队，所以我们可能损失了一个好医生，但是华语乐坛多了一位超级音乐人。

而如果只是宅在那里，那就什么也发现不了。

所以我希望年轻的朋友们从书斋中走出来，多出去走走、看看，多和不同的人聊天，投身社会，了解众生百态。

生过病才知道健康的可贵，受过了打压才能知道这个世界公平和投机并存，领教过虚情假意才知道真心的宝贵。

台大教授傅佩荣曾出过三个问题，把这三个问题回答了，人生便明朗了。

什么是值得我追求的？

什么是值得我尊重的？

什么是值得我珍惜的？

这三个问题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看到过，那时候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完全答不上来。

现在我大概有自己的答案了。

如果你看到这三个问题，脑袋里空空如也，说没有什么是我值得追求的，没有什么是我值得尊重的，没有什么是我值得珍惜的，那有些遗憾。最可怕的事情就是把自己活成墓志铭，漫长而简短。

台湾文案天后李欣频给出了一个方法，就是花一天的时间做统计，看看自己都把时间分配到什么上面了，一天 24 个小时，花多少时间在聊 QQ 、发短信、刷微博、发朋友圈、看八卦，又花多少时间在上课、工作、吃饭、扯皮，还有多少时间花费在通勤的路上和交通堵塞当中，多长时间看书，多长时间看视频和电视，多长时间挑选今天穿什么，多长时间专注于生活和爱。

这些都是可以计算出来的。然后你要好好想想，每天日复一日地这样过，你会心安理得吗？如果你会，那请继续；如果觉得这样不太好，那么就拿出立刻改变的勇气和魄力。

正如《深夜加油站遇见苏格拉底》里所说的：“你怎么过一天，就会怎么过一生。”

如果有杯弓蛇影的紧迫感，就还不晚，只要抓紧去寻找方向，充实生命，就好了。

我相信任何时候的努力都不算晚。

而且凡是奋斗过的，必然留下痕迹。 FMp/1gOtd/+K+HRm95R3jG2KAc/erWpq7e9Xjnxngfu9G+hBXcwIiIUu0cR8IW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