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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震
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上，有许多传诵不绝的思想经典，如《论语》、《孟子》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而《传习录》也无疑是儒学史上的一部重要经典，十六世纪王阳明（一四七二至一五二九）的心学思想（又称阳明学）便凝缩在这部经典当中。其中含有王阳明经由整个生命体验而创发的丰富且重要的哲学智慧，例如阳明学的标志性口号——“致良知”便是王阳明“从百死千难中得来”的而不是从书斋的经验知识中归纳出来的，而“致良知”与“心即理”、“知行合一”、“万物一体”等观点不仅是阳明学的智慧结晶、重要理论，而且业已构成儒学传统中最富代表性的内容之一。
也正由此，阅读《传习录》既是了解王阳明心学理论，同时也是了解儒家思想文化传统的一项重要途径，当然也是我们今天提倡重读儒家经典、重访儒学传统的一项重要议题。
在宋代以来中国近世儒学史上，阳明学与十二世纪朱熹（一一三〇至一二〇〇）开创的朱子学并列，形成朱熹理学与阳明心学的两大理论高峰，共同构建了孔孟以来第二期儒学运动，史称宋明道学或宋明“新儒学”（Neo-Confucianism）。如果说两者同样作为儒学理论，因而在儒家价值观等根本问题上秉持着相同的信仰及其追求，那么在如何成就自己德性的具体问题上，心学与理学所设定的方法路径却显出重大差异。
大致说来，朱熹理学设定世界是由理气所构成的，理既是物质世界的所以然之故，同时又是人文世界的所当然之则，它代表整个世界的价值、秩序及规范，而气则是一切存在的物质性基础，人生亦不免受理气两重性的影响。因此，一方面理在心中、心具众理，心具有统合性情的能力，而这种能力之所以可能的依据则是心中之理；但是另一方面，人心乃至人性又是禀受阴阳两气而生，不仅构成人性中的气质成分，而且也是人心之能知觉的基础，故人又非常容易受到气质蠢动的影响，例如人们往往容易被物质利欲所牵引，从而导致人心或人性偏离正轨、迷失方向。
因此按朱熹理学的一套工夫论设想，我们唯有通过格物致知、居敬穷理——即通过学习而明白事理——等方法来不断改变自己的气质，克服人心中的私欲倾向，以打通由气的介在而使心与理之间产生的隔阂，并最终实现心与理一的道德境界。这一为学路径可简化为：由“道问学”上达至“尊德性”的实现。无疑属于儒学传统固有的一种为学模式。
然而阳明心学的核心关怀不在理气论而在心性论，其基本预设是“心即理”，可谓是心学“第一哲学命题”，其核心观念则是“良知”。良知是人的基本德性，是人心之本体，同时也就是天理，故良知心体乃是一切存在的本源，人的良知赋予世界以意义，若没有人的良知，则整个世界的存在就无法呈现其价值和意义。关于这一点，阳明用一连串的强言式命题——“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外无事”等来加以表述，而这些看似违背常识的说法，其实正是阳明学第一命题“心即理”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其意旨则是相同的，都旨在表明心与理不仅是一种相即不离的关系，更是直接同一的关系。
按阳明心学的理论预设，心性理气自然打通为一，心即理、心即性、性即气三种说法可以同时成立。更重要的是，心与理并非是相悖之二元存在而是直接的自我同一，也就是说，作为理的价值秩序、道德规范不是外在性的而是直接源自道德主体。
那么，何谓道德主体呢？按阳明的设想，良知便是道德主体——用阳明的说法，又叫作“主人翁”或“头脑”，即良知作为一种直接的道德意识，同时又是直接的道德判断之主体，能“自作主宰”，故又是作为“躯壳的主宰”或“意之主”的“真己”——最为真实之存在的自己。而作为直接的道德判断之主体的良知必具有自知自觉的根本能力，“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一般，更无须倚傍他人或凭借他力，只要一念萌发，内在良知即刻启动，便自能知是知非，一切善恶更是瞒他不得。关于良知自知的这一特性，阳明又称之为“独知”，他有两句著名的诗句生动地表达了这一观念：“良知即是独知时”、“自家痛痒自家知”。正是基于良知自知或独知的理念，故道德行为的是非善恶最终唯有依赖于良知自知的判断，而无须诉诸外在的种种人为设置的规范，换言之，外在的社会规范终须经过一番心体良知的审视才能有助于道德行为，而道德行为得以施展的内在动力却在于心体良知而不是为了服从外在规范。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良知就是唯一的“自家准则”。由此在德行的方法问题上，阳明学主张只要依此良知主体去做，并随时随地在事事物物上落实致吾心之良知的实践工夫，最终便可实现成德之理想——用儒家的说法，就是成圣成贤的道德理想人格之实现，用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使自己过上一种好的道德生活。
无疑地，阳明学以良知为人的基本德性，自有深厚的儒学思想传统之渊源可寻。早在先秦原始儒家，与德行问题并重的乃是德性问题，《尚书》中“明德”之概念便是德性之意，而儒学史上脍炙人口的《大学》“明明德”之说，亦显是对德性而言。更重要的是，阳明心学乃是对儒学思想传统的传承与创新。
事实上，王阳明对于儒学传统在于“心学”这一问题是有充分自觉意识的，他曾明确断言“圣人之学，心学也”，并指出宋代以来被道学家所抉发的尧、舜、禹授受的“十六字心诀”中的“人心”、“道心”说，乃是儒家的“心学之源”。落实在儒学历史上，阳明认为孟子之学便是心学之典范，而在宋代儒学史上第一次提出“心即理”之命题的陆九渊（一一三九至一一九三）之学堪称“孟氏之学也”，阳明自己则表示他是陆学的接续者，在陆九渊与朱熹之间发生的朱陆之辩中，阳明也明显袒护前者，甚至撰述《朱子晚年定论》一书（该书在多种《传习录》单刻本中被作为附录所收），表示朱熹晚年自悔早年之说，其为学旨趣开始趋近于陆九渊，尽管这部书所收的文献并不尽是朱熹晚年之作。故就思想史的史实看，所谓的“朱子晚年定论”是不无疑问的。
然而在心学意义上的道统历史当中，王阳明并不承认朱熹有接续道统的资格，相反他认为由陆九渊上溯至程明道（一〇三二至一〇八五）进而推至先秦孔孟的儒学传统，才是儒家心学的道统谱系。至于阳明自己在儒家道统上的地位，其弟子如薛侃（一四八六至一五四五）便已直言阳明之学乃“孟氏之学”，将阳明直接定位在孟子之后，凸显出阳明心学的重要历史意义。的确，在阳明看来，孟子之后，道统失传，在此后的历史发展中，究竟谁能上承儒学之道统，其判准惟在“心学”而不能是朱熹所谓的“理学”。
要之，阳明对朱熹理学抱持一种自觉的批判意识，以为朱熹所主张的穷尽“一草一木”之理，其结果必引发一个问题：“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这构成了阳明的重要问题意识。另一方面，阳明对于陆九渊的心学思想虽有基本肯定，但也有不满，认为陆学比起周程（周敦颐、程明道）仍有所“不逮”，在学问上不免“粗些”。因此我们说，阳明学并不是陆九渊心学思想的简单重复。
的确，从历史上看，王阳明与陆九渊、程明道、孟子之间固然存在重要的承续关系，然而在理论形态上，显然阳明的心学理论更有超越陆九渊、程明道的一面，在上承孔孟尤其是孟子心学的同时，又有新的理论创发，从而形成以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等一套系统观点为特色的儒家心学理论新高峰。
那么，《传习录》究竟是一部怎样的经典呢？我们先从人物介绍说起，进而对《传习录》的结构略做解说。
王阳明名守仁，字伯安，别号阳明，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今浙江余姚市）人，世称阳明先生。弘治十二年（一四九九）进士，历刑部主事等职，官至南京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嘉靖六年（一五二七）九月，阳明起复出征广西，次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一五二九年一月九日）卒于归途中的江西南安（今大余县），故《传习录》的记录实止于嘉靖六年九月。嘉靖初，因平乱有功而被封为新建伯，隆庆元年（一五六七）追赠新建侯，谥文成，万历十二年（一五八四）从祀孔庙。
王阳明的著作有《王文成公全书》三十八卷，今存隆庆六年（一五七二）谢廷杰刻本，后被《四部丛刊》初编所收（见参考书目），现在通行的标点本《（新编本）王阳明全集》六册（见参考书目）即以此为底本。《全书》开首三卷即《传习录》，分为上、中、下三卷。
从书名看，“传习”两字取自《论语》“传不习乎”一语，按朱熹的解释，“传”谓“受之于师”，“习”谓“熟之于己”，大意是说，师生传授学问。其实《传习录》乃是阳明与其弟子之间的对话记录，是阳明与其弟子在长达十余年期间，就儒学等各种思想问题进行对话的“实录”，大多出自其弟子之手，显示出阳明与其弟子的思想互动。在文献学上，这类文本又被称为“语录体”，乃是儒学史上常见的著述形式，例如《论语》及《朱子语类》便分别是孔子及朱熹与其弟子的对话录。
《传习录》上、中、下三卷分别代表《传习录》成书的三个时期，上卷刊刻于正德十三年（一五一八）八月，中卷刊刻于嘉靖三年（一五二四）十月，下卷刊刻于嘉靖三十五年（一五五六）四月。按照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见参考书目，下称《集评》）的条目统计，上卷共一百二十九条，其中徐爱录十四条，陆澄录八十条，薛侃录三十五条。徐爱（一四八七至一五一七）为阳明弟子及其妹婿，正德七年（一五一二）底，阳明与徐爱由南京同舟归越，途中论学不辍，上卷十四条之记当始自是年，其中有关“心即理”、“知行合一”的问题探讨是其重点。陆澄（生卒不详）及薛侃的记录则反映了正德九年（一五一四）至正德十三年（一五一八）之间的阳明思想。
《传习录》中卷是阳明弟子、绍兴府知府南大吉（一四八七至一五四一）在上卷的基础上，新增九篇（《全书》本称八篇）阳明给门生或友人的书信，与上卷合并，于嘉靖三年刻行，又称“续刻传习录”以别于正德十三年的“初刻传习录”，只是《全书》本的《传习录》中卷后经阳明另一大弟子钱德洪（一四九六至一五七四）的增删，已非南本旧貌，彼此间颇有出入，并新增《示弟立志说》、《训蒙大意》两篇附于末。王阳明曾亲见这部“续刻传习录”，并且表示该书的出版对于“共明此学于天下”将会起到一定之帮助，这表明阳明自己是很看重这部书的，尽管他未看到下卷的出版。
《传习录》下卷共收一百四十二条，记录者有陈九川、黄直、黄修易、黄省曾、黄以方等阳明弟子，记录的时间大致在正德十四年（一五一九）至嘉靖六年（一五二七）之间。该本内容主要反映了阳明晚年的思想观点，特别是“致良知”、“万物一体”以及逝世前一年提出的“四句教”最为著名。
将上述三卷合并，收入《王文成公全书》之际，又将王阳明撰于正德年间的《朱子晚年定论》（刊刻于正德十三年）附于卷下之末，这是今天所能看到的《传习录》全本，至此《传习录》的结构最终形成。
总之，《传习录》一书共由三百四十二条组成（取陈荣捷《集评》之说），大致反映了阳明三十七岁“龙场悟道”之后的思想成熟期——即四十一岁至五十六岁之间的思想观点，其中四十九岁那年（一五二〇）阳明揭示的“致良知”说，则是阳明晚年思想的一个标志。
本书是对《传习录》的选录，以陈荣捷《集评》为底本，校本则是《王文成公全书》以及《（新编本）王阳明全集》。唯选录时对某些文字过长的条目做适当删节以避繁冗，每条段首的左侧数字为本书的条目数，而右侧数字则是陈本的条目数，以便查核原本，名词解释主要参照《集评》本，现代语译参考了《传习录全译》本（见参考书目），并尽量做到精简，“赏析与点评”部分主要参照《〈传习录〉精读》（见参考书目），意在适当点出阳明语的精髓所在，以为我们进一步领会阳明学奥义之一助。
但是，《传习录》作为阳明语录的一部记录，其实并不全，在此书之外，还存有大量阳明语录，一般称之为阳明佚文，而有关阳明佚文的辑佚工作，早在十九世纪日本阳明学者佐藤一斋（一七七二至一八五九）撰述《传习录栏外书》之际就已经着手进行，陈荣捷（一九〇一至一九九四）又在此基础上，经过一番辑佚，集成《传习录拾遗》五十一条，附在《集评》之末，其中有不少重要的阳明佚文，此次选录之际从中择取若干条。
此外，阳明弟子曾才汉编校的《阳明先生遗言录》上、下两卷以及朱得之所辑的《稽山承语》一卷亦存有不少为《传习录》未见的阳明语录，其中有一些颇为重要。此次选录也从中选取若干条，以《（新编本）王阳明全集》卷四十“补录二”所收底本为准。
最后有关此次选录工作有几点说明：卷首及各篇导读由吴震撰写，译注及赏析与点评由孙钦香撰写，由吴震通读全稿并修订。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总编辑李占领先生的热情约稿，是促成本书的机缘，对于他的信赖，我要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终我们所能期望的是，通过品读王阳明语录的思想精义，大家能从中获取有益于自己安身立命的养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