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开航之后的第七天，看见太平洋的茫茫大海中矗立着一座隐隐约约的大山岩，知道那个怪模怪样的海角就是金钢岬，这块地方我已经有二十九年没有看到过了。原来我们是快到散得维奇群岛的首府檀香山了——那些岛在我心目中简直是个乐园；这个乐园，我在那许多年中是一直渴望着重新见到的。世界上再没有任何别的事情能象我见到那座大岩石一样使我兴奋了。

那天夜里，我们在离岸一哩的地方抛了锚。我从船舱的窗口里可以看见檀香山的闪闪灯光和那条向左右两方伸展的山脉的庞大黑影。我看不清美丽的努瓦拿山谷，但是我知道它在什么地方，并且还记得它当年的风光。当初我们常常骑着马顺着那个山谷上山去——我们当时都是些年轻人——再往山谷两旁走，在一片沙地上采集骨头，那地方从前是卡米哈米哈开始作战时做过一次战场的。他当国王要算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在野蛮人当中也是个了不起的好汉。一七七七年库克舰长来到的时候，他还不过是个小小的国王，而且是个无足轻重的角色；但是大约四年之后，他却打定了主意，要扩大他的势力范围。那是句客气的现代术语，意思就是掠夺你的邻国——为你的邻国的利益设想，施展这种德行的大舞台就是非洲。卡米哈米哈发动了战争，在十年之中，他把所有其他的国王都打倒了，自己就当了组成群岛的十来个岛上的主宰。但是他并不曾以此为足。他买了许多船，装上檀香木和其他的土产，派人开到南美洲和中国去，然后又用这些船运回外国的衣料、工具和器皿，把它们卖给他手下的土人，开始传播了文明。他这番非凡的事业是否在任何别的野蛮人的历史上找得到类似的例子，至今还是个疑问。野蛮人都急切地希望从白种人那里学会互相屠杀的任何新方法，但是白种人向他们提供的那些更远大、更高贵的主意，他们却不惯于热心接受和积极采用。卡米哈米哈的详细历史说明他对白种人的主意经常都是热烈欢迎的，随时都愿意加以考虑，摆在他面前供他挑选的样品，他总是运用适当的辨别力加以选择。

据我看，他的辨别力比他的儿子和继承者利合利合所表现的要精明一些。利合利合也许有资格算是一个革新家，但是作为一个国王，他却是不相宜的。其所以不相宜，是因为他想要同时当国王和革新家。这等于把火和火药混合在一起。当国王的应该是与革新无缘的。他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一切事情保持原状；如果办不到，他就应该把事情弄得更糟一些才对。这并非随意推测，我对这个问题曾经仔细考虑过，所以我如果竟能有机会当国王，我就会知道怎样把我的事情处理得最恰当了。利合利合继承王位的时候，他知道自己掌握着一套王家的工具和保卫安全的设备，如果是一位比较聪明的国王，那就会知道如何驾驭这一切，并予以英明的运用，使它于自己有利。全国都在一个王位统治之下，而这个王位就是他的。全国都信奉国教，而他又是国教的首领。国内有常备军，他就是军队的统帅；这个军队有一百一十四个士兵，由二十七个将军和一个大元帅率领。还有一个光荣而古老的世袭贵族阶级。此外还有一个宝贵的东西，那就是禁止接触的“戒律”——这是一种赋有神秘和绝大权威的力量，这种威力在欧洲的任何国王的特权中是不存在的，它对于处理国事，是一种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的工具。而利合利合就是掌握这种戒律的首领。禁止接触的戒律在历来为了充分地限制人民的权利而想出的各种妙计之中，是最聪明、最有效的一种。

这种戒律要求男女两性分居在各自的房屋里；它不许人们在他们所住的房屋里吃饭，他们必须在另一所房子里吃；它不许一个男人的女眷走进他的住宅，不许男女两性在一起吃饭，男人必须先吃，女人必须伺候他们，男人吃剩的东西才给女人吃——如果剩下了什么的话——她们吃饭的时候，就只好自己照应自己了。我是说，如果剩下了什么粗糙难吃的食物，女人就可以吃。而好吃的东西、讲究的东西、精美的东西，比如猪肉、鸡，鸭、香蕉，椰子果和美味的鱼类等等，却不许她们吃。按照戒律，这一切东西都是专供男人享用的；女人活一辈子，老是渴望着想吃这些食物，不知道它们究竟是什么味道，一直到死，也没有机会尝到这些东西。

你看，这些规矩是很简单、很清楚的。要记住这些规矩也很容易，而且把它们记住了是有用的。因为无论违犯这些规矩当中哪一条，都要处以死刑。妇女们知道那些好东西的代价这么高，便自自然然地学会了拿鲨鱼、芋头和狗肉当食品。凡是戒律禁止进入的地方，如果有谁走进去，就要被处死刑；亵渎了不许接触的东西也是一样，如果对酋长不够恭顺，或是踩了国王的影子，也都要被处死刑。贵族、国王和教士随时都在各处挂出一些小布片，向人们宣布，那些挂了标志的地点或是东西都是戒律所禁止接触的，死亡就在附近窥伺着。当初在那些岛上，争取生存是困难而没有把握的。

这位新国王的处境原是这样有利的。谁能相信他所做的第一桩事情就是摧毁他的国教，把它连根拔除呢?他的确是这么做的。如果打个比方来说，他就等于一个一帆风顺的水手，偏要烧掉他的船；改乘木筏。这个国教原是一种可恶的东西。它沉重地压迫人民；它使老百姓经常战战兢兢，处在神秘的威胁之下，过着悲惨的日子，它屠杀人民来祭它那些奇形怪状的木头和石头的偶像；它吓唬他们，使他们遭到恐怖，把他们变成教士的奴隶，再通过教士，成为国王的奴隶。它是一个国王所能得到的最好的朋友，而且是最可靠的。对于一个专门从事革新运动的人物，只要他能消灭这个国教那样可怕和有害的一种恶势力，他当然就应该受到敬仰和赞扬，但是——个国王居然干出这种事情来，他就只能受到责难了，这种责难因悲叹而缓和一些；其所以令人悲叹，是因为他不适合于他的职位。他消灭了他的国教，现在他的王国由于这一行动的结果，已经变成一个共和国了。

他消灭国教、烧毁偶像的时候，的确是为文明和他的人民的福利做了一件伟大的事情——但是这却是“划不来”的。这种举动与国王的身分不符，而且是不美妙的。这给他的行当制造了纠纷。他所烧毁的偶像还在冒烟的时候，美国的传教士就来到了。他们发现这个国家没有宗教，于是他们就填补了这个缺陷。他们把自己的宗教介绍过来，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但是这种新的宗教并不能做专制的国王的靠山，于是国王的权力从那以后就开始衰退了。四十七年之后，我在那些岛上的时候，卡米哈米哈五世正在设法纠正利合利合的错误，但是没有成功。他又建立了国教，自己担任首领。但是那却只能算是一种冒牌货、仿造品、哄人的东西、徒有其表的空架子。它不能使国王有权力，对他并没有什么价值。它不能蹂躏老百姓，也不能烧杀他们，一点也不象利合利合所毁掉的那种了不起的机构。这是一个没有基础的国教；所有的老百姓都是反对国教的。

在那以前，王位本身早已成了一个虚名，只是摆摆样子罢了。在很早的年代，传教士们就把这个王国变成了一个类似共和国的国家；近来那些做买卖的白种人干脆就使它变得完全与共和国一模一样了。

在库克舰长的年代(一七七八)，这些岛上的土著估计有四十万人：一八三六年就不到二十万了，一八六六年约计五万，现在根据人口调查，只有二万五千人了。一切有见识的人都称赞卡米哈米哈一世和利合利合，说他们把文明的大恩大德赐给了人民。我自己也想表扬他们，可惜我现在因为工作过度，脑筋出了毛病，已经不灵了。

将近三十年前，我在这些岛上的时候，与一对美国夫妇相识，他们在各种财物之中，有一个可爱的七岁小儿子——他虽然伶俐可爱，实际上却跟我无法亲近，因为他不懂英语。他从出世以来，就在他父亲的种植园里跟那些卡纳卡土著孩子一起玩耍，偏爱说他们的话，不肯学别的语言。我到达那里一个月之后，这家人就搬回美国去了，于是这个孩子马上就把他的卡纳卡话渐渐忘掉，学起英语来了。他长到十二岁的时候，已经把卡纳卡话忘得千干净净，一个字也不记得了，他不但完全不会说这种话，连懂也不懂。九年之后，他到二十一岁的时候，我在纽约州的一个湖滨市镇上又遇到了这家人，这个孩子的母亲把他新近遭到的一件怪事告诉了我。当时他的专门职业是潜水。有一条客船在湖上遇到了大风浪，被吹翻了，连船带人沉入了水底。几天之后，这位年轻的潜水员穿上了潜水服下水去了，他泅进那条船的大餐间里，站在升降口的扶梯底下，把手扶着栏杆，从光线暗淡的水里窥探着。随即有个什么东西碰着他的肩膀，他转身一看，便发现一个死人在他身边一摇一摆地浮动着，似乎是以探询的眼光打量着他。他吓得浑身都瘫痪了。他进去的时候，把船里的水搅动了，现在他看出了许多模模糊糊的尸体，向他浮过来，一个个都摇晃着脑裂，摆动着身子，好象是打瞌睡的人勉强想要跳舞一般。于是他失去了知觉，就这样被人拖到水面上来了。他被人送回家去，躺在床上，不久就害了大病。在几天之内，他一阵一阵地昏迷不醒，每次连续几小时；他在昏迷状态中，不断地说着流利的卡纳卡话；而且只说卡纳卡话。我去看他的时候，他的病还很严重，他对我也说这种话；但是我当然不懂。据医书上说，这种病并不算希奇。那么医生就应该研究这种病症，设法把它传播出去才好。有许多语言和别的东西都在人的脑子里被遗忘了，由于没有这种治疗法，便始终不能恢复记忆。

那天我们抛锚停泊在檀香山前面过了一夜，我从前到这些岛上来游历的许多回忆都在心头涌现了。于是接连出现许多图闽——一幅又一幅——一幅又一幅——一连串诱人的图画啊!我急切地盼着早晨快点到来。

后来盼到了早晨，它却带来了失望。霍乱在这个城市蔓延开了，我们不许与岸上有任何往来。于是我二十九年来的梦想便忽然化为泡影了。朋友方面传来了一些消息，但是那些朋友本身我却根本看不到。我的演说厅已经准备好了，但是我却没有机会见到它。

我们这船上的旅客有几个是檀香山人，他们被送上岸去了，但是上岸的人都不许回来。岸上有些人已经买了船票，要和我们一同到澳洲去，可是我们不能接待他们，如果让他们上船，我们到了悉尼就会要经过一个停船检疫的时间才能靠岸。他们本来可以在头一天搭船到旧金山去，逃出这个闹传染病的城市，但是现在禁令业已颁布，他们可能要等几个星期，才会有船敢于把他们载到别处去。另外还有一些人也遭到了厄运。有一位中年以上的太太和她的儿子从马萨诸塞州出外寻乐，一直向西漫游，离家越来越远，他们老想往回走，可是一次又一次都决定再往前航行一段；现在他们在檀香山前面停船了一—这是他们乐而忘返的旅行中向西航行的最后一个地点——他们打定了主意，绝对不再往前走了——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光凭你自己打定主意有什么用处呢?你尽管打定主意，事实上却每每是白费时间。这母子二人不得不陪我们一同乘船到澳洲去。到了那里，他们就可以继续往前去，环游世界一周，或是由原路回去；两方面的距离以及交通的条件和所需的的间都完全相同，无论他们选择哪一条路线都是一样。你想想看：原来的计划只是五百哩的短途旅行，结果却逐渐延长，可能变成二万四千哩的旅程，而且并不是出自他们的本意。不过这时候他们已经屡次延长旅程，养成了习惯，所以现在又要延长一次，也就不在乎了。

和我们同船的还有——个维多利亚的律师，他是政府派出来处理—“个国际问题的，这位先生把他的太太带出来了，留下孩子们在家里，归仆人们照应一—现在怎么办呢?冒着传染霍乱的危险上岸去吗?那大概是不行的。他们决定继续前进，到斐济群岛去，在那里呆两个星期，等着搭下一班船回家。他们预料不到，非等六个星期，不会看到一只开回本国的船，而且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得不到孩子们的消息，也不能给孩子们捎信去。在这个世界上，拟订计划倒是很容易，连一只猫都办得到；可是到了这远隔重洋的海面上，就可以看出一只猫的计划和一个人的计划大约是具有同等的价值。以它们的价值而论，两者差不多是同样容易跌落的。

我们无事可做，只好在甲板上到处坐一坐，在凉蓬的阴影下，望着远处的海岸。我们停泊在闪烁的蓝色海面上；靠岸那一边，海水是绿色的——亮晶晶的绿色；岸边的海水激成很长的白色浪花，却没有冲击的声响，我们什么声音都听不见。那座城市被浓密的枝叶覆盖着，好象一块青苔铺成的坐垫似的。象丝绸一般光泽的群山披着色调动人的、柔软而艳丽的漂亮衣裳，有些高岩被倾斜的薄雾笼罩着。我把它全部认出来了。一切景物正如我多年以前所见过的一样，并没有失去丝毫的美，也不缺少原有的任何魅力。

这里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那是政治方面的，从船上根本看不出。当年我所看到的王国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在它的遗址上有一个共和国。这并不是一种重大的变化。从前那种假装的威风和装点场面的一些小派头，现在都不见了，还有那商标似的国王名义也取消了——我看人们也不过是感到这么一点缺陷。在我当初到这里来的时候，那个假王国是相当古怪的，如果它继续存在了三十年，那个王国就会没有与国王同种族的老百姓了。

我们看到了很美妙的落日的景色。广阔的海面被色彩分明的晚霞映成了一条一条的彩带；有许多长条的深蓝色，还有长条的紫色和晃亮的青铜色；波涛般起伏的群山映射出各种艳丽的褐色和绿色，还有蓝色、紫色和黑色，其中有几座山，隆起的天鹅绒似的山脊使人只想伸手去摸一摸，就象人们想摸一只猫的光溜溜的背一般。西边突出海中的那条很长的坡形的海角变成了隐隐约约的铅色，象鬼影似的，然后又布满了一层浅红色——好象是在若隐若现之中溶化成为一个粉红色的梦一般，因为它显得太缥缈、太虚幻了。随后天边的流云被夕阳染成了一片火红的、光辉灿烂的色调，这种光彩又在海面上反射出．来，使人看着不禁陶醉在狂喜之中。

我和同船的几位在檀香山住家的旅客交谈，又看了玛丽·克劳特夫人的游记，才知道今天的檀香山是什么样子，与我当初所看到的檀香山比较起来，有什么不同。从前我到那里去的时候，檀香山是一座美丽的小城市，到处是雪白的木头房子，美妙地荫蔽在各种热带的藤蔓和花卉树木之中；它那些珊瑚铺的路和街道是坚硬而光滑的，也象房屋那么白。这个地方的外表使人联想到一种朴素而舒适的安居乐业的景象——普遍的安乐景象——也许还可以再加重形容一下，说它是毫无例外的安乐景象吧。既没有讲究的房屋，也没有讲究的家具。什么装璜都没有。卧室里用蜡烛照明，客厅里点的是鲸油灯。土产的席子当做地毯。客厅里可以看到墙上挂着两三张石印版画——照例都是一些肖像：卡米哈米哈四世的，路易·喀苏士的、简尼·林德的；也许还有一两幅雕版画：《瑞白任在井边》、《摩西猛击岩石》，《约瑟的仆人在卞雅明的袋子里找到了杯子》。屋子中间摆着一张桌子，那上面放着一些性质平和的书：《人类的全部义务》、巴克斯特的《圣徒的安息》、福克斯的《殉道者列传》、托帕的《寓言哲学》、《福音先驱》的合订本、达米安神父的《海员之友》。还有一架美国风琴；一个乐谱架，上面摆着《威利，我们一直想念你》、《太白星》、《银色的月亮，向前飘吧》、《我们多半都在那儿吗?》、《我不会永生》，以及一些其他的情歌和感伤的歌曲，还有一套齐全的赞美诗。一个陈列古董的架子上摆着一些半圆形的玻璃镇纸，里面有船只的微小图画和新英格兰乡间的风雪景，以及诸如此类的景致，还有一些海蚌壳，上面刻着浮雕式的《圣经》引文；还有本地的古董，还有鲸鱼牙齿，上面刻着张满风帆的船只。架子上没有什么纪念国外各地的东西，因为谁也没有出过国。有人到过旧金山，但是那并不能叫做出国。广泛地说来，这里是没有人出外远行的。

但是檀香山的财富从那以后已经增长了，有了财富，当然就产生了变化；当初的简朴风尚已经有一部分消失了。照克劳特大人的描写看来，现代住宅的情况是这样：

几乎每所房屋周围都有宽大的草坪和花园，外面有火山石砌成的围墙，或是密密的、漂亮的木槿篱笆。

屋里陈设着非常精美而舒适的家具；地板是硬木的，铺着地毯或是精致的印度席子，一般人都比较喜欢用藤制或竹制的家具，这是大多数热带地方的风尚；一般人家通常都有些古董、图画和书籍之类的摆设，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珍品，因为这些岛上居民都是不知疲劳的旅行家。

差不多每所住宅都有一个“外廊”。这是一个大房间，上面盖着房顶，底下铺着地板，三面敞开，一面有门，或是垂着帷帘的拱道，通着里面的客厅。屋顶多半是用一种“豪树”的枝子纵横交错地盖上很厚的几层，这种屋顶不透阳光，甚至还能遮雨，除非是狂风暴雨才会漏。外廊敞着的几面都牵着人工培植的藤蔓——千金子藤花或是这些岛上盛产的无数种香花的藤类之一。另外还挂着苇帘，可以拉下来遮太阳或是挡雨。地板上为了要凉爽，一般都是光的，或是铺着一部分地毯；外廊里陈设着漂亮的家具，有舒适的椅子和沙发，还有桌子上面摆着盆花或是奇异的羊齿类植物。

外廊是大家喜欢的接待室，每逢交际应酬，都是在这里演奏音乐，饼子和冷饮也是送到这里来吃；早晨来访的客人都在这里接待，还有穿着华丽服装骑马玩乐的客人，也在这里招待，女客们穿着分开的漂亮裙子，这是为了便于跨着骑马而做的——欧洲入和美洲人一般都采用这种样式，本地土著也爱这么打扮。

这种外廊的舒适和快活——特别是在海滨的别墅——简直是难以想象。柔和的微风吹拂过去，带来浓郁的素馨和栀子的香气；从摇曳的棕榈树和含羞草的枝子当中，可以瞥见嵯峨的群山，山顶笼罩着云雾，还可以瞥见紫色的海，永远有白浪冲击着礁石——在热带的黄色阳光或是神奇的月光之下，显得更白。

你看：地毯、冷饮、图画、外廊，世俗的书、各地弄来的邪恶的古董，还有跨着骑马的妇女。这些当然都是变化。当初我在那里的时候，土著妇女是跨着骑马的，但是白种人却没有勇气采用她们的聪明骑法。当时檀香山很少见到冰。有时候从新英格兰来的帆船把冰作为压舱的货物，运来一些；这时候如果赶上海港里停着一艘军舰，因此就举行热闹的舞会和晚餐，这种压舱货就值得六百块钱一吨，据可靠的传说，这种大价钱确实是有根有据的。但是制冰的机器现在已经风行全球，每个人都可以买得到冰了。现在拉伯兰和斯匹次伯尔根的人谁也不用本地的天然冰，只有熊和海象才用得着它。

自行车还没有人提到。这是不必提及的。我们不用探听，就知道那里有自行车。这种东西原是到处都有的。如果不是有了自行车，人们就决不会在布兰克山顶上有夏季避暑的别墅；在自行车出现以前，那上面的房产只有票面价值罢了。夏威夷首府的妇女们学会骑马的正确方法，学得太晚了——因为学得太晚，所以就没有得到它多大好处。马在全世界各地都渐渐被淘汰了。今后再过几年，檀香山的马也会成为历史上的陈迹。

我们大家都知道达米安神父，他是个法国传教士，自愿离亲别友，到摩洛开麻疯岛上去，在那些与世隔绝的不幸的居民当中进行传道工作；这些人在慢性消耗生命的惨境中，在那里等待着死亡到来，解除他们的苦难，我们都知道他所预先知道的事情会要发生，而且果然发生了：那就是，他自己也成了一个麻疯病患者，害了这种可怕的病死去了。此外似乎还有一个自我牺牲的实例。我探询“毕利·拉格斯代尔”的消息，他是我当初到这里的时候在国会当翻译的一个青年——是个一半白种血统的混血儿。他是个伶俐的小伙子，人缘很好。他是个出色的翻译，无论什么地方都难得有人比得上他。他当初常常站在国会里，把英语译成夏威夷语，把夏威夷语译成英语，译得非常迅速而流利，简直令人吃惊。我探听他的消息，据说他、那一帆风顺的生活在他正打算和一个漂亮的混血种姑娘结婚的时候突然出乎意外地被打断了。他从他的皮肤上一种几乎看不出的病象发现了他身上有了麻疯的毒素。那原是他自己的秘密，本可以隐瞒多年；但是他不肯辜负他心爱的姑娘，不肯和她结婚，以致使她也遭到他这种厄运。于是他把他的事情交代，清楚之后，便到所有的亲友那里，向他们告别，乘着麻疯病人的船到了摩洛开岛。他就象一切麻疯病患者一样，被这种拖得很久的可恶的病折磨死了。

现在我把《太平洋上的乐园》(弋文牧师著)挑选一两章插在这里吧：

可怜的麻疯病患者啊!在亲友中没有麻疯病患者的人，要严格执行隔离法令，那是很容易的，可是执行这种法令的结果，产生了多么可怕、多么伤心的惨剧，有谁能描写出来呢?

夏威夷岛上有一个人突然被捕，马上就被带走了，他家里留下了一个快生孩子的无依无靠的妻子。这个钟情的妻子忍住很大的痛苦，冒着危险，一直跑到檀香山去，向当局哀求，要跟着她的丈夫去，和他一同过麻疯病患者的生活，当局终于不忍拒绝她的请求。

一个正在青春时期的朝气蓬勃的妇女被断定为一个初发的麻疯病患者，忽然从家里被人带走，她的丈夫回家的时候，发现两个无依无靠的小娃娃哭哭啼啼地要他们那失踪的母亲。

试想想!那两个孩子的处境是很惨的，但是与他们的母亲所要受的罪比较起来，他们的惨状却是微不足道的——还不仅是微不足道——根本就不算一回事。那位母亲不得不一分钟又一分钟、一小时又一小时、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地继续受活罪，毫无间歇，毫无缓和或减轻痛苦的时候，直到死去为止。

有一个名叫卢卡·卡务考的女人和她那患麻疯病的丈夫在居留地里一直同住了十二年了。那个男人几乎连一个关节都没有了，他的四肢只剩下了几个畸形的、溃脓的残肢，四年之中，他的妻子只好把食物一点一点地喂到他嘴里。他早就劝他的妻子抛弃他这个倒霉的废物，因为她本身是健全的，但是卢卡却说她情愿留在她心爱的人身边伺候他，直到他的心灵摆脱了苦难、获得最后的安息为止。

我自己也见过一些相当遭殃的人：有一个姑娘表面上显得非常健康，她在复活节还和我一同装饰教堂，可是在圣诞节以前却被认定是一个麻疯病患者，因此被人带走了，还有一个母亲把她的孩子藏在山里，隐瞒了几年，为的是使她最亲爱的朋友都不知道她还有一个活着的孩子，免得他被人带走，此外还有一位体面的白种人被人带走，离开了他的妻子和家庭，被迫在麻疯病人居留地住下，他到了那里，就被人当做死人看待，连保险公司也不在例外。

最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可怜的受活罪的人都是无辜的。麻疯病并不是因为他们犯了什么罪而生的，而是因为他们的祖先犯了罪，本身却逃避了麻疯病的苦难!

戈文先生记载了一种非常惊人的情况。你难道会想得到那个可怕的麻疯病人居留地里，居然会有一种风俗习惯值得搬到你本国来吗?他们倒是有这么一种风俗习惯，那是非常动人而美丽的，简直无法形容。到了死神把那里的生命的牢门打开的时候，乐队马上就奏出欢乐的音乐，迎接那获得了解脱的灵魂，升天! inV98mWo8iilPFAQw1e/+NiF3mtVerpk4Ou3qDq7Ud8NRMSHo4f0kEIMn3E6R7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