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离开维多利亚之后,大约航行了四天,就碰上了炎热的天气,所有的男性旅客都穿上了白麻布衣服。一两天之后,我们穿过北纬二十五度,这时候船上的高级船员就奉命换掉他们的蓝色制服,穿起白麻布制服来了。所有的女客也在这时候穿上了白衣裳。大家都普遍地穿起了雪白的衣服,这就使散步的甲板上有了一种诱人的新气象,显得凉爽而愉快,好象是举行野餐似的。
我的日记上是这样写的:
世界上有几种坏事,无论你出外旅行到多远的地方,永远也不能完全逃避掉。谁要是逃避了某一类坏事,就不免遭遇到另一类坏事。我们离那些拿蛇撒谎和拿鱼撒谎的人已经很远了,这倒是使人想起来心里感到轻松愉快;但是现在我们又来到了一个新的地区,这里又有人信口开河,把飞去来器说得神妙莫测,于是我们又发起愁来了。船上的一等驾驶员曾经看见过一个人藏在树背后,企图逃避他的敌人;但是敌人向空中投出飞去来器,投得比那棵树还高得多,随后它掉转头,落下地来,终于把那个人打死了。有一位澳洲的旅客看见过两个人藏在两棵树后面,碰到这种玩意儿——而且是同一支箭射死的。大家听了他的话,都一声不响,表示怀疑,于是他又另外说了一桩事情,作为陪衬,他说他的兄弟有一次看见飞去来器射死一百码以外的一只鸟,并且还把它给投射的人带回来了。但是这种无稽之谈却非忍受不可。此外没有什么办法。
话题由飞去来器又转到做梦——通常这个题材无论在船上或是在岸上,都是有话可说的——但是这次却相当冷落。然后话题又转到特殊的记忆力的实例——结果比较好一些。有人谈到了黑人盲钢琴家汤姆,据说随便哪个歌曲,无论多么长,无论多么难,他只要听过一次,就能准确地把它弹奏出来,再过六个月,他虽然一直不再摸一摸这个歌曲,却能准确地重新弹奏。在一些最惊人的故事当中,有一个是曾经在印度总督手下做过事的一位先生说的。他从他的笔记簿里把这件事情源源本本地念出来,并且还说明他的记载所叙述的事情刚刚发生过之后,他马上就把它写下来了,因为他觉得如果不用白纸黑字记载得清清楚楚,他不免很快就会以为那是他做的梦,或是凭空捏造的事情。
当时总督正在各地巡行,迈索尔邦的土王安排了各种奇技表演招待他,其中有一项是记忆力的表演。总督和他的三十个随从人员坐成一排,表演记忆奇迹的一个阶级很高的婆罗门被人带进来,叫他在贵宾前面坐在地下。他说他只懂两种语言,一种是英语,一种是他本国的语言,但是他表演记忆力的时候,测验的人却不妨用任何一种外国语。然后他就向在场的人们宣布他的表演节目——那个节目实在是非常了不起的。他提议每位贵宾给他说出一句外国话里的一个字,并且把它在那句话里的部位告诉他。于是就有人给他说了个法国字est,并且告诉他说,那是一句三个字的话里的第二个字。第二位先生给他说了个德国字vcrloren,并且告诉他说,那是一句四个字的话里的第三个字。他要求下一位先生给他说一个加法算式里面的一个数字,又要求另一位先生说一个减法算式里面的一个数字;再叫其他几位说了各种算式里面的数字;他把这些都记住了。在这当中还有些人插进去,给他说了一些希腊文、拉丁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意大利文和几种别的浯言的单宇,并且把这些单字在句子里的部位告诉他。后来每个人都给他提出了一句外国话里的一个单字,或是一个算式里的数字之后,他又重新叫大家再提一遍,另提一个单字和一个数字,把它们在一句话或是一个算式里的部位告诉他;然后再来一遍,再来一遍。他一遍又一遍地听取人家给他说的单字和数字,一直把所有的算式和所有的句子的各部分都搜集齐全了——当然都是颠三倒四的,并不是按照它们原来的次序排列的。这就占了两小时的工夫;于是这位婆罗门沉默地坐在那里,想了一会,然后他就开始背那些句子,把那些单字都按照正确的次序排列出来,又把那些乱七八糟的算术题都整理得清清楚楚,并且还给全部的算式做出了正确的答案。
测验开始的时候,他曾经要求在场的人在那两小时内向他抛杏仁,由他记住每位先生抛了几颗,但是谁也没有抛,因为总督说,不用添上这项负担,那种测验已经就够紧张了。
格兰特将军对各种的事情记性都很好,包括姓名和面貌在内,当时我如果想起了,也可以举出一个实例。我和他初次见面是在他当第一任总统不久的时候。当时我刚从太平洋岸来到华盛顿,有一天上午走过白宫,遇见一个朋友,那是一位代表内华达州的参议员。他问我是否愿意见见总统。我说我很愿意;于是我们就进去了。我估计总统大概会被许多人包围着,我可以从远处安安静静、从从容容地望着他,就象一只野猫望着一位国王那么自在。但是那却是上午,那位参议员利用了他的职位所享有的特权,那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在最高元首的办公时间闯进去访问的特权。我还不知不觉的时候,参议员和我就到了总统面前,除了我们三个人而外;根本没有别的人。格兰特将军从桌子跟前慢慢地站起来,把笔放下,在我面前站着,摆出一副严肃的表情,仿佛他已经有七年没有露过笑容,还打算再过七年不笑似的。他定睛注视着我的眼睛——我被他盯得慌张起来,便把视线往下垂了。我从来没有面对面见过一个伟大人物,因此一时陷入了畏畏缩缩和不知所措的窘境。那位参议员说:“总统先生,我可以不揣冒昧,给您介绍克列门斯先生吗?”
总统握着我的手,冷冷淡淡地抖了一下,就把它放下了。他一句话也不说,只是站在那里。我感到很难堪,简直想不出什么话来说,一心只想离开。那一阵沉默真是又尴尬、又沉闷,又可怕。然后我想起了一句话,于是抬起头来望着那张沉着的脸,胆怯地说:“总统先生,我——我觉得很窘。您怎么样?”他的脸色忽然变得和善了一点——只是稍微变了一点点——只是微微的一丝闪光,象夏天的闪电那么突然闪了一下似的,露出了一丝微笑,这点笑容是提前了七年的——这一丝微笑刚一消失,我马上就跑出来了。
一直过了十年,我才和他第二次见面。这时候我已经比较有点名气了,格兰特将军周游世界,才回国来,田纳西退伍军入会在芝加哥举行宴会欢迎他,我是被推为敬酒祝贺的人之一。我深夜才赶到,第二天早晨起得很迟。旅馆里所有的走廊里都挤满了人,大家都想趁着格兰特将军到他检阅大游行的地方去,从那里经过的时候,看他一眼。我从挤满了人的几间相连的客厅里挤出去,发现那所房子拐角的地方声一个敞开的窗户,那里有一个宽大的看台,装饰着一些旗帜,还铺着地毯。我跨出窗户去,站在看台上,看见下面有千千万万的人拥塞在街头,另外还有千千万万的人挤在附近所有的窗户里和所有的屋顶上。这些群众把我当成了格兰特将军,于是象火山爆发似地发出一阵阵的欢呼声,但是那个地方很便于看游行,所以我就站在那里,没有走开。随即我就听见远处传来军乐的声音,看见街上的游行队伍穿过欢呼的群众,从老远走过来,薛立敦穿着陆军中将的军服,骑着马在队伍前面领头,他是南北战争中一位最英武的人物。
这时候格兰特将军和卡德·哈利逊市长挽着手走出来,到了检阅台上,后面有欢迎委员会的那些戴着勋章,穿着军服的委员们,两个两个并排地跟着。格兰特将军的神色还是和十年前那次难堪的会见时完全一样——非常严肃而沉着。哈利逊先生走过来,把我领到将军面前,正式地给我介绍。我还没有来得及想出一句适当的话来,格兰特将军就说;“克列门斯先生,我并不觉得窘。您怎么样?”——于是那一丝七年难见的微笑又在他脸上闪了一下。
从那以后,已经过了十七个年头,今天纽约的街道上人山人海,大家都在这位伟大的军人的遗骸移葬到它那纪念碑底下的最后安息之所的时候,向他致敬;空中弥漫着挽歌和隆隆的礼炮声,全美国千千万万的人都怀念着这位英雄人物,他曾经挽救我们的联邦和国旗,使民主政治获得新的寿命,并且还符合了我们的希望和信念,使它在那些造福人类的制度之中占着永垂不朽的地位。
我们在船上有一种游戏,是消遣的好办法——至少是到了夜间,人们在吸烟室里摆脱了白天的单调和沉闷的气氛,提起了精神的时候,这种游戏是很有趣的。那就是续完没有结尾的故事。换句话说,一个人说出一个故事的全部,只差一个结尾,于是其余的人就凭他们自己的想象,设法把故事的结局补充起来。等到每个想要试一试的人都试过了之后,介绍这个故事的人就把原来的结尾说出来——然后你就可以随意选择,看看究竟是哪一个结尾好。有时候那些新编的结局比原来的那个还要好一些。但是引起大家最大的兴趣,使他们拼命绞脑汁,坚持一定要想出一个满意的结尾的故事,却是根本没有结尾的,所以也就无法把那些新编的结局和原来的结局比较。据讲这个故事的人说,他只能把故事的情节说到某一点为止,因为他所知道的也就只有那么多。他二十五年前在一本见闻杂记里读到这个故事,还没有读到末尾,就被打断了。他说我们可以自行选出几个裁判员,如果有人能给这个故事提供一个结局,使裁判员认为满意,他情愿给他五十元奖金。于是我们就指定了几个裁判员,大家拼命想这个故事的结局。我们编了许多结尾,裁判员却把它们通通否决了。裁判员们是应该否决的。这个故事,原作者也许编好了圆满的结局,如果他真有那么奸的运气,我倒很想知道那个结尾是怎样的。任何一个普通的人都会发觉,这个故事的精彩部分在它的中间,要想把它转移到末尼,显然是没有办法的,而这个故事的关键却又当然应该在末尼才对。这个短篇故事的内容大体是这样的:
约翰·布朗是个三十一岁的青年,他生性善良而温和、腼腆而胆怯,在密苏里州的一个安静的村子里住家。他是长老会主日学校的校长。这本是一个卑微的职务;不过这是他惟——的正式头衔,他对这个职务是稍有几分引以自豪的,并且他很专心于这件工作,很愿意把它做好。他的性格是极端和善的,大家都承认这一点,事实上,人家都说他是个天生的老好人,满心都是善良的动机,脸皮是特别薄的,每逢有人需要他帮忙,一定可以指望他出力,至于害羞的神态,那就无论是否需要,都会看得到的。
玛丽·泰勒是个二十三岁的姑娘,她是沉静而温柔可爱的,无论性格和外貌都很美,在布朗心目中,她是十全十美的。而在她的心目中,他也几乎是十全十美。她对他正在举棋不定,他的希望是很大的。她的母亲从头起就反对他们相好,但是她本人却还在犹豫不决;这种情形他是看得清楚的。他对她所救济的两个穷苦女人表示热烈的关怀,并且还捐款维持她们的生活,这使她很感动。这两个女人是孤苦伶仃的年老的两姊妹,她们在一条交叉路上的偏僻地方,住在一间木头搭的茅草屋里,离泰勒太太的农庄有四哩远。这两姊妹之中有一个是疯子,有时候她有些狂暴,但不常有这种现象。
后来时机似乎已经成熟了,布朗终于觉得应该提出求婚,于是他就鼓足了勇气,决定提出这种要求。他打算带一笔比平常的数目多一倍的捐款去,把玛丽的母亲争取过来,只要消除了她的反对,他就准有把握,可以马上获得成功了。
他在密苏里柔和的夏季里一个平静的礼拜天下午,做了适当的准备,动身到玛丽家里去了却这桩心事。他全身穿着白麻布衣服,用一条蓝色缎带子打了领结,脚上穿了一双很紧的时髦靴子。他的马和小马车是最讲究的,连马车行里的也不过有这么好。崭新的护膝毯是白麻布的,周围有手工绣的花边,精美无比,在那一带地方再也找不到这么漂亮的了。
他在那条冷落的路上走出了四哩,正牵着马过一座木桥的时候,草帽忽然被风吹落了,掉在小河沟里,顺水漂下去,在一个沙洲上搁浅了。他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必须把帽子取回来才行,这是很显然的,可是他怎么能把它取回来呢?
随后他就想出了一个主意。路上没有人,谁也不会打搅他。对,他不妨冒险试一试.他把马牵到路旁,让它在那里吃草,然后他就把衣服脱下来放在马车里,轻轻地在马身上拍了一会,使它安心吃草,老老实实地呆着,不要乱动,随后他就赶快跑到小溪里去了。他游到沙州那里,不久就拿到了那顶帽子,可是他爬上溪岸的时候,他的马却不见了!
他吓得全身发抖,两条腿几乎站不住了。那匹马正在安闲地顺着大路走着.布朗跟在它背后跑着小步,一面说;“喔,喔,别调皮呀.”但是他每回快赶到马车跟前,正好可以跳上去的时候,那匹马却偏巧加快了脚步,使他扑了空。这个光着身子的入老是这样跟在马车后面跑,他简直急得要命,时时刻刻都担心有人出现。他始终紧跟着追赶,一面跑,一面向他的马说尽了好话,央求它停下来,一直追了一哩路,眼看就要到泰勒家了,后来他终于赶上了马车,跳到了车上。他匆匆忙忙地穿上衬衫,系上领结,披上上衣,然后伸手去拿——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他突然坐下,把护膝毯往上一拉,因为他看见有个人从大门里出来——他觉得那是——个女人。他连忙拉了一下缰绳,叫他的马向左转,赶快向那条交叉路上跑开了。这条横路是笔直的,两旁都没有遮拦,但是三哩以外有一座树林和一个急弯,他赶到那里的时候,心里感到非常快慰。他转过这个弯之后,把马的速度放慢了一些,改成走步,于是他伸手去取他的草——又来不及了。他遇到了恩德贝太太、格罗索普太太、泰勒太太和玛丽。她们都在步行,显出疲劳而又兴奋的样子。她们立刻走到马车跟前,和他握手,大家一齐开口说话,个个都急切而诚恳地说,她们看见他来了,非常高兴,并且说她们的运气太好了。随后恩德贝太太令人感动地说道;“他恰好在这种时候赶来了,表面上看来好象是偶然的事情;可是我们不能这么说,这么说是亵渎神明的,他是一他是上帝派来救我们的呀。”
她们都被她的话感动了,格罗索普太太用敬畏的声调说:“莎拉·恩德贝,你一辈子也没说过比这更正确的话。这决不是偶然的事,完全是老天保佑我们。他的确是上帝派来的。他是个天使——随便哪个天使他都赶得上——简直是个救命的天使。莎拉·恩德贝,我说是天使,决不肯用别的名词。往后谁也别再跟我说,没有老天保佑这回事,因为这要是还不算老天保佑的话,那就看谁能说明这个道理吧。”
“我准知道这是老天保佑,”泰勒太太热情地说。“约翰·布朗,我简直要把你当神来崇拜了,我恨不得对你下跪。是不是有神吩咐你——你是不是觉得你是上帝派来的?我真想亲亲你那条护膝毯的边哩。”
他说不出话来,他又害羞、又害怕,简直不知如何是好。泰勒太太继续说道:“嗨,珠丽亚·格罗索普,我们只要把这件事情从头到尾仔细想想就明白了。无论是谁都看得出这是天意的安排。我们在中午的时候看见了什么?我们看见那边正在冒烟。我马上就说:‘这是那两个老姑娘的木头房子着火了。’我是不是这么说的,珠丽亚·格罗索普?”
“你是这么说的,一点也不错,南锡·泰勒。那时我在你身边,象现在一样近,我亲耳听见的,也许你说的是‘草棚子’,不是‘木头房子吧’,可是主要的意思反正是一样。那时候你的脸都吓白了,真的。”
“吓白了?我吓得脸色那么白,要是——嗐,你简直可以拿它和这条护膝毯来比。后来我接着说的话是这样的;“玛丽·泰勒,快叫长工把马车套上——我们要去救火。’可是她说:‘妈,你忘了吗,你给他说过,他可以赶着车回家去看看亲人,过了礼拜天再回来呀。,这倒是一点不错。说实话,我把它忘了。‘那么,’我说,‘我们就走着去吧。’我们就真地走了.路上碰见了莎拉·恩德贝。”
“于是我们几个人就一同去了,”恩德贝太太说。“原来是那个疯子放了火,把她们的小木头房子烧掉了,那两个可怜的老姑娘年纪那么大,身体又弱,简直走都走不动。我们就把她们带到一个阴凉地方,想尽办法叫她们舒服一些,可是我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能把她们送到南锡·泰勒家里去。我当时就说——我是怎么说来着?我不是说吗,‘老天会给我们想办法的,是不是?’”
“噢,千真万确,你是这么说的!我把你的话忘了。”
“我也忘了,”格罗索普太太和泰勒太太都说,“可是你的确这么说过。你瞧,这岂不是了不起吗?”
“是的,我说过那句话。后来我们就走了两哩路,去找莫斯利先生,偏巧他们全家人都到石岔口参加野营布道会去了,于是我们又走了两哩路,回到原处,再从那儿走到这儿来,又走了一哩路——老天爷果然给我们安排好了。这是你们自己都亲眼看见的。”她们露出敬畏的神色,瞪着眼睛互相望着,然后举起手来,齐声说道:“这实在是太了不起了。”
“现在怎么办,”格罗索普太太说,“你们想想,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才好?——现在要请布朗先生把这两个老人送到南锡·泰勒家里去,究竟是让他驾着马车一次送一个,还是叫她们两姊妹都坐上马车,让他牵着马走呢?”
布朗吓得连气都透不过来了。
“可不是吗,这倒是个难题,”恩德贝太太说,“你瞧,我们都累坏了,无论怎么安排,反正都不好办。因为布朗先生如果把她们两个一齐送去,我们至少得派个人陪他去,帮帮他的忙,因为她们一点。力气也没有,单靠他一个人是不能把她们搀上马车的。”
“这话很对,”泰勒太太说。“看来好象是不——啊,这么办好不好!——我们把一个人陪布朗先生去,其余的人先到我家里,把一切准备好。我陪他去。他和我可以把那两个老人搀起一个送上马车:然后把她送到我家里,再——”
“可是还剩下一个归谁照应呢?”恩德贝太太说。“我们决不能把她单独留在树林里,你知道吧——特别是那个疯子。上那儿去来回是八哩,对不对?”
她们为了让疲劳的身体休息休息,大家都在马车旁边的草地上坐了一会儿。她们沉默了一两分钟,脑子里拼命地打主意,想要解决这个难题;后来恩德贝太大忽然露出喜色,说道:“我想现在我已经有了好办法了。你瞧,我们部不能再走路了。你想想看,我们走过多少路了;上那儿去是四哩,去找莫斯利又走了两哩,这就是六哩,然后又回到这儿——从中午到现在,—共走了九哩,连一口东西也没吃;说实话,我真不知道怎么居然走了这么些路;要叫我说呀,我简直快饿死了。现在总得有个人陪着布朗先生回那儿去——这是没法子避免的;可是不管叫谁去,她也只能坐车,决不能走路。所以我的主意是这样:我们把一个人跟布朗先生乘车回那儿去,再驾着车子把一个老人送到南锡·泰勒家里去,留下布朗先生给剩下的那个老人做伴,你们大家都到南锡家里去,休息休息,在那儿等着;然后你们当中把一个人驾着车子回去,接另外那一个老人,把她送到南锡家里,让布朗先生走路。”
‘妙极了!’她们大家齐声喊道。‘啊,那就行了——这个办法太妙了。’于是她们都说恩德贝太太是这些人当中脑筋最灵活的,最会打主意;她们还说不知为什么,她们自己都没有想出这个简单的办法来。这些心地单纯的人啊,她们并不是有意把夸奖人家的话收回,所以也就不知道她们事实上已经收回那些恭维的话了。大家经过一番商量之后,决定让恩德贝太太陪着布朗乘车回那个地方去,因为她想出了那个办法,所以这份荣誉就落到她头上了。现在一切都安排妥当,圆满解决了,于是这几位太太小姐就站起来,大家都无忧无虑,快快活活,各人把长袍往下理平,就有三个人动身回家去;恩德贝太太把一只脚踩在小马车的脚蹬上,正要爬上车去,这时候布朗用他那剩下的一点声音喘着气说:“恩德贝太太,请你叫她们回来吧——我浑身没劲;我可走不动,实在是不行。”
“映,亲爱的布朗先生!你的确是脸色惨白;我真难为情,怎么早没注意呢?回来——你们都回来!布朗先生不舒服。我能帮你什么忙吗,布朗先生——我真着急哩。你疼不疼?”
“不,太太,我光是没劲;我并不是害病,只是没力气——这是刚才出的毛病;没多久,是刚才出的毛病。”
其余那几个人都回来了,说了一连串同情和怜恤的话,并且还为了她们没有早注意他脸色那么苍白,极力责备自己太大意了。于是她们马上想出了一个新主意,很快就商量好了,认为那是最妥当的力、法。她们决定大家一齐先到南锡·泰勒家里去,把布朗好好地安顿下来。他可以在客厅里的沙发上躺下,泰勒太太和玛丽留下来照应他,其余那两位太太驾着马车去,先接一个老人过来,去的人留下一个陪另外那个老人,然后——
这时候布朗虽然没有向她们提出任何要求,她们却走到马前头来,打算叫它掉转头去。这是非常危急的关头,可是布朗又鼓起勇气开口说了话,挽救了自己。他说:“可是,太太们,这个办法还有一点行不通,你们太大意了。你瞧,假如你们把一个老人接去,还剩下一个和另外那一位在一起,那么你们再来一个人接另外那个老人的时候,一共就会有三个人,因为反正总得有个人赶马车回去,可是马车里坐不下三个人,你仃J就不能一同回家。”
她们齐声喊道,“噢,真是,这话有理!”于是她们大家又大伤脑筋了。
“哎呀,哎呀,那我们怎么办呢?”格罗索普太太说;“这可真是从来没见过的麻烦事儿.狐狸和鹅和玉米那几样东西凑到一起——啊,真糟糕,那还远不如这么麻烦哪。”
她们又精疲力尽地坐下,再来绞尽脑汁,想个行得通的办法。过了一会儿,玛丽就提出一个主意;这是她头一次动脑筋想出来的办法:她说:“我还年轻,身体也壮一些,现在精神挺好。你们先把布朗先生送到我们家里去,好好地照应他——你们看得出,他分明是需要有人帮忙的。我回去照应那两个老人,只要二十分钟,我就能赶到那儿。你们尽管回去,做你们已经动手做的事情——再在我们家门口的大路边上等着,迟早总会有人赶着大车走那儿过,那时候你们就派入乘大车来,把我们三个接走。你们用不着等多久;观在那些庄稼人很快就会从镇上回来了。我去陪着老波莉,让她高高兴兴,耐心等着——那个疯子用不着管。”
她们把这个办法商量了一下,决定照办;在那种情况之下,似乎只有这么办最妥当,这时候那两个老人一定是等得很着急了。布朗放下了心,真是感激不尽。只要让他到了大路上,他就可以设法逃掉。
随后泰勒太太说;“晚上的寒气马上就要来了,那两个烧掉了房子的可怜虫需要披上点东西才行。亲爱的,把这条护膝毯带去吧。”
“好吧,妈妈,我一定把它带去。”
她走到小马车跟前,伸手去取那块护膝毯——这个故事就到这里为止。讲这个故事的旅客说,二十五年前,他在火车上读这个故事,刚读到这个地方,就被打断了——火车出了轨,从一座桥上掉下去了。
起初我们以为很容易给这个故事编一个结局,于是大家都很有信心地开动脑筋;可是我们不久就觉得这事情并不简单,而且相当困难、很伤脑筋。这是因为布朗的性格有些特别——他非常慷慨而和蔼,却又特别害羞和胆小,尤其是当着妇女的面,更加腼腆,这就使问题复杂了。再加上他对玛丽的爱情,大有希望,却又没有十分把握——在这个关头上,正需要煞费苦心,好好地掌握,不能犯什么错误,也不能得罪人。还有那个母亲——也在摇摆不定,一半情愿,一半不情愿——需要施展灵活的手腕,不出一点毛病,才能把她争取过来,现在如果落空,以后就永远没有希望了。此外还有那毫无办法的两个老人,还在树林里等着——她们的命运和布朗的幸福都要取决于布朗在两秒钟之内所采取的行动。玛丽正在伸手去拿那条护膝毯;布朗必须决定怎么办——拖延时间是不行的。
当然,只有喜剧的收场才会获得裁判员们的同意;故事的结局必须使布朗大受那几位太太小姐的赞扬,他的行为必须十全十美,他那害羞的心理也不受伤害,自我牺牲的性格也能保持得住,两位老人也靠他得救,把他当成恩人,一切有关的人为他都引以自豪,因他而感到快乐,人人都满口夸奖他。我们竭力想要安排这样的结局,但是这却遭到——些顽强的、不可调和的困难。我们知道布朗的害羞的性格不会容许他放弃他的护膝毯。这就会惹得玛丽和她的母亲生气;并且还会使其余那两位太太吃惊,这一半是因为布朗对那两个苦难中的老人这么小气,与他的性格不相符,一半是因为他是个代表天意的人物,不应该有这种行为。如果人家要求他解释他的行为,他的羞怯心理又不会容许他说实话,同时由于他缺乏临机应变的本领,他又不能编出一套谎话,圆滑地敷衍过去。我们搜尽枯肠,企图解决这个伤脑筋的问题,一直想到早晨三点钟才罢休。同时玛丽还在伸着手要拿那条护膝毯。我们不再枉费心思,决定让她继续伸着手。这个故事究竟是怎样收场,还是由读者自行决定吧。
我们在开航之后的第七天,看见太平洋的茫茫大海中矗立着一座隐隐约约的大山岩,知道那个怪模怪样的海角就是金钢岬,这块地方我已经有二十九年没有看到过了。原来我们是快到散得维奇群岛的首府檀香山了——那些岛在我心目中简直是个乐园;这个乐园,我在那许多年中是一直渴望着重新见到的。世界上再没有任何别的事情能象我见到那座大岩石一样使我兴奋了。
那天夜里,我们在离岸一哩的地方抛了锚。我从船舱的窗口里可以看见檀香山的闪闪灯光和那条向左右两方伸展的山脉的庞大黑影。我看不清美丽的努瓦拿山谷,但是我知道它在什么地方,并且还记得它当年的风光。当初我们常常骑着马顺着那个山谷上山去——我们当时都是些年轻人——再往山谷两旁走,在一片沙地上采集骨头,那地方从前是卡米哈米哈开始作战时做过一次战场的。他当国王要算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在野蛮人当中也是个了不起的好汉。一七七七年库克舰长来到的时候,他还不过是个小小的国王,而且是个无足轻重的角色;但是大约四年之后,他却打定了主意,要扩大他的势力范围。那是句客气的现代术语,意思就是掠夺你的邻国——为你的邻国的利益设想,施展这种德行的大舞台就是非洲。卡米哈米哈发动了战争,在十年之中,他把所有其他的国王都打倒了,自己就当了组成群岛的十来个岛上的主宰。但是他并不曾以此为足。他买了许多船,装上檀香木和其他的土产,派人开到南美洲和中国去,然后又用这些船运回外国的衣料、工具和器皿,把它们卖给他手下的土人,开始传播了文明。他这番非凡的事业是否在任何别的野蛮人的历史上找得到类似的例子,至今还是个疑问。野蛮人都急切地希望从白种人那里学会互相屠杀的任何新方法,但是白种人向他们提供的那些更远大、更高贵的主意,他们却不惯于热心接受和积极采用。卡米哈米哈的详细历史说明他对白种人的主意经常都是热烈欢迎的,随时都愿意加以考虑,摆在他面前供他挑选的样品,他总是运用适当的辨别力加以选择。
据我看,他的辨别力比他的儿子和继承者利合利合所表现的要精明一些。利合利合也许有资格算是一个革新家,但是作为一个国王,他却是不相宜的。其所以不相宜,是因为他想要同时当国王和革新家。这等于把火和火药混合在一起。当国王的应该是与革新无缘的。他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一切事情保持原状;如果办不到,他就应该把事情弄得更糟一些才对。这并非随意推测,我对这个问题曾经仔细考虑过,所以我如果竟能有机会当国王,我就会知道怎样把我的事情处理得最恰当了。利合利合继承王位的时候,他知道自己掌握着一套王家的工具和保卫安全的设备,如果是一位比较聪明的国王,那就会知道如何驾驭这一切,并予以英明的运用,使它于自己有利。全国都在一个王位统治之下,而这个王位就是他的。全国都信奉国教,而他又是国教的首领。国内有常备军,他就是军队的统帅;这个军队有一百一十四个士兵,由二十七个将军和一个大元帅率领。还有一个光荣而古老的世袭贵族阶级。此外还有一个宝贵的东西,那就是禁止接触的“戒律”——这是一种赋有神秘和绝大权威的力量,这种威力在欧洲的任何国王的特权中是不存在的,它对于处理国事,是一种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的工具。而利合利合就是掌握这种戒律的首领。禁止接触的戒律在历来为了充分地限制人民的权利而想出的各种妙计之中,是最聪明、最有效的一种。
这种戒律要求男女两性分居在各自的房屋里;它不许人们在他们所住的房屋里吃饭,他们必须在另一所房子里吃;它不许一个男人的女眷走进他的住宅,不许男女两性在一起吃饭,男人必须先吃,女人必须伺候他们,男人吃剩的东西才给女人吃——如果剩下了什么的话——她们吃饭的时候,就只好自己照应自己了。我是说,如果剩下了什么粗糙难吃的食物,女人就可以吃。而好吃的东西、讲究的东西、精美的东西,比如猪肉、鸡,鸭、香蕉,椰子果和美味的鱼类等等,却不许她们吃。按照戒律,这一切东西都是专供男人享用的;女人活一辈子,老是渴望着想吃这些食物,不知道它们究竟是什么味道,一直到死,也没有机会尝到这些东西。
你看,这些规矩是很简单、很清楚的。要记住这些规矩也很容易,而且把它们记住了是有用的。因为无论违犯这些规矩当中哪一条,都要处以死刑。妇女们知道那些好东西的代价这么高,便自自然然地学会了拿鲨鱼、芋头和狗肉当食品。凡是戒律禁止进入的地方,如果有谁走进去,就要被处死刑;亵渎了不许接触的东西也是一样,如果对酋长不够恭顺,或是踩了国王的影子,也都要被处死刑。贵族、国王和教士随时都在各处挂出一些小布片,向人们宣布,那些挂了标志的地点或是东西都是戒律所禁止接触的,死亡就在附近窥伺着。当初在那些岛上,争取生存是困难而没有把握的。
这位新国王的处境原是这样有利的。谁能相信他所做的第一桩事情就是摧毁他的国教,把它连根拔除呢?他的确是这么做的。如果打个比方来说,他就等于一个一帆风顺的水手,偏要烧掉他的船;改乘木筏。这个国教原是一种可恶的东西。它沉重地压迫人民;它使老百姓经常战战兢兢,处在神秘的威胁之下,过着悲惨的日子,它屠杀人民来祭它那些奇形怪状的木头和石头的偶像;它吓唬他们,使他们遭到恐怖,把他们变成教士的奴隶,再通过教士,成为国王的奴隶。它是一个国王所能得到的最好的朋友,而且是最可靠的。对于一个专门从事革新运动的人物,只要他能消灭这个国教那样可怕和有害的一种恶势力,他当然就应该受到敬仰和赞扬,但是——个国王居然干出这种事情来,他就只能受到责难了,这种责难因悲叹而缓和一些;其所以令人悲叹,是因为他不适合于他的职位。他消灭了他的国教,现在他的王国由于这一行动的结果,已经变成一个共和国了。
他消灭国教、烧毁偶像的时候,的确是为文明和他的人民的福利做了一件伟大的事情——但是这却是“划不来”的。这种举动与国王的身分不符,而且是不美妙的。这给他的行当制造了纠纷。他所烧毁的偶像还在冒烟的时候,美国的传教士就来到了。他们发现这个国家没有宗教,于是他们就填补了这个缺陷。他们把自己的宗教介绍过来,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但是这种新的宗教并不能做专制的国王的靠山,于是国王的权力从那以后就开始衰退了。四十七年之后,我在那些岛上的时候,卡米哈米哈五世正在设法纠正利合利合的错误,但是没有成功。他又建立了国教,自己担任首领。但是那却只能算是一种冒牌货、仿造品、哄人的东西、徒有其表的空架子。它不能使国王有权力,对他并没有什么价值。它不能蹂躏老百姓,也不能烧杀他们,一点也不象利合利合所毁掉的那种了不起的机构。这是一个没有基础的国教;所有的老百姓都是反对国教的。
在那以前,王位本身早已成了一个虚名,只是摆摆样子罢了。在很早的年代,传教士们就把这个王国变成了一个类似共和国的国家;近来那些做买卖的白种人干脆就使它变得完全与共和国一模一样了。
在库克舰长的年代(一七七八),这些岛上的土著估计有四十万人:一八三六年就不到二十万了,一八六六年约计五万,现在根据人口调查,只有二万五千人了。一切有见识的人都称赞卡米哈米哈一世和利合利合,说他们把文明的大恩大德赐给了人民。我自己也想表扬他们,可惜我现在因为工作过度,脑筋出了毛病,已经不灵了。
将近三十年前,我在这些岛上的时候,与一对美国夫妇相识,他们在各种财物之中,有一个可爱的七岁小儿子——他虽然伶俐可爱,实际上却跟我无法亲近,因为他不懂英语。他从出世以来,就在他父亲的种植园里跟那些卡纳卡土著孩子一起玩耍,偏爱说他们的话,不肯学别的语言。我到达那里一个月之后,这家人就搬回美国去了,于是这个孩子马上就把他的卡纳卡话渐渐忘掉,学起英语来了。他长到十二岁的时候,已经把卡纳卡话忘得千干净净,一个字也不记得了,他不但完全不会说这种话,连懂也不懂。九年之后,他到二十一岁的时候,我在纽约州的一个湖滨市镇上又遇到了这家人,这个孩子的母亲把他新近遭到的一件怪事告诉了我。当时他的专门职业是潜水。有一条客船在湖上遇到了大风浪,被吹翻了,连船带人沉入了水底。几天之后,这位年轻的潜水员穿上了潜水服下水去了,他泅进那条船的大餐间里,站在升降口的扶梯底下,把手扶着栏杆,从光线暗淡的水里窥探着。随即有个什么东西碰着他的肩膀,他转身一看,便发现一个死人在他身边一摇一摆地浮动着,似乎是以探询的眼光打量着他。他吓得浑身都瘫痪了。他进去的时候,把船里的水搅动了,现在他看出了许多模模糊糊的尸体,向他浮过来,一个个都摇晃着脑裂,摆动着身子,好象是打瞌睡的人勉强想要跳舞一般。于是他失去了知觉,就这样被人拖到水面上来了。他被人送回家去,躺在床上,不久就害了大病。在几天之内,他一阵一阵地昏迷不醒,每次连续几小时;他在昏迷状态中,不断地说着流利的卡纳卡话;而且只说卡纳卡话。我去看他的时候,他的病还很严重,他对我也说这种话;但是我当然不懂。据医书上说,这种病并不算希奇。那么医生就应该研究这种病症,设法把它传播出去才好。有许多语言和别的东西都在人的脑子里被遗忘了,由于没有这种治疗法,便始终不能恢复记忆。
那天我们抛锚停泊在檀香山前面过了一夜,我从前到这些岛上来游历的许多回忆都在心头涌现了。于是接连出现许多图闽——一幅又一幅——一幅又一幅——一连串诱人的图画啊!我急切地盼着早晨快点到来。
后来盼到了早晨,它却带来了失望。霍乱在这个城市蔓延开了,我们不许与岸上有任何往来。于是我二十九年来的梦想便忽然化为泡影了。朋友方面传来了一些消息,但是那些朋友本身我却根本看不到。我的演说厅已经准备好了,但是我却没有机会见到它。
我们这船上的旅客有几个是檀香山人,他们被送上岸去了,但是上岸的人都不许回来。岸上有些人已经买了船票,要和我们一同到澳洲去,可是我们不能接待他们,如果让他们上船,我们到了悉尼就会要经过一个停船检疫的时间才能靠岸。他们本来可以在头一天搭船到旧金山去,逃出这个闹传染病的城市,但是现在禁令业已颁布,他们可能要等几个星期,才会有船敢于把他们载到别处去。另外还有一些人也遭到了厄运。有一位中年以上的太太和她的儿子从马萨诸塞州出外寻乐,一直向西漫游,离家越来越远,他们老想往回走,可是一次又一次都决定再往前航行一段;现在他们在檀香山前面停船了一—这是他们乐而忘返的旅行中向西航行的最后一个地点——他们打定了主意,绝对不再往前走了——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光凭你自己打定主意有什么用处呢?你尽管打定主意,事实上却每每是白费时间。这母子二人不得不陪我们一同乘船到澳洲去。到了那里,他们就可以继续往前去,环游世界一周,或是由原路回去;两方面的距离以及交通的条件和所需的的间都完全相同,无论他们选择哪一条路线都是一样。你想想看:原来的计划只是五百哩的短途旅行,结果却逐渐延长,可能变成二万四千哩的旅程,而且并不是出自他们的本意。不过这时候他们已经屡次延长旅程,养成了习惯,所以现在又要延长一次,也就不在乎了。
和我们同船的还有——个维多利亚的律师,他是政府派出来处理—“个国际问题的,这位先生把他的太太带出来了,留下孩子们在家里,归仆人们照应一—现在怎么办呢?冒着传染霍乱的危险上岸去吗?那大概是不行的。他们决定继续前进,到斐济群岛去,在那里呆两个星期,等着搭下一班船回家。他们预料不到,非等六个星期,不会看到一只开回本国的船,而且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得不到孩子们的消息,也不能给孩子们捎信去。在这个世界上,拟订计划倒是很容易,连一只猫都办得到;可是到了这远隔重洋的海面上,就可以看出一只猫的计划和一个人的计划大约是具有同等的价值。以它们的价值而论,两者差不多是同样容易跌落的。
我们无事可做,只好在甲板上到处坐一坐,在凉蓬的阴影下,望着远处的海岸。我们停泊在闪烁的蓝色海面上;靠岸那一边,海水是绿色的——亮晶晶的绿色;岸边的海水激成很长的白色浪花,却没有冲击的声响,我们什么声音都听不见。那座城市被浓密的枝叶覆盖着,好象一块青苔铺成的坐垫似的。象丝绸一般光泽的群山披着色调动人的、柔软而艳丽的漂亮衣裳,有些高岩被倾斜的薄雾笼罩着。我把它全部认出来了。一切景物正如我多年以前所见过的一样,并没有失去丝毫的美,也不缺少原有的任何魅力。
这里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那是政治方面的,从船上根本看不出。当年我所看到的王国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在它的遗址上有一个共和国。这并不是一种重大的变化。从前那种假装的威风和装点场面的一些小派头,现在都不见了,还有那商标似的国王名义也取消了——我看人们也不过是感到这么一点缺陷。在我当初到这里来的时候,那个假王国是相当古怪的,如果它继续存在了三十年,那个王国就会没有与国王同种族的老百姓了。
我们看到了很美妙的落日的景色。广阔的海面被色彩分明的晚霞映成了一条一条的彩带;有许多长条的深蓝色,还有长条的紫色和晃亮的青铜色;波涛般起伏的群山映射出各种艳丽的褐色和绿色,还有蓝色、紫色和黑色,其中有几座山,隆起的天鹅绒似的山脊使人只想伸手去摸一摸,就象人们想摸一只猫的光溜溜的背一般。西边突出海中的那条很长的坡形的海角变成了隐隐约约的铅色,象鬼影似的,然后又布满了一层浅红色——好象是在若隐若现之中溶化成为一个粉红色的梦一般,因为它显得太缥缈、太虚幻了。随后天边的流云被夕阳染成了一片火红的、光辉灿烂的色调,这种光彩又在海面上反射出.来,使人看着不禁陶醉在狂喜之中。
我和同船的几位在檀香山住家的旅客交谈,又看了玛丽·克劳特夫人的游记,才知道今天的檀香山是什么样子,与我当初所看到的檀香山比较起来,有什么不同。从前我到那里去的时候,檀香山是一座美丽的小城市,到处是雪白的木头房子,美妙地荫蔽在各种热带的藤蔓和花卉树木之中;它那些珊瑚铺的路和街道是坚硬而光滑的,也象房屋那么白。这个地方的外表使人联想到一种朴素而舒适的安居乐业的景象——普遍的安乐景象——也许还可以再加重形容一下,说它是毫无例外的安乐景象吧。既没有讲究的房屋,也没有讲究的家具。什么装璜都没有。卧室里用蜡烛照明,客厅里点的是鲸油灯。土产的席子当做地毯。客厅里可以看到墙上挂着两三张石印版画——照例都是一些肖像:卡米哈米哈四世的,路易·喀苏士的、简尼·林德的;也许还有一两幅雕版画:《瑞白任在井边》、《摩西猛击岩石》,《约瑟的仆人在卞雅明的袋子里找到了杯子》。屋子中间摆着一张桌子,那上面放着一些性质平和的书:《人类的全部义务》、巴克斯特的《圣徒的安息》、福克斯的《殉道者列传》、托帕的《寓言哲学》、《福音先驱》的合订本、达米安神父的《海员之友》。还有一架美国风琴;一个乐谱架,上面摆着《威利,我们一直想念你》、《太白星》、《银色的月亮,向前飘吧》、《我们多半都在那儿吗?》、《我不会永生》,以及一些其他的情歌和感伤的歌曲,还有一套齐全的赞美诗。一个陈列古董的架子上摆着一些半圆形的玻璃镇纸,里面有船只的微小图画和新英格兰乡间的风雪景,以及诸如此类的景致,还有一些海蚌壳,上面刻着浮雕式的《圣经》引文;还有本地的古董,还有鲸鱼牙齿,上面刻着张满风帆的船只。架子上没有什么纪念国外各地的东西,因为谁也没有出过国。有人到过旧金山,但是那并不能叫做出国。广泛地说来,这里是没有人出外远行的。
但是檀香山的财富从那以后已经增长了,有了财富,当然就产生了变化;当初的简朴风尚已经有一部分消失了。照克劳特大人的描写看来,现代住宅的情况是这样:
几乎每所房屋周围都有宽大的草坪和花园,外面有火山石砌成的围墙,或是密密的、漂亮的木槿篱笆。
屋里陈设着非常精美而舒适的家具;地板是硬木的,铺着地毯或是精致的印度席子,一般人都比较喜欢用藤制或竹制的家具,这是大多数热带地方的风尚;一般人家通常都有些古董、图画和书籍之类的摆设,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珍品,因为这些岛上居民都是不知疲劳的旅行家。
差不多每所住宅都有一个“外廊”。这是一个大房间,上面盖着房顶,底下铺着地板,三面敞开,一面有门,或是垂着帷帘的拱道,通着里面的客厅。屋顶多半是用一种“豪树”的枝子纵横交错地盖上很厚的几层,这种屋顶不透阳光,甚至还能遮雨,除非是狂风暴雨才会漏。外廊敞着的几面都牵着人工培植的藤蔓——千金子藤花或是这些岛上盛产的无数种香花的藤类之一。另外还挂着苇帘,可以拉下来遮太阳或是挡雨。地板上为了要凉爽,一般都是光的,或是铺着一部分地毯;外廊里陈设着漂亮的家具,有舒适的椅子和沙发,还有桌子上面摆着盆花或是奇异的羊齿类植物。
外廊是大家喜欢的接待室,每逢交际应酬,都是在这里演奏音乐,饼子和冷饮也是送到这里来吃;早晨来访的客人都在这里接待,还有穿着华丽服装骑马玩乐的客人,也在这里招待,女客们穿着分开的漂亮裙子,这是为了便于跨着骑马而做的——欧洲入和美洲人一般都采用这种样式,本地土著也爱这么打扮。
这种外廊的舒适和快活——特别是在海滨的别墅——简直是难以想象。柔和的微风吹拂过去,带来浓郁的素馨和栀子的香气;从摇曳的棕榈树和含羞草的枝子当中,可以瞥见嵯峨的群山,山顶笼罩着云雾,还可以瞥见紫色的海,永远有白浪冲击着礁石——在热带的黄色阳光或是神奇的月光之下,显得更白。
你看:地毯、冷饮、图画、外廊,世俗的书、各地弄来的邪恶的古董,还有跨着骑马的妇女。这些当然都是变化。当初我在那里的时候,土著妇女是跨着骑马的,但是白种人却没有勇气采用她们的聪明骑法。当时檀香山很少见到冰。有时候从新英格兰来的帆船把冰作为压舱的货物,运来一些;这时候如果赶上海港里停着一艘军舰,因此就举行热闹的舞会和晚餐,这种压舱货就值得六百块钱一吨,据可靠的传说,这种大价钱确实是有根有据的。但是制冰的机器现在已经风行全球,每个人都可以买得到冰了。现在拉伯兰和斯匹次伯尔根的人谁也不用本地的天然冰,只有熊和海象才用得着它。
自行车还没有人提到。这是不必提及的。我们不用探听,就知道那里有自行车。这种东西原是到处都有的。如果不是有了自行车,人们就决不会在布兰克山顶上有夏季避暑的别墅;在自行车出现以前,那上面的房产只有票面价值罢了。夏威夷首府的妇女们学会骑马的正确方法,学得太晚了——因为学得太晚,所以就没有得到它多大好处。马在全世界各地都渐渐被淘汰了。今后再过几年,檀香山的马也会成为历史上的陈迹。
我们大家都知道达米安神父,他是个法国传教士,自愿离亲别友,到摩洛开麻疯岛上去,在那些与世隔绝的不幸的居民当中进行传道工作;这些人在慢性消耗生命的惨境中,在那里等待着死亡到来,解除他们的苦难,我们都知道他所预先知道的事情会要发生,而且果然发生了:那就是,他自己也成了一个麻疯病患者,害了这种可怕的病死去了。此外似乎还有一个自我牺牲的实例。我探询“毕利·拉格斯代尔”的消息,他是我当初到这里的时候在国会当翻译的一个青年——是个一半白种血统的混血儿。他是个伶俐的小伙子,人缘很好。他是个出色的翻译,无论什么地方都难得有人比得上他。他当初常常站在国会里,把英语译成夏威夷语,把夏威夷语译成英语,译得非常迅速而流利,简直令人吃惊。我探听他的消息,据说他、那一帆风顺的生活在他正打算和一个漂亮的混血种姑娘结婚的时候突然出乎意外地被打断了。他从他的皮肤上一种几乎看不出的病象发现了他身上有了麻疯的毒素。那原是他自己的秘密,本可以隐瞒多年;但是他不肯辜负他心爱的姑娘,不肯和她结婚,以致使她也遭到他这种厄运。于是他把他的事情交代,清楚之后,便到所有的亲友那里,向他们告别,乘着麻疯病人的船到了摩洛开岛。他就象一切麻疯病患者一样,被这种拖得很久的可恶的病折磨死了。
现在我把《太平洋上的乐园》(弋文牧师著)挑选一两章插在这里吧:
可怜的麻疯病患者啊!在亲友中没有麻疯病患者的人,要严格执行隔离法令,那是很容易的,可是执行这种法令的结果,产生了多么可怕、多么伤心的惨剧,有谁能描写出来呢?
夏威夷岛上有一个人突然被捕,马上就被带走了,他家里留下了一个快生孩子的无依无靠的妻子。这个钟情的妻子忍住很大的痛苦,冒着危险,一直跑到檀香山去,向当局哀求,要跟着她的丈夫去,和他一同过麻疯病患者的生活,当局终于不忍拒绝她的请求。
一个正在青春时期的朝气蓬勃的妇女被断定为一个初发的麻疯病患者,忽然从家里被人带走,她的丈夫回家的时候,发现两个无依无靠的小娃娃哭哭啼啼地要他们那失踪的母亲。
试想想!那两个孩子的处境是很惨的,但是与他们的母亲所要受的罪比较起来,他们的惨状却是微不足道的——还不仅是微不足道——根本就不算一回事。那位母亲不得不一分钟又一分钟、一小时又一小时、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地继续受活罪,毫无间歇,毫无缓和或减轻痛苦的时候,直到死去为止。
有一个名叫卢卡·卡务考的女人和她那患麻疯病的丈夫在居留地里一直同住了十二年了。那个男人几乎连一个关节都没有了,他的四肢只剩下了几个畸形的、溃脓的残肢,四年之中,他的妻子只好把食物一点一点地喂到他嘴里。他早就劝他的妻子抛弃他这个倒霉的废物,因为她本身是健全的,但是卢卡却说她情愿留在她心爱的人身边伺候他,直到他的心灵摆脱了苦难、获得最后的安息为止。
我自己也见过一些相当遭殃的人:有一个姑娘表面上显得非常健康,她在复活节还和我一同装饰教堂,可是在圣诞节以前却被认定是一个麻疯病患者,因此被人带走了,还有一个母亲把她的孩子藏在山里,隐瞒了几年,为的是使她最亲爱的朋友都不知道她还有一个活着的孩子,免得他被人带走,此外还有一位体面的白种人被人带走,离开了他的妻子和家庭,被迫在麻疯病人居留地住下,他到了那里,就被人当做死人看待,连保险公司也不在例外。
最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可怜的受活罪的人都是无辜的。麻疯病并不是因为他们犯了什么罪而生的,而是因为他们的祖先犯了罪,本身却逃避了麻疯病的苦难!
戈文先生记载了一种非常惊人的情况。你难道会想得到那个可怕的麻疯病人居留地里,居然会有一种风俗习惯值得搬到你本国来吗?他们倒是有这么一种风俗习惯,那是非常动人而美丽的,简直无法形容。到了死神把那里的生命的牢门打开的时候,乐队马上就奏出欢乐的音乐,迎接那获得了解脱的灵魂,升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