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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现代社会，“经营”一词的含义，通常指对经济事业的筹划管理。
其实，“经营”一词，在很久以前就出现在我们祖先创造的汉语词汇中。
《诗经•大雅•灵台》写道：“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这是写古人经划营造灵台的情景，也是“经营”一词较早的含意。
太史公司马迁评价项羽时说：“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这里，又将经营引申为成就一件事情的过程。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数不清的人物，数不清的人物办成过数不清的事情，因而也可以说出现数不清的经营活动：有对帝王之业的经营，有对祖宗基业的经营，有为达到某种目的而培植自己势力的经营，有为追求自己事业而进行的苦心经营，有用钱财换取名誉信义的经营，也有以取利为目的商业经营……
凡此种种经营活动，都体现为人做成一件事情，完成一项事业的过程。
大事、小事、国事、家事、公事、私事，各种事需要各种人去做。事虽不同，人虽各异，但其中却有着共同的东西。
大凡办成一件事，都要经过这么几个环节：首先是价值取向，即以一定的价值标准对欲做之事进行衡量，也就是决定这件事值得不值得去做。其次是为欲做之事准备各种必要的条件。最后是付诸实施。这些都要进行理智的思考，事先的谋划，谋略的运用。
由于各种事物本身具有不同的性质，不同的特点，不同的内容，所以智谋的作用在上述几个环节中具有不同的侧重。例如：在冯驩为孟尝君抛财取义这件事上，冯驩为孟尝君所经营的一节，其明智主要表现在事前价值取向上。冯驩为孟尝君到薛邑去收债，结果却将不能偿还债务的人手中的债券付之一炬，然后赤手空拳回去交差。冯驩如此做的根据，就是孟尝君在他临行前所交待的一句话。冯驩临行前，曾问孟尝君收完债买什么东西回来，孟尝君答：“视吾家所寡有者。”在冯驩看来，孟尝君家“宫中积珍宝，狗马实外厩，美人充下陈”，“所寡有者以义耳”，所以便采用烧债券的方法使孟尝君获得了薛邑百姓的支持，获得了“义”的名声。这就为孟尝君营造了罢相后的一方栖身之地，成为他东山再起的重要根基。冯驩此举，难道不是在“义”与“利”之间进行的明智选择吗？
南朝萧齐开朝皇帝萧道成在刘宋后期的所做所为，其智谋就体现在为欲做之事准备各种必要的条件上。萧道成是刘宋末期的权臣，面对摇摇欲坠的刘宋王朝，他自然而然地产生取而代之的欲望。为了实现此欲望，他采取了制造、激化、利用刘宋皇室内部矛盾的谋略，借以削弱对方，壮大自己。刘休范与朝廷的矛盾，是萧道成最后解决的，其结果是萧道成作了齐公，成为朝中“四贵”之一。刘景素与朝廷矛盾的激化，是萧道成从中推波助澜的结果，平定刘景素的，还是萧道成’。这次为朝廷所立之功，使他具有了废立皇帝的力量。萧道成完成帝业条件的具备，谁能说没有谋略的作用呢？
苏轼对杭州西湖的治理，则体现了在实施具体工作中的谋略运用。苏轼任杭州知府时，杭州城内江潮泛滥，船行市中；西湖内杂草丛生，泥沙淤塞。苏轼疏浚直通西湖的河道，使西湖蓄有一湖活水；又修堰造闸，使江潮不再肆虐市区。他在湖中修筑长堤，在湖中种植菱角，以消除湖中杂草；又收获菱角出卖，以提供修湖费用。这种以湖养湖的经营策略，使得西湖具有“浓妆淡抹总相宜”的魅力。
经营与谋略，像一对形影不离的孪生兄弟。经营若没有谋略，便成为一种盲目的闯荡；同样，谋略若离了经营，就失去了表现自己特性的舞台。
谋略是经营活动中的一部分，它不能等同于经营，也不能代替经营。但是，谋略对于经营，无疑具有重要作用：它对于经营，如同盲人手中的木杖，使经营具有主动性与方向性。
它对于经营，如同南朝画家张僧繇笔下飞龙的眼睛，使经营具有灵性与活力。
它对于经营，如同渡船上的双桨，使经营能够顺利地达到彼岸。
它是人类经营活动中智慧的闪光。
今日的经营活动与古代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二者的活动内容及含义已不可同日而语，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无论何种意义上的经营，都需要人的智慧与谋略。
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的实践中总结出许多充满智慧的经验。这些经验，有的已被外国企业家用于企业的经营。例如，50、60年代，大型电脑在美国有极好的市场前景，日本的富士通、日立、松下等7家大型电器公司都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大型电脑的研究开发。但事隔几年，松下公司却突然宣布放弃大型电脑生产。“在日本被誉为‘经营之神’的松下幸之助在后来解释他的决断是在‘知己知彼’的过程中完成的。他经过多次调查了解，认为美国市场已经几乎被IBM公司所独占，而且该公司已经拥有的技术优势在10年内不会发生变化。现在投入大型电脑的生产，其实就是向IBM公司挑战。以松下公司的力量看，这种较量实在风险太大，把松下公司的命运押在一个并无多少把握的赌注上，不应是松下幸之助这样老谋深算者的举动”(黄新亚著《三国智慧与经营谋略》，中国工人出版社)。
我们的祖先为我们留下丰厚的智慧遗产，我们怎样对其继承、创造，用于今天的活动中呢？这的确值得我们认真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