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情况，瞬息万变。抓住有利战机，一鼓作气，才是主帅者应有的风度。而死守教条，事事禀报，贻误军机，却是兵家之大忌。下面刘仁轨的故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显庆四年(659年)，刘仁轨出京城任青州(治所在山东益都县)刺史。显庆五年(660年)，唐高宗征辽，令刘仁轨监统水军，因迟误了行军期限被免官，高宗令刘仁轨以白身在军中效力。当时，苏定方平定百济(位：于今朝鲜半岛西南部)以后，留F郎将刘仁愿在百济府城镇守，又任命左卫中郎将王文度为熊津(位于百济中部)都督，以安抚归降的百济人。王文度渡海之后病死。百济僧人道琛、归将福信率众再度叛变，立原百济王之子扶余丰为王，带兵到府城包围刘仁愿。高宗降旨，命刘仁轨为检校带方州(辖境约今朝鲜黄海南道、黄海北道)刺史。代替王文度统率军队，顺路调集新罗(位于今朝鲜半岛东南部)的军队，台兵一处以解救刘仁愿。刘仁轨的军队军容整肃，所向无敌。道琛等人所带领的军队不得已而解除对刘仁愿的包围，退守任存城。不久，福信杀死道琛，吞并了他的军队，广招逃亡叛变之人，福信的势力更加扩大。刘仁轨就与刘仁愿合兵一处，休整队伍。当时，苏定方奉诏讨伐高丽，进兵包围平壤，未能将平壤城攻克而撤军。高宗降敕书给刘仁轨道：“攻打平壤的军队已经撤回，一座孤城难以独自固守，应该起兵前往新罗，与那里的军队汇合一起驻守。如果新罗王金法敏需要你们留在那里镇守，你们就驻扎在那里，如果他不需要，你们就渡海返回。”刘仁轨部下的将士都想西归，刘仁轨说：“按《春秋》的说法，大夫出了本国的疆界，若遇到可以使国家安定、对国家有利的事，就可以独自作出决定，何况我们远在沧海之外，面对着豺狼一样凶恶的敌人呢？并且人臣竭忠尽智，死而后已，绝无二心，只要对国家有利知道的就不能不做。皇上想消灭高丽，必须先定百济，留下军队镇守，控制’百济的要害地方。虽然敌人势力强大，而且防备很严密，我们也应该砺兵秣马，而在敌人疏忽松懈时攻击他，敌人既防备松懈，攻击什么地方不能攻克呢？战而取胜，士卒自然会安心。取胜之后，再分兵据守险要之地，进一步扩大战果，然后再写表章飞速进京奏闻皇上，请求皇上派兵船前来支援。朝廷一旦知道咱们的行动必有成就，肯定会派将率军前来支援，到那时，肯定会把敌人消灭，不仅不会失去成功的机会，实在是可以使海外安定。现在，包围平壤的军队既已撤回，若熊津再被敌人占领，那么百济的残余势力会很快兴起，高丽的敌人何时可灭？况且以一城之地，处在敌方的中心地带，若有失误，就会成为敌人的俘虏。若起兵前往新罗，我们到了那里仅仅是新罗王的座上之客，倘若不如意，西有百济，无路可退，追悔不及。况且福信为人凶恶残暴，扶余丰又对福信心怀猜忌，他们表面合一，实际离心离德。野心勃勃的人共处，迟早会相互残害。我们只应该在此坚守，观察形势的变化，在有利时机出现时，攻取敌人，我们绝不能撤离此地。”大家都觉得刘仁轨说得很有道理，都赞成按刘仁轨的意见办。

龙朔二年(662年)七月，刘十二愿、刘仁轨等率领留下镇守的军队，在熊津以东大破福信的同党，攻克了敌人的支罗城以及尹城、大山、沙井等营寨，消灭很多敌军，并命令部丁：将领分兵镇守这些地方。

当时，因为真岘城靠近大江，地势既高又险，而且正处于交通要道之上，所以扶余丰、福信便增兵把守真岘城。刘仁轨率领新罗军队，借着夜色，逼近真岘城下，从城四周攀着草登上城头，到天明时，攻入真岘城，占据了真岘城，斩首敌人八百余级，俘获更多。于是打通了至新罗的运粮之路。

没过多久，扶余丰袭杀福信，又派遣使者前往高丽国、倭国请求救兵，以抵抗唐朝官军。高宗接到刘仁愿请求援兵的奏章，降旨，令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率领7000军兵渡海前往熊津，以支援刘仁愿、刘仁轨。孙仁师与刘仁轨等人的军队汇合以后，兵势大大加强。于是众将聚集在一起商议，有人说：“加林城是水陆交通的要冲，请先攻占加林城。”刘仁轨说：“加林城地势险要牢固，若急攻则伤损战士，若围困则耗费时日，不如先攻打周留城。周留城是敌人的巢穴，是敌人首领所聚集的地方，我们扫除恶人必须除掉根本，必须拔除敌人的源头。如果攻克周留城，其他各城就很容易攻下。”大家一致赞同刘仁轨的意见。

于是孙仁师、刘仁愿和新罗王金法敏率领陆军向周留进发。刘仁轨带领杜爽、扶余隆率领水军及粮船从熊津江前往白江，准备与陆军会合，一同前往周留城。刘仁轨在白江口遇到扶余丰带领的倭国军队。刘仁轨率兵与倭军展开四次激战，都取得了胜利，焚毁敌人四百多艘战船，烟焰满天，连海水都被映成红色，倭军大溃。扶余丰脱身逃走，刘仁轨缴获了他的宝剑。伪王子扶余忠胜、扶余忠志等率领士卒、女眷及倭国的残余部队和耽罗国使者一起投降唐朝官军。百济各城，又归顺了唐朝，只有百济军队的统帅迟受信占据任存城，拒不投降。

在此之前，百济的首领沙吒相如、黑齿常之自从苏定方撤军以后，纠集逃亡溃散人员，各自占据险关要塞以响应福信，到刘仁轨打败扶余丰之后，他们率众投降。刘仁轨对他厚加抚慰，并对他们表示充分的信任，让他们仍就带领本部人马攻取任存城，而且打算分出一部分唐朝军队援助他们。孙仁师说：“沙吒相如等人，心地如同禽兽，难以让人信任，若以武器和军队支援他们，这就是帮助了贼寇。”刘仁轨说：“我看沙吒相如、黑齿常之等人，都是忠诚勇敢而且有智谋的人，他们也是知恩图报之士。他们顺从我方，就能成功，背叛我方，就必定灭亡。借着有利的时机建立功勋，就在于今日，我们用不着怀疑他们。”于是分给他们武器、粮食，并且调一部分军队跟随他们一同前进，终于攻克了任存城。迟受信抛下妻子、儿女，独自逃跑，投奔了高丽。至此，百济国全境平定，孙仁师与刘仁愿率军凯旋，高宗降旨，令刘仁轨率军留在百济镇守。

当初，百济经历福信之乱，全境民生凋敝，百业荒废，死尸遍野。刘仁轨平定福信之乱之后，才命人收敛骸骨，掩埋吊祭，登记户口，设置官吏管理，整理村落，开通道路，建立桥梁，修补堤堰，修复池塘，劝导百姓从事农耕，发放粮食，赈济灾民，慰问孤寡老人，使百济人民各安其业。刘仁轨组织军队实行屯田，积蓄粮食，抚慰士兵，以准备征讨高丽。

刘仁愿到达京城以后，高宗对他说：“您在大海以东，前后奏请之事，都非常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而且奏章写得极有条理，极有文采。您本是武将，如何能有这样的文才呢？”刘仁愿回答说：“这都是出自刘仁轨之手，我如何能赶得上他呀！”高宗对刘仁轨的才能深表赞赏，于是破格提升刘仁轨六级，正式授予刘仁轨带方州刺史，并且在京城赐给刘仁轨一所住宅，重赏他的妻子、儿女，派遣使者，给刘仁轨送去印有玉玺的书信，对刘仁轨深表慰劳，勉励。

指挥作战需要对敌我双方情况有准确的把握、深刻的了解，要准确地预见敌我双方态势的发展方向，及时地捕捉作战的时机。战争形势瞬息万变，要准确地捕捉作战时机是很困难的。古代交通工具落后，通讯设备更加落后。唐朝都城长安与百济相距六千二百里，又有大海阻隔，信使由百济携带着奏章前往长安，至少需要有一个多月，而皇帝据以了解情况的来自百济的奏章，只能反映一个多月以前的情况，皇帝的诏书再送到百济，又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经过两个多月，百济前线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若按已经脱离了实际情况的诏书办事，焉有不败之理？刘仁轨依据《春秋》之义说服大家，他力主从实际出发，不唯君命是从，而认为从长远看，灭高丽是皇帝的总的意图，只要对实现这个总的目标有利，就是执行了皇帝的意旨，而不是不看实际情况，机械地执行诏书中的每个细节。刘仁轨深刻地分析了按旨撤军的严重危害：一是我军若撤离，熊津立即会被敌人占领，百济的残余势力会迅速兴起，唐朝将失去灭高丽的重要根据地；二是唐军向东投奔新罗王，是否如意，难以预料，倘不如意，西有百济，无路可退。另一方面，刘仁轨不同意撤军的根据是他对敌方情况的深刻了解。他深知，伪百济王扶余丰与叛将福信貌合神离，互相猜忌，过不了多久，他们必然发生内变，必然相图，我方即可乘便攻击敌人。一旦攻战取胜，战士也会安心。我方分兵据守险要之地，扩大战果，再奏请皇上增兵支援。皇上一旦见到我们取得成果，肯定会派兵增援，则平定百济，指日可待。

【简评】

刘仁轨指挥军队作战，主张从敌我双方的实际出发，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而反对脱离实际情况，一味地唯君命是从。百济战局的发展，一切如刘仁轨所预料的那样，扶余丰袭杀福信，唐军乘势攻取周留城，刘仁轨大胆信任和使用百济降将，攻取任存城，进而平定百济全境，为南北夹击，平定高丽，建立了一个巩固的根据地。

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刘仁轨平定百济之后。救济灾民，恢复生产，安定人心，使百济全境出现稳定繁荣的局面。同时，刘仁轨组织军队实行屯田，以为久计。从刘仁轨的所做所为及所取得的战绩政绩看，他不但是个出色的军事战略家，而且是个出色的政治家。 TG3ycivrP9q8Bb1VFKyDowW4PQLTyVgEPNzaGQ1EzPqvG7uHAphFYbgkgFUJERk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