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大大小小数十个朝代，这些朝代或更迭交替，或同时并存。每个朝代，都有或长或短的生存历史，都有一套治国治民的做法。

老子曾说过：“治大国若烹小鲜。”同是“烹小鲜”，有的是色、香、味俱佳，令人百尝不厌；有的却是平平淡淡，令人浅尝辄止。何以有此差别？根本原因，乃操厨者技艺差别所致也。

同是“治大国”，有的是百业俱兴，仓廪丰实，货充物足，民乐其业；有的却是百业凋零，府若悬磬，饿莩遍地，哀鸿遍野。何以有此差别？重要原因，乃为政者治国谋略优劣所致也。

治国谋略，顾名思义，即与治理国家有关、对治理国家有益的谋略。然而，国家机器是复杂的，国家事务是繁多的，这就使治国谋略的内容呈现为一副色彩缤纷、内容丰富的生动画卷。

封建帝王是一国的首脑，其自身的明智与昏庸，对一个政权的兴衰存亡有直接影响。一些有头脑有眼光的帝王，在巩固自己统治方面确实动了不少脑筋。例如春秋时的晋文公，先用帮助周襄王重执朝政并辞功不受赏的行为，告诉本国百姓对上尽忠就是“义”。再用坚决兑现“只攻打原国三天”的许诺的行为，教育百姓要讲“信”。又用自身对“礼”的遵守，教育百姓要守“礼”。晋文公教民的谋略确有令人深思之处。再比如北魏时，孝文帝为推进拓跋族汉化进程，决意将首都从平城南迁到洛阳。但当时很多目光短浅的贵戚重臣都加以反对。孝文帝便用占卜、制造迁都舆论，再向近臣秘密交底以争取臣下的支持，又借南伐的名义实现了迁都计划。整个过程体现了孝文帝的聪明睿智。

帝王明智,然于国有益。如果帝王不那么明白，贤臣智者对他们进行开导劝谏自然又是保持国家安定的重要事情。在这方面，也有不少有效的策略。春秋时期，郑国的子孔掌握了国家大权。子孔制定盟书，要百官绝对服从自己。众人不愿服从，子孔便要将他们杀掉。这时子产站出来，向子孔讲明了这样做的危害，劝他把盟书烧掉，此为“理谏”。后来，子皮执掌国政，想把封邑交给不懂得治理的家臣掌管。子产又用“漂亮的绸缎不能交给不会做衣服的人去练手”的比喻，使子皮懂得了封邑比绸缎珍贵得多，不能轻易付人的道理，此为“喻谏”。战国时，庄子与赵惠文王论剑，其中却蕴含着极具说服力的道理，此为“寓谏”。西汉时，吕后欲诛杀功臣，郦商巧妙地将参与其谋的审食其说服，使他劝说吕后改弦更张，此为“借人谏”。此外，还有“归谬谏”、“智谏”、“反谏”、“讽谏”等等。每一种劝谏方式，都反映了谏者的智慧及语言艺术。

如何处理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这也是治国的大事。在处理这些问题上，当政的君王臣子们也用了不少心计。春秋时，卫国大夫石蜡为了国家的安宁，利用陈国的力量诛除了自己的。儿子和祸国殃民的州吁。东晋时，谢安采用拖延的办法，巧妙地阻止了桓温篡位。南朝陈时，毛喜利用“欲擒故纵”的手段粉碎了武人韩子高的图谋不轨。北宋初，赵匡胤通过一顿宴席成功地将兵权集中在自己手中，即人们熟知的“杯酒释兵权”。元朝时，王著设计诛除奸相阿合马。明武宗时，杨一清巧妙地利用宦官之间的矛盾，诛杀了惑乱朝政的刘瑾。凡此种种，体现了谋略在处理国家重大政治事件中的作用。

如果说中央政权是国家的政治中枢，地方政权就是国家政治肌体的肢干。对地方的治理谋略同样是治国谋略的组成部分，在这方面的事例也很多。例如西汉时，赵广汉治理颍川，对地方豪强采用制造矛盾、利用矛盾将其分而化之、化而治之的策略，确保了一方的安定。东汉时鲍永在鲁郡利用祭祀孔子的机会，解除危害地方平安的地方武装。羊续任庐江太守，身穿便服，到民间做调查研究，掌握治理地方的第一手资料。南朝宋明帝时，王敬则利用人们对鬼神的迷信将暨阳县的劫匪一网打尽。

我国自古就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对少数民族采取正确的政策、适当的策略，是关系到国家政权安定的大事。在这方面同样有很多事例。最著名的是诸葛亮南征，七擒孟获之事。五代时，马希范在溪州立铜柱，利用当地少数民族习俗取信于民。明朝弘治年间，郭绪受命进入少数民族聚居的云南地区调解民族纠纷。郭绪在这个过程中表现的取信于民的诚、不畏艰险的勇、随机应变的智，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治国谋略的内容如此丰富，决定了其所牵涉的人才面的广泛。那些为治国出谋划策的人，不仅有明智的君王，还有大臣、武将、士人、地方长官等。

从本质上讲，封建时代的治国谋略，是为巩固封建统治者的统治地位服务的。有两个例子非常典型地反映出这种本质属性。战国时期，有一次秦襄王患病，百姓为他恢复健康而祀祷神灵。

秦襄王不但不感谢，反而对他们进行惩罚。秦襄王在解释为什么如此时说：“老百姓之所以为我所用，不是因为我爱他们，对他们有仁爱之心，而是因为我使用权势让他们服从我。如今他们因为我病而为我杀牛祈祷，说明我已经放弃了权势而与他们讲仁爱以收其心。如果真是这样，——旦我对他们不爱了，他们就会不被我所用了。所以我要责罚他们以绝爱民之道。”这充分反映了统治者不欲使民爱而敬之，而是想让民畏而从之。这反映了统治者治国谋略的治民本质。西汉武帝时，欲立钩弋夫人的儿子弗陵为大子。当时弗陵年幼，其母正当年。汉武帝怕自己死后出现子幼母壮、母后于政的局面，便设谋将钩弋夫人杀害。汉武帝基于历史教训，立子而杀其母，完全是为了确保刘氏政权的安稳。

我们在揭露了统治者治国谋略的阶级实质后。并不是说这些谋略丝毫没有可肯定之处。相反，我们认为其中的许多谋略对于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治国讲究谋略，可使国家政权巩固，社会稳定。如十六国前秦时，王猛辅佐苻坚治国，采用擒贼擒王的策略，整顿吏治，打掉不服从中央命令的豪强贵戚。苻坚高兴地说：“我今天才体会到作帝王的尊严。”正是由于中央集权加强了，出现了“关陇清晏，百姓丰乐”的局面，自国都长安至于诸州，“夹道树槐柳，二十里——亭。四十里一骑，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晋书·苻坚载记》)。百姓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生活，自然要比动荡战乱下好得多。

治国讲究谋略，在某种情况下也使百姓得到实惠。例如东汉时的廉范治蜀。在廉范任蜀郡太守前，前任太守历来禁止百姓在夜间劳作，怕照明之火引起火灾。百姓为了生计，夜间偷着于活，结果火灾更多，廉范取消了禁令，但要求百姓干活同时储备灭火之水。结果既减少了火灾，又便利了人民生计。

治国讲究谋略，谋略需要智慧，这是我们历览古代治国谟略得出的一个启示。今天，我们的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的谋略与智慧下可能完全适用于观在。但今天要把我国建设得更加强大，使人民更加富裕，我们仍需要谋略与智慧，而且是全民族的谋略与智慧。 EOjl3akIpQP95hPESNR5uEj4aETUnM5aBNzP84j+6cPDmVla6zRIADDE67fWLr2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