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与家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国有国政，家有家务；国有民族精神，家有家庭风气；国家需要团结，家庭需要和睦；治国’要有谋略，治家要讲方法。

然而国与家毕竟不同，就治家谋略讲，其在内容方面与治国谋略有着鲜明的区别。纵观中国古代治家谋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孝敬父母。儒家讲“孝”，并对孝做了许多具体规定。例如，父母呼唤应立即答应，父母让做的事不应懈怠，父母的墩诲应毕恭毕敬地聆听，父母的责打应顺顺从从地承当。冬天应给父母送去温暖，夏天应给父母带来清凉。早晚要向父母问安，出门必先告诉父母，回来也应让父母知道。父母有不对的地方，要柔声细语地劝其改正，如果他们坚持不改，也不能发脾气，还要和声悦色地劝。父母有病，要日夜不离床榻地侍候。但在现实生活中，完全按照上述规定去做的人毕竟不多，而且，由于种种利害冲突，与父母誓不两立的事在古代社会中也不是绝无仅有。春秋时期，郑国国君郑庄公与其母亲姜氏就发生了这种矛盾。姜氏不喜欢郑庄公，在暗中支持她的小儿子共叔段积蓄力量，准备将郑庄公推下王位取而代之。后来，共叔段被庄公打败，姜氏也被迁出国都在城颍独居。庄公痛恨姜氏偏疼偏爱，发誓除非在黄泉地下，否则，永不见姜氏之面。有一个叫颍考叔的人，用自己对母亲的孝顺之举，将郑庄公的孝心唤醒，又为他出了一个掘地见母的主意，终于使郑庄公母子和好如初。颖考叔用自己的谋略帮助了别人的家庭，也应看作是一种治家谋略。

和睦夫妻。夫妻关系是家庭关系中的内容之一，其在家庭关系中的地位在不同时代、不同家庭中也是不同的。古人有夫妻阴阳说，认为夫妻如同天地间的阴阳，阴阳和而万物生，夫妻和而家道兴。应该说在理论上，古人把夫妻关系看得是比较重的。但在实际生活中，夫妻间的矛盾现象却比比皆是，有的到了各奔东西甚至你死我活的程度。毫无恩爱的夫妻各奔东西往往是由于夫妻双方本身的原因，但恩爱夫妻要各奔东西往往有其外部因素。前者的离合可以任其自然，后者的维系，不但要靠感情，有时还要靠谋略。春秋时，晏子就曾在这个问题上做了一次理智的选择。有一次，齐景公到晏子家中赴宴，发现他的妻子又老又丑，就想把自己年轻漂亮的女儿嫁给他。晏子毕恭毕敬地对景公说：“我的妻子年轻时也是很漂亮的，由少变老，由美变丑也是人生的规律。她曾把年轻漂亮托付给我，我也接受了她的托付。如今您又将心爱的女儿赏赐给我，岂不是教我背叛妻子的托付吗？”说完，又向景公深深地拜了两拜，表示谢绝。晏子的话充满了理性，而他谢绝的方式又未使齐景公过于难堪，体现了其智慧。友爱兄弟。兄弟关系，情同手足，“悌”是儒家对兄弟之间的道德规范，“悌”的精神就是友爱。但兄弟之间该怎样爱呢？东汉时郑均的做法可能会给人们以启示。郑均的哥哥在县衙中任县吏，常常利用职权收取别人的馈赠。郑均屡劝却不见效，便想出一个办法。他每天出去为别人作佣工，一年以后，积攒了许多钱帛。郑均把自己辛苦所得全部交给哥哥，哥哥不要，郑均就说：“这些都送给你，我明年可以再挣。物尽可以复得，如果为吏贪赃，终身可能被毁，不可复得。”郑均对哥哥的劝戒，真是充满了诚，充满了爱，充满了智。

教育子女。有这样一句话人人皆知：“养不教，父之过。”这说明了教育子女是父母义不容辞的责任。说起古代对子女的教育，人们常会想到父道尊严、无情家法，开口训斥，动辄捶楚。其实，这只是一个方面，除此之外，古人对子女的教育也是很有远见很有谋略的。例如东汉时，有个叫折像的人，家中资财丰厚，价值2亿。但折像并不打算把这份家财留给子孙，而是广散金帛，周济亲朋。有人问折像为什么要这么做，折像说：“多藏必厚亡，金玉满堂，莫之能守，这是一个被证明了的道理。现在世道衰微，而我的子孙又不才，如果广积家财，就会像一堵已经裂缝的墙，砌得越高，塌得越快。”折像用这种方法，不让子孙安享观成财物，教育他们懂得自己创造生活的道理，强迫他们自食其力，这是很有眼光的。

中国封建社会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妇女的地位尽管有高有低，但总的看来，妇女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没有男子那样展示自己才华的机会。家庭是妇女行使权力的场所，是妇女展现才华的舞台。在劝诫丈夫、教育子女方面，妇女用聪明才智为治家谋略谱写了生动的篇章。东汉时，乐羊子俗而无志，一无所成，他的妻子就勉励他立志求学。不想乐羊子旧习重犯，中途辍学回家。其妻当即走到织机旁用刀把织物割断，对乐羊子说：“这个积物是从蚕茧抽丝开始，积丝为寸，积寸成匹。如今我把它断了，不但不能取得最后成功，而且也把以前的时光白白浪费了。夫君求学也是如此，应当知道时间一去不复返，利用宝贵时光完成学业，以成就自己的美德。如果中途而废，与我割断织品有什么两样呢？”在妻子的教育启发下，乐羊子苦学？年，终于完成了学业。在教育子女方面，孟母三迁、岳母刺字等家喻户晓的故事，都反映了女性的智慧与见识。

古人常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联系在一起，这说明治家与治国有相通之处。帝王之家的家务与国家政治联系紧密自不必说，贵族官僚治家、庶民百姓教子都与国家政治发生联系。南北朝时期，韦祖征任刘宋朝光禄勋，他很看重侄子韦叡。韦氏为大族著姓，名人辈出。韦叡的表兄王愀和姨弟杜恽都是乡里享有盛名的人物，韦叡在他们面前常常显得缺乏自信。韦祖征见到这种情况，就对韦叡说：“平心而论，你的文章比他们差些，但是，你的见识比他们都高。将来作为国家栋梁，成就大事业，他们谁也比不上你。”韦叡见伯父把自己和表兄、姨弟相比，而且还认为有长于他们的地方，便建立起自信心，以后，果然成为南朝名将。东晋时期，陶侃自幼家境贫寒，他的母亲深明大义，对陶侃管教很严。陶侃在寻阳县做小吏时，曾监管过鱼梁。有一次，他利用职务之便，为母亲做了一坛腌鱼，差人给母亲送去。其母没有吃这坛鱼，而是把它封存起来。过了些日子，陶侃回家，其母拿出一口未吃的鱼对他说：“为人要清白廉正，你刚刚做了个小官，有了点小权，就借公营私，拿官家的东西送我。这不是对我的孝敬，只会给我增添忧虑，使我为你今后的前途担忧。”陶侃的母亲能从儿子的孝敬中发现问题，利用一坛腌鱼告诉儿子品行端正，将来对国家有大用才是真孝。陶侃在母亲的教育下，也成为东晋的著名人物。上述两个例子，可谓贵族官僚、庶民百姓之家将教育子女与为国养才相联的典型。

国家大肌体，家庭小细胞，这种关系至今如此。既然如此，古代的治家谋略应当成为今天的借鉴。 XNigCIHhA0btDcl7rv/Ej7BPufKf1LiRqB9X3mZgYg33y3H12C8NNz3j489r4V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