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没过多久，罗马和波斯的紧张关系便逐渐缓和，对待宗教的压迫也日趋宽松。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是因为罗马人在公元4世纪时有了新的威胁，他们必须为保全自身而战，因此被迫从波斯撤退。在沙卜尔二世去世（公元379年）前的一系列战役中，波斯成功夺取了通往地中海的贸易要道及交通关塞：尼西比（Nisibis）和西纳格拉（Sinagra）被重新收复，大半个亚美尼亚被纳入版图。虽然地区间的重新平衡有助于化解仇恨，但一直要等到罗马和波斯共同面临新的挑战，双方才真正化敌为友：灾难正沿着草原飞驰而来。

此时的世界正在经历一场气候环境变化。欧洲的海平面上涨明显，北海沿岸疟疾盛行；在亚洲，咸海的盐分从4世纪初便出现骤减，干草原上植被的变化（这一点通过高精度的花粉分析可以证明）以及天山山脉上新冰川的形成，一切都表明，这是一场影响广泛的全球性环境变化。

这种变化的后果是毁灭性的。比如前不久在中国敦煌附近发现的4世纪古粟特商人的一封信中所说的：食物短缺，饥荒遍地，死了很多人，灾难已经降临，难以描述；皇帝已逃出都城，逃走前放火烧了皇宫；粟特商人被饥饿和死亡折磨殆尽。写信人提醒他的同伴：别再去中国做生意，那里根本无利可图。他还描述了一座又一座被洗劫一空的城池。不得不说，这一切都是上天造成的。

混乱局面给原本各自为营的草原部落创造了绝佳的统一机会。这些民族的活动范围从蒙古高原一直延伸到中欧平原，最好的牧场以及可靠的水源确保了政权的稳固。其中一个部落在击败其他竞争者之后成为草原上的霸主。那位粟特商人在信中把这些人叫作xwn，即匈奴人，西方的称法是匈人（Hun）。

公元350年到360年间，草原部落开始放弃自己的地盘向西部移动，于是引发了一股较大的移民浪潮。这很可能和气候变化有关，因为这让草原生活变得格外艰难并导致了激烈的资源竞争。移民浪潮的影响波及了从阿富汗北部的巴克特里亚到多瑙河畔的罗马边界之间广阔的区域。在多瑙河地区，难民的数量大幅增加，匈奴入侵黑海北部使他们丧失了家园，他们乞求能在罗马帝国落脚。局势瞬间变得异常危急。派往前线稳定局面的罗马大军于公元378年在色雷斯（Thrace）平原被打败，皇帝瓦伦斯（Valens）战死。防线已被突破，一支支草原部族如潮水般涌入帝国的西部行省，直接威胁着帝国心脏。过去，从黑海北部延伸至亚洲内陆的草原带一直被看作是难以生存的蛮荒之地，那里只有野蛮的武士，没有文明和资源。罗马人做梦也没想到，那里也能像连接东西方、穿越波斯和埃及的路线一样，成为世界的主干道。然而现在，草原部落正是通过这一地区，将死亡和灾难带入了欧洲的中心。

波斯人面对草原部落的威胁同样感到震惊。他们的东部边境行省遭受着疯狂的袭击，灌溉系统严重失修，人去城空，几近崩溃。匈奴对高加索地区的攻击规模同样浩大，战俘和残骸遍及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和小亚细亚的各个城市。随后，在公元395年的一次大规模进攻中，匈奴人摧毁了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主要城市，在被击退前一直打到了都城泰西封。

为了驱除野蛮部落，维护共同的利益，波斯和罗马出人意料地达成了联盟。他们一起修筑了一道防护墙以阻止游牧部落顺高加索山脉南下。防护墙从里海绵延至黑海，总长近125英里，在南方文明世界和北方野蛮世界之间构成一道天然屏障，保护波斯内陆免遭外部攻击。这是建筑工程史上的一项奇迹，防护墙全部用从大量砖窑烧制出的砖块砌成，墙脚下挖有一条15英尺深的护卫运河，沿线还均匀地建有40座要塞——要塞由大约3万名士兵把守，驻扎在远离城墙的营地。这道屏障只是萨珊王朝保卫波斯北疆免受草原部落侵袭的众多革新举措之一，同时也是为了确保梅尔夫等贸易中心的安全——进攻者若来自卡拉库姆荒原（Karakum，位于今土库曼斯坦），梅尔夫将首当其冲。

罗马不仅愿意为这道波斯城墙的维护提供常规的资金资助，而且还派出了军队协助保护。公元402年，君士坦丁堡的皇帝霍诺留（Honorius）指定只有波斯国王一人可以做他儿子即罗马皇储的监护人，表明他正设法与过去的敌人重归于好。

但一切都已为时过晚，至少对罗马来说是如此。黑海北部草原部落的迁移已经在帝国莱茵河边界掀起狂风暴雨，令罗马人难以应对。4世纪后期的一系列进攻致使罗马的西部行省门户大开，部落首领不仅获得了军事上的荣耀，更有物质上的收获，这无疑吸引了更多的追随者，从而为后续进攻奠定了基础。帝国军队在边疆保卫战中苦苦挣扎，一轮又一轮的防卫被击溃，最终导致高卢沦陷。当颇具野心和手段的阿拉里克（Alaric）带领他的西哥特部族进军意大利并屯兵罗马城外的时候，局势开始急转直下。元老院很愿意接受阿拉里克提出的条件，但阿拉里克失去了耐心，并于公元410年一举攻下罗马。

令人震惊的消息立即传遍了地中海。耶路撒冷根本不相信这一噩耗。“信使的声音被淹没了，哭泣之声打断了他的讲话，”圣杰罗姆（St Jerome）写道，“一个征服了整个世界的城市却遭遇了征服……谁会相信？谁能相信几百年来靠征服世界建成的罗马已经崩溃，众国之母如今已成为坟墓？”至少罗马城未被大火焚烧——历史学家约尔丹尼斯（Jordanes）在一个世纪以后写道。然而，无论是否被大火焚烧，西罗马帝国的崩溃如今已成为事实。

没过多久，西班牙地区也因遭受阿兰人（Alan）等部落的攻击而失陷。阿兰人的家乡远在里海和黑海之间，他们的貂皮贸易活动曾被两千年前的中国历史学家详细记载。另有一支名叫汪达尔（Vandal）的蛮族，他们曾被匈奴击败，但之后于公元4世纪20年代攻入罗马的北非领地，占领了主城迦太基，以及周围为帝国西部供应大部分谷物的美丽富饶的行省。

这些似乎还不够。公元5世纪中叶，在纠集了一大群蛮族——特里温哥特（Terevingian　Goth）、阿兰、汪达尔、苏维汇（Suevi）、戈比德（Gepid）、纽里（Neurian）、巴斯塔尼（Bastarnian）——之后，匈奴王阿提拉（Attila）亲自率兵出征欧洲。匈奴人的到来造成了极大的恐惧。他们“就是罪恶之源”，一位罗马学者写道，而且“极端野蛮”。他们从小就在极为寒冷、极为饥渴的条件下生活，身上穿的是用野外老鼠皮缝在一起的衣服，吃的是草根和生肉——也许在吃之前会在两腿之间温热一下。他们对农耕毫无兴趣，另一位学者说，他们只想从邻邦掠夺粮食，并在这个过程中奴役邻邦——他们就像是一群狼。匈奴人用刀在自己刚出生的孩子的脸上刻下划痕，以防他们长大后脸上长毛；他们在马背上的时间太长，以至于整个身体都已经卷曲变形；他们用弯腿站立的时候就像是野兽。

尽管我们想摒除这些偏见，但对古代头盖骨的研究证明，匈奴人可能的确存在人为挤压小孩前额和脑后头骨的情况，目的是使其头部能够长得更为尖细。虽不能就此认为匈奴人极端残暴，但至少在当时人看来是如此。

匈奴的到来给东罗马帝国也造成严重威胁，而在此前，影响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各种动乱均未曾殃及过这里。虽然小亚细亚的各行省、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尚未受到冲击，都城君士坦丁堡也安然无恙，但他们不敢心存侥幸。皇帝狄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 II）严阵以待，包括建筑了一系列巨大的防御城墙。

这些城墙连同分割欧洲和亚洲的河道水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匈奴王阿提拉在夺取多瑙河北部之后，曾侵掠巴尔干半岛达十五年之久。君士坦丁堡政府不得不向匈奴人纳贡以换取和平，后者由此获得了大批的珠宝和黄金。通过各种赎金和贿赂从罗马人手中拿足财富后，阿提拉又转道向西，但他的铁蹄却遭遇到了阻碍——不是罗马军队，而是匈奴的宿敌们。在公元451年的卡塔洛尼平原（位于今法国中部）战役中，阿提拉被一支由众多草原部落民族组成的联军打败。匈奴王在新婚之夜（并非首次）死去。他兴奋过度，最终因脑出血死于睡梦之中。据当时人描述：“他平躺在那里，沉浸在美酒和美梦中……醉酒而死对一个驰骋沙场的王者来说是一种耻辱。”

那些日子里，人们更愿意谈论罗马崩溃后的世界将何去何从，而不是将其视作“黑暗时代”。但即便如此，当时的惨象也如一位现代学者所说的：哥特、阿兰、汪达尔和匈奴横扫欧洲和北非，他们烧杀、奸淫、掠夺的程度已难以言述；帝国的文明水准一落千丈，石构建筑几近消失，原先的富庶和雄心彻底崩塌；曾经能将陶器远送至苏格兰爱奥那岛（Iona）的长途贸易线路，如今被地方市场的小商品交易所占据；据格陵兰北极冰层污染检测表明，当时的帝国冶炼活动大幅缩减，其技术已回落到史前时代。

当时的人无法理解世界秩序的崩溃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上帝）让我们比部落蛮族羸弱？为什么让我们遭受如此煎熬？”5世纪基督教作家撒维安（Salvian）感叹道，“为什么让我们被蛮族征服？为什么让我们臣服于敌人的统治？”他总结出的答案很简单：我们有原罪，上帝在惩罚我们。也有人得出不同的结论，比如历史学家、非基督教徒佐西姆斯（Zosimus）就认为，罗马人坚守自己信仰的时候可以称霸世界，一旦他们放弃信仰转而接受新宗教，灾难便降临了——这不是一种臆断，这是事实。

罗马的崩溃让亚洲的基督教徒们松了口气，抵抗草原部落的共同目标让他们与波斯帝国的关系大为改善。而且随着罗马的衰落，基督教对于波斯人来说，再也不像一个世纪以前君士坦丁大帝率兵进攻波斯并试图解放那里的基督教徒时那样颇具威胁，如今甚至都很难在波斯找到基督徒的踪迹。因此在公元410年，一系列由国王伊嗣俟一世（Yazdagird I）提议的会谈开始举行，目的是为了正式确立基督教在波斯的地位，并规范其信仰。

如同在西方一样，亚洲的基督徒对于“跟随耶稣”的准确含义、信徒该如何生活，以及如何表达和追求自己的信仰等方面，都产生了许多分歧性的见解。前面说过，科德在3世纪的碑文中提到两种基督徒，即通常意义上的波斯本地皈依者拿撒勒以及被罗马帝国放逐的基督信徒。他们的崇拜方式和宗教教义均不同，这并不奇怪，因为像在伊朗南部法尔斯（Fars）的阿尔达希尔（Ardashīr）等地就有两种教派，一派是用希腊语布道祈祷，另一派则用古代叙利亚语。不同教派的冲突有时会酿成暴力，比如在苏兹阿纳（Susiana，位于今伊朗西南），主教们都试图用拳头来与对立派算账。在波斯帝国最重要的城市之一泰西封，主教们试图为当地所有的基督教团体建立统一的秩序，结果却困难重重、不了了之。

其实，要想解决教派冲突，莫过于一次性消除所有分歧，就像早期圣徒们在一开始所尝试的那样。“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圣保罗提醒加拉太人，“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诅咒！”（《加拉太书》1:9）传福音——顾名思义就是“传递好的消息”——靠的是确定的经文，这样便能解释圣子是谁、他要传达的准确信息是什么，并确立统一的信仰体系。

为了结束西方早期基督教争论不休的局面，君士坦丁大帝曾于公元325年在尼西亚（Nicaea）组织了一个宗教公会。来自帝国各地的主教聚集在一起，就圣父、圣子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这是导致争端和教派分裂的主要问题），同时也解决其他一系列有争议的问题。尼西亚公会议的成果是在教会的组织结构上达成了一致，解决了计算复活节日期的问题，并将基督教信仰的内容立典成文，即现今仍存于世的《尼西亚信经》。君士坦丁此举意在解决宗教纷争问题，以确保帝国的完整和统一。

波斯的主教和罗马帝国疆域之外的主教都未被邀请参加尼西亚公会议。于是波斯分别在公元410年、420年和424年单独举行会议，让主教们有机会探讨解决和西方同僚所面临的同样的问题。会议得到波斯国王的大力支持，他被誉为“常胜王中王，教会的仰仗”，他像君士坦丁一样，热衷的是从基督教的支持中获益，而不是卷入教会之间的争端。

这几次会议取得的成果并不牢靠，为之后的教会权力斗争埋下了隐患。不过，会议还是就教会组织结构等重大问题达成了共识（尽管仍是充满争议和不快）：在泰西封辖区设立大主教一职，“作为整个（波斯）帝国所有兄弟主教的首领和管理者”。他们就神职任命这一重要问题也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主要目的是避免竞争教区重复设置神职机构的情况发生。人们也确定了一些重要宗教节日的日期，并决定应当脱离“西方主教”的领导和干涉，因为这将影响到东方基督教会的领导地位。最后，会议接受了尼西亚公会议的信经和准则，以及在此期间其他西方公会议达成的协议。

这应该是一个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时刻，一个基督教灵魂和肉体重归一体的时刻。靠着两条强有力的臂膀（即罗马和波斯，两个最伟大的文明古国）的并肩合作，大西洋与喜马拉雅山脉被紧紧联系在了一起。有了罗马的资助以及波斯统治者的接纳，基督教本当成为不仅是欧洲而且是亚洲的主流宗教。但不幸的是，一场内讧爆发了。

一些主教认为教会的和解决议削弱了自己的地位，并开始指责教会某些领导人物不仅没有受过正规教育，而且也没有得到过任何正式任命。接着，基督教内部爆发了武装冲突，导致许多琐罗亚斯德教的神庙被焚毁。这使原本已经妥协的波斯国王不得不改变了态度：放弃宗教宽容立场，重新开始捍卫波斯上层贵族的信仰体系。这无疑是一种倒退，基督教未能顺利地迎接一个黄金时代的到来，反而将面临新一轮的挑战和迫害。

早期激烈的宗教争端大多是地方性的。公元4世纪君士坦丁堡主教、最杰出的早期基督教神学家之一圣格列高利（Gregory of Nazianzus）记载了他曾被诽谤者当面怒斥的情景。他写道，那些人朝着他号叫，像一群乌鸦。遭受攻击的他如同身处巨大的沙尘暴中，被各种猛兽围攻：“他们就像一群炸窝的黄蜂突然飞到你的脸上。”

相比之下，发生在5世纪中期的这次内讧波及范围更广、斗争更加激烈。内讧在西方的两个对立教派之间展开。一方是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聂斯脱里（Nestorius），另一方是亚历山大城的宗主教区利罗（Cyril），他们的主要争端在于耶稣究竟是神还是人。显然，此类问题并不能靠和平商讨解决。区利罗是个天生的政治家，为了赢得支持不择手段，比如大量的贿赂行径：给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以及他们的夫人送上精致地毯、象牙座椅、高档桌布等奢侈品，有时甚至直接送现金。

东方基督徒对于如何解决这些争论感到束手无策。他们认为问题出在古叙利亚语翻译成希腊语的过程中，具体说来，是对“化身”（incarnation）一词的理解。事实上，争论的背后完全是一场两位教会首脑之间的权力斗争，最终只有一个人的教义会被采纳接受并因此获得荣耀。争论的焦点最后落到童贞玛利亚（耶稣之母）的身份上。在聂斯脱里看来，对她的描述不应该使用Theotokos（神的母亲），而应使用Christotokos（耶稣的母亲）——换句话说，耶稣只是个人类。

最终区利罗技高一筹，聂斯脱里遭到罢免。突然改变的神学立场破坏了教会的稳定。一个公会议上做出的决定或许会在其他公会议上遭到反对，因为对立教派会采取激烈的游说。争论的核心围绕着耶稣是不是神人二性的问题：二者如何神奇地融于一体，二者的关联又是怎样？耶稣和上帝的确切关系也是热议的问题，即耶稣是由上帝创造，因而处于从属地位？还是说耶稣也是万能的，故而二者互相平等、共同永生？这些问题在公元451年的卡尔西顿（Chalcedon）大公会议上引起了激烈的交锋。最终，会议确定了新的宗教定义，并且应当被整个基督教世界所接受。定义的附加条款警告说，任何持有异见者都将被逐出教会。

东方的教会马上对此提出强烈抗议。东方的主教说，西方教会的新教义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有点接近于异端邪说。于是他们公布了新的信条，明确了耶稣的一元性，并威胁任何胆敢“认为或宣传我圣主受难与变化”的人都将被罚入地狱。连罗马皇帝都被卷入了这场争论。他关闭了一所位于埃德萨（Edessa）的东方基督教派学校，该校不仅以叙利亚语、埃德萨方言阿拉美语，还以波斯语和粟特语来教授经书和圣人的言行。与使用希腊语的地中海地区基督教不同，东方基督教从一开始就认为，想要吸引更多的新信徒，就得提供能够让尽可能多的族群看得懂的传教资料。

埃德萨学校的关闭加深了东西方教派之间的分裂，特别是由于许多学者被罗马帝国驱逐出境，最后都到波斯寻求避难。时间久了，麻烦越来越大，因为住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们被认为理应捍卫“正统”教义，并镇压任何邪教和异端。公元532年，经过在高加索山脉的一系列冲突与动荡之后，罗马与波斯达成了一项和平协议，其中的主要条款是：波斯官员应该对那些违反卡尔西顿大公会议决议，或被罗马官方视作危险分子的主教和教士进行搜捕并关押。

试图调解教派之间的冲突是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Justinian）的做法就是再好不过的例子。查士丁尼曾几次三番地试图融合对立双方的见解，并于公元553年主持了由东罗马天主教和一性论派主教共同参加的特别大公会议，旨在结束由来已久、愈演愈烈的相互指责；同时他还亲自出席许多神职人员参加的小型会议，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在他死后，有人写过一篇文章，记录了人们如何看待他为寻求和解所做的努力：“他把局面搅得一团糟，却还在生前赢得了荣誉；但在死后，作为惩罚，他只能去到最底层（即地狱）。”其他人采取不同的办法，甚至为了平复争议，干脆就避免谈论宗教。

当西方还在为各种不同见解吵得不可开交时，东方教会却发起了一场有史以来最具雄心、最具深远影响的运动，一场在规模上可以和后来发生在美国及非洲的福音主义运动相媲美的活动：基督教在没有政治权力做后盾的条件下在新的地域迅速传播。

阿拉伯半岛最南端涌现出大批殉道者，表明宗教触角延伸之广，甚至连也门的国王都成了基督徒。一位会讲希腊语的旅人在公元550年去到斯里兰卡，发现了一个势力庞大的基督教群体，领袖则是一位由波斯任命的教士。

基督教甚至触及到草原部落的游牧民族，这让君士坦丁堡的官员们非常吃惊。作为和平谈判的条件之一，君士坦丁堡要向这些草原部落派遣人质。等到这些人质回国，大家发现有些人额头上居然刻着十字架的刺青。问他们原因，他们说，当时发生了瘟疫，人群中的基督徒建议这么做（以求上帝保佑），自那以后，那边的国家一直都安然无恙。

到6世纪中叶，亚洲腹地已拥有了自己的地区主教。巴士拉、摩苏尔、提克里特等城市聚集着大批的基督教信众。福音遍及的范围已经相当广阔，位于泰西封附近的科赫（Kokhe）都有不下五个主教辖区。像梅尔夫、贡德沙普尔等城市，甚至是中国的西部绿洲之城喀什，都比坎特伯雷更早拥有了自己的主教。这里的许多基督教中心在首批传教士抵达波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几世纪之前就已存在。撒马尔罕和布哈拉（Bukhara，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同样是大量基督徒的家园，比基督教进入美国早了一千年。事实上，即使在中世纪，亚洲的基督徒也比欧洲的多得多。毕竟巴格达、德黑兰、撒马尔罕这些地方到圣地耶路撒冷的距离，要比雅典、罗马、伦敦、巴黎近得多。只不过基督教在亚洲的成功长久以来被后人所遗忘。

基督教的传播要归功于波斯帝国萨珊统治者的包容和变通。国王库思老一世（Khusraw I，531—579年在位）以善待外国神学家著称。在当时的君士坦丁堡，他被人们誉为“文学爱好者和睿智的哲学家”。一位君士坦丁堡的学者对此颇有微词：这真是不可思议，前不久他还在反对历史学者阿加提阿斯（Agathias），现在一下子却变得这么聪明；他的讲话粗鲁野蛮，怎么可能理解哲学的精髓？

到6世纪下半叶，东方教会上甚至开始出现为波斯统治者祝寿祷告的场景。不久之后，人们还将看到波斯国王亲自组织新教区的选举，并鼓励他治下的所有主教：“快来……选出你们的领袖……在他的管理和领导下，让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坛和圣殿布满整个波斯帝国。”萨珊统治者已经从曾经的亚洲基督教迫害者变成了它的捍卫人。

这是波斯帝国自信心增强的一种体现。现在君士坦丁堡需要定期给波斯献上贡金，因为罗马人的军事和政治重点都转移到其他问题上了：草原部落略有消停，罗马正将精力放在收复和重建地中海地区曾经陷落的行省上。5世纪和6世纪是波斯的繁荣期：宗教的宽容带来了经济的增长。中央政府将越来越多的税收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无数的新城在波斯大地拔地而起。大型的水利灌溉工程，特别是在胡齐斯坦和伊拉克，极大地推动了农业生产，有些地方的供水系统可以绵延若干英里。复杂的政府管理机制从容运作，从黎凡特（Levant）一直覆盖到中亚腹地。

萨珊帝国在这一时期形成了高度的中央集权。国家的控制甚至深入到了集市上每个铺位的布局。有份文献记载了政府如何把商人的贸易组织成规范的行会，并指派专门官员亲自监督商品的质量及价格。随着财富的增长，长途的奢侈品贸易和贵重品贸易也在发展：在这一时期，成千上万的商品被敲上印章，作为出售或出口的许可；成捆的合同文件被存放在政府的档案机构。商品从波斯湾运到里海，然后又通过海路和陆路运往印度。与斯里兰卡和中国的交易量大幅上涨，与地中海东部地区的交易同样如此。自始至终，萨珊统治者们都对帝国境内境外的一切动向充满了兴致。

这些长途贸易的相当一部分是由粟特商人承担的。粟特人以其大型商队、精明的头脑和紧密的家庭关系著称，他们有能力在穿越中亚、进入新疆等中国西部地区的主要干道上从事商品贸易活动。奥莱尔・斯坦因（Auriel Stein）在20世纪初发现的一大批珍藏信件完整记载了粟特人的贸易模式、复杂的信贷体系、运输方式，以及所销售的货物。他们的商品中有很多是金银饰品，如精致的发卡和器皿，此外还有大麻、亚麻、皮毛、藏红花、胡椒、樟脑，但他们最擅长的是丝绸贸易。粟特人是连接城镇、绿洲和不同区域的黏合剂。他们在中国丝绸（深受罗马皇帝和贵族喜爱）抵达地中海东岸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同样，他们在返程中也会购买别的货物：在中亚各地都可以找到君士坦丁堡铸造的钱币，即使在中国腹地都能看到银质水罐这样的贵重物品——在6世纪中叶宁夏固原北周李贤的墓葬中发现了一个雕刻着特洛伊战争场景的银罐。

当各种宗教开始互相接触，借鉴便不可避免。我们很难深究其中的细节，但你会吃惊地发现，光环是印度教、佛教、琐罗亚斯德教和基督教艺术的共同视觉形象，它连接着上天和人间，象征着所有这些宗教中有关发光、照耀等最为重要的元素。在当代伊朗塔齐布斯坦（Tāq-i Bustān）有一座著名的雕像，纪念的是一位马背上的统治者，他被飞翔的天使所环绕，头上有一个光环，让这个地区的任何宗教信徒都非常容易辨认。另外，人物的手势造型也同样如此。佛教的毘怛迦手印（vitarka mudra）——右手拇指和食指相捏，其他手指微微伸开——被视为是和上天的沟通，特别为基督教艺术家们所推崇。

基督教沿着商道广泛传播，但也遇到过阻碍。世界的中心向来纷乱嘈杂，各种信仰、观念和宗教在这里相互借鉴，当然也少不了碰撞和冲突。精神权威地位的争夺变得越来越激烈。基督教和犹太教之间的紧张关系由来已久，双方的宗教领袖都在试图划清两者的界限：前者坚持反对异族通婚，有意更改了复活节的日期，以免和犹太教的逾越节相冲突。但这对有些人来说还不够。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约翰・克里梭斯顿（John Chrysostom）在4世纪初极力倡导礼拜仪式应要更加打动人心，抱怨基督教目前的状态很难和犹太教竞争，因为对方用的是戏剧场一样的教堂，礼拜的时候有大鼓、七弦琴、竖琴和其他乐器鸣奏，还有演员和舞者出来活跃气氛。

犹太教的元老们对于吸纳新的信徒并不热衷。就像著名的拉比海亚（Ḥiyya）说的：“不要去相信异教皈依者，因为他们仍心存罪恶。”另一位知名拉比赫尔伯（Ḥelbo）则说，皈依的异教徒如无赖般让人恼怒、不易相处。波斯的犹太教对基督教的态度尤其强硬，认为他们属于入侵者，这在《犹太法典》（众拉比阐释犹太法律的文献汇集）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与巴勒斯坦那版只略微顺带提及耶稣的《犹太法典》不同，这部巴比伦版的法典对基督教极尽所能的残暴以及福音中的教义、故事和人物统统发起攻击。比如，圣母诞子就被嘲笑为骡子生崽；耶稣复活的说法也同样遭到无情讽刺。他们编写了有关耶稣详细而复杂的负面故事，包括恶搞《新约》特别是圣约翰四福音书中的某些场景，试图表明基督教的入侵将是多么大的威胁。他们系统地论证了耶稣只是一个伪先知，说他被钉上十字架完全是由于他自己的过错——换句话说，不关犹太人什么事。犹太教徒试图通过这些粗暴的做法来抵抗以牺牲犹太教来获益的基督教。

当然，犹太教自身也开辟出了一些根据地。在阿拉伯半岛西南角的希木叶尔（Ḥimyar）王国，即今沙特阿拉伯和也门的所在地，犹太教越来越占据主要地位——如近期在卡拿（Qana）等地发现的4世纪犹太教堂所示。事实上，希木叶尔对犹太教十分热衷，并将之定为国教。等到5世纪末，在拉比公会谴责基督教之后，当地的基督徒纷纷因信仰遭到迫害，其中包括大批修道士和主教。

6世纪初，一支实力平庸的埃塞俄比亚远征军穿过红海入侵希木叶尔，试图以一个基督徒傀儡取代当地的犹太统治者，结果导致一场针对基督教的严厉清算报复：教堂或被摧毁，或被改作犹太教堂；成百上千的基督教徒遭到驱逐和迫害——有一次，共计两百名基督徒被赶入教堂圣殿，全部被活活烧死。所有这些行动都作为喜讯报告给国王，国王向整个阿拉伯地区发布消息，庆祝这场由他发动的灾难。

对于基督教在萨珊帝国的发展，琐罗亚斯德教的祭司们也同样开始做出回应，特别是在数位当政权贵也转投基督教之后——这无疑又是一系列的报复和悲剧。另一方面，基督徒则开始通过道德故事鼓励人们坚定信仰，其中最出名的就是史诗般的“三月的传说”（Qardagh）。一个聪明的年轻人，狩猎时像波斯国王那样勇猛，争辩时如希腊哲学家那般敏锐，但他放弃了波斯行省总督这样的光荣职位而选择皈依基督教，结果被判了死刑。他逃出了囚牢，不料却做了一个梦，那梦告诉他：不必抗争，要为信念而死。执行石刑时，他的父亲朝他投掷了第一块石头。基督徒用一篇优美的叙事文来纪念他，以此鼓励其他人找到信仰、皈依基督。

基督教成功的秘诀部分在于它对宗教使命的执着和投入，但它也会适当地调和宗教热情与现实情况之间的矛盾。据7世纪初的文献记载，教士们曾花大量时间试图融合佛教的观点——这种做法也许十分费力，但至少会使问题简单些。一位抵达中国的传教士写道，圣灵的观念与当地人的信仰完全相符：“诸佛乘着一股慈悲之风（这便是圣灵）度化整个世界。”他接着说，上帝自创世之日起便掌管永生和长乐，因此“人们将永远崇拜佛祖”。他认为，基督教与佛教不仅仅是契合那么简单，从广义的角度讲，基督教就是佛教。

有些人试图规范基督教与佛教的融合，于是创造了一套混合的“福音”。它有效地简化了前者复杂的教义和故事，结合东方人熟悉并容易接受的元素，以便加快基督教在亚洲的发展。这种双重混合的神学理论通常被称为诺斯替教派（Gnosticism），它认为，用人们易懂的文化和熟悉的语言进行布道才是传教的最佳途径。结果可想而知，基督教得到了大批人群的广泛支持，因为这些教义被人为地诠释得似曾相识、更易接受。

其他宗教和信仰也依靠类似的方法获益不少。颇具魅力的马兹达克教（Mazdak）在5世纪末和6世纪初开始迅速流行——这从基督教、琐罗亚斯德教评论家对该教信众大量褒贬不一的评论中可以得见。马兹达克教的态度和行为，包括饮食习惯，都遭到了恶意的诽谤，他们甚至被污蔑为喜欢群交。事实上，就我们所接触到的重要资料来看，马兹达克提倡的是禁欲主义的生活方式，这与佛教对待物质享受的态度、琐罗亚斯德教对物质世界的怀疑以及基督教长期奉行的苦行主义都有明显的共通之处。

在这种充满竞争的宗教环境里，维护好自己的物质财富同坚持信仰一样重要。一个在6世纪穿越撒马尔罕（乌兹别克东部城市）的中国旅者注意到，当地人坚决抵制佛教，任何寻求栖居的佛教徒都会遭到烈火驱逐。不过这一次却是例外：这位来自中国的到访者被允许当众讲法。在他的个人魅力和出色口才下，很多当地人都转信了佛教。

没有人比佛教徒更了解展示自己信仰和宗教信物的重要性了。另一位前往中亚取经的中国僧人曾吃惊地发现，巴克特里亚当地人对圣物遗迹都非常崇敬，包括一颗佛陀的牙齿、一只佛陀用过的盥洗盆，以及一把装饰着精美珠宝的荞麦扫帚。

还有人用更直观、更富戏剧感的手段来赢得支持。洞窟是宣传和强化宗教信仰的传统场所，它们通常沿贸易通道而建，一方面省去了寺庙和管理人员，另一方面又为贸易和旅行提供了方便。孟买海岸的象窟和印度北部埃罗拉（Ellora）的洞窟庙宇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洞窟内满是宏伟华丽的神祇雕像，意在展示道德和信仰的至高无上——当然，在这里是指印度教的至高无上。

不过这些都显然无法与巴米扬（Bamiyan，位于今阿富汗）相比。地处向南通往印度、向北通往巴克特里亚、向西通往波斯的十字路口上，巴米扬拥有 751座雕满佛像的洞窟。其中的两座塑像——一座高180英尺，另一座有前者三分之二的高度，但更为古老——矗立在山崖岩刻壁龛中近1500年之久，直到2001年被塔利班摧毁。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无知、野蛮的行径，与“宗教改革”运动中英国及欧洲中北部地区毁坏宗教艺术品的暴行如出一辙。

当我们说到丝绸之路，印象中总是东方和西方之间的来往交流。其实，在其他方向上也存在着大量的互动。就如公元7世纪的一位中国人所描述的，叙利亚是一个“出产防火布、还魂香、月光珍珠和夜光宝石的地方。那里从未听说过土匪和盗贼，百姓安居乐业。人人遵纪守法，国君任人唯贤。此地幅员广阔，物黍丰登，文学作品繁荣淳朴”。

从实际情况看，尽管各派宗教竞争激烈，但最终在取代传统信仰、习俗和价值观上逐渐占据优势的还是基督教。公元635年，远赴中国的传教士成功说服皇帝取消对这一西方宗教的抵制，并让它成为合法信仰，因为它非但不会对帝国造成影响，反而能增强帝国的实力。

到了公元7世纪中叶，竞争格局似乎变得更加明朗了。基督教压过琐罗亚斯德教、犹太教和佛教，长驱直入地向亚洲进军。长期以来，各种宗教在这一地区相互竞争，它们不断学习以求赢得更多关注。谁能想到最具竞争力、最有可能获得最终成功的，却是这个诞生于小镇伯利恒（Bethlehem）的宗教。离耶稣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已经过去了几个世纪，就目前的进展来看，基督教要将触角远抵太平洋，从而向西贯穿至大西洋，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不过，就在基督教取得胜利的关口，阻碍出现了。一个强大的势力正在崛起，它不仅覆盖了建有城镇的大片区域，还连接着陆地和海洋。一场激战削弱了这一地区现存的所有政权，从而为新势力的诞生创造了机遇。那时的情形就好比互联网突然出现在古代：各种新思潮、新理论、新趋势一方面威胁、削弱既有的秩序，一方面又在利用着过去几个世纪构建起来的交通网络。这种全新世界观的名称——“伊斯兰”未能反映它的变革特性，因为这个词的原意是“顺从”，没有表达出世界将如何改变。然而不管怎么说，变革已经到来。 Oh5ZjriHFv7eaD/2et2DxAqLbJpo2BD23/aX3BnNd+Pis3AhDfJvAu/6fgxORC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