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的时候，我最珍贵的宝贝之一是一张大大的世界地图。我把它钉在床边的墙上，每晚睡觉前都盯着它看。没过多久，我就记住了所有国家的名称和所在地、它们首都的名称、它们周围的海域以及流经这些国家的河流，还有那些用斜体字标注的主要山脉和沙漠的名字，其中充满了奇遇和危险。

十几岁的时候，我开始不满于学校课堂上重复无趣的有限的地理知识，因为它只关注于西欧和美国，对世界上其他地方都未曾提及。课堂上只讲授罗马人征服不列颠、1066年的诺曼征服、亨利八世和都铎王朝、美国独立战争、维多利亚时代的工业革命、索姆河会战以及纳粹德国的兴衰。我查看自己的地图，发现世界上还有那么多地区，他们都只字未提。

我14岁生日的时候，父母送我一本人类学家埃里克・沃尔夫（Eric Wolf）的书——正是这本书点燃了我兴趣的火种。沃尔夫写道，人们已经习惯于接受一部内容沉闷的文明史：古希腊之后出现了罗马，罗马之后出现了基督教欧洲，基督教欧洲之后出现了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之后出现了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政治民主带来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和民主思想的碰撞反过来推动了美国的出现，其中蕴含着追求生命、自由和幸福权利的真理。我突然意识到这正是我一直学到的故事：西方政治成功、文化优势和道德胜利的颂歌。但这种历史观存在着误区：看待历史还可以有其他不同的角度，而不只是从近代胜利者的立场去观察过去。

我对这种观点深深着迷。课堂上，那些没有学到的地区似乎都消失了，或被耀眼的欧洲崛起的故事淹没了。我求父亲带我去地图上的赫里福德，那是一个将耶路撒冷标为世界中心，却被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搁置一旁、认为是无关紧要的地方；当我在一本阿拉伯地理学家的书上看到一幅南北颠倒并把里海放在正中央的地图时，同样感到非常疑惑；我发现在一张重要的伊斯坦布尔中世纪突厥地图上，世界的中心城市居然叫八剌沙衮，我从未听说过，也从未在任何地图上见到过，而且直到近期人们都无法确定它当初的确切位置，但它却曾被认作是世界的中心。

我渴望更多地了解俄罗斯和中亚，了解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我想从亚洲的视角观察基督教的起源，了解中世纪大城市——如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巴格达和开罗——的人们究竟如何看待基督教十字军的东征。我想学习东方那些伟大的帝国以及蒙古人的征服过程，了解人们如何从阿富汗和印度——而不是从佛兰德或东部战线——的角度看待两次世界大战。

非常幸运的是，我在学校学了俄语。我的老师是迪克・哈登（Dick Haddon），一个曾在海军情报部工作过的非常聪明的人——他坚信掌握俄语及其语言灵魂的最佳方式是通过了解其灿烂的文学和农村音乐。更幸运的是，他还给有兴趣的人教授阿拉伯语，让我们接触到了伊斯兰的文化和历史，受到了阿拉伯古典文化精髓的洗礼。语言的学习打开了发现新世界的大门，或用我后来想出的一句话说，打开了我们这些西方人重新发现新世界的大门。

如今，人们更关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造成的影响——预计未来十年中人们对奢侈品的需求将以四倍的速度增长；或关注印度的社会变革——拥有手机的人群远远超过拥有冲水马桶的人。但这些对于观察世界的过去和未来来说，均非最佳视角。事实上，数千年来，连接着欧洲和太平洋、坐落在东西方之间的那块区域，才是地球运转的轴心。

东西方中间的地带，自地中海和黑海东岸至喜马拉雅山脉，在过去和今天人们的眼中也许不算什么重要地段。今天这一地区是一些异域国家和边缘国家的所在地，如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和高加索山脉国家；一个充满动荡、暴力并威胁着国际安全的地区，如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或所谓的“最佳民主实践国”，如俄罗斯和阿塞拜疆。总之，这似乎是一系列“失败国家”和“没落国家”的聚集地：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总能在全国大选中获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大多数选票，他们的家人和亲信控制着丰硕的经济利益，拥有着大笔的资产和无限的政治权力；这些国家的人权记录都很糟糕，表达信仰、良知和性欲的自由都受到非常大的限制；专制媒体控制着什么内容能够或不能够在报刊中出现。

这些国家在我们看来也许未经开化，但它们绝不是倒行逆施、昏暗闭塞的蛮荒之国。事实上，东西方之间的桥梁正是文明的交叉点。这些国家绝非处在全球事务的边缘，而是国际交往的正中心，并且自古以来就是如此。人类文明就是从这里诞生，而许多人坚信，人类本身就在这里诞生——在伊甸园里，“贤明的上帝种下了一棵棵花树和果树”，人们普遍相信，那地方就是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富庶的田野。

就是在这座连接东西方的桥梁上，近5000年以前就建成了伟大的城邦：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成为古代世界的奇迹，城市人口多达数万，街道纵横交错，排污系统精密复杂，几千年后的欧洲都无法与之媲美。其他大规模的文明中心，如美索不达米亚的巴比伦、尼尼微、乌鲁克和阿卡德，则以其宏伟壮观的建筑而著称。一位中国历史学家在两千多年前写道，乌浒河上的巴克特里亚（位于今阿富汗北部）人极擅谈判和贸易，其国都成为各类商品的交易市场，货源地既遥远又广泛。

这个地区是世界上主要宗教的发祥地，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和印度教在这里相互碰撞。这是一个各语言群体相互竞争的熔炉，印欧语、闪族语、汉藏语混杂在那些说阿尔泰语、突厥语和高加索语的人群当中。这是一个见证伟大帝国兴盛衰亡的地方，文明冲突和敌国交战的效应会震慑到几千英里开外。站在这里，你能打开一扇审视历史的新窗口，你将看到一个复杂交织的世界：大陆与大陆之间在相互影响，中亚大草原上发生的事情可以在北非感同身受，巴格达发生的事件可以在斯堪的纳维亚找到回响，美洲的新发现会影响中国产品的价格，进而使印度北部的马匹市场需求剧增。

这些震颤都是通过一个网络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跟随着朝圣者、军队、牧人和商人旅行的足迹，伴随着交易的进行、思想的交流、相互的适应和不断的提炼。他们传播的不仅是财富，还有死亡和暴力、疾病和灾难。19世纪末期，这个蔓延四处的网络由一位著名的德国地理学家、地质学家正式命名，他就是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一战时头号飞行员“红色男爵”的叔叔）。自此，Seidenstraßen 这个名称便被确定了下来——即“丝绸之路”（Silk Road）。

这些通道是整个世界的中枢神经系统，将各民族各地区联系在一起，但它隐藏在皮肤之下，肉眼不可见。而正如解剖学解释人体功能一样，了解这些联系有助于我们理解世界是怎样运作的。再者，尽管这一地区至关重要，它却被主流史学界长期忽略。原因之一是所谓的“东方学”——一个刺耳并带有否定意义的说法，认为东方不够发达，不如西方，因而不值得认真研究。还有一个原因是，过去的史料非常完善权威，已经没有空间再让学者去顾及一个在欧洲和西方社会的崛起故事中一直被视为如此边缘化的地区了。

如今，阿富汗的贾拉拉巴德和赫拉特、伊拉克的费卢杰和摩苏尔，或叙利亚的霍姆斯和阿勒颇，似乎都成了激进主义和宗教暴力的代名词。眼前的事实冲刷了过去的历史：说起喀布尔城，再也没有人会联想到印度莫卧儿帝国的创建者巴布尔曾亲自在那儿经营花园的日子了。“巴布尔花园”曾有一汪被橘树和石榴树环绕的池塘和一片三叶草草场，巴布尔特别引以为荣：“这是花园的最佳景致，橘子变黄时最为美丽。此园的选址真是无与伦比！”

当代有关伊朗的看法也是一样，伊朗遥远的光荣历史同样被磨灭殆尽。它的波斯帝国先辈们相传是一群万事都非常讲究的人，从晚餐桌上的水果到著名艺术家创作的肖像，再到学者写字的用纸，都必须追求品位。来自伊朗东部马什哈德的图书馆员西米・尼莎普利（Simi Nīshāpūrī）在公元1400年左右撰写的一本名著中，详细记录了一个爱书人执着的见解。他非常严肃地指出，任何想要从事写作的人都应该明白，最佳的书法用纸应该是大马士革、巴格达和撒马尔罕出产的，其他地方出产的用纸“一般来讲过于粗糙，多有斑驳，难以久存”。他还让人们记住，书写之前最好将纸张染上绛色：“因为白色过于刺眼，大师级的书法作品都是在绛色的纸张上写就的。”

有些著名的城市都被人们忘记了。比如说梅尔夫，一位10世纪的地理学家曾将它描述为“快乐、清洁、优雅、智慧、广阔而舒适的城市”，并称之为“世界城市之母”；还有赖伊，一处距离今天德黑兰不远的地方，大约同时代的另一位学者觉得它无比辉煌，如同“地球上的新郎”和世界上“最美的作品”。点缀在亚洲屋脊上的这些城市，如同串串珍珠，将太平洋和地中海连接在一起。

城市中心在相互竞争，领导者和精英们纷纷投资兴建更多的雄伟建筑和纪念性场馆。图书馆、礼拜堂、教堂和大规模天文瞭望塔在该地区纷纷涌现，其文化影响遍及四周，将君士坦丁堡和大马士革、伊斯法罕、撒马尔罕、喀布尔与喀什都连在了一起。这些城市也成为许多高级学者的聚居地，他们在此从事各项专业领域的学术研究。当时的学者有小部分仍为今天的人们所熟知，如伊本・西纳（他的另一个名字“阿维森纳”知名度更高）、阿尔・比鲁尼以及阿尔・花剌子模，这些人都是天文学或医药学领域的巨擘。当然还有其他更多的名人。在现代到来之前，世界最高级别的知识中心，如“牛津”和“剑桥”、“哈佛”和“耶鲁”，并非在欧洲和西方，而是在巴格达、巴尔克、布哈拉和撒马尔罕。

丝绸之路上的文化、城市、居民的进步和发展都有其原因可寻：人们在从事贸易沟通、思想沟通，在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在哲学、科学、语言和宗教方面，人们从交流中得到启发，得到拓展。发展和进步至关重要，位于中国北方的赵国在2000多年前就明白了这个道理，君主赵武灵王在公元前307年就说过：“贤者与变俱……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学，不足以制今。”可见古代的统治者们早就知道与时俱进是多么的重要。

不过，人们的思维进程在近代早期发生过一系列变化，这些变化是由15世纪末的两次海上重要探险所带来的。在15世纪90年代的六个年头中，经过长时间奠定下来的商业交流系统面临着严重冲击。首先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跨越大西洋，为通向一块欧亚人从未涉足的地域铺设了一条道路；几年之后，瓦斯科・达・伽马绕非洲南端的航行取得成功，他远航到了印度，开辟出一条新的海上贸易通道。新的发现改变了交流和贸易的格局，还造成了世界政治经济中心的重大转移：突然之间，西欧从一个闭塞之地变成了全球交通和贸易的支撑点；一夜之间，欧洲成为了东西方之间新的中心。

欧洲的崛起触发了一场激烈的权力竞争——同时也是一场历史解释权的竞争。伴随着资源和海上通道主宰权的争夺，人们也在重新强调某些可用于意识形态斗争的历史事件、思想和观念。重要政治人物和身着托加长袍（toga）的将军塑像被频频竖起，他们看上去都像是历史上的古罗马英雄；具有古典风格的辉煌建筑被不断兴建，象征着自己与古代世界的荣耀一脉相承。历史被扭曲、被利用，人们制造出一种假象，似乎西方的崛起不仅是自然天成、无法避免，而且是由来已久、顺势延绵。

好多故事都让我开始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世界历史，但有一个故事非同寻常。希腊神话中说众神之父宙斯在地球两端分别放出一只鹰，令它们朝对方飞行。一块神石——即翁法洛斯石器（omphalos，意为“大地的肚脐”）——被竖立在两鹰相会之地，让它们在此和天神交流。我后来才知道，这则关于神石的故事一直是哲学家和神学家的灵感源泉。

记得当我最初听说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正在盯着地图查看，想弄清楚两只鹰究竟在哪里相会。我想象它们应该从大西洋西岸和中国的太平洋海岸出发，然后朝内陆飞行。它们相会的精准地点无法确定，主要取决于我的手指如何测量东方到西方的中间点。但不论怎么变，相会的地点一直都在黑海和喜马拉雅山中间的某个地方。我曾夜不能寐，琢磨着我卧室墙上的地图，琢磨着宙斯的那两只鹰，还有我读过的书中从未提及的那片地区的历史——居然连个地名都没有。

在并非遥远的过去，欧洲人把亚洲分成了三大区域——近东、中东和远东。然而在我成长过程中听到或读到的有关当今时代的问题，好像都发生在第二个区域：中东。然而它的含义甚至地点都一直在变化，有时被用来指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周边地区，有时也指波斯湾。我不明白为什么大人们一直告诉我地中海如何如何重要，称地中海是人类文明的摇篮，而事实上地中海很明显就不是人类文明真正的诞生地。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地中海”这个词本身的含义——即“地球的中央”。事实上，真正的“地球的中央”并不是那片分割欧洲和北非的海域，而恰恰是位于亚洲的心脏。

我希望通过提出新问题、开拓新领域，鼓励其他有识之士去研究那些被几代人忽视了的族群和地域。我希望能够启发人们提出有关历史的新问题，使历史真相能够被重新探索和认真观察。总之，我希望这本书的读者能从一个不同的角度观察历史。

2015年4月于牛津大学伍斯特学院 78QdP/0FlipZPB7q7mUsWe5rE1ZzSX1sAL/AyqFUrOjXXRdqPZik6MtBRbnOUrS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