颁奖辞

瑞典学院常务秘书安德斯·奥斯特林

现在，法国文学已经不单指位于欧洲的法国本土范围内诞生的作品。从各个方面说，它就像种在庭院里的植物，是独一无二、需要好好保护的。当它被移植到别处时，当地的文化和环境肯定会对它有所影响，但它仍旧能保持自己的本性不变。今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尔贝·加缪，就是“移植到外地的法国植物”。加缪出生在法属阿尔及利亚东部的一个小镇上，很多人在青少年时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故乡的影响，这个北非的小镇也在加缪的灵魂上打下了烙印。离开很多年后，他仍不时想起这片远离法国的广袤土地，它属于法国，却有着和法国迥然不同的魅力。加缪成为作家后，仍时常深情地回忆自己出生和成长的地方。

加缪出生在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其家庭勉强可以维生，但却不可能助他飞黄腾达，一切只能靠他自己。从学生时代起，他就开始通过打工来贴补家用。艰难的生活是最好的锻炼，这使他以后写作时，可以用更加客观的态度看待众生。在阿尔及尔大学求学时，他成了一名知识分子，北非抗击德国时，阿尔及尔的知识分子们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最早的作品是由阿尔及尔某个地方出版社出版的，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但25岁后，他回到了法国本土，新闻记者的身份使他的作品广为人知，他在写作方面惊人的才华很快得以展现出来。他成了巴黎最著名的作家，战火纷飞的岁月迫使他过早地成熟了。

加缪刚开始写作，就持有一种类似宿命论的观点。他感叹人的这一生，无论如何都摆脱不了死亡的阴影，这种观点让他内心时刻充满矛盾。这已经超越了典型的地中海宿命论，地中海宿命论认为，“虽然世间阳光普照，但一转眼，乌云就会密布天空”。加缪是存在主义哲学运动的代表人物，存在主义认为，相对于茫茫宇宙，人类渺小到连一点存在的意义都没有，人在宇宙中的存在只不过是荒谬的表现，是上帝所开的一个玩笑。加缪的作品里，到处都能看见“荒谬”二字，所以，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他作品的主题思想。在荒谬的处境中，人企盼自由，也受责任的约束，这是一种不愉快的经历，也是检验人道德的“试金石”。

通过加缪的一篇论文我们发现，神话中西西弗斯的故事，已经成了他心目中人类生活的写照。在希腊神话里，西西弗斯把巨石从山脚推向山顶，石头从山顶滚下来，他再推上去，石头再滚下来，再推，如此，周而复始，永无停息。不过加缪认为，西西弗斯其实是在发自内心地、快乐地做这件事，因为，往山上推巨石的想法本身就是令他兴奋。对于加缪来说，人生的问题，已经不在于值不值得活着，而在于如何活着，因为我们必须活着，并接受生命中的痛苦。

这短短的颁奖辞，不足以概括加缪的心灵发展之路，而这条道路却对他作品有决定性影响。现在我们就谈一下他的作品吧，他的作品清楚扼要地体现了他的心路历程。作品中的角色和情节，也会展现他心理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方向，作品用生活化的、更形象的方式，把他的人生呈现给我们。《局外人》之所以著名，就是因为这个。书中的主人公是个公司职员，在经历了一系列匪夷所思的事之后，将一个阿拉伯人杀死了。然后，他就听天由命，坐等上刑场，但到了生命最后一刻，他清醒过来了。写于1947年的《鼠疫》则是一部包罗内容更为广泛的象征性小说，在那座北非城市里，面对灾难般的瘟疫，主人公李尔医生和助手做出了积极努力的抗争，他们是英雄。这本书行文平静，描写细致真实，将抗击德国时的一些情况穿插其中。在小说中，本来已经对生活感到麻木的人，也被可怕的鼠疫触动，纷纷加入到共同抗击瘟疫的大军中去。加缪在书中对其大加称赞。

加缪写有一部引人注意的独白式作品——《堕落》(1956年)。这部作品也显示了作者那高超的讲故事的本领:一位法国律师在阿姆斯特丹海员区一家下等酒吧里做忏悔，他一边审判自己，一边审判着别人。从审判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答尔丢夫(法国戏剧作家莫里哀的作品《伪君子》中的主人公——一位真正的伪君子)的形象，同时，这个形象又结合了悲观厌世者的消极心理。作者的这种写法，符合法国古典文学传统。法国古典文学是非常人性化的，在这方面一直表现突出。作者对于真理一直是积极追求的，他用讽刺来揭发、攻击伪善。加缪的这些作品，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为何他一直像克尔凯郭尔【注：克尔凯郭尔:丹麦哲学家，现代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后现代主义的先驱。】一样悲观呢?他就一直这样悲观下去吗?因为悲观是万丈深渊，掉下去很难出来。不过，他也让我们感觉到:是变化的时候了。

从加缪个人的角度来看，他已经远远地超越了虚无主义。他通过深入的思考、批判，已经重拾信心。这个世界正义难寻，但他一直在努力着，希望能在世界上宣扬正义，所有这些都表明，他是一个真正的人道主义者，他没有忘记地中海灿烂的阳光和湛蓝的海水曾带给他的美好。

加缪是个积极分子，他一直没有停止过创新。即使抛开法国国内，放到世界文坛上，他也是领军人物中的一员。他心中自始至终有真善美，终生都在讨论做人的最基本问题。他的这种心理追求和诺贝尔奖设立的目标是一致的。虽然，他认为人的处境是“荒谬”的，但他并不否定人存在的意义，相反一直积极地去开拓、完善人存在的意义，他所认为的“荒谬”反倒是人存在意义的理论补充，这就是他作品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