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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来《圣经》（也就是基督徒所称的《旧约》）见证了近东地区千百年的历史变迁。其各卷成书时间跨度极大，因而也就成为以色列历史及周边地区古代文化的无价史料。它所记载的内容大多可为考古学所证实，尽管具体叙述不一定与史实相符。
然而《新约》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则截然不同。各卷成书时间跨度不过50年左右（1世纪的下半叶）；由于只关注耶稣的故事、初期基督教运动，以及散居各地的基督徒会众，因而所记载的事件也很有限。在2世纪之前，这些事件并不为外人所留意，而且基督徒在2世纪末之前也没有留下考古学上的证据。
众所周知，如果想重构历史上真实的耶稣形象，四福音书很难作为可靠的史料。从信仰出发的视角、表达上的相互依存以及彼此之间大大小小的不一致，使得四福音书不可能令人满意地记叙耶稣的生平事迹。恰当地总结耶稣的教义或宗旨则更难。福音书中虽然有对于耶稣其人的丰富见证和详尽阐释，但作为历史素材还是颇具局限性。
当然，有些历史性结论还是可以取信的：耶稣是生活在1世纪的犹太人，罗马当权者将他钉在十字架上，一场运动以他的名义兴起——这些都具有极高的历史真实性。耶稣传教的一些细节也颇为可信：他医治病患、与社会边缘群体往来、用寓言的方式讲话、以先知的口吻切切地向人们宣扬神的诫命。有些特定的事件，比如他受施洗约翰（John the Baptist）的洗礼也有可能是史实。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严重缺乏真实可靠的历史记录。
《使徒行传》记载了耶路撒冷最早的基督徒团体，以及彼得（Peter）和保罗宣教活动中的一些事件，但同样是片面且经过修饰的。由于《使徒行传》的记叙与很多重大历史事件密切相关，因而能够从中粗略勾画出保罗在约公元37年至公元64年间宣教事工的轨迹。在某些事件的记录上，《使徒行传》与保罗书信高度吻合。
尽管如此，13封署名保罗的书信中也只有5封可以追溯成文的确切时间，保罗的其余书信以及《新约》的其他各卷则无法确定。传统上判定的写作时间完全是学者根据文学关联性及所探讨的内容所作出的猜测。
对于耶稣和早期基督教的历史，学术著作和畅销作品的看法并不一致，而是有着大量且常常很尖锐的争论，这正是因为它们几乎完全以缺乏历史确凿性的文学作品为依据。
对于《新约》的历史背景，人们则有着更为一致的看法。基督教及其最早作品所出现的时间和地点是有充分历史证据的。因此，通过将这些文献放到1世纪的社会环境和符号意义之中，读者能够获得对它们的重要洞见。《新约》各卷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四种文化要素的混合：
第一种文化要素是地中海文化中一些根深蒂固的模式，它们在罗马帝国产生前就已形成，帝国衰亡后依然存在。其中之一就是家长制家庭的重要性。在这种制度中，权力的施行自上而下，顺从则自下而上：男人比女人更有地位，父母比孩子更有地位。在家庭和帝国的最底层是奴隶，他们没有作为人的资格，而只是被当做财产。
占据了权力谱系正端的男人全都热爱荣誉、害怕耻辱，并醉心于为多此少彼而相互竞争。竞争的领域多种多样，包括战争、体育，甚至美德，但竞争的目标总是荣誉。
荣誉和羞耻特别符合当时社会的保护人制度：如果保护人为被保护者提供了各种实实在在的保护，那么被保护者就会为恩人献上赞美和荣誉。“友谊”这个概念则预设了人主体之间的平等，或者至少说是互惠，因此被用于润滑社会结构失衡造成的紧张关系。这样一来，被保护者可以被视为保护人的“朋友”。
保护人制度这一社会现象在地中海地区盛行的多神论宗教体系中找到了宗教上的表达。神圣力量被认为是散布在一个人格神的大家族之中，其中每一位神都能够成为人类的保护人，并反过来接受人类通过宗教奉献所给予的荣誉。
第二种文化要素是罗马的统治。自公元前3世纪晚期开始，罗马共和国的有力统治就扩展到了整个地中海世界。耶稣出生于奥古斯都（Augustus）统治时期，并于提比略（Tiberius）皇帝统治期间、被罗马总督本丢·彼拉多（Pontius Pilate）钉死在十字架上。在广袤的行省区域，罗马帝国的权力体现在其道路网和法律体系之中，体现在连年不断的赋税中，更体现在各要塞的驻军以及各罗马殖民地（比如哥林多与腓立比，保罗曾向这两地的教会写信）的退役士兵身上。难怪《使徒行传》将保罗到达罗马作为其宣教使命的顶峰，也难怪保罗会写信给都城罗马的信徒，告诉他们自己计划从他们那里出发前往西班牙宣教。
图2 哥林多的神庙遗迹。约建于公元前6世纪，与希腊罗马时期的阿波罗神有关。
不过，罗马统治的重要性有可能被夸大了。在其早期传播及《新约》成书时期，基督教很少引起帝国当权者的注意。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寄生物有一天会吞噬它的寄主。此外，在帝国的早期，希腊语和希腊文化（也是我们要讲的第三种文化要素）是毋庸置疑的文明标准，即便对在帝国中当家做主的罗马人来说亦是如此。
尽管罗马已经征服了希腊，但随着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东征而兴起的希腊化文明进程仍然在地中海世界占有主导地位。亚历山大设想了一个泛希腊化的世界，雅典古典文化中的各种理念将在整个已知世界生根发芽。城邦及其各种文化体制构成了希腊文化的核心。共同的语言将各民族凝聚在一起。宗教融合则给不同的多神崇拜体系打下了希腊文化的烙印。
希腊文化渗透性强、影响力大。希腊的宗教思想、宗教习俗、修辞及哲学如何构成一种普遍文明秩序的基础，《新约》便是一个佐证。虽然早期基督徒反对所有这些“外邦人”的东西，但他们的作品中却处处可见希腊文化的印记。
基督徒反对希腊文化，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来自犹太教——《新约》中第四个、也是最重要的文化要素。耶稣及其最早的追随者是犹太人：保罗是犹太人，而且目前我们所知的《新约》各卷作者也都是犹太人。他们也忠诚于犹太教，并首选犹太教的符号来解释他们信念中神在耶稣身上所成就之事。
然而，在1世纪，犹太教不只是存留于巴勒斯坦的“圣经宗教”。它是一个活生生的、复杂的、并且不断发展的现象，遍及整个地中海世界。在外人看来，犹太人最显著的特征是团结且与外族隔绝。一些信念和习俗使他们区别于邻人。他们只信仰一位神，视自己为神的选民，与神立约并担负绝对的、相互的责任。这些责任包括践行割礼，以及持守安息日。
这位神的作为，这个民族的故事，以及最重要的——那些指明以色列人应如何对待神及同胞的诫命，在被称为“托拉”（Torah）的符号系统中都有所体现。“托拉”一词首先指的是被称为“塔纳赫”（TaNak，由希伯来《圣经》中律法书［Torah］、先知书［Nebiim］、圣文集［Ketubim］三大部分的名称集合而成）的希伯来文本集纂，其次也指这些文本通过阐释不断扩充、为一代代人提供的指引和智慧。
尽管全都忠诚于托拉，1世纪的犹太民族内部仍有各种各样的声音，有时甚至产生分裂。在数个世纪中，大多数犹太人生活在巴勒斯坦以外的地方，起初是因为流亡，后来则是出于自己的选择。流散在外的犹太人需要遵循巴勒斯坦的特定社会习俗，在遵循上帝律法方面则相对自由。
例如，他们可以吸收希腊人的语言和文化而不违背自己的传统。早在公元前250年，《圣经》就被翻译成了希腊文（即七十子希腊文本《圣经》［Septuagint，缩写为LXX］）。对于住在亚历山德里亚等地的犹太人来说，这个译本跟希伯来原文具有同等的权威性。事实上，亚历山德里亚的犹太作家和学者以七十子译本为基础构建了一整个著作体系。
跟所有的少数民族一样，希腊化时期流散在外的犹太人体会到一种张力，既想融入，又想保持隔绝（也就是保持“圣洁”）。但在一种相对的自由中，他们可以纾解这种张力。犹太教被视为一种合法的古老宗教，流散的犹太人甚至享有一些特权。
有些外邦人受犹太教吸引，成为改宗者（皈依者）或“敬畏神者”。他们赞同犹太教理念，但拒绝割礼，并且不完全遵守律法。另一些外邦人则因为犹太人与外族隔绝而痛恨他们。他们指责犹太人“憎恶世人”，并经常骚扰犹太人。对此，流散的犹太人以种种辩护式的作品加以回应，用外邦人能够理解的说法去阐释犹太教。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同样赋予了希腊化时期的犹太教一种鲜明的特征。
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经历了更大的冲突。公元前6世纪的巴比伦之囚让犹太人得到一个教训，那就是只有远离异教的影响，犹太人的身份认同才能得到保证。在巴勒斯坦，犹太人的生活有着明确而具体的规则：托拉不单单是宗教诫命，更是这里的律法；这片土地应该保持神圣，远离异教的污染；圣殿是献洁净祭之地；犹太人的王要奉神之名统治子民。
面对影响力强大的希腊文化以及后来罗马人的军事征服，在如何最好地表现对神的忠诚这个问题上，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出现了分歧：是应当尽可能地顺应、改变，还是应当抵抗？若是抵抗，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方式？
1世纪，耶稣在加利利传道、在耶路撒冷被钉死，一场称他为“弥赛亚”（即“基督”、救世主）的运动兴起并蔓延开来。同一时期内，犹太人也在为“神的掌权”以及人该如何荣耀神争论不休。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Josephus）描述了一个个彼此相争的团体或派别，他们在宗教和政治立场上都有分歧。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艾赛尼人、奋锐党人：每个派别都有关于神的掌权的构想。
约瑟夫斯还描述了一系列民众反抗运动，它们导致了反抗罗马的战争（67—70），战争的高潮则是圣殿被毁（70）。在这样的环境下，耶稣及其追随者有关“神之国”的宣告，不能不说是煽动人心的。
虽然《新约》本身提供的史实很少，但它处处都体现出1世纪真实复杂的历史背景：地中海文化的种种模式，罗马统治的有力影响，希腊化文明的无处不在，以及托拉的符号世界——最早的基督徒正是在这个符号世界中寻求对自己信仰体验的阐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