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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耶稣（Jesus）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一个新的宗教运动在巴勒斯坦地区生根发芽，并在公元1世纪后期迅速传遍地中海世界。这个新兴宗教运动的领袖们写给信众团体的书信中有21封被保存下来。在公元1世纪的最后30年里，又出现了6份重要的文献，其中四卷为叙述耶稣生平的福音书，一卷为记载这场宗教运动最初发展的《使徒行传》，还有一卷为预言惊人异象的《启示录》。这27卷篇幅并不长的作品构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新约》，都是以早期罗马帝国的通行希腊语“古希腊共同语”（Koine）写成。
这部《新约》并没有洋洋洒洒的篇幅，也不具备波澜壮阔的写作背景，更没有令罗马纸贵的文学价值。但是它在宗教和文化上的影响力却不容小觑。在2世纪中叶，基督教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确认之际，这27篇文本成为了官方的圣典集成（或称为“正典经卷”），与希伯来《圣经》的希腊文译本共同构成基督教《圣经》。
自此，《新约》不再是人的手笔，也不再是历史文献。对于基督教的信徒而言，它是在上帝的启发下写出的文字，是源于神的启示，更是神学和道德规范的最权威源头。不过，亦有人对基督教嗤之以鼻，认为《新约》（尤其是“保罗书信”）代表了基督教的一种讨厌特质，即压抑思想和精神的倾向。通过帝国的扩张霸占，这种倾向开始成为欧洲占统治地位的一股文化力量，继而又随欧洲的殖民活动蔓延至全世界。
三类读者将从这本小书中获益。基督徒们将《新约》奉为圭臬，这次他们将会对它有一个新的认识。他们会惊诧于其复杂性，也会因发现其中的人性色彩而感到慰藉。
不屑于基督教的读者也会发现，《新约》中沉甸甸的神学意义和文化意义并不妨碍对本书的赏读。他们会惊觉《新约》中的观点何其多元，意蕴何等丰富。
而对那些已对《新约》抱有一定看法的读者来说，本书与其说是在介绍，不如说是在扭转他们的观念。但同时也有一定数量（且越来越多）的读者根本没翻过《新约》，也就未曾在生活中体会其文化力量，更无从知晓其中的文字因何争议不断，又因何引人入胜。那么在本书中，他们将了解到《新约》为何具备如此魅力。
上述三类读者也需清楚，没有哪本书可以完全中立地介绍《新约》——这样的书可谓不可遇也不可求。不过为了让读者们看得明白，任何一本介绍性的书都要交代清楚它将从哪些角度切入其主题。本书将从四个维度来评说《新约》这部最早的基督教文献。
“人类学”一词本身就暗示了《新约》是出自人的手笔。《新约》文本自身也已经直接表明了这一点：四卷福音书的卷名即表明它们分别出自马太（Matthew）、马可（Mark）、路加（Luke）和约翰（John）之手；写信给各地会众最多的是使徒保罗（Paul the Apostle）。本书在论述上不涉及神的作为——无论是就基督教运动的产生还是《新约》文本的形成而言。但本书并非否定这一因素，只是不予讨论罢了。
正因为《新约》是由1世纪地中海地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写出的，所以这些文字同所有人类作品一样，始终被其作者对世界的认知、对社会形势的洞察，甚至是对上帝意志的理解所局限。因此，读者也就不难发现这些文字间有认知差异，甚至是相互矛盾。毕竟，一切人类的见证都是特定的、具体化的、有独特视角及局限性的。然而，如果说《新约》完全是人的作品而非在上帝干预之下写成，那么它也不仅仅是心理冲动和社会动态的产物。纵观《新约》各卷，所有细节和特性无不流露出人的创造力。
早期的信徒就颇具创造力，用自己文化中的种种象征符号来阐释他们的信仰体验。最早的基督教文献是在很短的一段时期内，在极为独特的文化语境中诞生的。这些文献精彩地呈现了令自称文化人类学家的学者们最感兴趣的人类行为。基督徒群体是脆弱的、有一定目的性的。在这个群体的框架之下，基督的信徒们重新阐释了他们所继承下来的那些象征符号，并通过这一过程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现实。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理解《新约》，就是要明白这些文本是在人类自我阐释的过程中出现的，这个充满张力的过程依赖于起初开启这场信仰运动的宗教体验，这些宗教体验的汇积不过数十年的时间。
图1 巴勒斯坦地图。
有一些读者自然而然地将《新约》文本看做是永恒真理。在这里要特别提醒这样的读者，这些文本从历史中来，到历史中去，无不植根于1世纪希腊–罗马和犹太社会生活的语境。人类学认为这些文本是人作出的阐释，历史学则指出这一阐释以1世纪地中海世界的特殊社会现实作为背景。其中之一就是棘手的语言问题。《新约》以1世纪的希腊语写成，其措词、语法和句法都由不得读者随意解读。这些文本的表达被当时所采用的“古希腊共同语”所限定。因此，对《新约》真正可靠的解读只能在其特定历史背景下根据希腊语原文来进行。
历史学的维度包括对《新约》“符号体系”的研究。在《新约》所处的时代，第一批基督徒，无论是来自主流的“外邦”（希腊–罗马）文化，还是来自犹太文化，都无时无刻不受到社会的结构、变迁和所使用符号的影响。我们将这诸多因素的复杂混合简称为“符号体系”。过去两个世纪的考古学发现令人们对《新约》历史背景的认识有了前所未有的增长，也使得我们能够对这些古老的文本作出更为全面和准确的解读。
最后，《新约》对于一些问题的历史性重构有重要意义：耶稣如何传教？这场有关救世主的运动如何产生，又如何传播？《新约》各卷的历史背景和修辞目的又是什么？实际上，自19世纪中叶以来，对于这种历史性重构的探索一直是《新约》研究的一个主要动力。
就实际的历史知识而言，探索得出的结果是复杂的。一方面，《新约》是对其诞生时代的广阔历史、文化语境的绝佳见证。但另一方面，如果想从中获得基督教起源的完整历史记录，它又显得过于片面和偏颇。
《新约》本是一部由各自独立的文学作品组成的文集。无论早期的基督徒对自己的信仰体验有过多少口头表述或阐释，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有精心创作的文字。
《新约》各卷的表述并非异口同声，视角也各异。因而每一卷都应当独立考察，而非试图调和它们之间的差异。各卷的区别常常被忽视：比如，当人们笼统地说“福音书”时，往往不在意每一卷福音书到底如何记载耶稣的事迹；提及保罗时，也不会留意这些署名保罗的书信彼此差异是何其之大。
文学维度也要求注重不同文体、风格在表意方面的差异。比如书信体和叙事体的表意就有很大不同。此外，因为《新约》的文体和修辞手法是1世纪地中海文化特有的，故文学方面的关注也要求具备历史意识。
乐于从人类学、历史学、文学三个维度入手研读《新约》的读者常常会忽略宗教的维度，部分原因在于这一维度很容易被误解。“宗教”与“神学”不同。当然，《新约》古往今来一直为基督教神学所用，其中的一些篇章也可以说含有“神学”元素。
不过，对神学的最佳理解是将其视为对宗教语言和活动的有常思考，而《新约》中随处可见的正是这些语言和活动。
有三个概念需要澄清。所谓宗教体验是人类对于所感知到的终极力量的回应，涵括了思想、行为、意志和情感。这种回应是独特而强烈的，情不自禁的。而宗教是围绕着对终极力量的体验和信念构建起来的一种生活方式，通过神话、仪式、教义和道德行为来寻求力量的调和，也常常试图以直接的神秘体验触及这种力量。宗教语言则是在宗教体验和宗教活动中所使用的一整套复杂的语言，包括神话、祈祷、劝诫和悔过的语言。
《新约》是一部宗教文献，最明显的原因是其作者和受众都是一场宗教运动的参与者，该运动在2世纪完全发展成了一门新的宗教。保罗不是以友人的身份写信给哥林多人，而是以“耶稣基督的使徒”的身份，写信给“在哥林多的神的教会”。《新约》中其他各卷也无不如此。它们是这场有组织的宗教运动的“官方文献”。
《新约》的宗教性还在于其内容。对于终极力量的体验、与这种体验相关的信念，还有基于这些体验和信念而形成的生活方式，构成了《新约》的独特主题。《新约》所描述的世界热烈而充满张力，却有一种深刻的宗教特性贯穿始终。如果读者不能把握住这一点，那么就无法把握住《新约》的整体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