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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写在方尖碑上的王名是最早被解读出的象形文字之一。许多国家的学者都为象形文字的成功破译作出了贡献，但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则是才华横溢的法国语言学家让–弗朗索瓦·商博良（Jean-François Champollion），他为理解古埃及文字的语法及其书写字体打下了基础。在19世纪的后半叶，大量的埃及文本首次被翻译成欧洲的语言。
人们很快就发现，与《圣经》或者《古兰经》不同，古埃及宗教并非以一部圣书为中心，这种宗教有许多赞美诗和格式固定的祈祷辞，但却很少有欧洲人所认为的神学或哲学文本。大部分的神庙铭文被证实都与国王向神祇奉献例行的供品有关，其中并没发现有国家神话的集成，也很少有大段的神话叙述。留存下来的神话叙述主要都穿插在可使死者更容易地过渡到冥世的葬仪文本集或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魔法咒文之中。在这些原始资料里，反复出现的只有少数几个神话主题（参见背景知识1）。
虽然学者们对于神话是什么样的故事这个问题争论不休，但他们通常都一致认为神话是故事。在埃及的艺术和文学中，像“女神诞生出非凡的婴儿”这样的个体神话事件经常独立出现。有许多不同的专业术语用于表达这些神话故事的要素或主题，例如：神话素（mythemes）、神话陈述（mythical statements）、元神话（monomyths）和基因文本（genotext）等。本书的大部分篇幅涉及的是神话素而非神话叙述（mythical narratives），因为埃及文化的所有研究者都会遇到神话素的问题。
由于埃及神话很难脱离自己的文化背景，因此19世纪热衷于发展一般神话理论的思想家们都对埃及神话没有太多兴趣。然而，那些认为神话可以解释宗教仪式和习俗的学派则对埃及神话感兴趣，但他们主要关注的只是神话的“最初”起源问题，他们并不关心神话在埃及文明的鼎盛时期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神智学派、黄金曙光会等神秘宗教组织都积极地把埃及的神话和巫术加进他们的信仰杂烩之中，这可能也是学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许多埃及学家鄙视埃及宗教的一个原因。埃及宗教在当时被看作是不纯洁、不高尚的宗教信仰，在智慧上就逊一神教一筹，被巫术“毒瘤”所玷污。而备受古希腊人推崇的埃及祭司阶层此时也遭到指责，说他们主持无意义的宗教仪式并且干预政治。一些埃及神话由于其性爱内容而被认为是粗俗的，颇令人难堪。“克里奥帕特拉尖塔”上的铭文把敬献这座方尖碑的国王与神拉–阿图姆（Ra-Atum）联系在一起，而拉–阿图姆据传是通过手淫后把精子放入自己嘴里的方式创造出了第一个生命。正是由于这个神话，方尖碑也可以使人联想到造物主勃起的阴茎，难怪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要收集埃及的宗教艺术品！
权威埃及文语法书的作者阿兰·伽丁内尔爵士（Sir Alan Gardiner）指出，他所翻译的一些宗教文本“……在现代人看来是彻头彻尾的垃圾”。当他和他的同事们被指责“对法老时代的神话和宗教活动不感兴趣且傲慢无理”时，他回答说，这样做要好过只因为它们来自古埃及就“带着敬畏之情看待这些祭司文书”。
再后来，埃及学家们努力客观地看待埃及宗教。文化相对主义的理论以及宗教在许多人的生活中不再占有中心位置的现实情况推动了这种认识方法。在欧洲大陆，神话学仍然被正经八百地视为一把开启民智的钥匙，欧陆学者热衷于对定义和学术名词进行辩论，这种倾向使普通读者很难对他们的研究感兴趣。在英语世界里，专门研究宗教和神话的埃及学家目前并不多见，一个原因是目前英语世界的埃及学家们的研究重点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高雅文化”的艺术、建筑和文学一般被作为精英文化而受到冷遇。与研究方尖碑在宗教和神话上的重要性相比，人们更愿意研究方尖碑的建造方法以及它的建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