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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艺复兴时期，古典著作被再发现，这一伟大发现使得一些有关埃及神话的知识也为人所知。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许多著名的希腊作家都带着崇拜之情描写埃及的宗教。哲学家柏拉图（Plato）认为是图特神发明了文字、数学以及天文学。柏拉图还在他的对话体作品《蒂迈欧篇》（约公元前348年）中说，阿特兰提斯（Atlantis）神话是由一名睿智的埃及祭司所作，他了解混沌初开时的整个一系列毁灭事件。后来的古典传说声称大多数伟大哲学家都曾在赫利奥波里斯或其他埃及宗教中心学习过。
历史学家兼哲学家普卢塔克（Plutarch）可能曾在公元1世纪到过埃及，他的著作《伊西丝与奥西里斯》重新讲述并诠释了有关这两位重要神祇的许多神话。类似的资料使人们习惯于借助希腊人或罗马人的视角去认识埃及，这对于埃及的神话研究来说是特别地不利。虽然希腊和埃及的神话学之间有一定的关联，但它们在范畴和功能上有很大的不同。
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们错误地认为《赫尔墨斯集》在时间上要远远早于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柏拉图、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等哲学家的作品。人们认为《赫尔墨斯集》阐述了最古老、最自然的宗教形式。当时的人们对已成为国教的基督教会的腐败和残暴日益不满，其表现之一就是希望回到那个已逝的宗教思想的黄金年代。到公元17世纪，学界已经证明《赫尔墨斯集》事实上并没有当初想象的那么古老，但仍有许多人相信，在那些被带到西方的埃及文物上刻写的无法释读的象形文字中一定隐藏着远古的智慧。诸如蔷薇十字会和共济会之类的秘密社团组织都使用埃及的符号象征，由此给自己的信仰和实践伪造出历史悠久的印象。埃及的智慧还与激进分子和反权威组织联系在一起，例如法国大革命的领袖，他们以“再生之泉”取代了大家深恶痛绝的巴士底狱，喷泉顶端立有埃及女神的雕塑。此外还有美利坚的缔造者，不论是印在美钞上的国玺背面的金字塔图案还是华盛顿纪念碑——世界上最大的方尖碑，都反映了他们与埃及智慧之间的联系。
18世纪晚期，更多的外国人得以来到埃及，于是大量的埃及古物被带往欧洲。先期到达埃及的学者，比如那些跟随拿破仑来到埃及的学者，出版了关于埃及古代神庙和陵墓的插图本书籍。埃及的雕刻与绘画极大地影响了欧洲和美国的装饰艺术。争相破译埃及象形文字的工作成为19世纪早期最大的智力挑战之一。福音派基督徒希望埃及铭文可以为《圣经》中记载的事件独立提供证明；而启蒙运动的支持者们则希望这些铭文可以展示一种与基督教对立的古代哲学。但结果令双方都不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