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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能完全肯定古卷最早发现于何时，但是，1947年被指定为正式的发现年。关于古卷发现的故事有几个不同的版本，不同的说法在细节上有些出入。一个版本是三个牧羊人正在库姆兰南部的恩－斐施哈看护他们的绵羊群和山羊群。在堂兄弟三个放羊的过程中，喜爱探索悬崖峭壁的朱玛·穆罕默德·克哈里尔（Jum'a Muhammed Khalil）向一个小小的洞穴扔了一块石头，随后听到了陶罐破碎的声音。这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是三个堂兄弟为了找一只走失的山羊而都向洞穴扔石头。无论当时是何种情况，那时天色已晚，已经无法看个究竟，而第二天还要专门给羊群饮水，于是三人一致同意两天后再回来。
但是，绰号为“伊尔迪伯”（“狼”）的穆罕默德·艾哈迈德·埃尔－哈迈德（Muhammed Ahmed el-Hamed）——三兄弟中最小的一个，觉得在那儿会找到金子，于是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悄悄溜了出去，从他们宿营的地方向上爬了100米，来到那片山崖的正面。一进入洞中，即后来被世人所知的1号洞，穆罕默德就看到大约有10个陶罐，有的有盖儿和柄，贴近洞壁排成一行。其中8个陶罐内有抄本，他拿了3卷，后来证实它们竟是《大以赛亚书卷》、《哈巴谷书注释》和《会规手册》（后来被重新命名为《宗团规则》
），然后回到了堂兄们身边。两位堂兄被埃尔－哈迈德的莽撞无礼激怒了，于是拿走了那3卷经书，又亲自返回那个洞里拿了两个陶罐，并把它们拿给伯利恒形形色色的古董商看。这些古卷和其他古卷究竟是怎样引起世人关注的呢？这里面有一个曲折复杂的故事，在诸多人中首先涉及一个名叫康都（Kando）的伯利恒补鞋匠、耶路撒冷叙利亚东正教首领都主教马尔·阿塔那修·撒母耳（Mar Athanasius Samuel）和鉴定这些古卷的希伯来大学教授埃利泽·苏肯尼科（Eliezer Sukenik）。在分割成块状的耶路撒冷城里出现了秘密会面，甚至在1954年6月1日的《华尔街报》上出现了一则出售《四卷死海古卷》的广告。
我们应当牢记在心的一点是，基伯特－库姆兰非同寻常，因为它的发掘乃是因为与古卷相关而非因为与《圣经》中提到的某个地点相对应。在过去，与《圣经》有关的日程安排在巴勒斯坦考古学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诸如耶利哥与美吉多等遗址皆因其在《圣经》叙事中的重要地位而被发掘。而今，出现了一场激烈的论战，一方认为考古学应为《圣经》学术研究服务，另一方则力主巴勒斯坦考古学应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就基伯特－库姆兰而言，德·沃解释道，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找到了与1号洞中发现的一模一样的陶器是推动它发掘的动力。早在100多年前，学者们就对库姆兰耳熟能详了。最早的探险家们（路易斯－费利西安·凯尼亚尔·德·索西［Louis-Félicien Caignart de Saulcy］和亨利·B. 特拉斯特拉姆［Henry B. Tristram］）前去寻找蛾摩拉遗迹——一个因邪恶和放荡而被硫磺与火毁灭的人尽皆知的城市（《创世记》19）。当无法找到这个出现在《圣经》中的城市存在的证据时，他们对库姆兰遗迹的兴趣也随即消失了。查尔斯·克莱芒－加诺（Charles Clermont-Ganneau）曾于1874年发掘过库姆兰公墓的一座坟墓，他的评价是“这些废墟本身没有价值”。换句话说，若不是与古卷相关，基伯特－库姆兰作为考古遗址来说是无足轻重的。
正如大多数使用了100多年的综合建筑群一样，基伯特－库姆兰的建成也非一日之功。根据遗址后来的使用状况可以分辨出遗址的不同阶段。考古学家使用一种叫地层学的方法来区分遗址的不同层次，即地层。从根本上说，这一方法依据的是沉淀层原理——地面土层层层相叠而形成沉淀层，即依年代顺序排列的居住史：上面的一层要比下面的一层年代新近，以此类推。
在每一层，即每一地层内，残余的陶器碎片和硬币有助于年代的确定。陶器有时可以根据它的样式、材料和烧制技术而确定分类，而这是显示年代更迭的一个重要指针。硬币也有助于确定年代顺序，因为它可以给出最早的可能日期或自此之后（terminus post quem）的日期。因此，比如说，如果在某个地层中发现了大祭司约翰·许尔堪一世（John Hyrcanus I）时期铸造的一枚硬币，那么，撇开其他考虑因素不说，该土层的年代不可能早于公元前135年至公元前104年，即他统治的时期。从理论上说，没有最近的年代，因为即便是当代的古董收藏家也可能收藏有哈斯蒙尼（Hasmonaean）时代的硬币。然而，实际上只要考古沟渠一直没有遭到扰乱，土层中硬币的相关位置即可决定该地层的年代。
1959年，德·沃在英国皇家科学院发表了《施魏希讲稿》，此后，关于基伯特－库姆兰居住年代的一切描述都依赖于该讲稿对考古证据的权威论断。在《考古学与死海古卷》一书中——该书是有关这一话题的一切讨论的起点——德·沃将基伯特－库姆兰的居住年代划分为3个时期：
基伯特－库姆兰最早有人类居住的时期确定为公元前8世纪和公元前7世纪，与以色列君主政体的最后阶段相对应。年代确定的依据是在灰土层中发现的陶器碎片、相对低矮的墙壁位置、盖有“拉麦克”（lammelk）即“国王所有”的印章的题字，以及与铁器时代第二阶段的其他以色列要塞所作的比较。在这一时期，库姆兰由一座长方形建筑构成，有大大的院子，一排房屋依东墙而建。那个圆形的蓄水池，也是该遗址上唯一的一个蓄水池，也确定建于该时期。
德·沃提出，这一居民区可能是《约书亚记》第15章61—62节提到的6个城市之一的“盐城”（‘ir-hammelah）。另外一些学者则更倾向于认为该遗址是另一个城市“西迦迦”。《约书亚记》的同一段落和3号洞出土的《铜古卷》都提及该城。以色列时期可能在公元前586年犹大国灭亡时被战火所毁，这可从灰土层得到证实，但这一年代的确定却几乎无从考证。
图5 基伯特－库姆兰考古遗址
数百年后，另一个群体居住在了这片遗址上，德·沃确定他们是艾赛尼派。他把这段公社时期分为3个阶段。
阶段Ia（公元前135—前100年）
在这一阶段，人们对以色列时期的建筑略有改动，最显著的是增添了两个长方形蓄水池和几间房屋。由于没有发现硬币，德·沃难以确定这一阶段的年代。据他推测，这些建筑可能是在约翰·许尔堪一世统治期间，即公元前135年至公元前104年期间建造的，其依据仅仅是在上一层的Ib阶段发现了亚历山大·詹尼亚斯（Alexander Jannaeus，公元前103—前78年）时期的硬币。因此，阶段Ia的年代肯定更早一些。约蒂·马格内斯（Jodi Magness）最近指出，阶段Ia根本不存在，因为该层没有发现硬币，而发现的陶器碎片不足以区分各个被毁层。她认为，被德·沃指定为属于阶段Ia的增补建筑实际上属于阶段Ib。
阶段Ib（公元前100—前31年）
根据德·沃的观点，在Ib阶段，库姆兰遗址已定型。以色列时期的建筑大大扩展了，增加了两层楼的综合建筑和房屋，包括一个塔楼、厨房、礼堂、诸多院子、食堂、餐厅、食品储藏室、厩棚和陶匠的窑房。请注意，德·沃使用的名称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描述性词语。他使用的很多术语，诸如“礼堂”和“食品储藏室”等等，是对这些房间功能的解释。供水系统因蓄水池和倾析池的增加而得到了扩大。
这里也有一层灰土，还有一个大蓄水池，其石阶已有了裂缝。德·沃认为，这些特征是公元前31年的一场地震和随之而来的大火造成的后果的证据。换句话说，阶段Ib开始于公元前100年，直到公元前31年还一直有人居住。这场地震促使居民们离开该遗址大约30年，在公元前4年之后才重返定居，开始了阶段II。同样，马格内斯又提出了不同的历史分期。通过把窖藏的硬币由属于阶段II重新确定为属于阶段Ib，她指出该遗址并没有在地震后遭到长期遗弃。居民们很快重返该遗址居住，那些无法修复的建筑物就弃之一边，保留了被毁时的状态。在她看来，灰土层表明在公元前9年或8年时，库姆兰因遭到暴力破坏而在短时间内无人居住。
阶段II（公元前4年—公元68年）
根据在该层发现的窖藏的硬币所作的分析，德·沃提出，在公元前4年至公元6年希律·阿基劳斯（Herod Archelaus）统治期间，该遗址上又有人居住了。该遗址的大部分场地得到了清理和修复，瓦砾扔在了峡谷北面的斜坡上，然而有些房屋，例如塔楼的底层，还是保留了被毁坏时的样子。人们对建筑物作了小小的改动，例如，将院落改造成有房顶的空间。供水系统也略作调整，听任现有的管道堵塞不管，新建了其他排水管。该时期的一个特色是工场的存在：陶匠的窑房继续使用；一个大火炉建在圆水池的正南方；还建了一个磨坊。然而，本层最有趣的发现却是涂有光滑灰泥的泥砖结构碎片。而今考古学家把它修复成三张桌子和两把椅子，一把是青铜椅，另一把是陶土椅。它们原本放在大礼堂上面的楼层，从上面摔到了底楼。德·沃提出，上面肯定有一个用作缮写的房间，类似于在中世纪修道院里发现的文书房（scriptorium）。这一解释一直有争议：有人认为古代的文士
不在桌子上书写，而是将石板放在大腿和膝盖上书写；还有人指责德·沃用基督教术语描述犹太人居住区。该阶段终于战乱，有一层屋顶燃烧后留下的黑色粉末状物质和铁质箭头可为被毁的证明。该阶段离现代最近的硬币是犹太人的，于是德·沃推断说，它肯定毁于第一次犹太人起义，具体来说，很可能是起义的第三个年头（公元68或69年）。
阶段III（公元68—73年）
德·沃认为，基伯特－库姆兰公社时期随罗马人的一次侵袭而结束，而这次侵袭是罗马人征服犹地亚地区作战计划的一部分。在遗址上发现了凯撒利亚硬币和附近的道拉硬币
。公元67年和68年，罗马士兵曾分别在这两个城市驻扎过。在德·沃看来，这证明此后有过短暂的罗马时期，那时有少量卫戍部队驻扎在那儿巡逻海岸，直到公元73年马萨达要塞陷落。在这一时期，只有东边的综合建筑群有人居住。该遗址作了大幅整改以用于军事用途，例如塔楼的墙壁双倍加厚、加固北墙等。居住区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因为不再需要集会的场所，也不再需要使用工场。于是陶匠的窑房成了石灰储藏室。被毁坏的供水系统可能需要大量修理和维护，因此，罗马士兵只留用了综合建筑物外面的一个完好的大蓄水池。当马萨达要塞的最后一位奋锐党人
死于罗马的巴勒斯坦总督弗拉维乌斯·西尔瓦（Flavius Silva）的围攻时，这段居住期也随即结束了。
库姆兰建筑群被废弃59年之久，然而，在公元132年至135年间犹太人反抗罗马的第二次起义中，它们再次也是最后一次被暂时启用。德·沃将居住者描述为“暴乱分子”，但是从犹太人的角度看，他们是为独立和自由而战的斗士。无论属于何种情况，这一时期没有真正增添任何建筑。在塔楼底层一间屋子里发现的硬币属于那场战争最后的岁月。德·沃推断道，那时的居住者肯定是被罗马军队追杀的暴乱分子，他们被罗马军队穷追猛打，来到库姆兰避难，正如他们逃到犹地亚沙漠中的其他地方避难一样，如南部瓦迪·穆拉拜阿特附近的山洞。
图6 死海地区地图，标出基伯特－库姆兰、山洞和公墓的位置
与基伯特－库姆兰的居住期相关联的是公墓。它位于这片废墟东部，有50米左右的空地将它与该遗址隔开。人们相信这是库姆兰宗团的公墓。这一大片公墓包含大约1,100个坟茔，被分成3个区域。每个坟墓上都有一堆石块，形成长方形坟墩。坟墓规划整齐，成行成排，南北方向分布。只有一个坟墓的朝向为东西向。德·沃和他的考古队在不同区域随机取样发掘了其中26个坟墓。每个墓室或墓穴都挖到1.2米至2米深。凡能从尸骨分辨出原尸体性别和年龄的均为男性，且都在40岁左右。在被德·沃描述为公墓扩展区的地方，挖掘检查显示，6具尸骨中4具为女性，一具为儿童。在两具女尸骨旁边发现了少量饰物、珠链和耳环。
1966年，斯特考勒（S. H. Steckoll）在主墓区发掘了一座坟墓，挖出了一具男性尸体，死时大约65岁。翌年，这位考古学家又发掘了8座坟墓，挖出了5具男尸骨、两具女尸骨，其中一具女尸旁埋着一个两岁大的婴儿，此外还有一具小女孩的尸骨。但是，这些发现从未发表过。
以色列和美国数家机构的成员最近对该公墓所作的调查已经纠正了德·沃报告中的几处错误。该遗址的不同区域有6处，而非3处：主墓区南、北部分；北部、中部和南部指状区（即扩展区）；北部山区。这支考古队使用了地表勘查计算和探地雷达，发现总共有1,138座坟墓，其中东西向的坟墓并非只有1座，而是54座。这后面54座坟墓埋葬的很可能是最近几个世纪以来不甚重要的贝都因人。
德·沃确认公墓西区是最重要的，因为他注意到，埋葬在那里的只有男人；他把它称为“主墓区”。女人和儿童只是埋葬在扩展区，即东区。然而，最近的坟墓调查结果表明，恰恰是东区才是最重要的，因为那里发现了一具锌棺。锌，在古代是稀有金属，这说明那里埋藏的一定是一位重要人物。如果事实如此的话，那么东区的中间指状部分就是主区，而非德·沃所说的次区。勘查该公墓的考古学家们复原了两处残垣断壁，以此作为原先方形建筑的一部分，从而进一步完善了他们的解释。根据他们的阐释，这个地方是库姆兰宗团的哀悼场所。就是在此地举行葬礼、为死者祈祷和让送葬的人群致悼词。最近的这次公墓调查间接地质疑了德·沃在说明而今已颇有问题的公墓“扩展区”时把女性和已婚艾赛尼派成员边缘化的做法。不仅仅是独身男性，已婚的艾赛尼派成员也是库姆兰宗团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在介绍基伯特－库姆兰的居住情况和公墓时，德·沃将注意力集中在公社时期的阶段I和阶段II上。在他看来，以色列时期、罗马时期和第二次起义时期要么是该遗址历史的序曲，要么就是次要的插曲。他相信，就在公元前2世纪中期，一群人来到基伯特－库姆兰，并在那里安顿下来。这群人——我们随后会讨论到——就是艾赛尼派库姆兰宗团。然而，在讨论之前，我们需要先看一下古卷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