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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成了一本通俗的《大众哲学》，并且获得了不为不多的读者，在我自己，实在是一件意外的事。
理论的通俗化，现在是大家都知道它的重要性，而且对于它所关涉到的一切问题，也有很多人热烈地讨论过了。但在两三年前，在《读书生活》中《大众哲学》以及柳湜先生的《街头讲话》等没有出世以前，就很少人注意到通俗化的问题，甚至于对于通俗化的工作轻视的人也是有的。老实说，我自己就多少有点偏见，把理论的深化看得比通俗化更重要。就是到了现在，虽然读者们接受《大众哲学》的热情教训了我，使我深深地领悟到通俗化工作的意义了，但就我个人的兴趣来说，仍是想尽量偷空做些专门的研究。我的这一种兴趣上的偏好使我成为一个爱读死书的人。如果不是为着做了《读书生活》的一个编者，不能不服从编者的义务的逼迫，如果不是朋友们的鼓励和督促，《大众哲学》也许就永远不会开始写，而我也许永远没有机会使这么多的读者们认识了。
回想起来，我觉得自己真是对不起读者。因为读者诸君对于这本书虽然给与了极大的热情的代价，而我在写作的时候，却没有投下了同样的热情的资本。我对于这件工作是时时刻刻抱着踌躇的心情，并不是勇猛地做下来的。我对于自己的工作的意义实在认识得不够了。
但也得要声明，我只是没有用很大的热心来写，这并不是说写的时候没有用力。热心不热心是一回事，用力不用力又是一回事。是的，《大众哲学》实在花费了我不少的精力。如果我用同样的精力来做专门的学术研究，我想至少也可以有两倍以上的成绩了罢。一本不到十万字的小册子，前后竟经过了一年才写完。虽然这一年中我还做了其他的事情，但至少四分之一的时光是用在《大众哲学》上的。这就是说，我至少写了三个月的工夫，而写出来的东西又是这么幼稚，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没有做到完善的地步。
这是为什么呢？这一方面要归罪于我的不大敏活的头脑，一方面也是由于这件工作的本身有着许多的困难。
第一，写通俗文章比专门学术文章更难。专门学术的文章，不十分着重写作技术，只要有材料、有内容，即使用了艰涩的文字和抽象的把握，也不是十分要紧的。通俗的文章却要求我们写得具体、轻松，要和现实生活打成一片。写作技术是第一要义，同时理论也切不可以有丝毫的歪曲，这就是一个困难。这困难在哲学这一门最一般的学问上更是显著，而把这一个困难的重担担负到了我的肩上，就尤其是更大的困难。我掮着这个担子是极不胜任愉快的，因为真能当这重担的人，应该对于生活有充分的经验，而我缺少的却正是这一个东西。我的生性不大活泼，向来就是在学校生活中过去了大半的时光，生活经验尝得极少。朋友们当我的面时，常常称我做“学者”，背地里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换上一个“书呆子”的称呼。是的，叫一个“书呆子”来把生活和理论打成一片，不是妄想吗？不客气地说：我自己还不至于这样完全不能自信。近几年来，我也在不断地向生活学习；但我所懂得的生活究竟很少，不能够运用自如地把材料装进作品里去。这是我在写作《大众哲学》时最感困难的一点。
第二，是环境的困难，言论自由的限制。这不但是写作通俗文章感觉到，就是一切其他愿意存着良心来著作的人都很明白的。当《大众哲学》在《读书生活》上逐期连载的时候，言论界还存在着检查委员会的统制。一篇文章写成之后，要经过“删去”、盖章，然后才能够和读者见面。碰得不好的时候，就根本无法出版。《大众哲学》所要讲的全是新唯物论方面的东西，这根本就已经不大妙了。如果再把说明例子举得更现实、更明了、更刺激，那么，这个发达不全的小孩也许就会根本流产。为着这样的缘故，就是有了实际生活的材料，也因为碍于环境，没有办法拿出来。慢说我没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即使有了，也会感觉到运用困难的苦楚。我有时不能不把很实际的例子丢开，而用上了很不现实的例子，譬如用孙悟空的七十二变来说明本质和现象就是一个好例。这些地方，曾引起了许多人的指摘。我不怪他们，因为他们不明白我写作时的困难。我们当时所处的情势，就像乱岩中间的流水一样，本来应该一条直线流下去的，但中途遇到许多阻碍，只能不断地溅着飞沫，打着许多湾转，然后才能够达到目的。《大众哲学》的写成，就是这样辛辛苦苦地绕了许多弯路的。
在这样的困难情形下诞生出来的《大众哲学》，自然要感到极大的难产的痛苦，而所生下来的婴孩又一定是不很健全的了。我在这本书第四版改名《大众哲学》（本书原名《哲学讲话》）时，说写作《大众哲学》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也就是指这样的意思。
在这样的困难之下是怎样写作的呢？
因为不能充分地把现实生活的事例应用到所写的东西里去，于是我就不能不另外再找许多接近一般读者的路径。首先我要把专门研究者的心情放弃了，回复到初学时候的见地来写作。说话不怕幼稚，只求明白具体。一个专门家是常常爱单刀直入地把握到理论的核心，对于事例的引证倒反放在附属的地位。我以为如果每一句理论的说话都要随伴着一句事例的解释，在专门家看起来是浅薄幼稚，通俗读物所要求的却正是那样的东西。通俗读物要求从头到尾都有明白具体的解释，因此每一篇都把一件具体的事例做中心，而每一篇所定的题目也就不用哲学的题目。这样的写法，和一般哲学文字的写作原则自然是违反了的。也就因为这样，使得有些专门研究的朋友认为《大众哲学》的体裁是“喧宾夺主”，把事例遮盖了理论了。是的，我自己在写作的当初也觉得这有点喧宾夺主的样子，但这样的写法是不是不对呢？这是要由我们的读者来评判的，因此就不顾一切地这样尝试了。在这里，我所选择的接近读者的第一条路径就是：故意写得幼稚。
我选择的第二条路径，是故意不加剪裁，不怕重复。一个例子在这一节用了以后，在另外一节仍然不怕再拿来应用；一件事情在前一节做了详细的解释以后，在第二节仍不惮烦地再略说一遍。在一册小书里用这样的方法来写，在文字上自然是很不经济的。但我们如果顾虑到初学者的兴趣和理解力，就觉得这样写也是很必要，因为在专门学者或有较高修养的人，有些事是可以不必多讲就明白的，而对于初学者，你却最好给他多解释。我是抱着这一个宗旨去写的。因此，如果一个对于文字美有嗜好的人来读我的《大众哲学》，他一定会感到不简练、啰苏、重复的毛病。
自然，使我不能不采取这种重复而啰苏的形式的原因，另外也还有一个，这就是因为《大众哲学》是需要按期发表的东西。每期杂志的出版要隔半个月的工夫，而《大众哲学》又是有系统的读物，中间时期隔得太多，就难免会感到兴趣的减少。因此不能不把每篇写成有独立性的东西，使读者按期看下去也可以，而单独看一期也不至于一无所得。为了这缘故，一篇文章的内容如果和另外的一篇有密切关系时，就不能不把另外一篇所说过的在这一篇略复一遍，这也就造成重复现象。
以上就是我努力接近读者所取的路径。这样的路径自然不很正确的。论理说，我们应该有更直接的路径，但为着自己的缺点和环境的困难，我只好把更直接的路径回避了。这是消极地从形式上接近读者，而不是积极地使内容和读者的生活发生密切的关联。
像这样写出来的《大众哲学》，自然不能算是一本很好的读物了。我同意有一个刊物所批评的话说：“现在不是没有人能写出更好的同类的书，而是没有人来努力。”是的，我承认中国应该有更好的书出来。我把这不大好的一本投到读者的面前，是很惶愧的。但这一部书竟写成了，而且竟意外地获得了不少的读者。这又使我的心里感到了一些安慰，感觉到一年的功夫也并没有白花。但这样的现象，与其说是《大众哲学》本身的成功，勿宁说是中国一般大众的智识饥荒是太可怕了。读者对于我们的期望的热烈，实在是远远地超过了我们的才能和努力之上，因此才使这样一本蹩脚的书获得了广大的读者的欢迎。我所感到安慰的是，因为《大众哲学》的出现，因为读者诸君对于这本书的热烈的爱好，研究专门学问的许多人（连我自己也在内）也许会因此深切地明白了中国大众在智识上需要些什么，因此也才知道自己为了他们应该写些什么。我自己正是因为这样才把当初写作时的那种踌躇的心情抛弃了，更有勇气地来做一些我认为应该做的工作。我相信另外的许多朋友也会有这种同感。要是这样，那么目前中国哲学上的同道者也许有人会起来努力做一件更好的工作的。《大众哲学》如果能产生这样一种“抛砖引玉”的效果，那就更是我私心所要引为慰藉的了。
艾思奇一九三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