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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一旦衰落，就没有其他东西能够履行对执政党至为关键的功能，执政党就会处于一个非常不利的政治位置。同时，这也会导致其他各种替代意识形态的崛起，无论是内生的还是外来的，最终导向认同这些意识形态的政治社会力量的崛起，从而对现存政权构成竞争甚至挑战。
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意识形态是最容易影响改革发展方向的一个因素。这主要是因为意识形态在国家政治中起着特殊作用。我们可以从正反两方面来看意识形态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从正面说，意识形态的作用至少有三方面。第一，意识形态可以论证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在任何国家，对执政合法性的论证是意识形态最为重要的功能，在中国尤其如此。在西方民主国家，近代以来，合法性往往建立在单纯的选举之上，就是谁得到最多的选票，谁就获得执政合法性。当然，一个政党之所以能够执政，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该政党代表的是人民能够接受的意识形态。政治人物往往用意识形态来影响选民，而选民对意识形态的认同直接影响其投票行为。中国所走的政治道路不同，迄今为止，政治上还没有发展出足够的选举合法性。如果中国不走选举民主道路，那么执政党的合法性是不会基于选票之上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论证功能显得尤其重要。第二，意识形态引导执政党的政策。政策很重要，因为政策是把比较抽象的意识形态（或者价值观）转化成为具体现实的媒介。执政党通过政策把其执政的理念转化成为具体可见的利益和服务，从而得到人民的支持。一项政策是否能够为人民带来利益和服务，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引导极为关键。第三，意识形态是人民评判执政党成绩单的标准。人民对执政党是否满意主要看执政党的执政业绩，而意识形态则为人民提供了评判标准。
从反面说，一个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一旦衰落，就没有其他东西能够履行上述对执政党至为关键的功能，执政党就会处于一个非常不利的政治位置。同时，这也会导致其他各种替代意识形态的崛起，无论是内生的还是外来的，最终导向认同这些意识形态的政治社会力量的崛起，从而对现存政权构成竞争甚至挑战。
正因为这样，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始终是中国政治生活中最为敏感和艰难的一个领域。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意识形态的任何变化都会成为人们观察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风向标，因此都能引起巨大的反响。20世纪80年代，在一系列重大政治经济问题上，执政党内部和社会纠缠于意识形态的争论。影响最大的要数要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姓“资”（资本主义）还是姓“社”（社会主义）、开放政策是否会重复旧中国“租界”的争论。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说，类似的争论不可避免，也是科学决策所必需的，但无休止的争论制约了执政党及其政府的决策效率，导致社会上的思想混乱。
这种情况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概念为止。毫无疑问，这个概念的确立要归功于邓小平力推的“不争论”政策。邓小平认为，市场是一个社会发展经济的有效工具和手段，资本主义社会可以用，社会主义社会也可以用。这样就把原先具有高度意识形态含义的“市场”概念转化成为一个制度安排和手段工具概念。中国改革开放的突破口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政策概念确立之后才找到的。这个概念具有高度的方向性，告诉人们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从而为改革开放的各个利益相关者（无论是国内的还是海外的）提供了预期，为他们积极主动参与改革开放提供了巨大的动力机制。
从邓小平时代的实践中，我们至少可以学到有关意识形态领域的三条极其宝贵的经验教训。第一，无休止地对意识形态问题的争论会造成执政党决策的低效、体制内外思想的混乱、改革参与者的迟疑不决等弊端，而这些对改革和发展都会产生阻碍作用。第二，要克服这种情况，仅仅管制和控制争论是远远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执政党要确立新的意识形态，一种能够引导和推动改革与发展的意识形态。第三，要确立这种新的意识形态，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把一些具有浓厚道德和宗教色彩的意识形态，简化成为具体的、用于解决所面临问题的制度安排和手段工具。
这三点都很重要。实际上，在任何一个社会，政策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其工具性，很多政策的产生都是为了应付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只是后来被人们高度意识形态化了。一种有效的政策实践是可以去意识形态化的。尤其在东亚文化的环境中，有效的政府往往是没有特定的意识形态的，即邓小平所说的“实事求是”。也可以说，“实事求是”就是东亚社会的意识形态。当然，这并不是说，社会不需要意识形态。这只是说，执政党很难用特定的意识形态来指导改革，因为改革政策如果要有效，就必须反映现实，而不是符合现存意识形态。
近年来，意识形态的争论有加剧的趋势，这种趋势掌控不当，就会造成颠覆性的错误。在社会层面，尽管今天的中国意识形态已经出现百花齐放的局面，但有三种主要意识形态的回归有可能导致颠覆性错误。
第一，极端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新自由主义过度强调经济增长和自由竞争，极端自由主义控制下的政府一方面忽视国家产业政策；另一方面，放任市场机制进入社会领域，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的高度产业化和市场化。一旦如此，国家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经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情况，社会的不平等化则会导致政治的激进化。
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经济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是私有产权，其信仰者一直在提倡私有化，把私有产权视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要素。对经济自由主义来说，产业政策并不重要，甚至不需要任何产业政策。改革开放以来，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经济改革产生了复杂的影响。一方面，政府在推进市场化方面做得很不够；另一方面，又没有对产业政策给予足够的重视，甚至放弃了一些重要的产业。在新自由主义看来，在经济领域，中国今天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改革庞大的国有企业，他们提倡的是国有企业私有化。
不过，必须意识到，有两个重要因素的存在使得国有企业会继续在中国存在下去。首先，就目前国际经济格局和国际形势来说，中国总体上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国家仍然需要通过产业政策继续提高中国企业在国际经济中的竞争力。就是说，国有企业可以强化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其次，通过产业政策和发展战略，国有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的日常运作过程中可以扮演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自汉代的《盐铁论》以来，人们对国企的功能已经形成了诸多共识，即国企要在一些关键领域发挥关键作用，包括国防、基础设施建设、应付危机、平衡市场等。这些功能在当代仍然在继续。因此，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应当是市场化，而非私有化。即使在产业政策上，政府也会继续扮演一个有效的角色。过去政府过度干预产业产生了很多负面的结果，例如产业结构失衡、资源浪费和效率低下等，但这并不是说政府要退出产业政策。在东亚，政府的产业政策有很多成功的经验。日本和“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从低度发展提升到发达经济体离不开政府的产业政策。不过，近20年来，日本奉行西方经济新自由主义，政府不再有有效的经济政策，尤其是产业政策，经济出现滞胀局面；中国台湾和香港因为政治民主化等因素，政府也很难产生有效的产业政策，经济发展也出现了很多问题。而新加坡和韩国两个经济体，政府仍然能够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扮演有效角色，其经济继续健康发展。政府的产业政策有效与否是“四小龙”分化的主要因素。无疑，在产业政策方面，作为东亚经济体，中国可以从“四小龙”身上学到很多经验教训。
第二，左派民粹主义。如果说新自由主义过度强调效率，那么左派民粹主义过度强调公平。这里既包括强调“阶级斗争”的传统左派，也包括强调通过国家政策进行二次分配的新左派。无论政治上的“阶级斗争”还是经济上的二次分配，目标都是社会公平。一般来说，民粹主义过度强调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性，对经济增长和增强国际竞争力强调不足。民粹主义提倡通过二次分配（即国家的各种福利政策）来缩小收入差距。然而，福利的过度扩张一方面会给国家财政带来巨大压力；另一方面福利扩张引起通货膨胀，从而会带来宏观经济的波动。其他国家在这方面有太多的教训。欧洲的福利制度已经面临巨大的困难。大众民主已经逐渐演变成为福利的“拍卖会”，导致了政府社会开支的无限扩大，结果是加重政府债务。在发展中国家，20世纪90年代末，在民粹主义的影响下，拉美一些国家的社会支出占其财政支出的百分之六七十，而经济增长却远远滞后，同时通胀愈演愈烈。有些国家随之出现了大量资本外逃和债务危机。中国总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到了中等收入阶段。在这个阶段，福利的水平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讨论的课题。福利不足或者福利过度都会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构成制约。
在经济新常态下，更多、更好的社会政策的制定实施变得不可或缺，但也面临着巨大的风险，既包括超越经济能力的过度福利，也包括潜在的巨大浪费和腐败。社会政策需要大量的财政投入，但人们并不能因此简单地认为，钱越多，公共服务就会越好。在很多时候，人们面临的往往不是钱的多少问题，而是钱如何用的问题。简单的投入不仅不能促成体制的改善，反而会导致体制的衰败。这已经表现在一些领域，例如教育领域，这么多年来，因为教育改革没有把重点放在教育和科研体制的改革上，而是放在财政投入上，这个领域已经出现了大规模、大面积的腐败。2012年教育经费已达到2.2万亿元人民币，而申请审批这些经费的过程往往出现腐败，投入越大，腐败越严重。又如公共住房领域。作为重要的社会产品，公共住房在这些年来得到了重视，但大部分公共住房建在交通和生活不便的郊区，并且聚集了大量的低下层社会群体，尤其是穷人。这个模式如果不能加以改变，公共住房模式可能演变成为欧洲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失败了的模式，即“贫民窟”模式。要实现可持续的和健康的发展，社会政策必须注重这些细节，加强效率。
也不容忽视的是，民粹主义在不同程度上开始影响中国的经济改革政策，例如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工资水平结构。的确，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改革中，国企改革一方面市场化不足，另一方面管理人员的工资结构又受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过多。这导致了一方面国有企业继续通过垄断或者行政方式，而非通过市场竞争获取利益；另一方面又通过所谓的市场机制来分配其所获得到的利益，导致了国企高管薪水的华尔街模式，即超出社会所能接受的高薪水制度。非常容易理解，这种局面导致了社会的高度不满。不过，现在侧重的管理层工资结构改革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过度受制于民众的压力，表现出民粹主义的倾向，把管理层的工资压到一个非常低的水平。这样的改革必然会影响到国企管理层的人才录用和激励机制，使得企业发展不可持续。一个更有效的方法就是：一方面，大力限制国企垄断、切断国企行政权力、推进国有企业的市场化；另一方面，根据市场标准把工资限制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
第三，激进政治自由主义。激进政治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市场也不可小看。如果经济新自由主义信奉市场，那么政治自由主义信奉的则是西方式民主。政治自由主义者把中国很多社会问题视为政治权威主义的结果，因此，他们提倡通过民主化来解决社会问题。他们所认同的政治改革就是要通过民主化来制约政治权力，引入西方式的分权和宪政机制。如果左派的样本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那么民主派的样本则是实行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这种倾向性很明显地表现在近年发生的“宪政之争”上。
的确，在今天的中国，很少有人反对民主。不过，激进政治自由主义者的问题是他们往往脱离中国现实谈论民主，往往只把眼光放在发达的西方，并且有意忽视西方体制所出现的弊端，更不去看看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民主陷阱。不难看到，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尽管也实行西方式民主，但民主的品质极其低劣，民主往往和腐败、普遍的贫穷、无秩序与暴力联系在一起。这些国家，除了民主缺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支持外，泛民主也是其中重要的问题。民主本来只是政治领域的秩序，但这些国家把民主的原则扩散和应用到社会、经济、文化和教育等各个领域，这一方面很容易导致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另一方面也使得民主的品质成为问题。
在今天的中国，左派民粹主义、政治自由主义、经济新自由主义都体现为极端的意识形态，都具有相同的思维方式，即非黑即白。不难理解它们之间水火不相容的状态。其次，尽管它们所追求的目标不一样，但都倾向于用同样的方式来达到这个目标，那就是激进化，甚至革命。也很显然，它们各自生存的方式主要就是把自己高度道德化，千方百计占据道德制高点，在此基础上，把对方或者把各自的“异己者”妖魔化。双方都具有浓厚的“文化大革命”时代的“造反派”精神，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更应当看到，无论是左派还是自由派，与其说是知识话语，倒不如说是政策话语，因为它们都在努力影响社会，影响政府的政策，并且各自都在追求和社会力量或者政府力量的结合。可以相信，一旦极端的意识形态开始影响政府决策，那么就会出现犯颠覆性错误的真实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