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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些可能的颠覆性错误有足够的认识并且加以深入研究，才能预先加以足够的防范。更为重要的是，很多可能犯颠覆性错误的领域正是国家制度建设的薄弱环节，也正是制度建设能够取得重大突破的领域。
讨论哪些领域存在着犯颠覆性错误的可能性，第一个任务是定义何为颠覆性错误。尽管造成和引起颠覆性错误的因素有很多，但我们这里主要指的是那些由执政党及其政府的政策所造成的错误。在中国目前的总体政治环境中，颠覆性错误至少包括如下几种。
第一，改革和发展出现方向性错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取得的建设成就主要归功于执政党的有效政策。但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有效的政策还没有转化成为制度。比较而言，在制度化高的社会，政策不容易发生方向性错误。制度约束着执政党及其政府的政策行为，各种制度之间构成互相制衡的局面。当然，在制度化高的社会，政策制定的有效性也经常成为一个大问题，因为制度之间的互相制约性过高，往往难以高效决策。这尤其表现在多党制国家，各种政治力量互相制衡，甚至互相否决，政府很难出台有效政策。在中国，各方面的制度化程度仍然较低，政策占据改革和发展过程的制高点。在这样的情况下，尽管执政党及其政府的决策效率很高，甚至非常高，但因为缺少制度之间的相互制约，就容易发生政策的方向性错误。并且，一旦发生方向性错误，不是很容易马上能够得到纠正，改革和发展因此有可能误入歧途，最终走向一个谁也不想看到的结局。
第二，改革和发展停滞不前。今天的中国，越来越多的因素制约着改革和发展的进一步深化。这并不难理解，因为中国改革是以渐进方式推进的，先易后难。这样，到今天，容易改革的已经改了，剩下的改革变得举步维艰。同时，在渐进改革过程中，利益集团已经成长起来，开始阻止和反对进一步的改革和发展。当然，改革难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而是具有普遍性。且不说其他地区，类似的局面在很多亚洲国家就是常态。那些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例如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就是长期缺失改革和发展。这些经济体在经历了初期的快速发展之后，数十年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当然，这种情况也不仅仅发生在中等收入国家，一些已经实现高收入的社会也面临类似的发展瓶颈。例如，日本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泡沫破灭之后，尽管政府也不时试图改革，但始终没有实质性的改革。中国台湾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民主化以来，社会经济发展方面也呈现停滞不前的局面。中等收入陷阱成为这些年中国社会热烈讨论的一个话题，这场讨论直接反映了人们对国家改革和发展停滞不前的深切担忧。
第三，更令人担忧的是，在一些领域改革和发展甚至出现了倒退迹象。这种担忧并非毫无道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尽管取得了巨大的建设和发展成就，但也面临很多问题。为数不少的人开始认为面临的这些问题是因为中国改革方向出了错误，即认为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这一改革方向是错误的。如果是方向性错误，那么就要改变改革和发展的方向。如果这种改变方向的努力成功了，那么改革和发展势必倒退。“倒退”还有“不进则退”的意味，就是前面所讨论的停滞不前的局面。当然，如果出现重大危机（无论是由内部因素还是外部因素引起的），也会导致倒退。例如中国20世纪80年代末的风波导致内外环境突然恶化，改革和发展就出现数年的停滞和倒退。又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直接导致了印度尼西亚苏哈托政府的倒台，印尼出现大规模的政治社会动乱，使得过去数十年的建设成就一夜之间就付诸东流。
第四，改革发展过程中，出现动乱甚至革命性运动。这种情况在很多国家都发生过，现在也在继续发生，各种类型的“颜色革命”不断发生就是很好的说明。历史地看，任何一个处于转型过程中的国家，必然面临社会运动甚至革命的风险。旧的制度解体了，新的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旧的规范解体了，新的规范还没有建立起来。这些都会导致人们的深度不安，形成一种集体性行为，往往最后演变成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或者革命。此外，一些转型社会因为政府政策不当不力，往往出现深度的收入差异、社会分化，从而造成社会运动或者革命。在那些具有多民族的国家，这种风险更是巨大，即阶级矛盾会演变成为民族矛盾，结果往往是国家的分裂。
第五，由国家不当的外交政策引起的外部国际环境突然恶化，导致上述诸种内部局面的出现。这种局面在中国历史上经常发生。国家外交政策的不当导致外部环境的恶化，而外部环境的恶化又反过来影响内部政治社会的稳定。作为大国，在全球化时代，今天中国的内部政策和外交很难分离开来，任何内部政策的变化都会影响到外部国际环境。如果这种影响对其他国家是负面的，那么必然引起这些国家的反应和反弹。如果这些国家的反应和反弹是针对中国的，那么便会对中国内部局势产生负面的影响。同时，外部环境的恶化也会促使国内不同社会力量的分化，一些社会力量表现为针对外国力量的民族主义，也有社会力量是针对国内政府的。
正因为存在着出现颠覆性错误的可能性，我们必须对那些可能的颠覆性错误有足够的认识，并且加以深入研究，这样才能预先加以足够的防范。更为重要的是，应当意识到，很多可能犯颠覆性错误的领域正是国家制度建设的薄弱环节，也是中国今后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领域。实际上，这些领域也正是中国的制度建设能够取得重大突破的领域。
在本书中，我们围绕着上述五个方面来讨论中国有可能发生的颠覆性错误。顾名思义，颠覆性错误大多会发生在宏观层面。在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进行改革，犯一些小错误不可避免。在一些局部层面，即使发生了一些小错误，也很难触发整个体系的危机。只有在宏观层面出现了问题，才可能发生颠覆性错误。当然，这绝对不是说微观层面的问题就不重要了。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一个微观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无限扩大，演变成为宏观层面的问题。再者，一些微观层面的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长年叠加积累起来，也会上升成为宏观层面的问题。因此，也必须预防微观层面的问题演变成为宏观层面的问题。
在宏观层面，我们界定了十个内部领域，包括：
意识形态的回归
党权和政府权力的失衡
党内民主制度得不到确立
反腐败演变成社会运动，有效反腐制度得不到确立
改革方案不能有效实施或者流产
整体官僚体制的不作为甚至消极抵制
寡头经济转型成为寡头政治
社会改革失败，社会暴力化并陷于无政府状态
少数人垄断发展成果，社会高度分化导致革命
社会大动乱或者发生“廉价革命”
不难发现，我们这里的分析主要是围绕着执政党及其政府来展开的。为什么执政党及其政府是关键？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讨论。第一，执政党的建设。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是中国改革和发展的设计者和执行者。执政党本身的建设决定了其是否有能力来设计改革和推动改革。在这个层面，我们关切的是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和组织，因为意识形态和组织历来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两根支柱。这两根支柱，无论哪一根出现了大问题，执政党这座“大厦”都会变得摇摇欲坠。再者，反腐败也是执政党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第二，改革必须通过执政党的政策来实现。这里我们强调的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通过的改革和发展政策能否顺利有效地执行下去。在政策执行方面，官僚体系的作为成为关键。如果官僚体系在政策执行方面不作为甚至通过各种方式加以抵制，那么同样会演变成为颠覆性错误。第三，改革的好处能否惠及整个社会。这里涉及国家和社会的关系问题，我们关切的是中国会不会形成大规模的社会抗议甚至革命运动。历史上，大规模的社会抗议和革命在很多国家的发展过程中都发生过，造成了颠覆性的影响。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今天中国仍然面临这种可能性。
也应当指出，我们并不是想开一张关于颠覆性错误的完全清单，因为颠覆性错误也可能发生在很多其他领域。不过，我们之所以认为这里所列的十个领域具有很大的可能性发生颠覆性错误，是因为在这些领域的实践中，已经出现了一些可能导致颠覆性错误的因子和苗头，如果不加以注意和改正，任它们发展下去，就会演变成为重大的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