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利思义

（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智，公绰之不欲，卡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宪问》）

鉴赏

成人，即成就一种君子的人格。孔子以为，完美的人格离不开礼乐的熏陶，如有臧武仲那样的智慧、孟公绰之清心寡欲、卞庄子式的勇敢、冉求的才艺，再“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他还从义利之辩的角度，提出“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宪问》）。

在孔子看来，君子人格的造就，并不只是局限于心性的修炼和道义的坚守，还要在实功事利的追求中，仍能遵循和信守道义的原则，即使面对危险境地也能勇于承担责任，虽长处困顿亦不忘平时许下的诺言。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孔子确认了“见利思义”才是君子人格的一项基本标准和培养原则。可见，片面地从纯道义论立场上理解孔子关于君子人格的理念，不能真正契入孔子话语的本意。

诚然，孔子有许多关于“义以为上”的道义论思想。如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又讲：“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强调“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卫灵公》）。声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以至他的学生都觉得“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子罕》）。但孔子毕竟不是单纯的道德学家，作为一个富有经世致用精神、怀抱救乱治平之志、敢于直面社会人生的仁人和智者，他有救世改良的使命感和重民、惠民、富民、教民的责任心，在张扬道义信念的同时，并不排斥实功事利的追求和富贵欲望的企及。他在合理设计义利关系的先后次序和轻重缓急的方面，凸显了君子人格的立体性和丰富度。

其实，通读《论语》，我们可以发现孔子还有许多关于功利关切、富贵追求的言语，如他直言：“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述而》）他又申明：“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里仁》）显然，《论语》宣示了孔子一个强烈而执着的理念：只要合乎道义，手段正当，追求富贵理所当然，脱贫弃贱当义无反顾。所以，《论语》说：“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子张》）又说：“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宪问》）其确认的“见利思义”原则，应该说是反映了孔子的心声，昭示了原始儒家义利之辩的真精神。

实际上，“见利思义”的观念，在孔子所处的春秋战国时代并不鲜见。《国语·周语》就记载有“言义必及利”的命题，后来的孟子虽言必称尧尧，重在阐发性善、养气之论，以为“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孟子·公孙丑上》），但他同时指出：“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孟子·滕文公上》）。孟子又强调“明君制民之产”（《梁惠王上》），主张给民以“五亩之宅”、“百亩之田”的私人恒产，作为推行道义、落实仁政的经济基础。而荀子直接提出“以义制利”（《正论》）的命题，认为“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辱》），更是把孔子的“见利思义”理念的深刻含义进一步阐明了。

至于汉代董仲舒所讲“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以及宋代理学家倡导“存天理灭人欲”，应该说对孔子“见利思义”理念的解读失之偏颇。难怪宋代的事功派儒家要对此作争论、批判，而明清之际的启蒙儒者更是通过对理学、心学作“悔过自新”（李二曲语）式反思，进而重扬先秦儒学的经世致用精神，更是在义利结合、理欲统一的基础上，接续孔子“见利思义”的观念，发展了儒家的义利之辩。

今天，社会主义中国正承担着深化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加快和谐社会建设的历史任务，同时也面临着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公正失衡、道德人格危机等现实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从先哲孔子“见利思义”理念的思想遗产中，我们可以得到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gwghoAfXPcfVL47TePt5RapqFhMYzenau4nNCq4p2xM0U6U0fVzkjUJM3txqcMp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