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三字经》是中国古代一本重要的蒙学读物，一般认为系南宋学者王应麟所作。王应麟，字伯厚，南宋庆元人，宋理宗淳祐年间进士，曾任礼部尚书，著有《玉堂类稿》《困学纪闻》《玉海》等书二十余种。相传他九岁即精通六经，第进士后，官道也走得比较顺，可说是“学而优则仕”的典范。这样的经历，也许使他比常人更加懂得从小学习的重要性，以至于他身居高位，还亲自动手来编写儿童读物。

《三字经》的形成和发展，有一个过程。作为南宋人，王应麟原创的读本自然反映出所处时代的特色，比如书中称宋朝为“炎宋”，这便是当时的说法，据说宋政权在五行中属火，故称“炎宋”。书中历史叙述的部分，终于宋朝；所举事例，亦是宋朝或宋以前。有宋以降，历代文人表现出对这本读物持续不衰的热情和兴趣，不断加以增补和修订，直至清末民初，最后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本子。近人章炳麟于一九二八年重新修订，并为之作序。不过，章的修订本并未流行开来，因为近代西学传入，带来新思潮兴起，社会观念发生很大变化，读书领域不断扩大，传统蒙学逐渐式微，儿童齐诵《三字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三字经》采用韵文的形式，高度概括了当时的中国学术、伦理、文化以及历史、地理、物产等基本常识，同时还揉进了一些历史典故和民间传说，具有老少咸宜、易记易诵的特点。因此，它一经问世，便广为流传，甚至还被译成少数民族文字，编成汉蒙、汉满对照本，供蒙族、满族儿童学习汉文之用。其名声之大，影响之深，以至于有的文化程度并不高的人，都能脱口说出“人之初，性本善”之类的句子来。《三字经》思想内容比较丰富，有的观点如“三纲五常”等，充满了浓厚的封建色彩，但其中许多内容至今尚有积极意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百家姓》与《三字经》一样，也是中国古代流传较广的蒙学读物。《百家姓》未署作者姓名，据南宋学者王明清考证，作者“似是两浙钱氏有国时小民”。王氏这一推断的依据主要是开篇姓氏“赵钱孙李”的排列，其中，赵是宋朝的国姓，故排在首位；钱是五代十国中吴越国王的姓氏，吴越在宋立国后尚存在了一段时间，直至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五月才向宋朝纳土，故排在次位。清初人王相作《百家姓考略》，沿袭了这一说法，并进一步指出，孙是当时吴越国王钱俶的正妃之姓，李则是南唐国王的姓氏。据此，我们虽然不能知道《百家姓》作者的姓名，但已大致清楚该书的成书时代为北宋初年。

北宋时期，中国大部分姓氏业已形成，在这种形势下，作者匠心独运，把这些姓氏以韵文形式编排起来，成为朗朗上口的通俗读物，不能不说是一种创举。全书共收录姓氏四百三十八个，其中，单姓四百零八个，复姓三十个。当然，中国姓氏实有数远不止四百三十八个，其中，仅常见的复姓就有一百七十个。但该书没有什么实际内容，其目的主要不是求知，而是识字，所以我们就不必去苛求九百多年前的作者收录姓氏的不完整了。而且，自该书问世以后，各种版本的《百家姓》相继登场，如《皇明百家姓》《百家姓新笺》《御制百家姓》等，但均昙花一现，这也足以说明这本原创《百家姓》的生命力。

中国姓氏来源比较复杂，有以国为姓的，有以封地名为姓的，有以官职名为姓的，有以谥号为姓的，等等。一些姓氏的起源有多种说法，本书主要采用《百家姓考略》。

诠释《百家姓》，是一件比较费心的事情，因为注本较多，对笔者的诠释思维和模式虽是一种启迪，但同时也是一种束缚。本书在吸取众家之长的基础上，在一些大姓的后面附上“本姓名人名句”，而在一些小姓后面，则选用“本姓名人故事”或简要事功。希望能使读者既能通过姓氏去熟悉名人名句和故事，又能通过名人名句和故事去了解姓氏。这一做法不知是否妥帖有效，还有待于阅读的检验。需要说明的是，有些高僧的法号已为大众熟悉，真实姓名反而鲜为人知，故采用他们的法号，如怀让、怀素等。此外，有些极为罕见的姓氏，其名人史书无记载，遑论名句。故这些姓氏下的“本姓名人名句”或“本姓名人故事”，只能暂付阙如，留待有心的读者以后再作补充。

与《三字经》和《百家姓》相比，《千字文》成书略早。作者为南朝梁人周兴嗣。周兴嗣，字思纂，梁武帝时为散骑侍郎，官至给事中，有《梁书》等著作百余卷。周兴嗣才思敏捷，长于文字，深得梁武帝赏识，常将朝廷文笔之事托付与他。相传，梁武帝为了教诸王子读书，从王羲之书写的碑文中拓下一千个互不重复的字，让周兴嗣编成一篇文章。周兴嗣只用了一个晚上便编就呈上，而他本人亦因劳思过度而须发皆白。这一传说过于夸张。但作者能将一千个基本上不重复的字编成一篇内容丰富、文字华丽、形式工整的美文，也足以看出作者非凡的功力。

《千字文》是一本常识性较强的读物，它简略地介绍了那个时代中国人所能掌握的天文、地理、历史、物候、物产、民俗以及伦理、礼仪、法律等方面的知识。文章构思奇特，内容丰富，韵律优美，完全可以视为一篇美文。故问世千余年，不仅为蒙童所喜爱，而且成人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差不多历代都有编撰者、续编者和改编者；因为它是由相互不重复的字所构成，所以，许多书法家还用它作为习字的素材。

《千字文》流传过程中，曾出现过满汉对照本和蒙汉对照本，甚至东邻日本，亦出现了译本。这也说明了它的影响力。

中国古代蒙学读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在汗牛充栋的古代典籍中，这些薄薄的小册子，显得那么不起眼，但丝毫不影响到它们自身的价值。以我的孤陋寡闻，还不知道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有我们这样多的蒙学读物。仅就这一点而言，蒙学读物就足以彪炳世界儿童读物和教育读物出版的史册。它的编写和流传，至少向我们传达了三个方面的信息。一是中国古代即重视儿童教育。即以本书中三篇为例，最早的《千字文》，距今已有一千四百余年，最晚的《三字经》，距今也有七百余年，而且历代的修订、注释者还不在少数。令我震撼的是，编写这些读物的多是当时的大知识分子，有的还是高官，以他们的身份而编纂儿童读物，似乎有些屈尊，但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他们独到的教育理念和眼光。二是中国古代即重视儿童教育方法。这些蒙学读物均照顾到了阅读对象的接受能力，它们不是板着面孔进行说教，而是尽可能地引用一些传说、故事来阐述道理，而且每篇都行文流畅、韵律优美、易读易记。这些都是儿童喜闻乐见的方式。当然，这样的方式，成人也喜欢。三是中国古代即重视对儿童的常识教育。不要小看常识，成年的人，成熟的人，也经常犯常识性错误。常识教育，从儿童开始最为有效，因为儿童心地如白纸一张，记忆力也最强，此时的灌输，印象和影响至深至远。蒙学读物的作者也许深谙这一点，所以我们在阅读的时候，也就得以接触了当时古人所能够了解和掌握的天文、地理、物候、物产以及历史、法律、伦理等方面的常识。

写作是一门遗憾的艺术，当评注完本书时，我再一次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如果不是由于学识的浅陋和时间的限制，也许我可以把活做得更完美一些。但我在本书上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比我此前写的任何一本书所花费的都要多。我不敢以此作为希望读者原谅的借口，只是想说明，出于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崇仰，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读者是最好的老师，我将以愉快的心情接受老师的评判。

王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