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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外的帝王中，大明王朝开朝皇帝的出生大概最为草率了。
元帝国的糟糕统治使贫农朱五四对生育已经不感兴趣，四十七岁的他被生活折磨得完全像个老头了。他和四十二岁的陈二娘，此时已有了三男二女。在这个年岁，再怀孩子，会被人笑话，直接说明他俩做那件事的劲头太大。然而一不小心，还是怀上了。
朱五四夫妇已经习惯了听天由命。笑话只好由人笑话，既然怀上了，那就揣着，就好比揣个南瓜。反正装在肚子里，比衣袋里还安稳，并不妨碍陈二娘饲弄鸡猪，插秧锄草。
问题是朱家的房子，对这个即将问世的新生儿来说太局促了点。一家七口，挤在安徽凤阳东乡赵府村三间低矮的茅草房里，房顶有一处已经塌了，门也坏了多日，一直没来得及修理。一家人一年辛苦到头，到手的粮食还总是不够吃。不过五四脸上并没有愁容，他经历的大灾大难太多了。船到桥头自然直，上天既然又把一条小命派发到这个世上来，就总有养活他的办法。
蒙古人征服中原后的第四十九年，元天顺帝天历元年（1328）九月十八那天中午，陈二娘收拾好碗筷，喂完鸡鸭，挪着步子，匆匆往地里奔。正是秋播紧张的时候，一时一晌也耽误不得。走到村东头二郎庙旁边，肚子一阵阵疼了起来，这才想起，肚子里还装着个孩子呢！没办法，只好急忙拐进破庙。刚刚迈进庙门，靠着墙壁大口大口喘气的工夫，孩子已经蠢蠢而动了。身不由己地，她顺着墙壁滑下来，刚躺到地上，孩子已经呱呱坠地了。
哭声十分响亮。
然而，没有任何人注意到这个新出生的生命。这孩子在世上就像野地里的一棵草，多他一棵不多，少他一棵也不少。他的存在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意义。只有朱五四面临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孩子生下来，连块裹身子的破布都没有，总不能成天这样光着啊！
幸亏二哥到河边提水时捞了一块破绸子，解了老朱家的燃眉之急。
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困难了，连名字都不用费心，亲兄弟加堂兄弟按顺序排下来，正好第八，就叫“重八”。像一只小猪小狗一样，重八就自生自长起来了。什么前途、教育、事业，这都是些什么东西，没人费心去想。
从小到大，重八没穿过新衣服，没穿过新鞋。大人出去干活时，就拿一条索子，把他系在桌腿上，任由他在地上哭、坐、爬、吃泥土、玩自己的脚指头。刚刚懂事，重八就成天干活，早起拾粪，白天放牛，晚上还要编草席，困得打哈欠才叫去睡觉。五四在外面老实懦弱，谁都可以欺负他，在家里却凶神恶煞，看见哪个孩子偷懒，上去就是一顿拳脚，没好没歹。
二十五岁以前，朱重八对生活最深刻的感受就是：饥饿。
一年到头，朱五四一家都是以世界上最粗粝的粮食来填充胃肠。而且，即使是这最粗粝的粮食，也总是不够。那口破铁锅，只在过年过节时，才能见点荤腥。
这不是贫农朱五四一家一户的状况。这是帝国里多数农民的景状。几千年来，中华帝国一直是一只巨大的空荡荡的胃。
这个判断也许离我们头脑中的“常识”相距太远。在我们的“常识”中，中国地大物博、文化灿烂，中国人民勤劳勇敢、聪明智慧，在清朝中期以前，我们一直领先于世界。我们居然会饿了几千年？
谓予不信，请看孟子的话。周赧王十五年（公元前300年），孟轲奔走各国，大声呼吁他的政治主张。而他自视为完美的政治目标，不过是“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他用形象化的语言来夸饰他的政治理想：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这沾沾自喜的夸饰带给我们的却是一种酸楚的感觉：一个耕种“百亩之田”的“数口之家”，挣扎奋斗一生，五十岁之前的人却不能“衣帛”，七十岁之前的人不能“食肉”。这样的一生，竟然就是我们祖先梦寐以求的“王道”理想！
即使如此，这个可怜的理想很少在这片土地上实现过。中国人以聪明和勤劳闻名于世，中国的农业文明也领先了世界几千年。按理说，中国人在这片土地上，应该能生活得很舒适。然而，人口压力、频繁的灾害和贪婪的专制统治取消了中国人舒适生活的权利。由于中国人独特的生育观，中国的人口密度一直大于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中国的季风性气候是一种极不稳定的气候，广袤的大地上局部灾害无年不有。中国官僚体系的庞大举世无匹，使官僚队伍吞噬了大量社会财富。这几个因素结合在一起，造成了中国独一无二的经济繁荣表象下的贫困化。饥饿和赤贫始终追随着我们的祖先，连同战乱和灾祸。从孟子的时代穿越汉唐宋明，两千年间，丰衣足食的盛世远少于在温饱线上挣扎的岁月。
自新航路开辟以来，那些慕名而来的传教士惊讶地发现，中国虽然确乎像传说中的那样地大物博、声色繁华，但民众的实际生活水平却远低于同期欧洲人。一位耶稣会的传教士在致朋友的信中这样描述中国民众的生活：“我将告知你一件事实，虽然它看似自相矛盾，但严格说来是真实的，这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富裕、最繁荣的帝国，在某种意义上却是最贫穷、最悲惨的一个国家。这个帝国，尽管疆域辽阔、土地肥沃，却不足以养活它的居民。要使其居民舒适地生活，需要比其实际疆域大三倍那样面积的国土。”在这个帝国，“人们熟知，极端的悲惨驱使人们采取一些最为骇人听闻的行为。一个到中国的观光者，如果他认真观察，将不会吃惊于母亲杀死或抛弃自己的许多子女，父母为了点点钱物而出卖女儿……街上充斥着乞丐。让人吃惊的是，最为可怕的事这里都发生了”。
我们得重新定义文明与财富的关系。贫穷从来不是好事。“贫困对人的尊严和人性的堕落所造成的后果是无法衡量的。”（[美]查尔斯·威尔伯）贫穷遮蔽了人的眼睛，让他看不到食物以外的东西；贫穷枷锁了人的身体，让他像动物一样不停地被原始欲望折磨。贫穷剥夺了人的力量、尊严和权利，让他在自然、神灵和权力面前自觉软弱，卑躬屈膝。而财富则让人有了多余的时间和精力，来关心自己的内心，关心视野以外的大千世界，思索那些与胃无关的奢侈问题。财富是文明生长的土壤。
朱重八符合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的一切条件。从懂事开始，他就开始了劳动生涯，跟在娘的屁股后面拔草，和小伙伴们上山打柴。十多岁，他就去给地主放牛。十七岁以前，朱重八一步也没有离开过农村。世界在他眼里，就是从南岗到北坡之间熟悉的一草一木。他所接触过的人，不过是村子里那百十口老老少少。在这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小村子里面，人们的生活与外国人描写的毫无二致：“农民的贫困和无知，使人惊讶……吃不饱饭却终日不停地劳动，三十到四十岁上就死去，是很平常的事情。做苦工是一个人从小到老的命运……他们光着身子睡在炕上，盖的是爬满虱子的破布。几乎家家都用鸦片来麻痹自己。几乎每个儿童都长寄生虫，患有胃病、佝偻病和可怕的皮肤病。”（《延安日记》）
穷人的孩子好养活，虽然吃的是世界上最恶劣的饭食，患每个儿童都患的蛔虫病和皮肤病，并没有耽误他长成魁梧的身材，只不过容貌丑了点，脑袋很长，下巴宽大，整个一张驴脸。《明史》含蓄地称他“姿貌雄杰，奇骨贯顶”。因为身强力壮，打架在行，他成了村子里的孩子王。
这个未来的皇帝最爱玩的游戏是“做皇帝”。他找个土堆一坐，让孩子们跪成一排排，整整齐齐三跪九叩头，同声喊万岁。谁叩头叩得不认真，他当时就走下去，一脚撂倒，然后再叫边上的孩子继续打，直到打得他肯把头叩得嘣嘣响，脑门上长出大包为止。
唯一的文化活动，就是听四邻八乡游串的说书先生来讲书了，什么隋唐、三国、杨家将、大宋宣和遗事。在这些评书里，他知道了“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知道了朝廷之上有“忠臣”、“奸臣”，知道了“宋太祖一条哨棒，打下四百座军州”。
在对一个人精神世界发展至关重要的青少年时期，朱重八所能接触到的外界资源太少了。史称朱元璋自小资质俊秀，“聪明过人”。《明太祖实录》载：“太后（指朱元璋的母亲）尝谓仁祖（指朱的父亲）曰：‘人言吾家当生好人。今诸子皆落落，不治产业。（指上曰）岂在此乎？’”从朱元璋后来的表现看，这些评语并不是奉承皇帝的过誉之词。然而，再聪明，他也不过是一个乡下孩子，如果不是元末农民大起义把他颠簸出原来的生活轨道，朱元璋注定终生被贫困牢牢锁定。在乡村社会里，不仅仅有淳朴的人情和田园风光，也有愚昧、野蛮和对权力的盲目顺从。就在社会最底层的摸爬滚打中，底层文化精神全方位地渗进朱元璋的身心。随着命运神奇的改变，登上皇位的朱元璋不可避免地把他性格中的贫困文化因子，更为广泛深刻地传播到整个帝国，乃至烙印在民族精神里面。
终其一生，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的一举一动都受着农民思维方式的牢牢制约。我们在他的治国大政方针里，可以清晰地分辨出淮河南岸那个小村庄的贫困文化的精神印记。
在凤阳乡下这些农民的眼睛里，天圆地方，日升月落，小小的村野四周，景色永远不变。老一辈的生活经验对农民们有着持久的报答力。“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对于外部世界，他们的基本反应是排斥、恐惧和不信任。封闭的生活状态让他们感觉安全、轻松。
基于乡村生活经验，洪武皇帝的治国理念中表现出强烈的静态取向。他治理帝国的基本倾向就是把帝国的运转方式固定化，使整个社会倒退到“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始状态。
虽然取天下依靠的是武力、进取和冒险精神，然而一旦天下安定，朱元璋立刻恢复到农民的保守本性上来。大元帝国是一个世界性帝国，继承者朱元璋却对外面的世界丝毫不感兴趣。他对曾给中国带来巨大财富的海外贸易不感兴趣，不但禁绝了海外贸易，甚至禁止渔民下海捕鱼，把海岛上的居民悉数内迁，“以三日为限，后者死”。在《皇明祖训》里，他把二十多个邻国列为不征之国，以这些邻国“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告诫后代，“切记不可”对其动心思。虽然没有多少财产需要保护，套院墙在农民生活中却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物。继秦始皇之后，朱元璋的明朝又一次花费巨大人力、物力来重修长城，以致我们今天所见到的长城，基本都是明朝遗物。
短视的实惠观是孤庄村生活在朱元璋身上打下的第二个深刻的印记。底层文化是饥饿的产物，实用主义是它的核心，占有和保存那点为数不多的生存资源吸引了农民们的全部注意力。为了一点粮食，几间草屋，人们可以毫不顾惜地运用体力脑力，把算盘打到最精，让每一粒米都发挥最大效益。从这点看，底层文化是现实、精明而有效的。然而，由于生活经验的限制，农民们目光短浅，缺乏想象力。他们的精明、现实有时不可避免地变成短视和愚昧。
朱元璋和任何一个孤庄村乡亲一样，是坚定的重农轻商主义者。在他们眼里，商人都是不劳而获者。农民们辛辛苦苦地用汗水换来实实在在的粮食，而商人们只是把货物交换一下罢了，货物总量并没有增加，他们却像变魔术一样获得了许多额外的利润。这无论如何让他们想不通。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轻商的皇帝。他屡屡说：“农桑为衣食之本。”只有实实在在出产了粮食和棉花的活动，在他看来才是劳动。他说：“上古时代，每个男人都耕地，每个女人都织布，所以水旱无虞，饥寒不至。自从人们学会了经商，学会了享受，农桑之业废……所以，要让天下人都吃饱饭的关键在于禁止商业。”为了贬抑商人，他特意规定，农民可以穿绸、纱、绢、布四种衣料。而商人却只能穿绢、布两种料子的衣服。商人考学、当官，都会受到种种刁难和限制。
本来，中国社会发展到宋朝，已经有了现代社会的雏形，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税收实现了货币化。朱元璋却严厉限制商品经济，恢复了低效率的实物征收制和劳役制。“衙门内的传令、狱丁，都由各乡村轮派，即使文具纸张，甚至桌椅板凳公廨之类的修理也是同样零星杂碎地向村民征收。”用黄仁宇的话来说，洪武型财政的特点就是“缺乏眼光，无想象力，一味节省，以农村内的经济为主，只注重原始式的生产……不顾投资为来日着想”。“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第三个影响是强烈的亲族观念。“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农业社会里，血缘关系比任何关系都可靠。成为皇帝的朱元璋对所有人都抱着强烈的猜忌之心，独独对于自己的血亲却无条件地倚重信任。
虽然有历代藩王之乱的前车之鉴，他还是视而不见，固执地让他的孩子们分享皇帝的权力。他的孩子都被封为亲王，拥有雄厚的兵力，“带甲八万，革车六千”，以此防止帝国大权落入外姓之手。大臣们指出他封建诸王之策的严重弊端，他却认为这是离间他的骨肉，把谏言者抓来囚死狱中，终于酿成了“靖难之乱”。他对任何人都刻薄寡恩，唯独对自己的亲人奉之唯恐不厚。他规定了历代以来最薄的官俸，同时又规定了历代以来最厚的皇族俸禄。他规定他的亲属和后代们都要世世代代安享富贵，不必从事任何职业，以致皇族的供应成了明中期之后帝国最沉重的财政负担。
像每个农民一样，朱元璋有着强烈的乡土观念。登基之后，他觉得哪个地方也没有老家好，越来越想念淮河南岸的那个小村。“圣心思念帝乡，欲久居凤阳。”凤阳本是贫瘠之地，四周又没有险要可守，从地理位置上讲，绝非建都之所。然而洪武二年，朱元璋却坚持定凤阳为中都。虽然大臣们多次劝谏，他也毫不动摇。农民们生活细节上一再节省，盖房子时却会倾其所有，力求坚固气派。同样，为了经营中都，一贯坚持轻徭薄赋的朱元璋也劳民伤财，不惜人力物力，先后征用了几十万军人和工匠。用钱唯恐不多，用料唯恐不精，为求坚固，石缝里都灌上铁汁，甚至整条大街都用白玉石铺成。由于催工过紧，劳役太重，工匠们不能忍受，他们在皇宫建筑里埋下木头小人，用“厌胜法”表示愤怒。朱元璋得知后勃然大怒，把数万工匠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杀掉，衣锦还乡的计划因此不得不落空。要不然，淮河南岸那个“十年倒有九年荒”的贫瘠小村，就会变成大明王朝最为雄伟气派的都城。
元至正四年（1344）春，朱重八还不满十六周岁，正处在懵懵懂懂的青春前期。这时的他，却已过早品尝到了命运的苦涩和严峻。
今天仍以洪水和污染闻名的淮河，几千年来不断地给两岸带来灾难。不过，至正三年（1343）和至正四年，发生在淮河两岸的不是洪水，而是干旱。俗话说“羊马年好种田”，至正三年这个羊年却一夏无雨，粮食减产一半。转年，元至元四年开年，又是数月不雨。
本来就不敢多下的米，每顿饭时又少放了。从草木返青开始，人们就四处剜野菜，剥树皮，搀在粥里吃。两碗野菜稀粥吃进肚里，一泡尿又都撒光了。
上天显然是存心和人们过不去了。就在人们的身体已经虚弱至极的时候，瘟疫又来了。症状是突然发高烧，上吐下泻，人很快虚脱，一般挺不过三五天就死了。一开始人们还没有在意，当每个村子边上都添上几座新坟的时候，恐慌才笼罩了整个凤阳。人们明白，这是上天又“收人”了。不少人家打起包裹，锁上院门，逃难去了。
朱五四逃了一辈子难，如今已六十四岁，须发皆白，身躯佝偻，实在逃不动了。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吃饱过的老人，身体虚弱到了极点，习惯于欺凌弱者的病毒首先把他列为攻击对象。老汉全身高烧，嗓子红肿，躺在床上绝望地呻吟。请大夫，对这户人家来说是太奢侈的事情。他们所能做的，只是在观世音菩萨面前烧上两炷香，然后就是听着老汉的呻吟，等着他死去。
四月初六，五四终于结束了他的所有苦难，撒手去了。然而，对于朱家来说，这只是灾难的开始。就在五四去世前三天，重八的大哥重四也倒下了，在大嫂的哭声中挺了六天，四月初九去世。死亡名单上的第三个是大哥的长子。最后，四月二十二，五十九岁的老母陈氏终于给这个名单画上了句号。
十六岁的朱重八眼睁睁看着最亲爱的人一个个在自己面前死去，他却丝毫无能为力，只有和还活着的人相对痛哭。十三天内，连失四个亲人，对一个半大孩子，精神打击不言而喻。而在此次灾荒之前，二嫂三嫂都已先后病故，二哥的独生子也夭折了。现在，朱家只剩下重八和他的二哥重六，以及大嫂王氏和她的一双小儿女。
从朱重八记事起，老朱家就不停地搬家。朱五四六十四岁的人生中搬过七次家，从江苏再到安徽，却也没有找到一块能养活一家人的土地。如今，他被土地榨干了一切，大地却没有准备他的葬身之地。大嫂带着剩下的儿女去逃荒了，家里只剩了重八和二哥。走投无路之下，兄弟俩狠起心厚着脸皮去求地主刘德，以为主佃关系多年，不至于忍心让佃户暴尸荒野吧。谁知刘德没有一丝怜悯，反而“呼叱昂昂”，把兄弟俩痛骂了一顿赶了出来。最后还是刘德的胞兄刘继祖看不过眼，给了他们巴掌大一块荒地，这才没让亲人的尸体去喂野狗。
家破人亡，亲人离散，兄弟也准备像父祖当年那样，分头去逃难。在这个世界上，穷人的生命比一只蚂蚁还脆弱，这一分手，分散在茫茫人海，也许永世不能相见了。想到这里，兄弟俩抱头痛哭。多年后，朱元璋在《皇陵碑》中这样回忆当年的惨景：
兄为我伤，我为兄哭，皇天白日，泣断心肠！
哭声惊动了隔壁的汪大娘，老人家挪着小脚，过来安慰兄弟俩。大娘说，二哥一个人出去还行，重八年龄太小，怎能一个人出门！不如到村头皇觉寺里当个和尚吧！
同一方水土的人，如同一根藤上的土豆，心都是连在一起的。虽然自己也是穷得揭不开锅，汪大娘还是掏出压在箱底的钱，替重八买了香烛礼品，让儿子小三儿陪重八到了庙里。
虽然是自学成才，但朱元璋的诗文通脱自然，朴茂雄强，颇有可观之处。请看他是如何在《皇陵碑》中描述自己三年流浪生活的：
居未两月，寺主封仓，众各为计，云水飘扬。我何作为，百无所长。依亲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倚，侣影相将。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跄。仰穹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佒佯。西风鹤呖，俄淅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一浮云乎三载，年方二十而强。
这一百二十字，是关于朱元璋流浪生涯的唯一记载。文句直白、情辞并茂，把少年朱元璋流浪路上的形单影只、艰苦悲凉表现得相当动人。可惜，与流浪生涯对朱元璋一生轨迹的重要性相比，这一百余字无疑是太寥寥了。我们必须在这一百二十字之上深入探索，来推断这三年风雨生活对他的影响。
朱重八在皇觉寺半饥半饱的小和尚生活，只过了五十天。全县大饥，寺庙里的粮仓也迅速空了下去。第五十一天，老和尚把几个和尚叫到一起，宣布粮食已尽，只好封仓，叫大家各谋出路。
对朱重八来说，唯一的出路，就是乞讨了。寺院生活把他从一个农民变为流丐的时间推迟了五十天，而且还给了他一套比一般乞丐体面一点的行头：一套僧装，一个木鱼，一只瓦钵。一般的乞丐叫“要饭”，他则可以聊以自慰地称为“化缘”。名目虽异，内容则一。
当朱重八背上破包袱，提上木鱼和瓦罐，走出皇觉寺破败的大门的那一刻，世界在他眼里变了。在此之前，他朱重八是被许多套定位系统牢牢锁置在大元社会中的一个细胞：不论是户籍本、家谱册，还是和尚度牒，都表明他是被这个社会牢牢控制着和规定着的。他是大元朝濠州府钟离县太平乡孤庄村的一个男丁，是朱氏和陈氏家族亲戚网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结点。这张网经纬分明，每个人在其中的位置一目了然。他的未来生活本当恪守三纲五常、乡规民约，信奉鬼神，尊敬长上，安分守法，娶妻生子，勤苦奔忙，春种秋收，直到故亡。
可是，因为这一场大饥荒带来的巨变，他身上所有的锁链都被扯断了。父母不存，兄弟失散，一切家族亲戚关系都被割断了，只剩下他孤零零一个人。官府不再管他，甲长不再管他，甚至现在连寺庙也不再管他。平生第一次，他一无所属，在这个世界上失去了定位。
现在，展现在他面前的天地是无序、混乱、凶险的。失去了家族和寺院的庇护，他就像断了缆绳的一艘小船，任何大浪打来，都有可能吞没他。
他沿着乡村小路，一直向南走去。老和尚说南边年景好点。路边的景色，变得越来越陌生。经过一个大村子，他挑了一家高门大户的院子，有点胆怯地扣动了门环。
可以想见，从一个重信誉、好面子的农民家庭出来的孩子，第一次向人家开口要饭要突破多大的心理障碍。
老半天，门开了，门里人探头看了一眼，不耐烦地“咣”地把门又关上了。朱重八心里一凉。正当他犹豫不决转身要走的时候，门又开了一条缝，一只拿着勺子的手伸了出来。重八赶紧把瓦钵伸过去，勺子一倾，一把生了虫子的糙米哗哗滑落：“今天已经过去三个化缘的了，就这点了，快走吧！”
中午，朱重八就在村边的破庙里找几块石头，支上瓦钵，倒上水，把这把米煮得半生不熟，勉强填了填肚子。
艰苦的流浪生活就此开始了。他先是向南一直走到合肥，接着又往西走到河南固始。随后的几年中，他又相继流浪到河南信阳、临汝，往东折向河南淮阳，经河南鹿邑、安徽亳县，又前往安徽阜阳。一路爬山涉川，云水飘扬。可以想见，一个十七岁的孩子在乞讨路上会经历到多少常人体会不到的饥饿、孤独和艰辛。有好几次，他差点命丧虎狼之口。他吃过大户善人施舍的白面馒头，也曾吃过草根、野菜。他住过高门大户的下人房，住过村边的破庙，也曾经睡在山洞山崖，睡在雪地里风雨中，天为幕，地为席。他一路念过佛号，也帮人打过短工。在许多城镇里他和乞丐们打过架，有的时候，他也曾加入当地丐帮，一起设局骗人。在实在饥饿难耐的时候，他还做过小偷，趁农忙村民们都下地的时候，跳墙进入人家家里，偷厨房的食物、柜里的银钱，也偷院里的鸡鸭。有几次，他还做过更为恶劣的事：抢比他更饥饿的人的粮食，甚至掘过坟、盗过墓。
朱重八游荡三年，相当于在社会大学读了三年书。由于悟性高，他的成绩也非常出色。经过最初的不适应，他已经成了流浪的老手。这种生活让他大开眼界。
和平静的孤庄村比起来，外面的世界实在是太复杂、太庞大、太繁华了。他见到了在孤庄村里无论如何不可能见到的社会百象。
元末人口日益繁盛，政府统治力下降，社会越来越多元化，世相越来越纷繁复杂，因此，对一个十七岁的孩子来讲，这个世界真是险恶重重。仅说一项，骗子就多如牛毛。如今中国社会上的种种骗术，千百年前就已经流行在江湖。元末的文献暂不论，《武林旧事》所载宋朝市民社会的发展可参照：商业繁华之区，人口密集，游手好闲的人实在太多了。有所谓“美人局”（以妓女为姬妾，诱引少年人）、“柜坊赌局”（以赌博、游戏、结党等手法骗钱）、“水功德局”（以求官、觅举、恩泽、迁转、讼事、交易等为名，假借声势，脱漏财物），不一而足。“又有卖买物货，以伪为真，至以纸为衣，铜铅为金银，土木为香药，变换如神，谓之‘白日贼’……以至顽徒如‘拦路虎’、‘九条龙’之徒，尤为市井之害。故尹京政先弹压，必得精悍钩距、长于才术者乃可。”
三年行走于险恶的江湖，朱元璋对中国的社会、纷繁的世相有了深入的了解。在和各色人等打交道时，朱元璋认识了善良、慷慨，也见识了冷酷、邪恶，领略了勇敢、义气，也见到了苟且、堕落。三年流浪，他对人性有了深刻的认识。在朱元璋晚年，他颇为得意地对自己的子孙说：其“阅人既多，历事亦熟”，“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历”，“人之情伪，亦颇知之”。这知人的本领，相当程度上就是三年江湖生活历练出来的。
江湖深刻地改变了他的性格。走出孤庄村时，虽然已经表现出与一般孩子不同的胆大聪明，朱重八本质上毕竟还是一个质朴的农村少年。流浪生活大大损坏了他的道德素质。对天天都在饥饿线上挣扎的朱重八来说，活着就是目的，吃饱就是价值。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实用主义不可避免地成了流浪儿的生命哲学。
他从一个逆来顺受的农民，变成了一个大胆狡黠的野兽。流浪生活就是踩在刀锋上前进。很多时候，机会只有一次，抓住了就是生存，抓不住就是死亡。江湖奖励勇敢和果断，淘汰懦弱和被动。随着一次次与死亡擦肩，主动冒险精神成了朱重八性格的一部分。
他从一个富于同情心的人变成了冷酷无情的人。在冬季里能活下来的树木，不得不长出有角质层保护的针叶，在寒冷中长大的人必然生长铁石的心。江湖经历使他明白，要在这个世界上成功生存，心一定要硬，要冷，要狠。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从外面的世界回到孤庄村，人们发现，这个少年已经长成了成人，眼睛里的热情、天真不见了，却多了一丝瘆人的阴凉之气。用史书上的话来说，就是：“志意廓然，人莫能测。”
从卑贱的贫农到高贵的天子，其过程并不像苹果由青变红那么简单。淮河南岸那间塌了顶的茅草房和应天城内金碧辉煌的奉天殿，这之间的距离对朱重八来说遥远得以光年计。如果说，那个聪明伶俐的穷孩子朱重八是品位不错却深埋于穷山僻野的铁矿石的话，那么，有那么几个机缘却使这块原本极为普通的矿石变成了特种钢材：元末的社会动荡如同一场大地震，把这块矿石从地底颠簸出来；三年流浪生涯，把这个本分的农民孩子从土坷垃似的矿石炼成了一块乌黑的生铁，让他的身体变得坚硬，心灵变得冷酷。而随后的多年战争，则似血与火的熔炉，让朱元璋百炼成钢。
对朱元璋个人来说，从赤贫到天子的奇迹发生在他身上，这是一件极端的、几乎不可能发生的小概率事件。一万种机缘巧合碰在一起，才造就了他这位布衣天子。然而，对中国历史来说，从流氓到开国天子，却几乎是一个规律。光辉灿烂的数千年历史中，历代丰功峻德的开国皇帝，除了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和北魏、隋、唐等有少数民族血统的开国皇帝以外，几乎都是出身江湖。
惊讶吗？这就是事实。如果熟读史书的话，中国历史会经常给人这种出乎意料的结论。王学泰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举了这样几个例子：
“汉高祖是个不折不扣的流氓，从小游手好闲，不事家人生产作业。成年后，做了小吏，成天和那些衙役们勾肩搭背，‘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又没钱，便跑到酒铺赖酒喝。”
“刘邦的本家刘备是个织席小贩，没什么文化。‘先主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少语言，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好交结豪侠，年少争附之。’其素质作为颇类当今黑社会小头目，故能结识关张，共同起事。”
“南朝的第一个开国皇帝刘裕，家本寒微，住在京口，一直以卖鞋为业。为人剽悍，仅识文字，因好赌而破家，落魄至极。”
“五代时五个开国皇帝均为流氓兵痞出身。十国的开国之君也大半如此，比如前蜀皇帝王建‘少无赖，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事，里人谓之“贼王八”’；吴越王钱鏐‘及壮，无赖，不喜事生业，以贩盐为业’。”
“正史对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出身多有掩饰，其实他亦出身游民，其父流浪于杜家庄，做了当时谁都瞧不起的倒插门女婿。匡胤少而流浪四方，从军后才渐渐发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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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这些开国皇帝的传记，会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在他们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和城市贫民到皇帝的路途中，都有一个流氓化或者说是流民化的过程。
因此，三年流浪对未来的皇帝朱元璋来说，其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这是朱元璋生命中的大关节，是他从赤贫到皇帝必须经过的一道手续，一次培训，一次考试。从农民到游方僧，不仅仅是衣着的改变，而是一次心灵的质变：从老实巴交的农民变成胆大妄为的流氓。流氓是皇帝的蛹。
中国的顺民是天下独一无二的物种。中国历朝农民是被无数条绳索牢牢捆缚在土地上的。各级官僚的层层控制、宗族制度的严密约束、乡规民约的不断教化，以及除土地之外没有谋生的空间，逼得农民如同树木一样，生长在土地上，每年结出果实，供官府摘取。而历朝不断进化的愚民统治，使他们目光短浅、头脑封闭、因循守旧。他们怕皇帝，怕官吏，怕暴力，怕鬼神，他们什么都怕。他们没有进取精神，总是被动承受命运。鸦片战争后，来到中国的西方观察家们对那时中国人最深刻的印象是，中国人在任何不合理的现象面前都选择了忍耐。“这种忍耐力导致了在中国所看见的最悲惨的景象：富人的食物多得吃不完，很容易夺取，然而近处却有成千的人默默地饿死了。对这种古怪现象，中国人已经习以为常。”令外国人奇怪的是，灾荒年月那些饥饿绝望的难民，“却不团结起来，向地方官员要求一些救助”。外国人反复地询问这些灾民，得到的回答是：“不敢。”（[美]亚瑟·亨·史密斯《中国人气质》）
因此，指望这些被摘取了麟甲和爪牙的驯服动物在历史上留下痕迹是不可能的。要让他们重新长出牙齿和利爪，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剪断他们身上的条条绳索，把他们放逐到正常社会之外，放逐到皇权、族权、三纲五常的教化之外，让他们在风雨冰霜中重新披上鳞甲，恢复原始野性。历朝无能的统治者正是在不断地做这样的事。他们的低能统治把大批农民逐出土地，只能靠流浪为生，就像朱重八一样。
一旦披上麟甲，他们就注定会在历史上独领风骚。社会其他阶层的头脑和视野很容易被几亩地、几本书牢牢控制。而江湖之人却得天独厚，长期混迹江湖，给了他们精明的头脑，使他们更容易参透中国社会的秘密。1959年，毛泽东谈论刘邦的成功时说：“刘邦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
由于在正常社会里没有身份和地位，游民们没有羞耻感这个障碍，做起事来不循常规，敢为常人所不敢为，善于脑筋急转弯，闯红灯或者绕红灯。项羽用刘邦的老父亲胁迫刘邦投降，刘邦却说：“你我曾经结拜，我父就是你父，如果你一定要煮杀你的父亲，那么望你也分一杯肉羹给我吧！”项羽无论如何想不到刘邦会给出这样的回答，他自以为一定会起作用的威胁只好作废。这就是流氓战胜贵族的典型例子。
长期的风霜给了他们黑心，他们有常人所没有的强大意志力、野蛮性，这些在乱世中往往是决定性的力量。他们能杀人不眨眼，能壮士断腕，以求全生。书生们也许同样精明，但是他们禀赋柔弱，没有摧锋折刃的胆量，因此只能做这些绿林豪杰的助手和谋士，跟在他们身边吃一点残渣剩饭。历朝开国帝王虽然利用士人，但大都瞧不起士人。所以，刘邦看到读书人戴着端正的帽子，就忍不住要恶作剧，叫人取下来，往里撒尿。
有了头脑、脸皮和黑心，他们已经初步具备在一个恶性竞争的社会里成功的能力。再加上上天赐予的机会，他们当然会惊天动地，青史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