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说明

如果我没记错，那是在1808年初秋，有个外地人想在桑树街的独立哥伦比亚旅馆住宿，我是旅馆老板。他是个显得活泼矮小的老绅，穿一件陈旧的黑外衣，一条橄榄色的绒裤，戴一顶三角帽。他的头后面编着些许白发，胡子似乎两天没刮了。他身上仅有的装饰品是一对明亮的方形银色鞋扣。他的所有行李都装进一副夹在胳膊下的褡裢里。整个看来他有些与众不同。我十分精明、个子小巧的妻子立即把他看成是某个杰出的乡村教师。

由于独立哥伦比亚旅馆是一座很小的房子，我最初有点困惑，不知安排他住在哪里。不过我妻子被他的外貌吸引，一定要让他住最好的房间——我们用一幅幅全家人的侧身像把它优雅地装饰起来，是那两个大画家贾维斯和伍德用黑色颜料画成的；这儿让人十分惬意地俯视到科勒克特的新址，以及贫民院和感化院的后面，还有慈善所的整个前面。因此它是整座房最让人惬意的屋子。

他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整个期间，我们发现他是个相当可敬善良的老绅，尽管举止有点古怪。他会一连几天待在屋里，假如某个孩子在他门旁叫喊或吵闹，他会双手拿着一大把纸片勃然大怒地冲出来，说些“扰乱了我思路”的话。这让我妻子有时相信他心神不是十分健全。的确，有不只一个理由让她这么认为，因为他的房间总是堆满纸片和发霉的旧书，它们乱七八糟地放着，他从不让任何人碰。因为他说，他把它们都放在了恰当地方，这样才知道在哪儿能找到；虽然就此而言，他有一半时间都在房子里急得团团转，寻找某本他小心放在一边的书或写的什么东西。我永远忘不了他曾经多么心神不安，因为他外出时我妻子去打扫他的房间，把一切收拾好。他发誓说一年都无法将那些纸片整理好了。对此我妻子大胆问他，他拿这么多书和纸片干啥？他说他在“寻求不朽”。这让她越发认为可怜的老绅是有点精神失常了。

他是个相当爱打探的人，出门时老在城里闲荡，探听所有消息，了解一切进行中的事情。尤其在选举时，他唯一做的就是从一个投票站跑到另一个投票站，参加全部选区会议，赶到一个个委员会的会议室，尽管我从未发现他站在哪一方。相反，他回来时会极其愤怒地对双方进行责骂，有一天他简单明了地证明双方像两个无赖，都在拉扯着国家的裙子，最后把外套从其背后拔掉露出赤裸的身子——他的这番话让我妻子和三个老妇感到开心。的确，他在邻居中间成了一位神使般的人物，他们经常在下午围着他，听他一边坐在门前的凳子上抽烟一边谈论。我真的相信他会把整个附近的人都说服，让他们站到自己一方——如果他们能弄明情况的话。

对于最微不足道的事情他很喜欢辩论，或者如他所说进行哲学探讨。说句公道话，我从不知有谁是他的对手——除了另有一个表情严肃、时时拜访他的老绅，此人常和他争论。不过这没什么使人惊奇的，因为我后来了解到这位陌生人是市里的图书管理员，他当然必定是个颇有学问的人。我怀疑在这部外史中他是否有所插手。

这位房客和我们一起住了很久，而我们根本收不到任何房钱，我妻子开始有些不安，很想知道他是谁，做什么的。她因此冒昧地向他那位图书管理员朋友提出这个问题，对方干巴巴地说他是一位“文人 ”，而她以为意思是政治上的某个新党派。我不屑于向房客催问房钱，让日子一天天过去而没有向老绅催要一分钱。不过对于这些事我妻子总是擅自处理，正如我说她是那种精明的女人。她最后失去了耐心，暗示她认为是“某些人应该见到某些人的钱”的时候了。对此老绅极其生气地回答说她不必担心，因为那人搁下的宝贵东西（他指着褡裢）抵得上她的整座房子。这便是我们从他那里得到的唯一回答。我妻子通过女人借以查明一切的某些奇特手段，得知他的关系相当广，与斯卡蒂科克镇的一些荷兰移民的后裔有联系，是该镇一位议员的堂兄，所以她不想对他无礼。而且，假如他愿意教孩子们识字，让她尽量叫邻居也将自己的孩子送来读书，她甚至提出让他免费居住——仅仅为了让事情好办一些。可是老绅大为生气，似乎因为被误当成一名教师而颇受冒犯，她于是再不敢提起这话了。

大约两月前的一个早上他出去了，手里拿着一包东西，以后再无消息。人们对他作了各种各样的打听查询，但徒劳无益。我给他斯卡蒂科克镇的亲戚写信，他们回复说两年前他就离开了，当时他曾与那个议员就政治问题激烈争论了一番，然后气愤地走掉，从此便没听说或见过他。我得承认自己对这位可怜的老绅非常担心，觉得一定有什么不好的事发生在他身上，所以他才消失了这么久，再没回来付清账单。我因此在报上刊登关于他的情况，尽管那则令人忧愁的启事刊登在几家仁慈的报纸上，然而我根本无法获得任何让人满意的、有关他的消息。

我妻子说是该关心我们自己的时候了，看看他是否有什么东西留在房间里，以便用来付清他的食宿费。可除了一些旧书和写的已经发霉的东西，以及他的那一对褡裢，什么也没发现。我们当着图书管理员的面把褡裢打开，里面只有几件破旧衣服和一大捆涂写着什么的纸。图书管理员仔细看了一下，说他毫不怀疑那就是老绅说起过的宝贵东西。事实证明那就是写得十分出色、忠实可靠的《纽约外史》，他建议我们务必拿去出版，并保证有眼光的公众会热切地购买此书——他完全相信这足以支付我们十倍的欠款。于是，我们找到一位教我们孩子的颇有学问的老师，请他把稿子准备好拿去出版。他照办了，并且加上许多自己的注释，还有一幅表现尼克博克先生写作时的城市面貌的版画。

所以，这便是对我为何没等作者同意就让此书出版的真实陈述。我在此声明，假如他任何时候回来了（虽然我非常担心什么不幸的事已降临到他身上），我随时准备着像个真诚正直的人那样与他结清账目。这便是目前的整个情况。

公众卑微的仆人
赛斯·汉达赛德
于纽约独立哥伦比亚旅馆

百老汇街128号的出版商英斯基普-布拉德福德，于1809年11月6日出版了《纽约外史》……（内容同上）

摘自1809年11月6日《美国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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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作者的说明被插入本书第一版前面。它出版不久汉达赛德先生就收到一封作者的信，上面注明的地点是哈得孙河岸的一座荷兰小村，他曾旅行去那里查阅某些古老的档案。由于那是少数几座快乐美满的村庄之一，报纸根本进不去，所以尼克博克先生从没看到那么多关于他的启事——他纯粹是偶然知道自己写的史书出版了——便不足为奇。

他对书过早出版深表顾虑，因为这使他无法作出几个重要的修订和更正；在沿塔潘－齐河岸旅行和在哈佛斯特罗与埃索普斯逗留期间，他曾收集到许多奇特的线索，但现在也无法得益于它们了。

他发现不再有立即返回纽约的必要，便继续向前旅行至斯卡蒂科克镇的亲戚的住处。他在去那儿的路上，于奥尔巴尼停留了几天，大家知道他对那座城市极其偏爱。然而他发现城市已大为改变，对于新英格兰人的侵犯和改良，以及荷兰人美好的旧习俗随之出现的衰败，非常担忧。的确，他听说这些入侵者正在本州所有地方进行可悲的革新，通过引进收税关卡和乡村校舍，给普通的荷兰移民造成巨大麻烦和困扰。又据说，尼克博克先生注意到那座范德-海盾大殿逐渐衰败时，悲哀地摇了摇头。而当发现坐落于街道中央的、古老的荷兰教堂自从他上次参观后已被拆除时，他更是勃然大怒。

尼克博克先生的《纽约外史》的名声甚至传到奥尔巴尼，他因此引起可敬的市民们奉承讨好的关注。然而，有些人指出他犯下两三个大错，特别是将一小块方糖悬在那些奥尔巴尼的茶几上——他们向他保证此事已经中断几年。另有几个家庭多少感到生气，因为他没在书中提及他们的祖先，对于那些享有如此殊荣的邻居显然大为嫉妒。必须承认，后者为此颇感自豪——因为文人的这些记录特别显示出高贵的东西，使他们对于高贵血统拥有了自己的权利。在这个实行共和政体的地方，这可绝不是一个小小的渴望与虚荣。

还据说，总督对他大有好感，十分赞许，曾经请他吃饭，有两三次他们在街上相遇时让人看见相互握手。这当然扯得太远了，他们的政治观点并不相同。的确，总督的某些知心朋友——在这种事上，他会大胆直率地对他们说出自己的想法——已让我们确信，他私下对这位作家是满怀好感的，而且有一次，他甚至刚好用过晚餐后就在桌旁公开声称：“尼克博克是一位非常善意的老绅士，绝不是傻瓜。”根据所有可能引起人们猜想的情况，假如我们的作家持另一种政治观点，替报纸写文章而不是把才能浪费在写历史上，那么他或许已经获得某个名利双收的职位：可能成了一名公证员，或者甚至是一名十镑法庭里的法官。

除了已经提及的他所得到的荣誉与恭维外，奥尔巴尼的文人学士们还对他大为赏识。特别是约翰·库克先生，他在自己的流动图书馆和阅览室热情周到地招待尼克博克，他们经常在那儿喝矿泉水，谈论古人。他发现库克先生是个正合自己心意的人——一位非凡的文学研究者，也是一位奇特的书籍收藏家。临别时，为表示友好他送了作家自己收藏的两本最古老的书，即最早版本的《海德堡教义问答》和艾德里安·范德·唐克那本著名的《新荷兰史》，而尼克博克先生的这本第二版书从后者中受益不少。

我们这位作家在奥尔巴尼非常愉快地度过一些时间后，到了斯卡蒂科克。必须公正地说，他在那里大受欢迎，人们对他满怀仁慈善意。

家里的人十分敬仰他，因为他是家族中的第一位历史学家，几乎被视为与做议员的堂兄一样了不起——顺便说一句，他与这位议员也已完全和好，彼此建立起了牢固的友谊。

然而，尽管亲戚们善待这位老绅士，极力让他过得舒适，但他不久变得焦躁不满起来。他的史书已出版，因此不再有任何事情占据他的思想，或者任何计划激起他的希望和期待。这对于一个像他这样的忙人，确实是一种可悲的处境。假如他不是个有着坚定道德和固定习惯的人，他便极有危险从事政治或沾上酒瘾——我们每天都看到，一些男人正是由于郁闷和懒散而染上这些恶习的。

的确，他有时忙着为这本史书的第二版作准备，努力纠正和完善许多不满意的段落，改正无意中犯下的错误。因为他特别希望自己的作品以真实可靠著称，而这确实也正是历史的生命与灵魂。可是他写作的热情已消失，不得不让很多他本来乐意改动的地方原封不动。即便对于修改之处，他也总拿不准它们是改得更好了呢还是更糟。

他在斯卡蒂科克住了一段时间后，开始渴望回到纽约，对于这座城市他总是热情有加。这倒不仅仅因为那是他的故乡，而是因为他确实把它视为全世界最好的城市。回到纽约后，他充分享受着文学声誉所带来的好处。不断有人缠着他写广告、请愿、招贴和类似东西。尽管他从不涉足公共的事情，但他却有了写无数文章和高明材料的声望，它们涉及所有科目以及问题的所有方面，而他在这一切上面都清楚地被人发现“那就是他的风格”。

此外，他在邮局欠下一大笔债，因为收到作家和印刷商请求他订阅的大量信件 ——每个慈善团体还请求他年年捐款，而他也非常乐意，把这些请求视为对他众多的恭维。他曾应邀参加盛大的社团晚宴，甚至有两次被作为陪审员请到按季开审的法庭。他的确变得颇有名望，不再像先前那样按照自己的性情，偷偷摸摸地在城市里四处窥探，没人注意也没人打扰。不过有几次他在街上闲逛，像通常一样拄着拐杖戴着三角帽到处漫游观察时，有人知道一些正在玩耍的男孩大喊：“尼克博克来啦！”老绅士对此似乎高兴不已，把这些招呼看作是后代对他的赞美。

一句话，如果考虑到所有这些荣誉和声望，以及包含在他的代表作选辑里的溢美之词（我们得知这些言词多得让老绅士无法承受，以致他病倒了两三天），我们必须承认，一生获得过如此辉煌奖赏或者预先就充分享受了不朽声望的作家，是寥寥无几的。

尼克博克先生从斯卡蒂科克返回后，在一座小小的乡村寓所住下来，那是斯特伊弗桑特家族在其地产上提供给他居住的地方，以便感谢他在书中可敬地提到他们的祖先。他的住处位于科勒尔岬那面的一片盐沼边上，那里令人惬意，虽然确实偶尔会被淹没，夏天大量滋生蚊子。但除此外是非常合意的，此地生长着茂盛的盐草和芦苇。

我们遗憾地说，好心的老绅士在这儿发烧，甚至到了病危状态，那是因为附近的沼泽所致。他发现自己临近死亡时，把世间的事务都处理了，将多数财产留给纽约历史协会，把《海德堡教义问答》和范德·唐克的书送给市图书馆，又把褡裢送给汉达赛德先生。他原谅了所有敌人——就是说所有对他怀有任何敌意的人，因为就他而言，他声明自己死的时候对于一切世人都怀着善意。他向斯卡蒂科克的亲属以及我们的某些最重要的荷兰市民口述了几封亲切的信后，死在图书管理员朋友的怀里。

按照他的遗愿，他的遗体被埋葬在圣马克教堂，紧靠他最喜欢的英雄彼得·斯特伊弗桑特的遗骨。传说纽约历史协会打算在鲍灵格林为他竖立一块木碑，以此纪念他。